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間中國GDP世界第一，民眾卻過得水深火熱？？_風聞

最近，得益於清宮劇的熱播，乾隆朝的故事火了。

一百個觀眾心中自有一百個乾隆，有人説“或許沒有人會比他做得更好”，對此，也有人表示“呵呵”。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就從經濟史角度出發，論證所謂的“乾隆盛世”實則只是統治階層的狂歡，普通民眾的生活狀況非常糟糕。因為，“在任何一個沒有經歷過工業化的社會，受限於極低的生產效率和人均產值，普通人的生活都是貧困的”。

中國古代社會的GDP到底有多高，這問題是學界關心的老課題了，從研究“明清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時候就開始討論了。下次有機會開貼再寫。

我比較好奇的是，作者在論證“乾隆盛世裏的民眾並不幸福”時，怎麼只用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的見聞？要説明清時期文人筆記、小説、日記、傳教士賬簿、家譜等等資料可是很豐富啊，以此來勾勒普羅大眾的生活豈不更全面？

全文如下——

中文互聯網長期流傳一種説法：中國在所謂“乾隆盛世”期間，GDP總量曾佔世界的1/3左右，居世界第一位。

此説被很多網友引以為豪。這種説法究竟從何而來？又是否可信？

中國GDP曾佔世界1/3的研究並不嚴謹

現在網上有關乾隆時期的GDP的説法，主要來自於兩位西方學者——瑞士歷史學家保羅·貝洛赫（Paul Bairoch），及英國計量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

其中，貝洛赫是較早對中國古代GDP進行推算的學者，他認為1800年的中國人均國民收入為228美元（1960年時的美元價值），高於西歐213美元的平均值。

後來，學者彼得·布雷克（Peter Brecke）在貝洛赫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其他相關數據，推算出1800年（嘉慶五年）中國GDP佔世界總量的44%。

需要説明的是，由於貝洛赫的依據很多來自“個人估計”，其推算的可靠性不高。①

比貝洛赫稍晚，麥迪森1998年在《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及《世界千年經濟史》中，推算了中國不同時期GDP在世界上所佔的比重。

按照他的結論，中國1700年（康熙四十九年）GDP佔到世界的22.3%，不及印度；至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達到32.9%，成為世界第一。

麥迪森依據的，主要是中國當時的農業總產量，及人們的最低生存水平。

他參考何炳棣、施堅雅（Skinner）、珀金斯(Perkins）等諸多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後，認為中國古人的年均糧食消費量（包括飼料、種子等）約為285千克；估測手工業等產值佔GDP1/4；推斷中國1300~1820年人均GDP為600美元（1990年時的美元價值）。

麥迪森將這幾項數據乘以不同時期中國人口數，就得到了他所要的中國古代GDP數值，如1820年為2286億美元。②

對所謂“乾隆盛世”，麥迪森在書中評價頗高：

“從17世紀末至19世紀初，清王朝在其自定的目標上表現得很出色。從1700~1820年，人口從1.38億增長到3.81億，增長速度幾乎是同期日本人口增長速度的8倍，歐洲的2倍。人口增長並沒有導致生活水平下降。在18世紀，儘管歐洲的人均收入擴張了1/4，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仍然快於歐洲。”③

貝洛赫和麥迪森雖是經濟史學界負有盛名的學者，但都未曾專治中國古代史。他們對中國古代GDP的推算，廣受質疑。

在復旦大學，明史學者樊樹志曾就這個問題詢問美國著名漢學家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得到的回答是：

“麥迪森完全搞錯了。”

清華大學的經濟學學者管漢暉、李稻葵，也曾撰文指出，麥迪森的研究存在幾大問題：

“第一，他的研究目的是從長時段出發，探討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向，由於時間長、跨度大，難免薄古厚今，對古代經濟的研究過於簡略；

第二，他對GDP的估算，方法比較簡略，總GDP是用人均水平乘以總人口得到的，這兩個數據中如果有一個準確性存在問題，最後的結果就難以做到準確可靠……

第三，他的估算只是包括了總GDP和人均GDP，缺乏產業結構、政府規模和資本積累方面的數據，不能算是對古代經濟的整體研究……”④

中國學者重新核算古代GDP

有鑑於麥迪森等人研究存在的問題，中國學者劉逖收集資料，對古代農業、手工業、建築業、商業、服務業，乃至政府服務的產值重新計算，並結合最前沿的人口增長數據做了更為精細的GDP研究。

劉逖在《前近代中國總量經濟研究》中對自己的數據來源和計算方式都有詳細解釋。限於篇幅，這裏僅舉他對手工業產值的估算，展示一下其研究方法。

對於手工業，劉逖重點估計了紡織、食品加工、陶瓷和運輸工具製造的產值。

其中食品加工業，包括釀酒業、製茶業等，按照釀酒每年佔糧食總產出2.28%計算，及米釀酒後增值160%（依據是乾隆年間，江蘇巡撫奏摺稱，“每粳米一石得酒八十餘斤，約賣銀二兩四五錢）及工具折舊10%，計算釀酒業淨產值。

製茶業則是按照市場價格，除去16%的包裝費用等（劉建生、吳麗敏等人的研究成果）和10%的工具折舊，得出製茶業的產值。

至於生產鹽、油等食品的產值，劉逖以清朝人的食品支出情況作為基本依據，並採信製糖業淨產值為總產值22%的數據（張仲禮的研究），綜合估算這些食品加工業的淨產值。⑤

按照劉逖的推算結果，中國1600年（萬曆二十八年）GDP為780億美元（1990年時價值，下同），經歷明末清初的先降後升，1840年達到歷史性的1300億美元。其間1820年的GDP數字，只相當於麥迪森估值的2/3。

如此一來，“乾隆盛世”GDP在世界總量中所佔的比重，就比麥迪森所説的32.9%峯值少了許多——1600年約佔世界GDP的25%，1820年降至約20%。因此，劉逖認為，

“麥迪森顯然高估了前近代中國的經濟實力”。

“乾隆盛世”裏的民眾並不幸福

清朝中期GDP在世界所佔比重，無論是貝洛赫説的44%、麥迪森説的32.9%，還是劉逖重新估算的20%，其總量無疑都是巨大的。那麼，生活在這一時期的中國人，是否幸福呢？

眾所周知，GDP總量反映的是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實力。中國古代GDP之所以能長期居於世界前列，完全得益於人口眾多。

美國曆史學家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名作《大國的興衰》中，引用了貝洛赫對中國古代GDP的估計，並解釋説，

“在工業化之前，印度的手織機織工的收入，大概是歐洲同類織工收入的一半，這一事實意味着，在亞洲擁有大量農民和手工業工人的情況下，在蒸汽機和動力織布機尚未改變世界力量對比之前，亞洲與人口少得多的歐洲相比，在世界工業生產中所佔比重大得多。”⑥

人口眾多是計算GDP總量的優勢，到了計算可大致反映普通人生活水平的人均GDP時，則轉變為劣勢。

按照麥迪森相對有利於中國的觀點：中國自1300年（元朝中後期）人均GDP達到600美元，並一直保持至明清時期；西歐1500年人均GDP為772美元，1700年增長至997美元，1820年已是中國的2倍。

這即是説，中國人均GDP早在晚明時期，就被西歐超過，到“乾隆盛世”的時候，差距進一步擴大。⑦

一些中國學者對麥迪森的觀點不以為然。朱寰主編的《工業文明興起的新視野》中，即指出，

“麥迪森認為中國在公元1300年之前，人均GDP一直高於歐洲和英國，這是他不完全掌握中國人均資源和貨幣經濟的基本數據造成的……由於中國人均資源，如人均耕地大大低於英國，貨幣制度大大落後於英國，中國是在僅有英國1/8—1/4的耕地，人均貨幣僅為英國1/8—1/3，商品交易效率極低的條件下生存和增長的……”

該書進而得出結論，中國“人均GDP落後於英國，不是從1840年開始，至少從公元1000年（北宋初期）就開始了。”⑧

此外，按照劉逖的算法，中國1600年的人均年收入約為白銀4.5兩（合1990年388美元，下同），1840年下降至白銀約3.4兩（318美元）。

1600年~1840年，中國人的平均年收入為351美元，最多時391美元、最少時309美元，徘徊在國際公認的“最低生存線”（subsisitence level，350~400美元）左右。

這意味着，即使是在中國GDP總量空前的“乾隆盛世”，普通人也只是勉強為生而已。

劉逖再拿中國和同時期各國橫向對比，發現：

“在前近代時期，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顯著低於歐洲國家。中國人均GDP在1600年時大約為英國的40%，與美國（北美殖民地）幾乎相等；1700年不到英國的三分之一，略超過美國（北美殖民地）的70%；1820年不到英國的五分之一，略超過美國的四分之一；1840年為英國的16%，美國的五分之一。”

因此，劉逖判斷：

“從整體上看，從1600年至1840年，中國和歐美國家人均收入的差距在不斷擴大。”⑨

在包括所謂“乾隆盛世”在內的古代，中國和歐洲各國在人均GDP上，雖然有高下，但尚不足以讓中國和歐洲的普通人在生活水平上產生根本性差異。

這是因為，在任何一個沒有經歷過工業化的社會，受限於極低的生產效率和人均產值，普通人的生活都是貧困的。

後來英、法、美等西方主要國家通過工業革命，使普通人生活逐步改善，而中國在種種原因的共同作用下，發展長期停滯，一直未能實現普遍工業化。

直至1947年，研究工業革命的學者艾什頓（Thomas S.Ashton）還是不由感慨：

“當今，在印度和中國大地上，只見瘟疫流行，餓殍遍野，看來，那裏的男男女女，過着牛馬般的生活，白天與牛馬同勞作，入夜與牛馬同安息。這樣的亞細亞標準和沒有實現機械化的慘狀，就是那些僅增加人口而未經歷產業革命的人們的命運。“⑩

1793年來訪的馬戛爾尼使團，其實已經窺見了所謂的“乾隆盛世”的真面目。使團北上時，成員巴羅觸目所及的，只有普遍的貧窮。他後來寫道：

“不管是在舟山還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裏，沒有看到任何人民豐衣足食、農村富饒繁榮的證明……除了村莊周圍，難得有樹，且形狀醜陋。房屋通常都是泥牆平房，茅草蓋頂。偶爾有一幢獨立的小樓，但是決無一幢像紳士的府第，或者稱得上舒適的農合……不管是房屋還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國泰晤士河邊的兩個城鎮)相提並論。事實上，觸目所及無非是貧困落後的景象。”

另一位使團成員斯當東，在白河兩岸，觀察到了“乾隆盛世”的另一個特徵：這個時代只存在少數的豪富者和普遍的赤貧者，很少能見到一個正常社會本應大量存在的“中等人家”。他寫道：

“所經過的地方以及河的兩岸，大多數房子都是土牆草頂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裝飾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國家裏，富有者和赤貧之間，還有着許多不同等級的中等人家。”⑪

綜而言之，GDP總量居世界前列的“乾隆盛世”裏，人均GDP是很可憐的，絕大多數普通人，依舊過着赤貧的生活。同期的西方，工業革命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民眾的生活正在走向現代。所謂的“乾隆盛世”，只是弘曆自娛自樂的盛世。

註釋

①②⑤⑨劉逖：《前近代中國總量經濟研究1600-1840：兼論安格斯·麥迪森對明清GDP的估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1—37頁、第78—85頁、第155—178頁。

③⑦（英）麥迪森：《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第38、21頁。

④管漢暉、李稻葵：《明代GDP及結構試探》，《2010中國經濟學》，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編，格致出版社2012年。

⑥⑩（美）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年，第184頁。

⑧朱寰主編：《工業文明興起的新視野 亞歐諸國由中古向近代過渡比較研究 下》，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93頁。

⑪（英）斯當東/著、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第238~2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