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與延續——中國道路的世界性意義_風聞

在探討中國道路時，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前30年和後40年的關係，不管是在中國國內還是在國際上，都有不同看法。

—種看法， 以近年來出版的兩本英文書為例。 一本是 The Great Surge: The Ascent of the Developing World（《大浪潮：發展中國家的崛起》），於2015年出版，為美國經濟學家史蒂文·C·拉德爾利特（Steven Radelet）所著，頗有影響力。該書認為，1976 年毛澤東的去世改變了全球貧困的方 向。另一本是哈佛大學教授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Enlightenment Now: The Case for Reason,Science, Humanism, and Progress（《啓蒙時刻：理性、科學、人文主義和進步的案例》），於2018 年出版。與拉德爾利特的説法相同，平克認為毛澤東是一個障礙，有他的時候中國是貧窮的、弱勢的，什麼事也幹不了；沒有他，中國和世界都可以發展。這是某些外國人的看法，國內恐怕也有少數人持這種看法。

另一種看法更接近中國官方立場。這種立場體現於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對前

30年的評價：“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完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政治基礎，實現了中華民族由近代不斷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偉大飛躍。”習近平認為共和國前30 年對於後40 年是奠基，跟前面兩位外國學者的看法截然不同。 這兩種看法，一種可稱為“斷裂論”，另一種可稱為“連續論”。“斷裂論”認為不需要任何基礎，僅靠改革開放就足以產生偉大的成果，無論是1978 年還是1949 年，只要沒有毛澤東，事情就好辦。“連續論”的看法恰恰相反，指出只有奠定了堅實的政治、社會、物質基礎，改革開放才能取得輝煌成就。 

一、解放前的中國

“斷裂論”與“連續論”哪個正確？我想只有先了解共和國成立前的中國，再分析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才能準確地理解改革開放 40 年的中國成就。而共和國成立前的中國，可概括為以下幾個特徵：

第一是外部屢受侵犯。從1840年到1949 年以前，在中國土地上發生了一系列戰爭，中國幾乎在每場戰爭中都被打敗，損失慘重，最後抗日戰爭中國慘勝。據中國人民大學高放教授統計，1840 年以後， 中國與22 個國家簽訂了745 個不平等條約。**在這745 個不平等條約中，清政府從1841 年到1912 年70年間簽訂了 411 個，北洋軍閥政府在位15 年簽訂了243 個。即使到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1928 年以後 22年間，也有 91 個條約可認定為不平等條約。**解放前的中國就是如此任人宰割，最後是中國共產黨讓中國 徹底擺脱了這種境地。

第二是內部四分五裂。從 1912 年以後，國內一直處於戰爭狀態，多個省份受戰爭影響，內部四分五裂。 北伐成功以後南京政府一度宣佈全國統一，但其真正能掌控的地方大概只是上海周邊幾省，其他地方被各地軍閥把持。1949 年以前，中國沒有實現統一。

第三是政治分利集團強大。美國學者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Lloyd Olson,Jr）提出了“分利集團”概念。分利集團的主要目標不是把蛋糕做大，而是想方設法把現有的蛋糕切出一大塊歸自己，哪怕阻礙社會進步也在所不惜。分利集團會阻礙社會進步，使國家一步步走向衰退。而解放前中國的分利集團就是壓迫人民的地主階級。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曾試圖推行温和土改，但遭遇分利集團拼命抵抗。國民黨上上下下都屬於這個分利集團，一旦要動真格，就出了問題。

第四是社會一盤散沙。這“一盤散沙”的説法出自孫中山，意思是中國人口多，佔地廣，但在很多地方人們的認同都侷限於狹隘的家族、地域的認同，只知有家、有家鄉，不知有中國，或者知道也不覺得這概念很重要。**孫中山對此痛心疾首，有人做過統計，他一生中至少25次提到“一片散沙”，2次提到“一盤散沙”，8次提到“散沙”。**提及時間，最早是 1912年4月10日，最晚是1924年4月13日。所以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第一個就是民族主義，要把人們凝聚成中華民族這樣一個羣體。然而，一盤散沙的狀況直到1949年也沒有得到改變。

當時社會一盤散沙，還體現在“土匪橫行”。據1931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1930年時的土匪人數保守估計為2000萬。動盪的民國基本是無處不匪，無時不匪。**當時中國的人口數量是5億人左右，其中成年男人不足2億，而這不足2億裏就有2000萬左右是土匪，佔比超過十分之一，真可謂土匪遍地。**美國人貝思飛 (Philip Billingsley) 所著的《民國時期的土匪》也提到，在抗日戰爭結束的時候，掠奪性的土匪活動在政府控制的地區有增無減。而在共產黨統治的地區，從1944 年起已經幾乎見不到土匪活動， 即使在陝北傳統上的“盜匪老巢”也是如此。消滅匪患是中國人幾十年、幾百年的夢想，實現這個夢想，最終還是靠共產黨。

第五是經濟結構落後。1927到1937年被國民黨政府稱為“黃金十年”，然而當時經濟增長緩慢。從1914 到1936 年期間，中國GDP 的年增長率，時高時低，平均增長率僅為2.7%。經濟落後的結果是普遍貧困，彼時孫中山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不是沒有根據的。

第六是教育落後，文盲遍地。1936年，全國範圍內大學不過百餘所，解放前夕，中國只有89所大學和52個專科學校，在校生共計8萬餘人。民國從1912到1949年38年間一共只有21.8萬人獲得大學畢業文憑，平均一年不到6000人。李中清的《無聲的革命》一書中提到，1931年國民政府的調查顯示，當時能上專科學校的學生絕大多數來自地主、富農、商人、學界、政界、醫生、軍、警家庭，極少出自工農階層。

第七是健康水平低下。健康方面可用死亡率來衡量。1949年以前，依據不同的測算結果，中國每年的死亡率位於25‰到45‰之間。與全世界留存有同類數據的國家比，當時中國死亡率均列最高。

概括而論，在這樣的基礎上要想實現繁榮富強是不太可能的，重新打好基礎還得靠共產黨。

二、改革開放前的中國

我們接着來探討改革開放前的中國。

首先，這一時期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第一是獨立自主。政治基礎最重要的一條是中國終於實現獨立自主了。從晚清七十年開始，中國就難以獨立自主，再到北洋時期、民國“黃金十年”以及後來日本入侵、打內戰，中國都難以自主，幾乎每次戰爭皆為輸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打的第一仗抗美援朝，是帝國主義強加、不得不進行的一場戰爭，這場戰爭的結局是中國勝利。這也是場標誌性的戰爭，從此以後中國再也沒在戰場上輸掉，沒有受到真正意義上的外敵入侵，應了毛澤東那句話：“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

第二是國家的統一。1949年以後，中國辦成了另一件大事—自19世紀中葉以來，經歷了一個世紀的戰亂與動盪，中國大陸終於再次實現了持久的統一。筆者認為，中國在制度上實現穩固的統一，要到1956 年左右。從1948年到1956年，中共通過在組織、軍事、經濟、財政上推行了一系列措施，才創造了一個國家統一的穩固局面。

第三是社會穩定。民國時期土匪猖獗，剛解放時匪患依然沒有消除。從1950年到1953 年，解放軍先後抽調39個軍140多個師的150萬兵力，共殲滅土匪特務武裝和爭取匪特投降總計達260餘萬人，結束了中國匪患久遠、為害甚烈的歷史，有力地保護了人民的安居樂業，穩定了社會秩序。社會穩定還表現在解放後犯罪率始終保持在較低狀態。從1950年到 1980年的犯罪率變化情況來看，剛解放的1950年犯罪率較高（約十萬分之90），往後犯罪率雖有波動，但基本在50左右。如此之低的犯罪率與新中 國大力消除匪患、社會和諧關係密切。

第四是剷除了“分利集團”。奧爾森在其遺著《權力與繁榮》中拿中國和蘇聯作比較，認為中國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於毛澤東的革命徹底打破了凝固的制度，使當時的中國不再存在任何強勢的“分利集團”，為日後的改革開放掃平了道路。

其次，繁榮富強的社會基礎同樣重要：

第一是實現了更高的社會平等。土改使絕大多數農民受益，這是最大的社會平等。跨國比較研究發現，凡是經過土改的國家後期的經濟增長都比較快，未經土改的地方後期增長較慢。換言之，解放後進行的土改成果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前。如果包產到户時，中國未經歷平均分配土地，而是依然由地主、富農等佔有大量土地，其他人少地或無地，則階級矛盾激化，改革開放無法成功。改革開放前，中國的收入分配也比較平等。有跨國研究發現，社會越公平，其後的經濟增長有可能更快，而不是更慢。

第二是提高了人民健康。這部分可借用“預期壽命”這個指標來衡量。1949 年，中國人的預期壽命約為35歲，到改革開放初期，預期壽命已達68歲，翻了近一番。人民健康了，死亡率下降了，這本身就很重要，還附帶為中國提前帶來了人口紅利。

第三是普及了教育。對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而言，尤其在早期階段，基礎教育—即小學、初中、 高中—更為重要。如果大多數人都是文盲，這個國家的經濟就難以持續發展。改革開放前的教育水平可能不夠高，但至少大批人都接受了基礎性的教育，教育得到了很大的普及。

最後來看一下物質基礎：

農業基礎是物質基礎的第一條。新中國建立初期，中國主要是農業國，要以農業為基礎率先解決吃飯問題。為了解決吃飯問題，中國當時所做的很多事情放在後40年恐怕很難做到，或者需要花費巨資才能完成：一是大興水利——現今中國有近87000個水庫，其中絕大多數是在改革開放以前修建的；二是有效灌溉——1952年全國有效灌溉面積為1996萬公頃，到改革開放初期，就達到約4500萬公頃，增長超一倍；第三個成果是糧食產量的大幅增加，吃飯問題到改革開放初期就大致解決了。

第二是實現了工業的主導地位。1952 年，農業佔國民經濟的51%，第二產業約佔28.2%；到1978年，農業降到28.2%，而工業佔比上升到約47.9%；改革開放後，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長期維持在48%上下的水平。如果説中國曾發生過工業革命的話，它主要發生在新中國的前30年，這次革命使得整個國家經濟的結構從以農業為主變成以工業製造業為主。

第三是完整的產業體系。新中國前 30 年，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三個體系。一是獨立的、門類比較齊全完整的工業體系，包括重工業體系、國防工業體系、高技術工業體系，如電子、航空、航天、核能等。二是國民經濟體系。周恩來有言：“國民經濟體系不僅包括工業，而且包括農業、商業、科學技術、文化教育、國防各個方面。”

國民經濟體系中包括一個佈局全面的科學研究和高等教育體系。到改革開放前這體系也已經建立起來了。三是一個由鐵路、公路、內河航運、民航空運構成的交通運輸體系，雖然無法與今天的交通設施相比，但至少在當時基礎設施薄弱的情況下為中國建立了一套交通運輸體系。這三個體系為後40年的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三、改革開放 40 年的中國

瞭解了前30年的奠基作用，我們才能談後40年的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不僅僅是經濟過程，更是政治過程，經濟基礎的變動不可避免地引起社會結構的變化。今天中國的社會結構與 40 年前完全不一樣，出現了無數種新的職業、階層，社會結構發生變化則使得上層建築隨之發生變化，這是一個政治過程。更重要的是，經濟改革也使得各種資源在各個社會羣體之間的分配出現了變化。

對於這40年的變化，不同人基於不同的立場做出了不同的評價。有一些人士認為中國脱離了社會主義道路，走上資本主義的“邪路”；另一些人則認為中國還有太多社會主義色彩。什麼是社會主義？ 不同的人理解完全不同。1958 年，在推進大躍進運動時，毛澤東推薦過兩本書，一本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這本書裏對共產主義社會描述得很細緻，另一本是《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問題》。當時這兩本書為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走向提供了參考。改革開放剛開始時，鄧小平不止一次在會見外國訪客時提到，不知什麼是社會主義、怎麼搞社會主義。即使在今日，大家也未必敢説有清晰認識。

但是，不知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並不等於不去嘗試，不朝這個方向努力。過去40年，中國仍走在社會主義道路上，是朝着社會主義方向邁進的。走的過程，可稱為“左一腳，右一腳，深一腳，淺一腳”，不是一帆風順，但大方向基本沒有改變。社會主義是以社會為本體而不是以個人為本體考慮問題，要考慮社會上大多數人的福祉。社會主義是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的歷程。

資料圖來源：視覺中國

從 1949 年到今天，中國走過的歷程可概括為社會主義的三個版本：

首先是“1.0 版本”，這個階段從 20 世紀 50 年代開始，到 1980 年結束，是“匱乏階段”。 按照中國官方數據，如果用 2017 年國際美元作不變價格計算，1952 年中國人均 GDP是239美元。

這也就是説，平均而言，所有人都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在這種情況下，稍微出現一點不平等，就會造成一部分人富起來，成為社會的精英，而另一部分人連生存問題都無法解決的狀況。1980年，中國人均GDP只有760美元，每個人每天平均不到2美元，基本上仍是處於國際貧困線下。那時期非常強調社會平等，不僅有經濟上的理由，還有倫理方面的理由。今天我們可以批評它過於平均主義，但基於當時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狀況，為了讓大部分人活下去，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當時，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狀況之間的矛盾。正是有賴於毛澤東時代的努力，中國的工業化基本實現。這個時期的主線是保證所有人都有飯吃，所有人都能維持基本生活，避免戰亂，提供最基本的教育、醫療條件，使得人力資本素質大大提高，為下一步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其次是“2.0 版本”，即 1981 年至 2000 年前後的温飽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國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解決絕大多數人的温飽問題。當時中國剛跨出貧困階段，要解決温飽問題，不是要提升飲食質量，而是要吃飽一點、穿好一點。那段時期，中國經濟增長迅速，越走越平穩，大多數人的温飽問題由此也得到了解決。二是着眼於社會底層民眾福祉。1983年，人民公社取消，1986年，中國出台扶貧規劃，這期間中國扶貧走在世界前列。在這20年裏，全世界的減貧成果主要都發生在中國，這顯然非常符合社會主義的目標。

最後是“3.0 版本”，即要在2000年至2020年徹底消除絕對貧困。

這時候中國依然着眼於最底層民眾的福祉，目標是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徹底消除絕對貧困。同時，穩定解決十幾億人温飽問題之後出現了幾個新問題，即私人消費對產品與服務提出了高質量與多樣性的要求，私人收入和消費水平提高與社會福利改善的關係開始遞減，社會主義3.0版本要回應以上的新變化。

2000年之前中國基本沒有社會政策，只有經濟政策，但2000年以後中國開始出現社會政策。社會政策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一系列與公共、社會相關的問題，如衣與食問題大體解決後，要解決住與行問題。1998 年房改，雖然出現住房商品化、貨幣化，但絕大多數人的住房條件得到改善，出行難問題也得到巨大緩解。在住、行問題解決後，同時解決宜居、暢通、平安、生態、健康等一系列問題。這三個版本之後，即是2021到2050年間的社會主義強國階段。十九大報告指出，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報告用到“需要”這個詞，但是有時候又用“要求”一詞，這兩個詞的政策含義非常不同。無論哪個政府都無法完全滿足人們的要求，只能滿足人們的需求，因為相對於需求的必要性，要求或慾望是無止境的。如果可以做到滿足絕大多數人的需求，就符合社會主義的目標。

從改革對象方面來看，過去40年改革的每一個階段，都是受益者眾多，而受損者保持在少數狀態，如果走偏就會出現危機。從經濟角度看改革，改革帶來了增長和效率，經濟改革提高了整個國家的經濟水平及經濟增長速度。從政治角度看改革，即便整個國家總體受益，也勢必會產生“受益者”與“受損者”這樣的不同羣體。受損有絕對意義上的受損，也有相對意義上的受損——“絕對”是指福祉水平下降，“相對”是指一些階層的受益比別的階層受益更大。讓改革成為全贏遊戲，而不是零和遊戲，這一點至關重要。

中國在以下兩個階段有着深刻的教訓：第一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當時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第二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的高失業率，幾年間有6000萬人下崗失業。這兩件事不僅造成經濟上的問題，也成為政治上的麻煩。如果改革使國家總體受益，提高了整個國家的福利水平，那麼即便受益者羣體對受損者羣體做出補償，他們仍將受益。但這種補償不會自發實現，必須由政府通過税收與轉移支付的方式對受損者予以補償。如果政府一時缺乏意願或能力這樣做，民眾的反彈會迫使政府意識到這一點。

正如前面提到的“左一腳，右一腳”，從1999年7月1日起，中國政府較大幅度增加了城鎮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包括將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水平、失業保險金水平、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水平提高 30％；增加機關事業單位在職職工工資和離退休人員的離退休費；提高國有企業離退休人員養老金標準；補發拖欠的國有企業離退休人員統籌項目內的養老金；提高部分優撫對象撫卹標準等。為落實這些措施，國家財政共增加支出540 多億元，全國有8400多萬人受益。這只是一個開端。自此，中央開始逐步建立兜底政策網。2002年中央提出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中央接連出台文件督促各地要做到“應保盡保”：2002 年低保突破2000萬人，之後人數保持在2200萬到2300萬之間。

2003年以後，開始出台系統性的社會政策，從農村重建、合作醫療、全面醫保到養老保險推廣到農村與城市居民，直到出現社會保護方面的“大躍進”。

從改革方向和改革對象來看，中國過去40年仍是沿着社會主義路線，朝着為改善大多數人福祉方向行進。雖然左一腳，右一腳，深一腳，淺一腳，但仍然在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

四、總結—中國道路的六條世界性意義

前30年和後40年是什麼關係？我們自己評價，不足以讓世人信服，在此，本文引述兩位旁觀者的觀點。

第一位是國際知名印度學者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他的論述常被國內學者引用。

關於新舊中國的對比，他談道：“1949年政治變革時，中國的生活條件與當時印度的情況大致相差無幾。兩個國家都屬於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列，死亡率、營養不良和文盲程度都很高。”（其實中國當時比印度還要糟糕。）對改革開放前的情況，阿瑪蒂亞·森觀察到，“印度和中國所處的相對地位就決定性地確立了”，“改革前中國在教育、保健、土地改革和社會變化方面的成就，使中國不僅保持了高預期壽命和其他相關成就，還為基於市場改革的經濟擴展提供了堅定支持”。但他還是忽略了中國在政治方面取得的成就，包括前文提到的政治上獨立自主、國家統一、社會穩定。

雖然阿瑪蒂亞·森也批評中國的一些政策，但涉及總體情況，他會看到沒有共和國前30年打下的基礎，後40年的輝煌就很難實現，因為沙灘上建不起高樓大廈。

阿瑪蒂亞·森

第二位是香港資深學者郭益耀。郭益耀教授寫過兩本書，一本是英文書，名為 China’s New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Was Chairman Mao Really Necessary ？主標題是“中國的新工業化戰略”，副標題很醒目，即“毛主席是不是真的必要的？”早在20世紀60 年代初，英國的蘇聯經濟專家亞歷克·諾夫（Alec  Nove）出版過一本書，書名為《斯大林是不是真的必要？》（Was Stalin Really Necessary ？），此後還有不少討論蘇聯經濟史的書籍與論文使用類似表述。郭益耀套用這種表述，他的回答是：沒有前30年毛澤東時代奠定的基礎，後邊那些成就都無法實現。

郭益耀的另一本中文著作直接取名《不可忘記毛澤東》。他曾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學刊上發表過一篇文章，標題一樣。他在文章裏提到，今日國力昌盛，有賴“毛道”和“鄧路”。毛澤東的“道”和鄧小平的“路”不是兩條分岔道路，而是一以貫之的道路，二者不能分割，沒有“毛道”就沒有“鄧 路”，或者“鄧路”根本就走不通，只有先沿着毛澤東開闢的道路前行，才能走到鄧小平指出的道路上去，也才可能走得通。

在釐清共和國前 30 年和後 40 年的關係後，再從世界歷史宏觀角度來看中國道路，筆者認為中國道路有六個世界性意義。

第一，非常貧窮的國家也可以發展得很好。前文已提到，20 世紀30年代（即國民黨政府時期的“黃金十年”），中國是當時最窮、死亡率最高的國家；1950年中國人均GDP 低於非洲絕大多數國家。很多人認為這樣的國家很難翻身，但中國提供了一個翻身的樣板，通過70年的發展，從一窮二白的狀態變 成全球GDP排名第二的經濟體，並有望在不久的未來邁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實踐證明，道路選擇正確， 窮的國家也可以翻身，中國能做到，其他類似國家也可以做到。

第二，中國在發展過程中沒有走向對外侵略和搞殖民主義，中國在奠基的過程中就強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點很重要。從工業革命開始，西方國家就開始了殖民歷程。歐美許多國家（包括比利時以及北歐國家），也就是如今被很多人視作“文明世界”的那些國家，都有過殖民的歷史。但中國沒有殖民過任何一塊土地，沒有掠奪資產，沒有奴役和強迫勞動等這些行為，我們可以用“仁”道的方式發展起來。

第三，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過去70年基本堅持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亞洲四小龍——日本、

韓國、中國台灣、新加坡不同。它們發展的是資本主義經濟，且在冷戰時期，美國在一定程度上對它們進行讓利，刻意扶持，這些有利因素中國都沒有。中國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展歷程不一樣。除了殖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早期發展也非常殘酷。從一些指標來看，工業革命之後的頭50到75年，西方國家人均壽命是下降而不是上升，就是因為那時經濟是在非常殘酷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中國的發展歷程證明，沒有選擇殘酷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道路，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走上健康良好的發展道路。

第四，一個東方文明國家也可以發展起來。20世紀40、50年代，西方人常説一些東方國家發展不起來，這種説法在 50、60年代還有很大的市場。但今天中國實現了快速發展的事實充分證明，一個東方文明也可以成功發展

第五，一個大國是可以發展起來的。一般小經濟體發展比較容易，創造短時期或者是較長時期的經濟增長都有可能，從前南斯拉夫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表現出色。但是，一個人口超過10億的大經濟體，持續這麼長時間的發展，在人類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現在印度、菲律賓、巴基斯坦等人口大國也在發展，以前有許多關於大國難以發展的理論現在被證明毫無道理。

第六，我們紀念改革開放40年，但絕不意味着中國經濟增長僅僅發生在這40年間。前30年，中國GDP增長率也達到7%，人均壽命翻倍，所以中國已連續發展70年，而不是40年。有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奇蹟持續了25到30年，最長不超過40年，而中國現在已創造了長達70年的經濟增長奇蹟。

這一奇蹟能否繼續下去目前不得而知，但即便以目前的成就，在人類歷史上也是少見—長達70年的高速度連續發展，這是了不得的成就。

總而言之，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就是向世界展示，要想能夠成功發展，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要不受條條框框束縛，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地按照自己國家現實狀況發展經濟，一心一意走這條道，最後都發展起來。相信這點將會變成一個廣為世人認同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