從“中心”到“邊緣”：解析中國的自卑焦慮_風聞

“ 為什麼一些作家學者全盤否定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反而會為自己贏來眾多的追隨者，甚至被人捧上神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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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年，一位叫劉仲敬的博士生，悄然走上“神壇”。

他最著名的觀點，是“中國窪地論”。

什麼意思呢？就是説，中國從來沒有原創性文明，自古以來就靠從“內亞”——大約相當於“西域”、中亞一帶——輸入的文明維持。

他的主張是“諸夏”，即中國應該主動四分五裂，這樣長三角、珠三角這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可以依附西方過上“文明”的生活。

劉仲敬的觀點其實毫不新鮮。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就一直有人這樣主張，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時，更加甚囂塵上，有人甚至認為中國應該做“三百年殖民地”。

記得當年，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這本書紅極一時，“中國文化是醬缸文化”為許多人津津樂道。

但這種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全盤否定，並不是一種理性思考的結果，而只是一種極端化情緒化的結論。

和中國歷史的實際情況相比，就更是差之毫釐，謬之千里了。

中國文化當然有弱點，但世界上也根本不存在什麼十全十美的民族文化。

和任何一種民族文化相比，中國文化如果不是更優秀，至少也是同樣優秀。

中國人固然有醜陋之處，但其他國家的國民也絕非“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着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的“東鄰之子”。

中國人如果不是比其他國家的國民更美麗的話，至少也是同樣的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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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深思的問題也許僅僅是：中國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一個民族不會無緣無故地就妄自菲薄，也不會無緣無故地就妄自尊大，總是在和其他民族比較的過程中才會產生這種情緒。

所以，要回答這個問題，也就必須從中國和世界，主要是和西方的關係及其演變中來看。

梁啓超先生曾經指出：近代以來，中國在並非情願且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經歷了一個從“亞洲之中國”向“世界之中國”演變的過程。

簡單點説，就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脅迫下，從綿延2000多年的東亞朝貢體系的中心國家，忽然變成了一個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體系的邊緣國家。

在這樣一個世界體系中，中國像一個剛從鄉下進入大城市的陌生人，舉目無親。

這個體系中所通行的一切規則，都是西方制定的，判斷是非善惡的主流價值觀，也完全來自於西方。

**在中國5000年的歷史記憶中，找不到應對這種變化的經驗，**用李鴻章的話説，這就是“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正是這種“邊緣感+陌生感”，導致了中國知識精英的整體焦慮和自卑心理。

他們將中國在世界體系中遭遇的一切挫折和不幸，均歸罪於中國此前在東亞朝貢體系中享有中心地位時所形成的文化與傳統。

於是，在中國就出現了世界上其他國家中極少見到的情景：知識精英拼命地否定自己的歷史、傳統與文化，並將其當成了“覺醒”的標誌以及啓蒙民眾的資格來炫耀。

誰否定得最徹底、最別出心裁，誰就能獲得最多的喝彩。

03

也許有人會説，近代以來被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強行納入世界體系的國家和民族有很多，為什麼他們沒有產生這樣的現象呢？

在我看來，原因就在於中國之前是“中心國家”，因此在轉變成邊緣國家的過程中，心理落差就特別的大。

而原來的邊緣國家，不過是從一個體系的邊緣變成另一個體系的邊緣罷了，其心理落差也就比較小。

明白了這樣一個背景，就應該同時明白，把怒火全部宣泄到自己的歷史文化上是沒有道理的，在西方面前自慚形穢也是沒有必要的。

事實上，經過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延安整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代中國最優秀的文化精英，已經創造出了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價值觀的革命／紅色文化。

這種革命／紅色文化已經支持幾代中國人完成了從解放、建國到工業化的偉大歷史功勳，未來也必將支持中華民族重建自己的文化自信，並“對於人類有較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