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戰略是關於國家“養生”的學問（三）_風聞

【本文為張文木教授《戰略學札記》心得之十二，部分精彩內容在社區定期更新，敬請關注。】

21.幸福有兩種：一種是掌握自己命運時的幸福；一種是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他人，作為交換而產生的幸福。記得曾有人提到“野豬的自由”，這實際上講的就是自己掌握自己命運而產生的幸福。與野豬相比，能夠充分享受現代文明的家豬，儘管活得（甚至死得，即被屠殺的條件）非常現代化，但它卻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死。難道我們需要的就是這樣的“文明”及由此產生的“幸福”過程嗎？當然不是。但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也確實有相當一些人沉浸在所謂“現代文明”的混湯中不能自拔，按着西方人的意願自己拔掉自己那些看起來不太“文明”的利齒(即國家和民族意識)，幻想以更“文明”的形象，使西方人滿意，從而能過上更“幸福”的生活。這種幻想在戈爾巴喬夫那裏曾達到忘我的程度，但在普京時期卻徹底地被俄國人所拋棄。今天的俄國人開始腳踏實地，開始運用在西方人看來不那麼“文明”的軍事手段成功地解決了與國家命運攸關的重大問題。與此相反，南斯拉夫多年來已使自己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成就在世紀末戰敗的瞬間化為廢墟。

22.羅斯福在雅爾塔會議上告訴斯大林：“英國人希望法國成為一個擁有20萬軍隊的強大國家，如果德國發動新的侵略，這支法國軍隊就必須承受第一次打擊，並且在英國人還未召集部隊之前，守住陣地。”斯大林答道：“這話説得好。”[1]

23. 丘吉爾與張伯倫相比：前者考慮的是地區安全，後者考慮的是全球霸權；前者以德國為對手，後者以蘇聯和美國為對手；前者着眼於眼前判斷，後者着眼於長遠判斷。事後的歷史進程證明：歐洲制服了德國，卻丟掉了世界，儘管丟得極不情願和極其痛苦。1942年秋，奧利弗·斯坦利被任命為英國殖民地國務大臣。丘吉爾對他説：“只要我還在這裏，我們就要堅持傳統，毫不放鬆地保持帝國的完整。我們決不讓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過普選把白人扔進海去。”[2]這句話透出此時的丘吉爾已有了“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傷感，也可能只有在這個時候，他對張伯倫“任何安排都比打一場世界大戰好；萬一發生世界大戰，整個歐洲就會毀滅，無論戰勝者或戰敗者都將淪為世界共產主義的犧牲品”[3]的話有新的理解。

24. 歷史真的沒有假設。如果1939年年初能夠預見德蘇於當年年底會握手言歡的話，日本可能就不會做出與德國結盟的選擇；進而言之，如果又能預見到德國在與蘇聯言歡後僅一年多的時間裏又揮兵入侵蘇聯，日本就不會急於做出南下打擊美英的選擇。我們常説，時間就是金錢，可對1939年的日本而言，時間則是國運。不幸的是，這時間線怎麼也對不上日本的幸運線。

25.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德戰略方向的誤判使日本對其發動的侵華戰爭前景充滿美妙的幻覺，但當歷史的必然性迫使日本不得不與對蘇戰略相背離時，日本在戰略上就陷入患得患失、首鼠兩端的困境。以至德國“裏賓特洛甫外長説日本不想搞協定，而且懷疑日本是否想拖延”[4]；日本駐德大使大島也埋怨日本政府“簽訂協定的談判因我方決心不定，方向不明，從而徒寄希望於德意，拖延了事態的發展，損傷了他們對我方的信賴”[5]。從後來的結果看，是希特勒迫使日本極不情願地就範於其反英戰略的。所以，希特勒將日本人比作“一些受騙的猴子”[6]，這對日本政治智慧來説的確是極大的諷刺。希特勒説這句話的時候，日本與蘇聯在諾門坎鏖戰正酣並對即將簽署的德蘇友好條約一無所知。希特勒當時的主要敵人是英國，至於反蘇，在希特勒——其實也包括斯大林——看來那也是若干年以後的事。因此，希特勒並沒有將德蘇和解的信息提前知會日本，其目的在於：利用日本對蘇聯的壓力迫使蘇聯對德做出更多的妥協和讓步；另一方面，也希望用這種先斬後奏的方式迫使日本將其目前的反蘇目標調整到德國、意大利的反英方向上來。

26. 與俾斯麥相似，斯大林是在險象環生而又瞬息萬變的政治形勢中，可以同時玩幾場牌局，在選擇確定後又敢下大賭注的政治家，而後一種能力的高下正是張伯倫與斯大林的差別所在。張伯倫有識無膽的個性，使英國在關鍵的時刻失去了與蘇聯合作以制止戰爭，重温1815年英俄聯手擊敗拿破崙、拯救英國並再建世界秩序的機會。

27.希特勒在談判桌上只要目標確定，那接下來就是讓利分紅。與張伯倫那種賬房先生式的斤斤計較的風格不同，如果他想要捷克，他在張伯倫面前就説俄國是共同的對手；如果他想要波蘭，在俄國人面前他又説英國是共同的敵人。然而，一旦他確定打擊目標為波蘭而不是烏克蘭，那他的對手就是英法，既如此，就必須不惜代價地拉住蘇聯。他佔領捷克後不久曾告訴他的副官：“波蘭的世仇並非德國，而是俄國；我們總有一天也要受到俄國的巨大威脅，然而，即便後天要成為仇敵，難道明天就不能暫時成為朋友嗎？”[7]

28. 斯大林在談判中只認實力並以堅持實力獲利是天經地義的法則。1944年10月，丘吉爾訪問莫斯科，在談到波蘭時，丘吉爾告訴斯大林：“為了波蘭的自由與獨立，英國加入了這場戰爭。英國人對於波蘭人民及其精神財富負有道義上的責任。重要的一點是，波蘭是天主教國家。決不能允許那裏事態的發展使我們與梵蒂岡的關係複雜化……”斯大林不耐煩地打斷丘吉爾，問：“羅馬教皇有多少個師。”[8]

29. 與歐洲相反，中國在亞洲所具有的相對主體的地理位勢，使中國國內政治變化一般不易受到外力的作用和影響，它更多的是中國內部規律作用的結果。

30. 時任蘇聯外交人民委員的莫洛托夫1982年回憶説：“斯大林是最偉大的策略家。”[9]的確如此。1939年年初，就在德國佔領捷克斯洛伐克並接近烏克蘭邊境之際，斯大林將德國的力量轉推向波蘭並由此導致英法的毀滅；1941年初，就在德國即將入侵俄國之際，斯大林又將日本的力量反轉推向南方並由此導致日美開戰及日本的毀滅。最終斯大林將蘇聯面臨的西東夾擊的被動形勢轉換為西東兩面大獲其利的主動形勢。

​[1]《斯大林和羅斯福的談話記錄》（1945年2月4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8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92頁。

[2]［美］羅伯特·達萊克著，陳啓迪等譯：《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612頁。

[3]《德國駐法大使韋爾切克致德國外交部的電報》（1938年5月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歷史文件資料集（1937.7~1939.8）》，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180頁。

[4]《日本駐德大使大島致日本外務大臣有田的電報》（1939年5月22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歷史文件資料集（1937.7~1939.8）》，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634頁。

[5]《日本駐德大使大島致日本外務大臣有田的電報》（1939年5月22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歷史文件資料集（1937.7~1939.8）》，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634頁。

[6]《希特勒在上薩爾斯堡高級軍事會議上的講話》（1939年8月22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歷史文件資料集（1937.7~1939.8）》，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830頁。

[7]［德］尼·馮·貝洛著，張連根譯：《希特勒副官的回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頁。

[8]［俄］瓦列金•別列什科夫著，薛福岐譯：《斯大林私人翻譯回憶錄》，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330～331頁。

[9] ［蘇］費·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譯：《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第33~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