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超萬家企業遷出 轉型再造下一個“華為”？_風聞

中國經營報

　原標題：深圳之變：轉型再造下一個“華為”？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深圳曾創造了令外界驚歎的“深圳速度”。如今，這個經濟特區再次來到了轉型的路口。

　　日前，華為第二批約5400名員工從深圳搬遷至廣東東莞溪流背坡村，這裏是華為的松山湖基地，更早之前，已有約2700人搬入這裏。華為深圳總部部分業務和人員的搬遷，一度讓外界產生“華為跑了”的誤解。

　　“任總（任正非）説了，華為總部永遠都不會搬離深圳，這只是將部分業務和員工的辦公地點搬到了東莞，屬於正常的調整。”華為方面有關人士向《中國經營報》記者表示，現在華為深圳總部已經是超負荷運轉，原本規劃容納一兩萬人，實際現在的人員已經達到了四五萬人，“上廁所，去食堂都得等位排隊”。

　　本報記者調查瞭解到，華為的境況正是許多深圳企業的縮影。包括大疆創新、光啓、中集集團等高科技公司也都在東莞松山湖建立了研發中心和生產基地。深圳市龍崗經濟區促進局投資推廣署的一位項目人員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企業的外溢大致分為兩種：低端企業外溢和高端企業外溢。深圳一直在進行產業轉型升級，近幾年不乏一些高端企業因發展需求，受限深圳沒有適合的空間而外溢。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院長申明浩向記者表示，現在的深圳產業政策是導向高端的，對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低，成本敏感性高，高用地面積的產業深圳是不會鼓勵的。這些產業可能有一些會外遷到東莞、惠州等地，實際上這也是深圳歷史轉型當中的一個縮影。

　　超萬家企業遷出

　　“華為位於深圳坂田基地的辦公室實在太擁擠了，以前設計的是容納一兩萬人的辦公空間，現在人多的時候已經到了四五萬人。辦公室你要搶、洗手間你要排隊，空間有限，為此需要有個新的辦公場所。”近日，華為方面的人士向記者表示，因為深圳坂田基地辦公區域的確有限，華為把不經常需要跑客户、出差、開會的研發或者後勤、行政人員安排到了東莞松山湖進行辦公，這其實就是一個辦公場所的調整。

　　其實，早在今年初，關於華為總部要搬離深圳的傳言就此起彼伏。為此，任正非曾親自闢謠稱“我們從未想過要外遷，總部基地永遠在深圳”。在今年4月4日，深圳還與華為簽署了“紮根深圳，展望未來”的合作協議。

　　華為方面稱，在十多年前，華為就開始在中國乃至全球各地設立各類分支機構或研究所，以更好地支撐公司全球化業務開展，在此過程中對部分業務所在地進行調整，屬於正常的企業經營行為。而對於為何遷至東莞，華為方面表示也是綜合考慮到了地價、交通、產業環境等諸多因素。

　　事實上，近幾年來，深圳企業外溢的聲音一直不絕於耳。2017年下半年，深圳市政協發佈了《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壯大深圳實體經濟重點調研報告》，調研組明確指出：深圳製造業外遷已成潮流。報告引述2016年時任深圳市政府官員的一次講話中提及：“近期，有超過1.5萬家企業遷出深圳。”

　　早在2005年，深圳便提出四個“難以為繼”，其中第一大難題就是土地、空間有限問題。申明浩告訴記者，深圳是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中面積最小的，僅有約1997平方公里，相當於兩個香港，不到廣州1/3的面積，開發強度接近50%，遠遠超出了國際土地開發比例，為此房價、土地成本較高，再加上製造業用地需求大，企業成本高企，就形成一個擠出效應，而粵港澳大灣區交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做得比較好，深圳與周邊的東莞、惠州等城市的交通銜接也越來越好，使環深圳的產業圈能夠形成。

　　實際上，近年來不乏一些大型高科技公司“出走”深圳，比如大疆、光啓等也都在東莞松山湖建立了研發中心和生產基地；攝像頭模組供應商歐菲光將生產基地搬到江西南昌，當地員工數量是深圳本部的10倍；兆馳股份、合力泰這些深圳企業也都在南昌建立了工業園。

　　9月1日，在深圳寶安區的一個重點項目活動論壇上，相關人士向記者表示：“政府希望招收能帶來高税收的企業。”他們舉辦這個論壇就是為了吸引到更好的企業。在這背後，正是深圳在千方百計推動製造業邁向高端發展的舉措。

　　另據《深圳市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和產業導向目錄》，深圳市對競爭力不強、不利於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不符合法律法規的產業列入了限制發展類、禁止發展類等要求。

　　成本上升倒逼產業升級

　　深圳在轉型過程中，房價、人工等各項成本在上漲，土地面積有限，促使着眾多勞動密集型、成本導向型企業考慮外遷，政府的導向政策也讓一些高污染、競爭力差的產業離開深圳。

　　從深圳市福田區車公廟、華強北的發展可窺見深圳產業轉型升級的縮影。以車公廟的“天安數碼城”為例，經歷了工業園、工貿園、泛科技產業園、城市產業綜合體等變遷歷史。

　　最早的工業區開發時代可以從上世紀90年代初説起，彼時主要以大規模的機械化生產企業為主，入駐企業廠房都有上千平方米以上；發展到工貿園開發時代，部分生產型企業往外遷，一些服裝企業，進出口貿易企業入駐進來；再到2000年後泛科技產業園時期，科技企業進駐進來，目前製造型企業、服裝型企業多保留總部研發部門，更多高端化、智能化、製造業與服務業融合的企業入駐進來。企業入駐的性質一直在發生變化。

　　“早期深圳市特安電子有限公司、深圳潤迪電子有限公司、精量電子（深圳）有限公司、雲海通訊都是比較出名的企業，目前規模化機械生產企業只剩下一家（興協盛精密機械深圳有限公司）了。”天安運營的一位企業服務人員介紹，隨着深圳的發展車公廟成為福田的CBD，周邊土地價格上漲帶動了周邊區域地價的上漲，由於人員、房租等綜合成本上漲，政府也在引導產業轉型升級，就出現了一些外溢企業。

　　“這裏為企業提供的配套面積需求越來越小，設計的格局也越來越小，生產製造越來越少。”上述天安運營企業服務人員向記者介紹，從為企業配套變化也可以看出，“天安數碼城”早期的天經、天濟、天發、天展四棟大樓多為企業提供工業類型的配套，大部分為1000多平方米的廠房，1998年、1999年新增了天吉和天祥兩棟大廈，也是廠房性質，但天祥大廈的樓宇設計就偏向寫字樓的性質，天祥配套面積大部分為500多平方米的廠房，1000多平方米的較少，後來慢慢發展成創新一期、創新二期，數碼時代一二百平方米麪積的廠房越來越多，不再有大面積的企業單元，也是適應產業的更替。

　　據本報記者瞭解，由深業泰然集團主導的車公廟片區統籌規劃中，曾邀請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對車公廟產業情況進行專題研究，其《車公廟片區統籌、深圳2049未來之城》報告顯示，00年代，車公廟其他產業佔比達41%，製造及研發企業佔比達到30%，商貿佔比達15%，金融業達14%。而當今時期，其他產業佔比38%，製造及研發企業佔比縮至23%，金融業佔比達24%，商貿業佔比15%。車公廟經歷30多年的產業演變，金融業、高新技術產業、商貿流通業成為主導產業。

　　此外，像宇龍通信、朵唯手機、諾亞舟過去都是福田天安數碼城園區的企業，後來宇龍酷派轉移至南山科技園，再後來手機企業從南山科技園、南山西麗，再向北到光明、東莞松山湖佈局擴張。9月12日，本報記者來到宇龍酷派曾在天安數碼城創新科技廣場的辦公地點，現如今，這裏已被眾多互聯網、創業公司替代。

　　前店後廠效應

　　“實際上深圳的製造業外遷，本身也符合全球的產業轉移規律、產業戰略佈局規律，每個區域的發展成熟了之後會把過去已經成熟的產業向周邊轉移或擴散，而且尺度可能是跨國的尺度，這個不僅是跨地域的尺度，美國當時產業轉移到日本，日本產業轉移到亞洲四小龍，亞洲四小龍在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後又轉移到珠三角、長三角領域，這樣本身就有這樣一個產業轉移規律。”申明浩介紹説，過去香港和深圳、東莞是一個前店後廠的效應，香港集中研發、創新、營銷，全球市場採購訂單，供應鏈，而深圳、珠三角承接製造、生產。

　　實際上現在的深圳有點類似於當年的香港，深圳與珠三角其他地區形成前店後廠效應，深圳製造業向高端邁進，中低端向周邊和內地去轉移，這本身就是一個產業的轉移規律。

　　本報記者注意到，成立於1987年的華為創立於深圳南山蛇口，第一款產品便是代理香港一家公司的程控交換機。1991年9月，華為的辦公地遷到深圳寶安蠔業村工業大廈三樓，業務從單純的程控交換機銷售變成了研製，讓華為有了更大空間開展設計、製造、焊接、安裝、調試。

　　21世紀初華為總部正式定在深圳坂田基地，如今又將部分功能性部門的辦公地點搬至東莞，但總部、核心業務仍留在深圳，或許這正是適應了上述產業轉移規律。

　　“深圳的產業轉型現在公認是比較成功的，而考驗在於深圳未來的研發新中心是否能夠做得更好。”申明浩表示，由於土地面積狹小，打造創新中心、抓住創新環節，使製造環節向周邊城市擴散，這是深圳現在要走的一條路，但人口眾多，房價高也會產生負面影響，可能擠出製造業、擠出創業者。

　　上述龍崗經濟區促進局投資推廣署的一位招商人員認為，深圳企業外溢是正常現象，但是這些企業理論上不會完全捨棄深圳，因為深圳的城市品牌在這裏，總部在深圳和總部在東莞是不一樣的，但是這種外溢，意味着一些產能會轉移，對企業自身沒有什麼影響，但短期內當地經濟或許將受到影響。

　　而吸納、保留高端企業，也是深圳目前努力的方向，上述招商局人員表示，深圳龍崗區集中了很多政府資源在服務華為，區委書記每兩個月會開一次服務華為的會議，對於華為的訴求、相關問題都會盡量幫忙解決。

　　深圳市經貿信息委負責人表示，深圳結合產業實際，圍繞5G、新型顯示、集成電路、機器人、增材製造、石墨烯、新能源汽車、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精準醫療等新興產業領域，已規劃建設10個製造業創新中心，並出台專項政策予以扶持。本報記者從深圳龍崗區獲悉，龍崗區政府對工業領軍企業專項扶持最高可達到8000萬元的扶持獎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