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工業化對世界具有顛覆性影響？（下）_風聞

**************************************▍******三、產業發展政策：市場與政府

改革開放40年，中國成功地成長為規模世界第一的工業大國，從上述產業發展的演進過程可以看出，無論是將“人口紅利”等要素供給作為成功的必要條件，還是將市場化改革解決了激勵機制和資源配置機制作為成功的充分條件，在實際中都可以理解為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成功的經濟政策。在經典的西方教科書中，一般財政政策、貨幣金融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國際貿易政策、農業政策、勞動政策、反壟斷政策等構成了經濟政策體系的核心內容，這些政策核心是政府宏觀調控經濟的工具。但對於中國這個市場化和工業化協同推進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而言，中國的經濟政策體系中除了這些宏觀調控政策外，還應該包括經濟改革政策和經濟發展政策。所謂經濟改革政策，可以被認為是一系列為落實黨中央提出的構建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具體制定和實施的政策，這涉及財政體制、金融體制、投資體制、國有企業、市場體系、對外開放等各個領域，實際上改革開放40年就是一個不斷探索市場化改革方向並通過改革政策漸進地推進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而所謂的經濟發展政策，則是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為了實現工業化推動經濟快速增長、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的一系列政策，當然這與上述財政、金融、貿易、勞動等各個方面的宏觀調控政策相關，但其核心內涵應該是產業政策。實際上，毋庸諱言，中國從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發展成為一個工業大國，產業政策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推進從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轉變過程中，同樣也要科學認識和合理髮揮產業政策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中國步入工業化後期的經濟新常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日益成熟的背景下，如何促進產業政策轉型、協調競爭政策和產業政策的關係，就成為一個重大問題。

一般而言，產業政策是政府為解決產業結構失衡和層次低等經濟發展中的問題、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和優化發展、促進經濟快速增長和發展而制定與實施的相關政策措施，是一種相對長期的、供給側管理的經濟政策。從日本實踐看，產業政策具有政府幹預產業部門之間和產業內部資源配置但又要強調儘量避免政府直接介入資源配置、目標是追求經濟快速增長的基本特徵。產業政策的這個特徵不僅僅符合了加速中國工業化進程、促進經濟快速增長的需要，恰好也符合了中國在計劃經濟逐步退出後的政府繼續主導資源配置、管理產業與企業的需要。雖然現在政府過多主導要素配置受到很多詬病，但相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產業政策的實施和推廣是很大的進步。對於中國而言，產業政策的引入，具有計劃經濟漸進轉軌和經濟趕超的“雙重效應”（黃羣慧，2017d）。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與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同步，中國的產業政策已經發展成為形式多元、層級眾多、內容複雜的龐大的政策體系。以下羅列了一些頗具代表性的產業政策：1989年3月國務院發佈《國務院關於當前產業政策要點的決定》（國發〔1989〕29號），指出制定正確的產業政策、明確國民經濟各個領域中支持和限制的重點，是調整產業結構、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依據；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有利於把改革與發展、計劃與市場有機地結合起來，對於促進中國國民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1997年12月經國務院批准、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佈《當前國家重點鼓勵發展的產業、產品和技術目錄（試行）》，2000年7月又對此目錄進行了修訂。2002年6月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財政部、科學技術部、國家税務總局聯合發佈《國家產業技術政策》，2009年5月工業和信息化部聯合其他部委再次發佈《國家產業技術政策》，該政策以推進中國工業化和信息化為核心，促進相關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提高，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和產業技術升級。2005年11月國務院關於發佈實施《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暫行規定》的決定；2005年12月經國務院批准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佈《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05年）》，2011年3月、2013年2月和2016年3月又分別對這個目錄進行了修改。在2008—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實體經濟的影響，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工業和信息化部，會同有關部門發佈了鋼鐵、汽車、船舶、石化、紡織、輕工、有色金屬、裝備製造業、電子信息，以及物流業十個重點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這成為一項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重要措施。

從產業政策內容看，中國產業政策的重點是政府通過補貼、税收、法規等形式直接支持、扶持、保護或者限制某些產業的發展，以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實現經濟趕超，往往傾向於扶持國有大企業、鼓勵企業兼併、提高集中度、抑制產能過剩、防止過度競爭、補貼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激勵技術創新等，這更多地可以歸類為選擇性產業政策或縱向產業政策，而且實施力度比較強。具體而言，中國產業政策的主要工具有兩大類：一是控制市場準入的限制性審批，審批原則是有保有壓、扶優扶強，審批範圍涵蓋所有重要產業，審批內容深入各個技術經濟環節；二是認定新興產業或戰略產業，通過税收減免、土地供應等優惠鼓勵其發展。從政策手段看，包括税收減免優惠（企業所得税、增值税減免、進口環節的關税和增值税減免等）、直接財政補貼（研發的直接補貼、資本金注入、貸款貼息、通過各類投資基金進行股權投資、土地使用補貼等）、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激勵（技改貼息貸款、縮短折舊年限、先進設備進口税收減免等）、特殊許可收費（針對基礎產業的特許收費、價外徵税等）、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外資企業採購的國產化比例要求）、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補貼、政府定價轉移類補貼等（徐林，2018）。

在中國進入工業化後期，面對中國產業發展“大而不強”的基本經濟國情，中國無疑需要推進製造強國建設。2015年5月19日中國正式發佈《中國製造2025》，這是一個具有全局性、系統性、長期性、國際競爭性的戰略規劃文本，是着眼於國內國際經濟社會發展、產業變革的大趨勢制定的高端產業發展和技術進步的路線圖。該戰略以應對新工業革命為重點，以促進製造業創新發展為主題，以提質增效為中心，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術與製造業融合為主線，以推進智能製造為主攻方向，通過實施國家制造業創新建設、智能製造、工業強基、綠色發展、高端裝備“五大工程”建設，明確未來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高檔數控機牀和機器人、航天航空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農業機械裝備十大重點領域，從而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實現中國從製造大國向製造強國的轉變。應該強調指出的是，2018年以來美國通過對華301調查報告指責中國利用《中國製造2025》這樣的產業政策限制外國企業的市場經營或者將技術轉讓給中方作為市場準入條件，這是毫無道理的：一是《中國製造2025》本質是中國為了應對新工業革命浪潮、學習世界發達國家通用做法、根據自己的工業發展階段而提出的製造業升級規劃；二是《中國製造2025》將“市場主導、政府引導”作為首要原則，十分強調市場主導的作用；三是《中國製造2025》要通過提升技術創新能力推進中國製造業由大到強的轉變，但這個過程中中國政府的關鍵作用是打造開放協同的技術創新生態系統，而不是直接插手技術轉讓。

迄今為止，經過多年的實踐，中國的產業政策已經發展為一套動態複雜的政策組合，包括產業結構政策、產業組織政策、產業佈局政策和產業技術政策等各類政策。其中，產業結構政策是按照產業結構的發展規律推進產業結構高級化、進而實現國民經濟發展的政策；產業組織政策是為了實現產業組織合理化、形成有效公平的市場競爭創造條件的政策；產業佈局政策是促進生產要素區域配置合理化、高效化而實施的各類政策，例如，各類園區政策可被歸為這種產業佈局政策；產業技術政策是指國家制定的用以引導、促進和干預產業技術進步的政策的總和。雖然現實中常常發生衝突，但從理論設計上説，這四種政策應該相互配合，其政策機制應該是相容的。而且，中國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和不同的政府層面，其產業政策中的這四類政策的具體內涵存在差異，且產業政策的重點也不同，體現了產業政策組合的動態性。從實施效果看，總體上對中國快速推進工業化進程、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實現經濟趕超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中國的產業政策也存在着干預市場和影響市場機制形成的問題，長期效果與短期效果有矛盾，甚至經常產生產業政策實施結果與初衷相反的、“事與願違”的情況（黃羣慧，2017d）。例如，近幾年的新能源汽車補貼政策，由於對新能源汽車激勵力度過強，近兩年出現了大面積“騙補”的問題。實際上，選擇性很強的產業政策的確會產生較多的負面問題，例如，政府確定的產業方向和技術路線不符合市場需求從而造成巨大的損失，又如，由於強激勵造成企業“一哄而上”、迅速形成過度競爭和產能過剩，另外，還會由於政府對資源配置的權力過大而導致尋租和腐敗行為等。

正是由於產業政策所具有的、政府為了實現經濟快速增長而干預產業部門資源配置的這個特徵，使得產業政策很容易陷入自由市場主導和政府主導的兩種意識形態之爭。但是，無論堅定的新古典經濟理論信奉者如何厭惡產業政策，現實中許多發展中國家為了實現經濟趕超已經普遍接受了產業政策的理念。正如Rodrik（2008）所認為的，“產業政策已死”的言論明顯誇大其詞，產業政策不僅在現實中一直存在，而且在各種國際準則約束下仍有很大空間。因此，產業政策的爭論應該轉向如何設計、管理產業政策，即產業政策的實施路徑問題。實際上，“針對產業政策的爭論不可能單純通過討論來解決，產業政策的有效性終究是要依靠實踐的不斷積累”（大野健一，2015）。雖然實證研究對於中國產業政策的有效性有着不同的結論，例如，有實證研究認為產業政策的出台和實施顯著地促進了地方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端化（韓永輝等，2017），也有實證研究認為產業政策的實施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王克敏等，2017），但是迄今為止中國實現了快速工業化進程和高速經濟增長，這已經客觀地表明中國產業政策總體是成功的，這意味着中國較好地處理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在產業政策操作層面努力做到政府在一定程度干預資源配置、但又要儘量避免直接介入資源配置，這個“度”總體把握相對合理。實際上，有效地利用產業政策的本質就是正確處理市場與政府的關係，一方面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還要很好地發揮政府作用。

中國之所以能夠把握產業政策的這個“度”，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一直在努力建設有效的市場體系，努力實現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的協調，或者説試圖實現市場化改革政策與工業化發展政策的協調，既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政府不斷簡政放權，優化服務，努力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尤其是通過法治工作來保證市場體系的統一開放、公平競爭。在眾多相關法律中，《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對於排除妨害競爭的不正當行為、建立公平的市場秩序、保護消費者和企業的正當利益具有重要的意義。早在1987年中國就開始準備制訂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1993年9月頒佈了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並於當年12月1日起施行，2017年11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進行了修訂。2007年8月30日《反壟斷法》經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正值改革開放40週年，《反壟斷法》也已經實施10週年。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出台的兩個文件，對於反不正當競爭和反壟斷執法、打破行政壟斷、建設公平競爭的市場體系具有重要的意義：一是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價格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發佈，明確提出加強市場價格監管和反壟斷執法，逐步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以及加快建立競爭政策與產業、投資等政策的協調機制。這就確立了競爭政策的基礎地位，要求產業政策要與競爭政策相協調；二是2016年6月14日國務院發佈《關於在市場體系建設中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意見》，要求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以規範政府有關行為，防止出台排除、限制競爭的政策措施，逐步清理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規定和做法。2017年10月12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五部委聯合出台《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實施細則（暫行）》，進一步對公平競爭審查的機制、程序、標準和例外情況作了明確規定，使得公平競爭審查更具有操作性。另外，在2001年“入世”後，中國需要無條件地遵循世界貿易組織《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和《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調》，這在客觀上鼓勵中國逐步實現產業政策轉型，儘量避免財政對特定產業和企業的直接或者間接支持，促進產業政策從選擇性向功能性轉型。

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的協調，關鍵是要隨着工業化的深入而逐步更多依靠競爭政策，同時對產業政策內容、實施方式進行動態調整。從工業化進程看，在工業化初中期階段，出於後發國家趕超的需要，選擇性產業政策的確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扶大限小”對促進重化工主導產業的發展作用明顯。但是在進入工業化後期以後，中國進入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經濟“新常態”，經濟增速從高速轉為中高速，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在這種背景下，競爭政策具有基礎性地位，產業政策需要相應的轉型。中國長期以來習慣採用的強選擇性產業政策的不適應表現越來越突出，以激勵完善市場競爭秩序、激勵創新為基本導向的功能性產業政策的意義更為顯著；按照產業結構、產業組織、產業佈局和產業技術政策的分類，直接干預產業結構形成的產業結構政策的重要性日益下降，而強調產業組織合理化的產業組織政策、激勵創新的技術創新政策意義更加突出。具體而言，中國要嚴格按照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仔細檢討以往產業政策的做法，減少無用的產業規劃和政策制度，產業政策將更多針對前沿技術和小企業技術創新領域來使用，更加着力於打造有利於技術創新的生態，更加關注補貼資金的使用效率和透明度，從而最大程度地提高公共資金對於提升創新能力和產業競爭力的效果。

************▍四、工業化“中國方案”：經驗與智慧

改革開放40年，中國已經講述了一個工業大國成長的故事，正在書寫從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發展的新的篇章。中國產業發展和工業化的故事，能否抽象出一種產業發展和工業化的“中國方案”貢獻給其他發展中國家呢？這個方案的核心經驗和關鍵智慧是什麼呢？中國迄今只是成為了一個世界性工業大國，還不是一個工業強國，總結梳理40年中國產業發展歷程，抽象概括其成長的基本經驗和發展的關鍵智慧，不僅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借鑑，而且也對中國進一步發展成為工業強國有指導意義。

從哲學層面看，中國產業發展成功的基本經驗在於遵循了一個共性和個性相統一的基本原理，具體就是基本遵循了一個大國工業化進程的基本共性規律，但又尊重了自身的獨特國情背景。理解中國產業成長的故事，必須認識到這個成功的故事背後的關鍵所在——中國將工業化共性規律與自身的個性化國情背景有效結合。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工業化進程的國情背景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以具有一定工業基礎、人口眾多但人均收入很低的農業國為經濟背景；二是以大量的農業人口、典型“二元結構”為社會背景；三是以長期的封閉的計劃經濟體制為制度背景。從經濟背景看，雖然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是一個人均收入很低的後進國，但由於計劃體制下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而奠定了一定的工業基礎，決定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產業發展和工業化進程具有很好的始點，而人口眾多又提供了巨大的國內市場；從社會背景看，雖然大量的農業人口加大了工業化的難度，但又為工業化提供了“無限供給”的低成本勞動力；從制度背景看，“漸進式”改革戰略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對外開放為工業化提供了獲得國外先進生產要素（技術、資金等）、利用後發優勢的機會，市場體制的逐步建立不斷改善中國的經濟激勵機制。一定工業基礎、巨大國內市場、“無限供給”的低成本勞動力、相對穩定的環境、後發優勢等，構成了中國產業發展和推進工業化進程的“國情背景優勢”。但這種“國情背景優勢”並不必然導致成功的工業化進程和產業發展，還需要基於工業化的共性規律制定科學的工業化戰略和產業發展政策，而這些戰略要點和產業發展政策體系也就構成了產業發展“中國方案”的重要內容，凝結着中國產業發展的智慧和經驗。具體而言，產業發展的“中國智慧”至少歸結為以下六個方面：

（1）**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係，“穩中求進”保證產業持續成長和工業化進程持續深化。**一個大國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發展的現代化進程，工業化是必由之路。工業化進程一旦開始，要保證這個過程不會由於戰爭、危機或社會動盪等各種原因被中斷，這個國家或地區才可能保證產業不斷發展、產業結構不斷高級化。歷史上因危機或者戰亂而中斷現代化進程的國家並不鮮見，這也是為什麼世界工業化史已經200多年，但真正實現工業化的也只有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社會政治環境的穩定是產業持續發展和工業化進程持續推進的基本前提要求。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一度曾由於“文化大革命”而使得中國的工業化進程被中斷。但改革開放以來，雖然也遇到了這樣和那樣的問題與挑戰，但總體上採用了“漸進式”改革，始終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指導思想，以“穩中求進”為經濟改革發展工作的總基調，努力構建和諧穩定的發展環境，在保證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基礎上不斷深化改革和結構調整，促進中國產業持續成長和不斷深化工業化進程。當前已經處於工業化後期階段，需要繼續推進產業發展、建設工業強國，而各種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比較突出，如區域發展差距、城鄉差距和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經濟“脱實向虛”、環境和資源制約等，危機和衝突的可能性進一步提升，這需要進一步處理好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係，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更加強調社會經濟的協調可持續發展。

（2）**正確處理市場與政府的關係，不斷提高產業效率和促進產業高端化。**工業化是一系列基要生產函數（或者生產要素組合方式）由低級向高級的突破性變化或變革過程（張培剛，1991），這實質是一個不斷技術創新的過程，工業進程深化的核心表現為通過技術創新實現產業效率的不斷提升和產業結構的持續高級化。而“創新驅動”的關鍵是必須正確處理市場和政府的關係，努力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還要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迄今為止的中國產業發展和工業化進程的成功推進，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國基於工業化發展階段，把握產業升級的方向，不斷提出合意的產業政策，實現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有效協調，隨着工業化發展階段對產業政策內容、實施方式進行動態調整，有效地促進了技術進步，提高了產業效率和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從產業高端化和工業化深化的方向看，中國所實現的工業化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工業化，而是信息化時代以信息化引導工業化、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的新型工業化道路下的工業化。中國的工業化道路既要符合中國工業化階段的國情，又要適應發達國家“再工業化”的世界工業化趨勢——通過現代信息技術與製造業融合、製造與服務的融合來提升複雜產品的製造能力以及製造業快速滿足消費者個性化需求能力。《中國製造2025》的提出，也正是中國響應這種世界工業化發展趨勢而制定的一項深化工業化進程的戰略。

（3**）正確處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促進產業合理佈局和區域協調發展**。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各地的資源稟賦、經濟條件、文化習慣等差異性較大。因此，一個大國的產業發展與工業化進程，在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前提下，還要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這是保證產業合理佈局和區域協調發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制定整體區域協調戰略並保證有效實施。中國經濟發展的區域差距很大，長期以來形成了東中西三大區域的梯度發展格局，近年來為了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持續推進了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等重大區域發展戰略。一方面，中央政府要通過戰略實施和體制機制設計，協調各區域產業生產要素配置，促進產業生產要素跨區域的有效合理流動，化解產業資源配置在地區間不平衡、不協調的結構性矛盾，提高產業生產要素空間上的配置效率，拓展產業發展空間。另一方面，還要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中國產業發展非常重視地方政府的創新精神，鼓勵地方政府探索科學的區域工業化模式。伴隨着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中國各地方經濟發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被調動起來，各個地區結合自身的具體情況，創造出許多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中國曾產生了一些具有鮮明地區特點和時代特徵的經濟發展模式，例如，“珠江三角洲模式”、“蘇南模式”、“温州模式”，等等，這些模式在啓動條件、發動主體、資本形成方面都是不同的，但都促進了當地的工業化進程，使這些地區成為工業化水平較高的工業化地區，進而對全國的工業化進程起到了巨大的帶動作用。在各地推進自身的工業化進程中，工業園區發揮了重要作用。工業園區是現代化產業分工協作生產區，包括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保税區、出口加工區等。工業園區能夠通過政策引導集聚生產要素、提高集約水平、突出產業特色、優化產業佈局，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工業化具有重要意義。

（4）**正確處理市場化與工業化的關係，培育全面持續的產業發展動力機制。**中國基於自身社會主義計劃體制的基本國情，經過多年理論探索，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堅持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中國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為中國產業發展提供了多元的全面協調的動力機制。通過市場化改革的制度創新，培育了國內豐富、強大的動力源。這具體表現在市場化改革逐漸鬆開了傳統計劃體制對各種資源、要素、組織力量的束縛，激活了它們在舊體制下長期被壓抑與控制的能量，不僅充分釋放非國有系統的資源、要素，而且全面調動傳統國有系統本身的存量資源和原有的組織制度資源。通過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培育了大量的市場主體，既包括通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將國有企業推向市場，也包括在市場中成長起來的大量個體、民營企業以及通過開放引入的外資企業。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企業，在彌補市場缺陷、保障人民共同利益以及中國作為後發國家在一些重大戰略領域實現趕超等方面具有優勢，在事關國家發展重大戰略和國計民生重大事業方面發揮重要作用。而個體、私營和外資等非公有制經濟在滿足市場多層次多樣化需求、提升供給質量和促進生產力平衡發展等方面具有獨特優勢，形成了中國產業發展多元混合動力優勢，促進了中國產業快速發展。

（5）**正確處理全球化與工業化的關係，形成全面開放發展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通過40年的對外開放，從設立特區到開放沿海14個城市，再到“入世”，在中國市場對外開放的同時，也逐漸吸引大量的外資，引進了大量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知識，同時也利用國外的市場資源實現了大量的出口，這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產業發展和工業化進程。當今世界的產業發展處於一個全球價值鏈主導的時代。自產業革命開拓機器大生產開始，國際分工經歷了工業製成品與農礦業的傳統產業間分工、工業內部各產業各產品部門的產業內分工，發展到同一產品不同價值鏈增值環節的產品內分工。20世紀90年代以後，由於產品模塊化程度的提升和生產過程可分性增強，以及信息技術、交通技術等“空間壓縮”技術帶來的交易效率提高和交易成本下降，基於價值鏈不同工序、環節的產品內分工獲得極大的發展，製造業全球價值鏈分工成為一種主導的國際分工形式。而且，隨着技術革命的加速拓展、業態不斷創新和產業日趨融合，尤其是新興工業化國家不斷努力突破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低端鎖定”，全球價值鏈逐步呈現出多極化發展的新態勢。因此，一個國家的產業發展必須對外開放，融入這個全球價值鏈之中。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表明，中國經濟所取得的發展奇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國製造業的對外開放。到2017年，在製造業31個大類、179箇中類和609個小類中，完全對外資開放的已有22個大類、167箇中類和585個小類，分別佔71.0%、93.3%和96.1%。中國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加速了自身的市場化進程，培育了自身的全面發展動力，同時順應了製造業全球價值鏈的分工合作共贏趨勢，為世界製造業發展和全球經濟增長作出了巨大貢獻。

（6）**正確處理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關係，促進產業和人口集聚效率提升與社會民生協調發展。**一個國家的經濟現代化過程是工業化與城市化互動發展的過程。工業化為城市化提供了經濟基礎，而城市化為工業化提供了優質要素和廣闊的需求市場。從工業化與城市化歷史演進互動關係看，在工業化初期，重要的是工業化進程推動了城市化的進程，而到了工業化中後期，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又牽引工業化進程的推進。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總體上符合上述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演進規律，長期以來中國成功地推進了快速的工業化進程，但總體上城市化進程落後於工業化進程。進入21世紀後，隨着中國進入工業化中後期，城市化進程也不斷加快，對工業化進程牽引需求作用明顯。在處理工業化與城市化關係過程中，尤其是要注意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提高城市化質量，避免城市化與實體經濟脱節，不能讓房地產僅成為炒作對象，要讓城市化進程真正發揮對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需求引導作用；二是要不斷提高服務業效率和促進服務業結構升級。城市化是服務業成長為經濟運行中主導部門的必要條件，城市化人口集聚效應形成的需求密度經濟，可以不依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促進經濟增長，但是城市化並不必然促進服務業效率提升和結構升級，科學的城市化戰略和高水平的城市管理對於促進服務業效率提升至關重要。當前中國醫療、教育、養老等事關社會民生的服務業質量和效率還都有待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城市化質量水平還不夠高。而且，由於工業化後期產業結構升級和工業化進程深化需要高質量的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支持，提高城市化質量、促進服務業效率提高和服務業結構升級還是深化工業化進程的必然要求。

上述六個方面產業發展的“中國智慧”，構成了產業發展“中國方案”的重要內容。這些“中國方案”、“中國智慧”可以供其他發展中國家在促進產業發展和工業化進程中予以借鑑，其他發展中國家在借鑑中國產業發展經驗和智慧時，同樣也需要結合自身的國情進行創造性發展。不僅如此，對於中國而言，這些經驗和智慧也還需要在未來中國產業從做大到做強的發展過程中繼承、發揚、創新和完善。

本文原載**《中國工業經濟》2018年09期，原標題為“改革開放40年中國的產業發展與工業化進程”，篇幅所限，內容有刪節，註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