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承受正義之痛_風聞

身居“中土”者總難免帶着鄙夷的眼光環視周遭，當原本“戎狄蠻夷”的“瘴癘之地”變成了“自古以來”後，生活在五服之外的居民就被稱之為“毛子”、“棒子”、“鬼子”、“猴子”和“阿三”。當一些人面紅耳赤地聲討着“支那”或者“病夫”這類詞彙如何傷害民族尊嚴的同時[1]，卻毫無顧忌或至少是未加反思地使用着上述同樣具有侮辱性質的蔑稱。或許可以爭論説，毛子（沙俄）和鬼子（日本）都扮演過不光彩的侵略者身份而理應獲此惡名，可是這套理論又如何能應用在棒子（朝鮮/韓國）身上呢？

自明初李氏朝鮮（1392-1897）建立以來，朝鮮就以模範朝貢國的身份和大明保持着良好的關係，並在“壬辰倭亂”之後將明朝的軍援視為再造之恩而銘記於心，時時以“事大”之心尊奉天朝上國。女真人崛起後，兩次攻伐朝鮮，才於1636年逼迫其與明朝斷絕關係，以清為宗主。此事以滿蒙漢三種文字，被銘刻於名為《大清皇帝功德碑》的石碑之上，立於漢江之濱名為三田渡的地方。碑文內容可見於《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即朝鮮《仁主大王實錄》中，以朝鮮方面第一人稱敍述，強調兩國關係如何“壞和自我始”而清朝如何“施以沛恩”並“使我敝邦亡而再生”[2]，這樣肉麻的文字自然為朝鮮方面視為恥辱，此碑文的撰寫也歷時3年之久，作者一換再換，可見無人肯執筆這屈辱至極的碑文[3]。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朝鮮在明亡後依舊私底下繼續使用崇禎的年號，並對明代的皇帝舉行祭拜。明朝的滅亡，使朝鮮西邊的那個佔據這中華帝國空間實體的帝國，變成了一個時間實體，而朝鮮的祭祀儀式於是就可以理解為活人對於死人間明顯可見的聯繫，金載炫的這一比喻着實巧妙[4]。

過分地關注朝鮮與中國的關係或許掩蓋了一些事實。朝鮮的外交併不僅有“事大”，而還有“交鄰”。岡本隆司所著《朝鮮的困境：在日清之間追求獨立自主的歷史》便是以朝鮮為主體探討東北亞三國之間的關係。他尤其注意到，在清朝和朝鮮關係底定的那個時間點上，朝鮮和日本的交鄰關係也穩定了下來。雙方的貿易由日本的對馬藩和朝鮮的東萊府負責，若牽涉政治事務，也有朝鮮通信使赴日，江户時代的十二次訪日幾乎都是在處理壬辰戰爭的遺留問題，拜訪日本的朝鮮通信使們也同前往中國的使臣一樣，留下《東槎錄》、《海槎錄》等，作為《燕行錄》的對應[5]。

可是朝鮮畢竟還是清朝的模範藩屬，這和日本並不一樣，而日本在華夷秩序中的邊緣地位，或許對其在19世紀迅速的投向歐洲式的國際秩序起到了促進作用[6]。日本人對於歐洲式的“文明-野蠻”對立的理解很快表現在牡丹社事件的處理上，日本人在和恭親王奕訢的照會中反覆強調台灣的生番是“無主的野蠻”，因此自己討伐野蠻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而且日本人還認為清朝並沒有在台灣施行主權，日本人的論據是，賦税乃為“君民相約”而台灣呈遞的貢銀不是税收，中國人教化蠻夷的速度着實太慢，也無法覆蓋甌脱之地。恭親王對此的回答可謂有禮有節。他首先強調的也是主權概念，認為即使台灣生番是“野蠻”那也是“中國野蠻”，理應由中國管轄，至於貢銀和教化的質疑，恭親王舉出地方誌的記載作為“自古以來”的根據[7]，並聲稱教化的快慢與日本人無關。最後恭親王還揶揄説：

或謂貴國方耀武功，天理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然以積年精煉之良將勁兵，逞志於蠢蠢無知之生番，似未足以示威，即操全勝之勢，亦必互有殺傷。生番不見憐，貴國之人民亦不足惜耶？[8]

這段話對於日本人理解的“文明”與“野蠻”的諷刺可謂精確。清朝對台灣生番尚且施仁，對於朝鮮更是如此。日本在甲午戰爭以前始終難以徹底離間中朝關係，最後不得不用武力直接推翻既有秩序[9]，可是日本人並沒有就此完全佔據主動，反倒是讓俄國趁虛而入接替了清朝的位置，繼續充當朝鮮的保護人，直到日俄戰爭結束和日本對朝鮮的徹底併吞。此後中國依然承擔起了庇護朝鮮獨立運動者的責任，楊天石在《蔣氏密檔與蔣介石真相》中正面評價了蔣介石對朝鮮獨立運動的支持與幫助[10]。不過林孝庭卻對蔣的對朝政策，尤其是退居台灣之後的機會主義傾向提出了批評[11]。

日本從朝鮮撤退之後，這片土地上的人民並未獲得獨立，反而不得不嚥下分裂的苦果，我之前反覆引用卜魯斯卡明斯對於朝鮮的看法：“慘敗後的日本獲得了長久愜意的和平，而分裂的朝鮮卻不斷承受着歷史正義之痛”[12]。這段話可以所是對所謂二戰後國際秩序正義性最深刻的批判。

分裂帶來的苦難或許化作了對現代化的執著，朴正熙時代韓國的經濟成長舉世矚目，不過應注意到韓國在積累階段的策略：在農村半強迫地組織農民義務勞動修建基礎設施，和郭益耀研究中毛澤東在農村的策略具有某種相似性[13]。可是富裕起來的韓國依舊面臨諸多難題，朝鮮半島依然不是獨立的國家，或者説自李氏朝鮮以來，朝鮮半島一直在更換着主人，從中國到日本（伴隨俄國）到現在的美國。韓國人的國防完全聽命於美國，而韓國的青年還不得不為此服役，韓國的年輕人還不得不面對東亞最激烈的升學競爭考試，所以韓國的生育率如此低下，或許也就不奇怪了。

朝鮮半島的未來到底如何？今日朝韓兩國的新動向令人欣慰，這片承受太多苦難的土地，理應受到更多的同情和理解，而不是抱之以輕蔑的態度，縱使過激的民族主義在哪都令人厭惡，但是大國和小國的情緒噴發，所造成的破壞是能同日而語的。

[1]“病夫”所指乃是不思進取的清政府而非中國人，否則就將與某種程度上承認中國人耐受力強並具有強大生命力的“黃禍論”相沖突。見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象》，台北：政大出版社，2016。

[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編，《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上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頁448-450，轉引自，陳捷先，《滿清之晨：探看皇朝興起前後》，台北：三民書局，2012，頁103。

[3]陳捷先，《滿清之晨：探看皇朝興起前後》，頁105。

[4]金載炫，“與中國時間的鬥爭、時空的國族化：李朝後期的記時”，見司徒琳，《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上卷）：從明到清時間的重塑》，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頁150。

[5]岡本隆司，《朝鮮的困境：在日清之間追求獨立自主的歷史》，新北：八旗文化·遠足文化，2017，頁54。

[6]董正華 編，《世界現代化歷程·東亞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頁76-77。

[7]當然恭親王還是實事求是的，他不會提衞温或者鄭成功，而完全強調聖朝的統治。

[8]以上內容見寶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3779-3948。

[9]岡本隆司，《朝鮮的困境》，頁169。

[10]楊天石，《蔣氏密檔與蔣介石真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453-477。

[11]林孝庭，《困守與反攻：冷戰中的台灣選擇》，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

[12]卜魯斯·卡明斯：《視差：美國與東亞的關係》，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6，頁98。

[13]董正華 編，《世界現代化歷程·東亞卷》，頁288；郭益耀，《不可忘記毛澤東：一位香港經濟學家的另類看法》，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