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應該支持駐外大使館積極為中國在外公民利益懟外國政府，以後還要成為常態化_風聞

【本文是“從瑞典遊客事件看中國社會輿論”系列的第三篇文章（下篇），也是最後一篇】

前兩篇分別是：

上篇：日常交往中，我們應該如何擺正在華外國人的位置——由瑞典事件引發的思考

中篇：中國社會輿論對公權力執法過程中“我弱我有理”邏輯的評價變化和複雜情緒

在上一篇中分析過，瑞典遊客事件之所有會有這麼多的關注，一個原因是此事彙集了至少網絡上的四個敏感情緒點：

1、對“按鬧分配”、“我鬧我有理”的觀感。

2、對“警察粗暴執法”的觀感

3、對“敢於處理外國友人”的觀感

4、對“外交部為遊客發聲懟外國政府”的觀感

第一篇文章討論了第3點，第二篇文章討論了1、2點，最後一篇我們來談一下第4點。

瑞典遊客事件之後，中國駐瑞典大使館連續發聲，指責瑞典方面對中國遊客粗暴對待。在我的印象中，這似乎是第一次，中國駐外大使館在一個普通中國公民事件上，鬧出這麼大的動靜，對中國公民在外國的遭遇有這麼大的且連續的反應。

但很有趣的是，有些中國網民僅僅因為這位中國遊客本身行為有問題，就連帶着對大使館的這種維護中國公民合法權益、質疑瑞典警察執法不當的行為，開始了批判。

但這二者之間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啊，中國遊客有問題，和瑞典警察有問題，這二者完全是可以共存的。中國大使並沒有説中國遊客沒問題啊。

可以批評這位遊客的表現有不合適的地方，但哪怕從你自身的利益出發，你最好也不要去否定駐瑞典大使館這種為中國人爭取利益的行為。

萬一你哪天出了國，遇到了某些事情，你能一定肯定，你會是“完美受害人”嗎？

如果你在“受害”過程中有什麼地方不那麼“完美”了，大使館因此拒絕了為你發聲，拒絕了為你向外國機構的交涉，你會發自內心感謝他們“嚴於律己（國人），寬以待人（外國人）”的精神嗎？

這次某些網友對大使館的批判，除了應激性地把“受害人的不完美”和“不應該為受害人”説話錯誤綁定在一起，還有一個因素，就是長期以來，我們駐外大使館其實沒有做到像這次一樣，在一個普通中國公民在外遭遇不良待遇時，這樣站出來多次、連續懟外國的政府機構。

換句話説，某些中國人對此還不太習慣。

其實，對於外交機構來説，就是為了本國公民發聲的，至於本國公民的行為本身是否真的違反了所在國的“規則”，那根本就不是外交機構該考慮的問題。

護犢子就對了。至於他行為本身怎麼不當，先和外人討了公道之後，關起門來怎麼教育都行。

舉個例子，美國公民在朝鮮因為違反了朝鮮當地的“規矩”被抓了起來，美國前總統親自求情，甚至親赴朝鮮。這個事情當時在中國，可是感動了一大批國人的：你看，偉大的美國，願意為了幾個普通的美國公民，這麼賣力為本國公民奔走，這就是選票的力量啊！這就是對人權的尊重啊！

更早的時候，所謂的中美兩國護照的謠言，更是反映了中國人對“護犢子”的渴望：

美國護照中寫着：不管你身處何方，美國政府都是你強大的後盾。中國護照中寫着：請嚴格遵守當地的法律，並尊重那裏的風俗習慣。微評：美國説：出去了有人欺負你，招呼一聲咱修理他！中國説：出去了老實點，聽人家話，少給老子惹麻煩。

在沒闢謠之前，在“認為消息為真”的前提下，可是有一大批中國網民對（幻想中的）美國這種“不管我的人做了什麼錯事，老子都要保護”的霸氣羨慕有加的啊。認為這是一個負責任大國該做的啊！

反而對（幻想中的）中國這種“請尊重當地的規則”的“軟弱”行為，很嗤之以鼻啊。

中美護照謠言事件，之所以後來在網絡上被反轉，是因為它被證明是假的，而不是因為這個段子體現出的價值觀不被認可，至少在當時是這樣的。

而現在很諷刺的是，當中國真的試着按照段子里美國的做法（其實還差非常遠）開始去做的時候，我們很多自己人反而批判説，應該按照段子裏中國的做法去做。

如果把中國輿論場整體視為一個觀察對象和研究對象，你會發現，它經常出現“葉公好龍”的有趣表現。

“葉公好龍”現象的原因之一，是網民很容易被某一個事件或者消息所激發起情緒，而在一個羣體輿論中，那些越簡單直接，越“解氣”的評價，往往會在其他言論中脱穎而出，成為被傳播最廣的觀點。而這種“解氣”的觀點背後，又經常會忽視事物原本另外的傾向。也就是説，這次羣體輿論以一個明顯傾向性的觀點“解”了“氣”，甚至推動了社會向這個傾向性進行了一段程度的發展，結果到了下次，真的“身臨其境”地感知到了另外一種環境，它又會從另外一個角度來一次明顯傾向性的“解氣”批判，把社會向另外一個傾向性推動。

那麼，如果宏觀層面地去看這個社會輿論，它就像一個錐子尖上的圓盤，一會向這個方向傾斜一定的角度，一會又向另外的方向傾斜一定的角度。不停做着這種不倒翁式的運動軌跡。

作為一個個人，一個普通網民，如果你希望成為輿論的控制者和引領者，至少成為在輿論風向中有獨立思考能力的觀察者，而不是成為那個“烏合之眾”組成的輿論大圓盤本身的一分子的話，還是要翻開課本，複習一下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毛澤東思想：

要兩點論,不要一點論。在注意到一種主要傾向的時候，要注意可能掩蓋着的另一種傾向。必須充分地看到和抓緊主流方面，同時逐一解決非主流方面的問題。既要看到事物的正面,又要看到事物的反面。要看到已經出現的問題,也要估計到我們還沒有察覺而可能出現的問題。

其實如果看過往的很多網友留言，尤其是一些出國網友的留言，經常會看到對中國駐外大使館各種“不作為”、“官僚主義”的抱怨，抱怨服務海外華人不力。

而這次，大使館為了一個普通中國公民的遭遇和權利而多次抨擊外國當局，不就是一個改變嗎？

我們可能一開始不適應，有一部分國人太善於“反思”、“自省”了，除非自己是“完美受害人”，否則是“不好意思”在“同胞有錯，對方也有錯”的情況下，去向外國當局爭取自己應得的那份利益的。

但我們應該要學會適應。這才是真正的“與國際接軌”。

當然，有的朋友會説，這次很可能是因為中國和瑞典兩國產生了一些矛盾，是政治原因，而不是真的僅僅為了這個遊客，是有政治目的的。

這其實是另外一種“完美受害人”的思路。別説沒有政治目的，就算有政治目的，那又怎麼了？

當年英國首相布朗，為了一個毒販阿克毛，英國外交部在24小時之內連續傳召中國駐英大使傅瑩兩次，要求就處決一事做出解釋。英媒形容，長達40分鐘的會談無果而終令英國外交大臣十分氣憤，她斥責中國“毫無憐憫之心”。中英多項交流計劃因此停止，英國首相布朗也推遲訪華。

這TM的可是一個毒販啊！毒販！毒販是什麼概念？

連一個在中國犯下重大罪行的毒販子，英國當局都用這麼無理霸道的行為來粗暴干涉中國內政，這個時候怎麼想不起來“遵守中國人的規矩”了？

如果沒有政治目的的考慮，難道是因為英國當局喜愛毒販？因為英國首相和外交大臣喜歡吸毒販毒？還是因為英國首相布朗先生傾慕這位阿克毛的宗教信仰？

我們長期以來，痛恨外國人在中國的各種特權，痛恨“一等洋人”在中國的地位。有沒有想過它的背後是什麼原因？

為什麼我們的各級政府官員，我們的政府執行機構，怕得罪外國人？遇到外國人就容易“特意”好好服務，生怕外國人不滿意？除非是外國人犯了明顯的大錯，否則能寬容就寬容？

還不是因為外國人背後有外國政府，如果外國人不滿意了，向外國政府告知一聲，外國政府就可能會向中國施加外交壓力，在外交壓力之下，本着“外交無小事”的原則，這些“得罪”了外國人的基層官員，就可以在“維護中外關係”的考量之下，被撤職，丟掉工作，或者轉崗，遭受處分。

這算什麼？這實際上不就是“按鬧分配”嗎？

因為外國政府能鬧，敢鬧，他們在中國就能獲得超額的利益。

“按鬧分配”是這個星球上國家間交往時真正的普世價值，我們過去對這個“普世價值”學的太少了，接下來應該補補課了。

當然了，這裏的“鬧”不是像那位遊客一樣，在外國警察面前撒潑打滾，而是要以國家的身份出面，用國家的實力去“鬧”，這樣才有效果，才能爭取到更多的利益。

美國總統特朗普，就是“按鬧分配”的典型成功者。北美自由貿易區好好的，他一鬧，就能在墨西哥身上獲得更多的利益。他一鬧，日本韓國就要考慮多給美國人輸送一些利益，就要在貿易上讓步。他一鬧，動輒退出各種機構組織，毫不顧及別人的評論。他一鬧，歐洲就要在提高軍費上讓步，在汽車關税上讓步。

“鬧”是需要實力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是“鬧”的基礎，美國是世界第一強國，有按鬧分配的本錢。我們雖然不需要打滾撒潑到美國的程度，但我們現在也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國家在瑞典警察確有執法不當的前提下，出個面捍衞中國公民本該獲得的那部分利益，怎麼了？有什麼問題嗎？

“鬧”有什麼好處？好處就是可以憑空製造出籌碼來。

比如現在我們兩國正常交往，商業往來。這個時候我開始“鬧”，比如接見你國家的一個分裂者，比如為了我的一個公民在你的國家被判刑而抗議，那麼這件事就成為了一個議題，就可以在接下來的談判中，憑空製造出了這樣一個籌碼。比如，你做一個讓步，多買我的一些東西；我做一個讓步，接下來不接見這位分裂者了。這樣“鬧”出來的政治籌碼，是可以變現的。

過去，我們在西方國家身上吃這種虧太多了。

他們隨便收留一個什麼什麼分裂分子，隨便指責我們按照中國法律對他們的“公民”判了刑，我們就要去耗費外交資源去解釋，去鬥爭。而我們卻幾乎從來沒有主動在這方面去“鬧”過他們。

來而不往非禮也，憑什麼你能“鬧”我，我就不能“鬧”你？

與本國實力不相符的“老實”，在別人眼裏就是無能的表現；敢鬧的，善於鬧的，才能獲得利益。不鬧的，老實埋頭學習做題的nerd的，那就是傻啊，不欺負你欺負誰？

在一個法制化國家的公民社會內部，上述觀點當然是錯誤的，但別忘了，國際社會是個無政府、弱秩序的半叢林社會。

過去中國實力不夠，加上韜光養晦，不願意惹事，更不願意去主動指責對方，中國文化也是內斂型的。所以只有被別人處處針對，處處指責的份。現在中國總體經濟實力已經是世界第二了，我們手裏能“鬧”的東西已經大大超過以往，不能再這樣忍氣吞聲當老實人了。

“人權”手段，是過去多少年來西方經常用到，我們過去實力弱，經濟不強，國內人權狀況不太理想，只能捱打。那麼接下來能不能用？假以時日是完全可以的。像瑞典這樣的小國，雖然有自己的先進技術，有一定的壁壘，但終究也只是產業鏈條上的一部分。我們國內的企業繼續發展自己，一旦攻克了某些技術，將其白菜化後，西方的同等企業就只能歇菜，退到下一個技術壁壘後面。像瑞典這樣的小國，不像美國那麼強大，一旦其支柱企業所掌握的技術被中國拿下，它的經濟造血能力就會迅速衰落，經濟不行了之後，你還能掏出錢給難民嗎？你還能支撐你的高福利嗎？你還能保持社會穩定嗎？如果不能，那這個過程中國家內部必定伴隨着非常多的“違反人權”的事情發生。這些都是彈藥，都可以將來被我們所用，來高高在上擺出一副“痛心疾首”的道德優越感面孔：“你這個人權問題啊，是體制導致的，只有改變體制……”

總結的再露骨一點，在國際上，“人權武器”未來可以被我們怎麼用：

1、通過發展本國企業和技術，先從經濟層面摧毀對方的生產力

2、生產力衰退後，社會必然動盪，而為了維護秩序，必然會出現各種在白左意義上的“破壞人權”現象

3、把這些現象解釋成體制和道德問題，在國際上佔據道德高地，通過指責這些去主動“鬧”，來在與對方的外交過程中憑空製造政治籌碼，獲取實際利益。

反過來，中國的技術發展之後，提供的就業機會就會更多。社會內部就會有更多的人“能夠站着把錢掙了”，就越來越會拋棄low的腐敗文化和舊文化，整個社會就會提升，人權水平就會改善。就會更有利於對外使用“人權武器”。

而且，哪怕中國大使這次確實有政治考慮，但這畢竟是開了一個好頭，之前為什麼我們的大使館不敢不願去為中國人的利益發聲？一個原因也是怕麻煩，怕因為你一個小小民眾，而影響了兩國關係。

而如果藉着這次契機，政府突然發現，我這樣做，不但影響不到什麼兩國關係，反而還能在國內增加支持度，而我只不過是説了幾句話而已，那麼對我而言，這就是一個低成本高收益的好事啊，以後就更有動力去這樣做。我們的公民在國外也就能獲得更多來自祖國的支持，底氣就會更足。

同樣，如果我們的國家多次出面捍衞本國公民利益，形成了常態和習慣，那麼外國政府再遇到涉及我國公民的執法的時候，就會心裏多想一想，不要欺負他們，得秉公辦事，否則形成外交壓力，就可能會對我的工作崗位帶來影響。

反之，如果外國政府長久以來發現，在我的地盤上，就數中國人最好管，怎麼弄他們他們的政府也無動於衷，就會更加變本加厲，甚至炮製出專門針對中國人的歧視性潛規則。比如某個東南亞國家海關專門針對中國人收的小費。

所以，接下來，如果南海方面再有緊張局勢，我建議，駐這個國家的中國大使館也應該拿出一兩件具體的例子來，比如A先生B女士在這個國家的海關遭遇的不公平待遇，配合國家“鬧一鬧”。

當然了，最終的目的，還是要形成駐外使館捍衞中國國民利益常態化，但哪怕是基於政治考量的偶發行為，其實也可以作為一個“捅破窗户紙”的契機和開端，是有利於接下來形成常態化的。這種由偶然事件的特例做法逐漸變成常態，以前是有例子的，比如日本釣魚島的“國有化”觸發了中國的釣魚島巡航，然後逐漸變為常態化。因此，作為中國國民，哪怕為了自己日後出國時的切身利益考慮，這次也應該對大使館的行為予以支持和鼓勵，而不是打擊其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