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笑話：台灣情治系統與保防教育_風聞

央視和各地方媒體連日來報道台灣策反大陸學生和民眾，用以提醒大家注意兩岸和平時期保持國家安全意識的重要性，不過，很多人在看後反而覺得情節過於離奇，甚至有人據此懷疑事件的真實性，另外還有不少人將關注的焦點集中到色誘情節。這些反應的出現，其實也不令人意外，卻也恰恰説明當前加強國家安全警示教育的極端迫切性，最近這些年，很多諜戰片湧現，在吸引不少觀眾眼球的同時，某種程度上也型塑了大家對情報戰的認知，以為只有緊張驚險刺激的諜對諜才是真正的情報戰，進而認為自己應該碰不到情報蒐集與策反這種事。

在當今時代，要是到處宣傳“保密防諜”，或者如同台灣當年那樣到處提醒“小心匪諜就在身邊”，或許確實會被當成神經病。而且，跟70年前建國之初或者30年前比起來兩岸開放交流之初比起來，現在的兩岸情報戰力度和頻率確實已經下降許多，但這並不等於類似現象就已經消失不見，事實上，只要兩岸問題未解，或者兩岸敵對情勢未變，兩岸情報戰就會繼續存在。

其實看看台灣方面做的“保防教育”，即可知道兩岸情報戰其實一直都在人們的身邊，只是大家習焉不察而已。根據台灣情治系統的內部分工，對大陸情搜和策反的主要工作由軍情局負責，而“法務部調查局”則負責台灣內部的調查工作，類似美國的聯邦調查局，“國安局”主要負責情報工作的統一協調，同時也負責對外情報工作，類似美國的中央情報局。至於反間諜工作，則主要由“國防部政治作戰局”負責，相應的保防教育工作也由該局負責處理。

台灣“政戰局”的保防教育推廣

台灣解除戒嚴之後，自然不能大張旗鼓的宣傳“保密防諜”，但“政戰局”仍然需要製作許多電視片和警示文章，並透過電視、網絡和新聞媒體加以宣傳，而且為了照顧新一代受眾的喜好，“政戰局”一改過去刻板的説教方式，轉而引進許多俊男美女，拍攝具有情節張力的教育片，並透過電視台和網絡加以傳播。

台灣保防教育單元劇的色誘和利誘情節

“政戰局”最近幾年先後推出一系列保防教育單元劇，2015年名為《紅色警覺》、2016年是《寧靜波濤》、2017年則有《激將》、《刺情》、《強度》等等，這些教育片會將許多情搜、策反方式以故事情節的方式加以呈現，讓觀眾直觀的看到色誘、利誘、設局等等情報戰套路。值得注意的是，“政戰局”還緊跟時事，因應陸生來台的新狀況，在片中加入陸生參與國防建案導致機密外泄的劇情，真可謂“用心良苦”。

保防單元劇中的陸生情節

不過，台灣的反情報警示教育也面臨着跟大陸一樣的困境，就是得不到民眾認同和重視，相關教育片雖然能在台灣的華視播出，但收視率相當有限，在網絡平台也只有幾千的點閲量，唯有色誘情節的教育片能夠達到破萬乃至十萬的點閲。

保防單元劇都會附上檢舉電話

但這絕非笑話，卻是處處可見的兩岸情報戰當中的一環。事實上，台灣對大陸的情搜與反間諜工作，一刻也未曾停歇。2018年3月，台灣當局領導人蔡英文首次視察軍情局，並首度公開軍情繫統殉職人數達到4000，她還強調，台海現在雖然沒有戰爭，但軍情局每天都在前線作戰，而“中共從未放棄對台動武的準備，台灣整體的情報作戰能量，有必要再進一步地提升”。

2018年3月蔡英文視察軍情局

蔡英文上台之後確實高度重視情治工作，2017年台灣法務部和調查局更是研擬提出台灣的第一部《保防法工作法》草案，一時之間引起台灣社會的極大疑慮，後續接連爆出所謂的陸生共諜案、新黨青年案以及搜索統一促進黨等等事件，也都體現出台灣情治系統正在加大工作力度。

當然，台灣情治系統的內部改造和功能轉型，也並非始於蔡英文，其實在陳水扁和馬英九時代，也都相當重視相關工作。威權時代台灣軍情局的權力過大，導致後來蔣經國不得不將之置於國安局督導之下，但這也導致了後續國安系統與軍情繫統在人事安排和業務處理上的矛盾衝突，後續陳水扁上台後，加強了國安局的分量，建立了美式情報體系，但仍然無法克服二者的內鬥問題。有意思的是，台灣軍情繫統經常爆出泄密事件，讓大陸得以掌握不少台灣情治系統的內幕，這也多多少少得益於他們內部鬥爭的幫助。

後來馬英九為了改變這一局面，於2013年1月要求台軍實施“精粹案”組織改造，軍情局的組織和工作重點將也相應進行重大調整，隸屬關係重新回到國防部體系，由參謀本部第二次長室負責督導，後者專責情報指揮，又稱聯二情報次長室。

更重要的當然還是功能改變，在此之前的一段時間，大陸反間諜工作取得很大成效，軍情局苦心布建的大陸情搜網接連告破，過去主要以台商為主體的外派形式，也因為台商的反彈而無以為繼，因此，借那次組織改造之機，軍情局的大陸情搜工作也轉向以公開情報為主，吸收海外以及在台大陸人士為輔，並不再派情報員前往大陸。

可以看到，這次央視披露的許多案例，其實正好符合這種模式，而在2006年大陸抓獲軍情局上校副處長朱恭訓之後，基本上不再看到大陸抓獲台灣軍情局制內間諜，因為軍情局在更早之前就停止了派遣現役軍官前往大陸。但是，如果認為軍情局就此收手，那未免太過低估了台灣的情治單位，他們只是受限於客觀條件，開始變換情報獲取方式而已，除了在海外和台灣策反大陸人士之外，另外的主要方式就是提升技術手段，並加強與印度、日本、澳大利亞以及美國等國家的技術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隨着台灣情治系統的調整、大陸情報反制工作的推進，以及現代科技的日新月異，台灣對大陸的情搜工作模式也在不斷進行調整，但無論手段怎麼調整，其對象都已經指向一般大陸民眾，因此，對普通民眾來説，這也就意味着情報工作開始“落入尋常百姓家”，受到影響的機會越來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