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恥日”之後，讓我們嚴肅認真地談一下間諜問題_風聞

1931年9月18日夜，日軍突然炮擊北大營，繼而佔領整個瀋陽城，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爆發，由此拉開日本侵華戰爭的序幕。

這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大的亡國危機，這是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我們用盡了14年的艱苦卓絕，付出了超過3500萬同胞傷亡的代價，才渡過那至暗時刻。

80多年來，國人從未放棄對那場“事變”的紀念和反思：究竟是什麼讓我們民族如此身陷險境？

答案無疑有很多，但有一個似乎少人提及——間諜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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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當晚，柳條湖的爆炸震動了整個中國。人們的注意力很快被吸引到了北大營和瀋陽城，但很少有人知道這一陰謀誕生於一座名為大和旅館的建築物裏。

“挑起事端、製造戰爭藉口，吞併滿洲”，3個野心家正是在這裏一拍即合，制定了“九一八”事變的詳細計劃。他們名字分別為：板垣徵四郎、石原莞爾、土肥原賢二。除了軍國主義者，他們還有個共同的稱呼——“中國通”。

之所以被稱為“中國通”，是因為此三人都曾長期在中國從事過諜報工作，精通中國的政治文化軍事，是資深間諜。

板垣徵四郎，早年曾多年輾轉於中國的昆明、漢口等地，期間從事間諜工作；石原莞爾從1920年來到中國後，足跡遍及中國東西南北廣大地區，期間大量蒐集了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情報；而土肥原賢二更是一個知名的間諜頭子，先後負責華北、東北的情報工作。

熟悉中國文化並沒有增加三人對中國的感情，相反，在瞭解到中國資源的豐富並深諳中國政治軍事上的弱點後，他們征服中國的野心強烈，步伐也更加大膽。

為了達成鯨吞中華的野心，三人很早就開始實施各種侵華準備工作，其中絕大多數都是間諜活動。板垣徵四郎曾多次組織過關東軍參謀“北滿、南滿旅行”，把整個東北中國駐軍的軍事部署、兵力配置、武器裝備情況摸得清清楚楚；石原莞爾則通過收集分析中國和東北高層人員的情況，從而得出一旦事變東北軍不敢抵抗的結論；而土肥原賢二則收買安插策反了大量漢奸……這些都為“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埋下了惡毒的伏筆。

其實不僅僅是東北，抗戰之前整個中國四處滲透着日軍間諜活動的痕跡，其規模之大、活動之頻繁、時間之久令人驚訝。日軍間諜所繪製的中國地圖，甚至比當地中國人自己掌握的都精準；中國軍隊下達的軍令，有時候還未傳達到基層，就已經被日軍所知曉。

正是由於這些間諜行為，使得戰場上的日軍更加取得了絕對優勢。“九一八”之後，日軍半年不到就佔領了整個東三省；“七七”之後，日軍一年多就佔領了華北、華東、華中、華南的大片領土……不知有多少國人的犧牲，都是因為間諜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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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説日軍派出的間諜還是腠理之疾，那被日本所策反的中國間諜，則可以稱得上是骨髓之疾了……當然，歷史通常對他們有個籠統的稱謂叫——漢奸。

但漢奸和漢奸是不一樣。和一般普通投敵“有奶便是娘”“跟着皇軍混口飯吃”的漢奸不同，那些受日本人長期培養、並且打入中國軍政重要崗位的漢奸，無疑對國家和民族危害會嚴重很多。

從19世紀末開始，日本開始對中國不斷進行滲透，持續時間之長，涉及領域之廣前所未有。其中，對一些赴日本留學生的拉攏滲透尤為突出。他們往往從留學生中尋找那些家庭背景優越、發展潛力大的學生，以各種手段進行誘惑拉攏，而後送回中國政界軍界潛伏下來。一旦侵華戰略實施，這些人就將在關鍵崗位起到關鍵作用。

“九一八”事變時，時任吉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吉林省府委員熙洽正是這樣的關鍵人物。其出身滿清皇族，背景顯赫，青年時曾去日本留學，與日軍界關係緊密。回國後，他進入東北軍政界，受到張作霖、張學良的信任，逐步成為吉林省二號實權人物。“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負責進攻長春的日軍第2師團師團長多門二郎正是他在日本士官學校的老師。於是熙洽迅速遣散數量佔優的中國守軍，開門投降、甘心賣國，致使整個吉林省迅速淪陷。 

1937年驚動國內外的“黃濬間諜案”幾乎也是相同的劇本。黃濬民國初年時留學日本，與日本人素有來往，回國後進入政界，職務扶搖直上。抗戰爆發後，他已在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任要職。1937年7月27日，國民政府海軍部長陳紹寬奉命在行政院會議上提出報告，將實施在長江江陰段沉船以封鎖航道的計劃。黃濬當時擔任行政院會議記錄，當晚即將此事透露給日方，致使作戰計劃完全失敗。

有學者曾對漢奸偽政權高級官員情況作過簡略統計：在被統計的144人中，包括汪精衞、周佛海在內有留日經歷者54人，佔38%之多。這些人往往在公開投敵之前，就已經是政界軍界的要害人物了。

這類間諜對抗戰起到的危害作用，已經難以用統計數據來形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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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已經過去了八十多年，中國也早不是當年那個積貧積弱、飽受侵略之苦的國家。那麼今天，我們為什麼依然要嚴肅認真地談論間諜問題？

因為間諜之害從未遠離過中國。

戰爭確實已非國際主流，但殘酷的國際競爭卻始終存在。無論是政治、軍事領域，還是經濟、文化、科技、工業領域，誰掌握了對手的情報底牌，誰就能在競爭中取得優勢。而中國這樣一個冉冉升起的大國，無疑是各國情報組織投入人力物力巨大的目標。

2017年《紐約時報》曾報道，中情局多年來在中國苦心經營，成功吸納了一批中國人員為間諜，並建立起了快捷高效的間諜網絡。這些被吸納的人當中有不少人在很重要、很敏感的崗位上。他們為中情局提供了大量的機密信息。到2010年的時候，中情局獲得情報的數量和質量均創多年新高，許多重要情報直接報送當時的美國總統。

當年挑起“九一八”事變的日本同樣沒有缺席，最近幾年已經連續發生“日本人在華從事間諜活動被拘”的消息。有日媒統計，僅僅在2016年和2017年兩年，就有12名日本人因以旅遊、地質勘探的名號作掩護，在中國頻繁進行非法測繪活動，採集座標信息而被捕。如果從甲午戰爭前日本人就熱衷非法測繪中國地圖算起，這樣的間諜行為，已經持續超過120年了。

有發展潛力的留學生（交流生）也依然是一些國家和地區重點策反的目標。最近央視和《環球時報》曝光了多起台灣間諜案，台灣間諜機構把黑手伸向了在台灣的大陸學生，既利用美色、金錢誘惑，又打着學術、寫稿、工作等旗號欺騙，把諸多單純無辜的大陸青年學子拉下水。

我們可以想象，如果這些間諜活動被放任自流，當整個國家再次像當年那樣間諜滿地、漢奸盈野的時候，那些抱有野心的敵對國家和勢力，還能按耐住再次侵略、征服中華民族的野心麼？

太平盛世並不太平，歷史的警鐘應當長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