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間中國GDP世界第一,民眾卻過得水深火熱??_風聞
江南社会与文化-sao年~多读点书吧!2018-09-17 11:33
最近,得益於清宮劇的熱播,乾隆朝的故事火了。
一百個觀眾心中自有一百個乾隆,有人説“或許沒有人會比他做得更好”,對此,也有人表示“呵呵”。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就從經濟史角度出發,論證所謂的“乾隆盛世”實則只是統治階層的狂歡,普通民眾的生活狀況非常糟糕。因為,“在任何一個沒有經歷過工業化的社會,受限於極低的生產效率和人均產值,普通人的生活都是貧困的”。
中國古代社會的GDP到底有多高,這問題是學界關心的老課題了,從研究“明清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時候就開始討論了。下次有機會開貼再寫。
我比較好奇的是,作者在論證“乾隆盛世裏的民眾並不幸福”時,怎麼只用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的見聞?要説明清時期文人筆記、小説、日記、傳教士賬簿、家譜等等資料可是很豐富啊,以此來勾勒普羅大眾的生活豈不更全面?

全文如下——
中文互聯網長期流傳一種説法:中國在所謂“乾隆盛世”期間,GDP總量曾佔世界的1/3左右,居世界第一位。
此説被很多網友引以為豪。這種説法究竟從何而來?又是否可信?
中國GDP曾佔世界1/3的研究並不嚴謹
現在網上有關乾隆時期的GDP的説法,主要來自於兩位西方學者——瑞士歷史學家保羅·貝洛赫(Paul Bairoch),及英國計量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
其中,貝洛赫是較早對中國古代GDP進行推算的學者,他認為1800年的中國人均國民收入為228美元(1960年時的美元價值),高於西歐213美元的平均值。
後來,學者彼得·布雷克(Peter Brecke)在貝洛赫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其他相關數據,推算出1800年(嘉慶五年)中國GDP佔世界總量的44%。
需要説明的是,由於貝洛赫的依據很多來自“個人估計”,其推算的可靠性不高。①
比貝洛赫稍晚,麥迪森1998年在《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及《世界千年經濟史》中,推算了中國不同時期GDP在世界上所佔的比重。
按照他的結論,中國1700年(康熙四十九年)GDP佔到世界的22.3%,不及印度;至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達到32.9%,成為世界第一。

麥迪森依據的,主要是中國當時的農業總產量,及人們的最低生存水平。
他參考何炳棣、施堅雅(Skinner)、珀金斯(Perkins)等諸多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後,認為中國古人的年均糧食消費量(包括飼料、種子等)約為285千克;估測手工業等產值佔GDP1/4;推斷中國1300~1820年人均GDP為600美元(1990年時的美元價值)。
麥迪森將這幾項數據乘以不同時期中國人口數,就得到了他所要的中國古代GDP數值,如1820年為2286億美元。②
對所謂“乾隆盛世”,麥迪森在書中評價頗高:
“從17世紀末至19世紀初,清王朝在其自定的目標上表現得很出色。從1700~1820年,人口從1.38億增長到3.81億,增長速度幾乎是同期日本人口增長速度的8倍,歐洲的2倍。人口增長並沒有導致生活水平下降。在18世紀,儘管歐洲的人均收入擴張了1/4,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仍然快於歐洲。”③
貝洛赫和麥迪森雖是經濟史學界負有盛名的學者,但都未曾專治中國古代史。他們對中國古代GDP的推算,廣受質疑。
在復旦大學,明史學者樊樹志曾就這個問題詢問美國著名漢學家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得到的回答是:
“麥迪森完全搞錯了。”
清華大學的經濟學學者管漢暉、李稻葵,也曾撰文指出,麥迪森的研究存在幾大問題:
“第一,他的研究目的是從長時段出發,探討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向,由於時間長、跨度大,難免薄古厚今,對古代經濟的研究過於簡略;
第二,他對GDP的估算,方法比較簡略,總GDP是用人均水平乘以總人口得到的,這兩個數據中如果有一個準確性存在問題,最後的結果就難以做到準確可靠……
第三,他的估算只是包括了總GDP和人均GDP,缺乏產業結構、政府規模和資本積累方面的數據,不能算是對古代經濟的整體研究……”④
中國學者重新核算古代GDP
有鑑於麥迪森等人研究存在的問題,中國學者劉逖收集資料,對古代農業、手工業、建築業、商業、服務業,乃至政府服務的產值重新計算,並結合最前沿的人口增長數據做了更為精細的GDP研究。
劉逖在《前近代中國總量經濟研究》中對自己的數據來源和計算方式都有詳細解釋。限於篇幅,這裏僅舉他對手工業產值的估算,展示一下其研究方法。
對於手工業,劉逖重點估計了紡織、食品加工、陶瓷和運輸工具製造的產值。
其中食品加工業,包括釀酒業、製茶業等,按照釀酒每年佔糧食總產出2.28%計算,及米釀酒後增值160%(依據是乾隆年間,江蘇巡撫奏摺稱,“每粳米一石得酒八十餘斤,約賣銀二兩四五錢)及工具折舊10%,計算釀酒業淨產值。
製茶業則是按照市場價格,除去16%的包裝費用等(劉建生、吳麗敏等人的研究成果)和10%的工具折舊,得出製茶業的產值。
至於生產鹽、油等食品的產值,劉逖以清朝人的食品支出情況作為基本依據,並採信製糖業淨產值為總產值22%的數據(張仲禮的研究),綜合估算這些食品加工業的淨產值。⑤

按照劉逖的推算結果,中國1600年(萬曆二十八年)GDP為780億美元(1990年時價值,下同),經歷明末清初的先降後升,1840年達到歷史性的1300億美元。其間1820年的GDP數字,只相當於麥迪森估值的2/3。
如此一來,“乾隆盛世”GDP在世界總量中所佔的比重,就比麥迪森所説的32.9%峯值少了許多——1600年約佔世界GDP的25%,1820年降至約20%。因此,劉逖認為,
“麥迪森顯然高估了前近代中國的經濟實力”。
“乾隆盛世”裏的民眾並不幸福
清朝中期GDP在世界所佔比重,無論是貝洛赫説的44%、麥迪森説的32.9%,還是劉逖重新估算的20%,其總量無疑都是巨大的。那麼,生活在這一時期的中國人,是否幸福呢?
眾所周知,GDP總量反映的是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實力。中國古代GDP之所以能長期居於世界前列,完全得益於人口眾多。
美國曆史學家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名作《大國的興衰》中,引用了貝洛赫對中國古代GDP的估計,並解釋説,
“在工業化之前,印度的手織機織工的收入,大概是歐洲同類織工收入的一半,這一事實意味着,在亞洲擁有大量農民和手工業工人的情況下,在蒸汽機和動力織布機尚未改變世界力量對比之前,亞洲與人口少得多的歐洲相比,在世界工業生產中所佔比重大得多。”⑥
人口眾多是計算GDP總量的優勢,到了計算可大致反映普通人生活水平的人均GDP時,則轉變為劣勢。
按照麥迪森相對有利於中國的觀點:中國自1300年(元朝中後期)人均GDP達到600美元,並一直保持至明清時期;西歐1500年人均GDP為772美元,1700年增長至997美元,1820年已是中國的2倍。
這即是説,中國人均GDP早在晚明時期,就被西歐超過,到“乾隆盛世”的時候,差距進一步擴大。⑦

一些中國學者對麥迪森的觀點不以為然。朱寰主編的《工業文明興起的新視野》中,即指出,
“麥迪森認為中國在公元1300年之前,人均GDP一直高於歐洲和英國,這是他不完全掌握中國人均資源和貨幣經濟的基本數據造成的……由於中國人均資源,如人均耕地大大低於英國,貨幣制度大大落後於英國,中國是在僅有英國1/8—1/4的耕地,人均貨幣僅為英國1/8—1/3,商品交易效率極低的條件下生存和增長的……”
該書進而得出結論,中國“人均GDP落後於英國,不是從1840年開始,至少從公元1000年(北宋初期)就開始了。”⑧
此外,按照劉逖的算法,中國1600年的人均年收入約為白銀4.5兩(合1990年388美元,下同),1840年下降至白銀約3.4兩(318美元)。
1600年~1840年,中國人的平均年收入為351美元,最多時391美元、最少時309美元,徘徊在國際公認的“最低生存線”(subsisitence level,350~400美元)左右。
這意味着,即使是在中國GDP總量空前的“乾隆盛世”,普通人也只是勉強為生而已。
劉逖再拿中國和同時期各國橫向對比,發現:
“在前近代時期,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顯著低於歐洲國家。中國人均GDP在1600年時大約為英國的40%,與美國(北美殖民地)幾乎相等;1700年不到英國的三分之一,略超過美國(北美殖民地)的70%;1820年不到英國的五分之一,略超過美國的四分之一;1840年為英國的16%,美國的五分之一。”
因此,劉逖判斷:
“從整體上看,從1600年至1840年,中國和歐美國家人均收入的差距在不斷擴大。”⑨

在包括所謂“乾隆盛世”在內的古代,中國和歐洲各國在人均GDP上,雖然有高下,但尚不足以讓中國和歐洲的普通人在生活水平上產生根本性差異。
這是因為,在任何一個沒有經歷過工業化的社會,受限於極低的生產效率和人均產值,普通人的生活都是貧困的。
後來英、法、美等西方主要國家通過工業革命,使普通人生活逐步改善,而中國在種種原因的共同作用下,發展長期停滯,一直未能實現普遍工業化。
直至1947年,研究工業革命的學者艾什頓(Thomas S.Ashton)還是不由感慨:
“當今,在印度和中國大地上,只見瘟疫流行,餓殍遍野,看來,那裏的男男女女,過着牛馬般的生活,白天與牛馬同勞作,入夜與牛馬同安息。這樣的亞細亞標準和沒有實現機械化的慘狀,就是那些僅增加人口而未經歷產業革命的人們的命運。“⑩
1793年來訪的馬戛爾尼使團,其實已經窺見了所謂的“乾隆盛世”的真面目。使團北上時,成員巴羅觸目所及的,只有普遍的貧窮。他後來寫道:
“不管是在舟山還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裏,沒有看到任何人民豐衣足食、農村富饒繁榮的證明……除了村莊周圍,難得有樹,且形狀醜陋。房屋通常都是泥牆平房,茅草蓋頂。偶爾有一幢獨立的小樓,但是決無一幢像紳士的府第,或者稱得上舒適的農合……不管是房屋還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國泰晤士河邊的兩個城鎮)相提並論。事實上,觸目所及無非是貧困落後的景象。”
另一位使團成員斯當東,在白河兩岸,觀察到了“乾隆盛世”的另一個特徵:這個時代只存在少數的豪富者和普遍的赤貧者,很少能見到一個正常社會本應大量存在的“中等人家”。他寫道:
“所經過的地方以及河的兩岸,大多數房子都是土牆草頂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裝飾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國家裏,富有者和赤貧之間,還有着許多不同等級的中等人家。”⑪
綜而言之,GDP總量居世界前列的“乾隆盛世”裏,人均GDP是很可憐的,絕大多數普通人,依舊過着赤貧的生活。同期的西方,工業革命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民眾的生活正在走向現代。所謂的“乾隆盛世”,只是弘曆自娛自樂的盛世。
註釋
①②⑤⑨劉逖:《前近代中國總量經濟研究1600-1840:兼論安格斯·麥迪森對明清GDP的估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1—37頁、第78—85頁、第155—178頁。
③⑦(英)麥迪森:《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第38、21頁。
④管漢暉、李稻葵:《明代GDP及結構試探》,《2010中國經濟學》,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編,格致出版社2012年。
⑥⑩(美)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年,第184頁。
⑧朱寰主編:《工業文明興起的新視野 亞歐諸國由中古向近代過渡比較研究 下》,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93頁。
⑪(英)斯當東/著、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第238~2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