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工業化對世界具有顛覆性影響？（上）_風聞

黃羣慧 /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導讀］本文從工業化的角度重新審思改革開放40年。作者認為，中國已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大國轉變為一個工業大國，但“大而不強”是中國的最基本經濟國情；中國工業化進程從初期階段快速地發展到工業化後期階段，但產業發展和工業化進程存在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中國產業發展和工業化進程歷經市場經濟方向探索、市場經濟構建完善、市場經濟建設新時代三個大的階段；中國正確處理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產業政策總體上是成功的，在產業政策操作層面努力做到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干預資源配置但又要儘量避免直接介入資源配置，這個“度”總體把握相對合理。歸結起來，工業化“中國方案”的基本經驗在於遵循共性和個性相統一的基本原理，中國將工業化共性規律與自身個性化國情背景有效結合，是理解中國產業成長的關鍵。文章原載《中國工業經濟》，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以饗讀者。

尋求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密碼以及揭示中國經驗的本質，沒有對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產業發展的描述和分析，是幾乎無法完成的。而且，近些年隨着經濟服務化趨勢日趨明顯，中國步入工業化後期，中國產業發展演進的規律性以及在工業化後期所面臨的挑戰和問題更值得經濟研究者高度關注。從一定意義上看，很好地詮釋改革開放40年中國產業發展與工業化進程，以及由此引起的全球產業競爭格局變化，應該是當今發展經濟學在世界範圍的重要主題。

******▍******一、工業大國崛起：數據與事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大一統的封建專制國家。在西方工業文明興起之前，雖經時代滄桑、朝代更迭，但中國一直是一個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具有古老文明和先進生產力的大國。由於工業革命賦予了資本主義巨大的創造力，近代中國這個封建大國被現代化進程丟在了後面。

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真正開始自己的工業化進程。農業部門、鐵路交通和能源部門率先啓動，東北地區被作為重點投資區域。依託着156項重點工程，新中國艱難地推進自己的現代產業建設。1950年東北地區佔全國投資總額的51.66%，1950—1952年先後施工建設的17項重點工程中有13項在東北地區，從產業看這17項重點工程中有電力8項、煤炭5項。到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的1957年，隨着156項重點工程的投產，中國初步奠定工業化的基礎（馬泉山，2015）。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國民經濟和工業經濟分別實現10.9%和18%的高速增長（金碚，2015）。

但是，新中國的產業發展之路並不順利，工業化進程也幾經中斷，1958—1961年由於“大躍進”損失慘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給中國的產業體系造成巨大的破壞。到1978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有385元，三次產業產值佔比分別為27.7%、47.7%和24.6%，農業產值佔比仍較高，服務業佔比還很低，尤其第一產業就業人口高達70.5%，還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大國。從具體工農業實體產量看，1978年糧食產量為3.1億噸，肉類產量943萬噸，原煤產量6.2億噸，粗鋼產量0.3億噸，發電量2566億千瓦時，汽車產量18.3萬台。相對於一個具有9.6億人口的大國而言，這樣的實體經濟是難以滿足人民温飽生活需要的。按照2010年的標準，當時中國農村貧困發生率為97.5%，這意味中國7.7億農村人口是貧困人口。另外，1978年中國經濟外向程度很低，進出口總額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只有9.7%。總體而言，1978年的中國，其產業體系已經具有大工業體系的一定基礎，但總體上還處於工業化初期階段，總體經濟發展水平還十分落後。

表1  改革開放40年中國三次產業就業及生產總值變化（1978—2016）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鑑》（2017）數據整理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開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改革開放40年，給中國帶來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性鉅變。表1從數字上直觀反映了40年中國產業總量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鉅變。2016年中國經濟總量是1978年的32倍，1978—2016年中國年均經濟增速達到了9.6%，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增速達到8.5%；而2016年第二產業生產總值則是1978年50倍，1978—2016年第二產業增加值平均增速更是高達10.9%。

從國際比較看，後發經濟體追趕過程中會出現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經濟高速增長，這段時間一般持續20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增長率超過7%、持續增長25年以上的經濟體中，除中國大陸以外，還有博茨瓦納、巴西、中國香港、印度尼西亞、日本、韓國、馬來西亞、馬耳他、阿曼、新加坡、中國台灣和泰國12個國家和地區（張曉晶，2012）。其中，日本1951—1971年平均經濟增速為9.2%，中國台灣地區1975—1995年平均經濟增速為8.3%，韓國1977—1997年平均經濟增速為7.6%（林毅夫，2012）。從現在看，只有中國持續了40年如此高的經濟增速，雖然我們無法確定這個偉大的經濟增長奇蹟是否會“後無來者”，但可以確信的這是“前無古人”的。

在世人矚目的經濟增速背後，是一個世界性的實體經濟大國崛起（黃羣慧，2017a），或者更為具體地説是工業大國的崛起。如表2所示，改革開放40年，中國主要的工農產品產量都成倍、幾十倍的增長，現在大都已居世界前列，糧食、油料、肉類、原煤、水泥、粗鋼、鋼材和發電量都居世界首位，可以説，中國是名符其實的世界第一工業大國。中國服務業的規模也已經居世界第三位。與工業大國地位相匹配，2013年中國也成為世界第一的貨物貿易大國。1978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是206.4億美元，到2016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達到了36855.6億美元，是1978年的178.6倍，近40年平均增速達到14.6%，超出經濟總量增速5個百分點。其中，貨物出口總額從1978年的97.5億美元增長到2016年的20976.3億美元，年均增速更是達到了15.2%，超過了經濟總量增速5.6個百分點。無疑，中國是一個基於出口導向工業化戰略崛起的工業大國。

從產業發展看，中國的基本經濟國情已經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大國轉變為一個工業大國。因為中國是一個近14億人口的大國，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二。從產業規模看，無論是農業、工業，還是服務業，都可以被認為已經是一個大國，甚至也被認為是金融大國。但是，從經濟國情角度看，考慮到工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中流砥柱”地位以及農業、服務業對工業的“依附”關係，以及中國出口主要是工業製成品貿易出口，“工業大國”、“大而不強”才是中國的最基本經濟國情。從工業化進程看，改革開放40年總體上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從初期階段快速發展到工業化後期階段，按照黨的十八大報告，到2020年中國將基本實現工業化。工業化是發展經濟學的核心概念之一，一般工業化進程可以被劃分為前工業化、工業化初期、工業化中期、工業化後期以及後工業化五個階段。無論是在學術界，還是在政府以及社會各界，雖然工業化概念被廣泛地使用，但是工業化內涵往往被錯誤地理解為工業的發展水平。實際上，工業化是由一國工業增長引起的、體現為人均國民收入水平增加和經濟結構高級化的經濟發展和經濟現代化過程，一個國家工業化階段所描述的是其經濟發展和經濟現代化水平。關於中國的工業化進程，近些年大多數研究籠統地指出中國處於工業化中後期。我們利用人均GDP、三次產業產值比例、製造業增加值佔總商品增加值比例、人口城市化率、第一產業就業佔總體就業比重五個指標並賦予不同權重，取發達國家這五個指標在不同工業化階段的經驗數值範圍作為標準值，構造了工業化水平綜合指數。基於對工業化水平指數連續跟蹤計算和預測，2011年以後中國工業化水平就進入了工業化後期，到2020年中國會基本實現工業化，到2035年中國能全面實現工業化（黃羣慧，2017b）。從工業化史看，經過200多年的發展，世界上也只有約10億人實現工業化，而中國的工業化則是一個具有超過13億人口的大國的工業化，因此，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對整個人類的工業化進程具有“顛覆性”的作用。伴隨着“一帶一路”新一輪全球化倡議的推出，中國這個和平崛起的大國的工業化進程正在產生更大的全球“外溢”效應，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業升級、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水平的進一步提升，這對世界工業化進程的推進意義巨大（黃羣慧，2017c）。

中國成為工業大國的核心是製造業的發展。伴隨着中國快速的工業化進程，中國製造業不斷發展壯大，世界230多個國家和地區都能見到“中國製造”的身影，2010年以後中國就已成為世界產出第一的製造大國。在聯合國工業大類目錄中，中國是唯一擁有所有工業門類製造能力的國家，如今中國500種主要工業品中有220多種產量位居全球第一（魏際剛，2015）。據聯合國統計司數據庫數據顯示，到2016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達到30798.95億美元，佔世界比重達到24.5%，比世界第二位的美國的製造業增加值21830億美元多出了近萬億美元，幾乎是世界第二位美國和第三位日本製造業增加值的總和。在1984年，美國製造業增加值佔世界比例曾達到過29%，幾經起伏，2016年美國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製造業比例只有17.3%；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製造業增加值比例達到21.5%的峯值，到2016年，該比例只有7.7%。實際上，正是由於中國製造業的快速發展，世界製造業的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總體而言，雖然高收入國家仍佔據世界製造業增加值大約60%的比例，但是近20年高收入國家制造業增加值比重不斷下降，在很大程度上與亞洲特別是中國相關。中國佔全球製造業增加值的比重從1970年的可忽略不計上升到2016年佔據全球1/4（瑪麗·霍爾沃德-德里梅爾和高拉夫·納亞爾，2018）。

在認識到改革開放40年中國產業發展取得偉大成就的同時，還必須看到中國工業“大而不強”的基本經濟國情，還必須認識到產業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十分突出；在認識到中國工業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必須看到相對於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國工業化進程還存在發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問題。從製造業看，雖然中國是世界上製造業規模最大的國家，但是從製造業增加值率、勞動生產率、創新能力、核心技術擁有、關鍵零部件生產、高端價值鏈環節佔有、高端產業佔比、產品質量和著名品牌等各方面衡量，中國製造業發展還很不充分。這一方面表現在製造業發展中的產業結構不平衡、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不充分，存在着低端和無效製造產業供給過剩、高端和有效產業供給不足；另一方面表現在製造業發展中的產業組織結構不平衡、產業組織合理化水平不充分，存在相當數量的“殭屍企業”，但優質企業數量不夠，尤其是幾乎還沒有世界一流製造企業。從具體制造產品表現看，產品大部分功能性常規參數能夠基本滿足要求，但在功能檔次、可靠性、質量穩定性和使用效率等方面有待提高，高品質、個性化、高複雜性、高附加值的產品的供給能力不足，高端品牌培育不夠，無法滿足消費轉向升級的需求。例如，根據原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公佈的數據，美國和歐洲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產品平均合格率一般達到4.5 sigma（合格率99.99932%），而中國總體為2.5 sigma（合格率98.76%）。2013—2017年國內產品質量國家監督抽查合格率分別為88.9%、92.3%、91.1%、91.6%和91.5%，與國外一般99%以上的合格率還有較大差距。從工業化進程看，一方面，中國工業化進程的區域發展不平衡，一些區域的工業化水平發展不充分。由於梯度發展戰略，以及各個區域資源稟賦、經濟發展基礎差異等原因，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在不同地區發展極不平衡，總體上呈現出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逐步降低的梯度差距。到2015年，上海、北京、天津已經步入後工業化階段，其他大部分的東部省份處於工業化後期，而大部分中西部省份基本還處於工業化中期。另一方面，中國工業化速度與其資源環境承載力不平衡，綠色經濟發展不充分。中國十多億人口的快速工業化進程，給資源環境的承載提出了極大挑戰。雖然2002年以來中國就一直強調和努力實施環境友好型的新型工業化道路，但客觀上資源環境還是難以承受如此快速的大國工業化進程，環境污染和資源約束等問題比較突出。為了解決大國快速工業化進程帶來的環境資源問題，必須強調綠色發展理念，大力發展綠色經濟。綠色經濟強調從社會及其生態條件出發，將環保技術、清潔生產工藝等眾多有益於環境的技術轉化為生產力，是一種環境可承受的經濟發展模式。中國在綠色經濟發展方面，無論是綠色理念還是管制制度，無論是技術水平還是產業規模，都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黃羣慧，2018b）。

************▍二、 產業結構演進：動力與要素

 雖然40年在歷史長河中只是很短的瞬間，但中國成長為一個世界性工業大國的工業化故事仍是複雜曲折的。這不僅僅因為中國工業化進程本身的艱難，還因為中國工業化進程與其市場化改革進程、國際化開放進程以及世界信息化技術革命進程疊加在一起，各類複雜的制度變量、技術變量以及各種生產要素綜合作用於中國的經濟發展。這種曲折複雜性一方面給國內外經濟學者解讀中國工業化成功故事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另一方面也留出了巨大的解讀空間。這裏試圖以市場化改革為階段劃分標準，梳理中國產業結構變化和要素變革，從中揭示中國工業化的動力源泉及其演進過程。40年的改革開放可以劃分為三個大的階段：第一階段是1978—1993年，這是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探尋階段；第二階段是1994—2013年，這是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構建完善階段；第三階段是2013年之後，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新時代。

1. 市場經濟方向探尋階段

1978—1993年，以1984年來界限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所經歷的從農村到城市、從農業到工業的重點轉變過程。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全黨的工作着重點從1979年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揭開了圍繞農村經濟體制、積極推進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而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進一步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現開放的方針，要求加快以城市為重點、以增強企業活力為中心環節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從第一產業發展看，這個階段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效果十分明顯，制度變革的驅動力顯著，勞動生產率快速增長，從1978年的353元/人快速增長到1985年的820元/人，增加了1.3倍，而同期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只分別增加了0.3倍和0.6倍（鄒東濤，2008），1981—1984年第一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都超過了20%，1981年第一產業貢獻率高達40.5%。如圖1所示，1978—1984年這一時期第一產業佔比總體較高，1982年是改革開放40年的最高點，達到32.8%。1978—1984年糧食單產提高了42.8%、總產量增加了33.6%，農業增加值實際增長52.6%，根據Lin（1992）測算，這些農業產出增長的46.9%來自於家庭承包制這一制度變革的貢獻。

圖1  1978—2016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三次產業構成變化 

資料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繪製。

1984年以後，隨着以增強企業活力為中心環節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中國開啓了快速的工業化進程。1984—1994年，除了少數特殊年份外，這個階段GDP增速都在10%以上，1984年更是實現了高達15.2%的經濟增速。這個時期的工業化水平總體處於工業化初期。從三次產業結構看，如圖1所示，第一產業佔比結束了上升過程，開始了持續下降的結構升級過程，從1982年的32.8%下降到1993年的19.3%，10年的時間下降了13.5個百分點；第二產業產值佔比穩步提升；第三產業佔比提升較快。從三次產業內部結構看，第一產業中農業佔比迅速下降，牧業佔比快速上升，上升和下降都有10多個百分點的幅度。第二產業內部結構變化總體上體現了矯正計劃經濟時代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造成的結構失衡特點，輕工業發展迅速，其在工業中的比例1978年為43%，到1981年就已經超過了50%，並在50%上下波動一直到1999年。第三產業中商業、飲食、居民服務、交通運輸等領域增長較快。從企業看，這個時期鄉鎮企業快速成長，城鄉的個體和私營企業也逐步發展，國有企業改革不斷深化，到1995年城鎮私營企業和個體就業人數達到2045萬人，鄉村私營企業和個體就業人數達到3572萬人。這一時期，國有企業的主要改革任務是對企業放權讓利，經歷了擴大企業自主權、推進經營承包制、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等具體改革階段，探索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兩權分離，使企業逐步適應商品化的經營環境（黃羣慧，2018c），國營企業的利潤和活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這個時期非常值得關注的一個經濟增長驅動要素是，農村地區開始出現並逐漸增加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根據蔡昉和王德文（1999）估計，早期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21%。實際上，這個階段二元經濟條件下的“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得到比較充分的體現。另外，從工業化進程的資金需求看，伴隨着財政體制、金融體制和投資體制改革的深入，這個時期也開始逐步發展出多元化的金融體系、多元化的投資主體，為產業發展提供了相應的資金保證。1980年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恢復國內保險業務，發展了一批非銀行金融機構，1990年以後上海、深圳兩個證券交易所成立，開啓了中國股票交易市場新紀元。從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看，1981年固定資產投資國家預算資金佔比為28.1%，到1993年已經大幅降低到3.7%，而國內貸款佔比從1981年的12.7%提高到1993年的23.5%，自籌和其他資金佔比也提高了10個百分點，而利用外資佔比也從1981年的3.8%提高到7.3%。

從工業化區域發展戰略看，這個階段的核心是以東部地區率先發展、作為整體經濟增長極為主要內容的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產業發展的重心逐步向東部地區傾斜。1978年12月鄧小平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報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中明確提出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這樣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的向前發展（鄧小平，1994）。在這個思想指導下，改革開放後第一個五年計劃即“六五計劃”（1981—1985年）明確提出發揮沿海地區的經濟技術區位優勢。1980年8月26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決定批准國務院提出的在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廈門設置經濟特區。在“七五計劃”（1986—1990年）中明確提出按照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經濟帶序列推進區域經濟發展的戰略思路。1984年鄧小平又及時提出了開放大連、天津、上海、廣州等14個沿海城市，並且逐步設立經濟技術開發區、國家級經濟開發區等工業園區。1985年又設立了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廈漳泉沿海開發區，1990年開放了浦東新區。這個階段國家在財政、税收、信貸、投資等方面給東部地區一系列優惠政策，同時投資佈局也向東部地區傾斜，1981—1985年東部沿海地帶11個省級區域的工業基本建設投資佔全國比重達到46%，1986—1989年投資份額進一步提高，廣東、上海、遼寧、山東、江蘇和北京佔前六位，到1995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東部地帶佔到了62.7%（鄒東濤，2008）。在制度要素、資金要素和技術要素在東部地區集聚的情況下，勞動力要素也開始向東部地區遷移，自此形成了持續多年的自西向東、自內地向沿海的“打工潮”。在制度供給充足的前提下，國際資本的進入以及國內勞動力的大流動，極大地優化了東部地區的要素配置，支持了東部地區率先發展起來，到1995年東部地區人均GDP已經是西部地區人均GDP的2.3倍，到2000年東部地區生產總值佔全國53.5%（國家統計局綜合司，2018）。

2. 市場經濟構建完善階段

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提出建立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並提出將金融市場、勞動力市場、房地產市場、技術市場和信息市場作為市場體系培育重點，從此開始了全面建設和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時期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也是中國工業化進程開始快速推進從中期向後期的轉變過程。從三次產業結構看，如圖1所示，這個階段第一產業GDP佔比逐年下降，第二產業一直保持了高速發展，1994—2011年第二產業對GDP的貢獻率基本都在50%以上，1994年當年第二產業對GDP貢獻高達66.3%，第二產業GDP佔比基本維持在45%以上，第三產業佔比呈現逐年上升趨勢，到2013年這個階段至少有以下幾點需要強調指出：

（1）這個階段總體上是重化工主導階段，促進了經濟結構快速升級。伴隨着居民消費重點轉向耐用消費品，1999年以後重工業表現出強勁的增長，工業中重工業佔比持續提升，到2005年該比例接近69%。由於重化工業資本有機構成較高、投資需求大、能源消耗大等特徵，重化工業的快速發展支撐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但也給環境資源承載力提出了極大的挑戰。總體上，這個時期重化工業主導，體現了適應居民消費結構從日用消費品主導到汽車和住宅主導的升級需要的產業結構升級。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中國應該走新型工業化道路，要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這也從指導思想上明確了進一步推進從資金密集的重化工主導向技術密集的高技術產業主導的產業升級要求。

（2）這個階段中國經濟外向性極大提升，出口導向工業化戰略取得巨大成效。在2001年12月11日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簡稱“入世”）後，中國充分利用自身比較優勢積極參與全球價值鏈國際分工，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中，通過“幹中學”推進產業升級，既快速地推進了自身的經濟增長和工業化進程，又對世界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發動機。2003年以後，中國出口增長率連續多年在30%以上，到2009年中國出口貨物總量超越德國位居世界第一，2013年中國進出口貨物總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佔世界貨物貿易總量的比例達到了11%，比2003年翻了一番（劉偉和蔡志洲，2015）。從利用外資看，1994年實際利用外資432.1億美元，2001年為496億美元，而“入世”10年後的2011年則達到1177億美元，利用外資額居全球第二位，並連續多年位居發展中國家首位。

（3）這個階段公有制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格局基本形成，構成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多元混合動力。從國有企業看，這個階段推進了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組建管人管事管資產相統一的新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為主要內容的一系列改革，國有企業總體數量逐步減少，國有經濟佈局持續優化，國有資本總量不斷增大，公司治理結構日益規範；從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看，這個時期是中國非公有制經濟大發展時期，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進一步搭建了全方位、多層次、可操作的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律政策框架。非公有制經濟在穩定增長、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等各方面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95年城鎮國有單位就業人數為11261萬人，到2012年降低為6839萬人，而個人私營及外商港澳台單位就業人數從1995年的2558萬人發展到2012年的15415萬人。

（4）這個階段區域協調發展逐步成為中國產業區域分佈格局變化的主導戰略，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和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等重大戰略舉措開始實施和持續推進。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把“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地區差距”作為今後15年必須貫徹的重要方針，1997年黨的十五大進一步提出要促進地區經濟合理佈局和協同發展，東部地區實現更高水平發展，而中西部地區要加快改革與開放。2000年10月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關於“十五”計劃的建議正式提出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下發《關於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若干意見》，2006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若干意見》正式出台，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中部崛起分別成為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重大戰略舉措。如果説在改革開放初期15年的市場經濟方向探索階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起來的主要動力來自於全球範圍的資金、勞動力、技術創新等要素向東部地區集聚，可以認為是國際“雁陣理論”在中國的實踐（蔡昉等，2009），那麼，在這個階段，由於西部開發、中部崛起及東北振興政策的實施，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可以歸結為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這甚至可以被認為是國內版“雁陣理論”發揮的作用。一份藉助工業淨產值份額和第二產業勞動力就業份額兩個指標的實證研究表明，中國由東向西的製造業產業轉移現象主要出現在2003—2013年這十年間，而且向中部地區轉移的幅度大於向西部地區轉移的幅度（安虎森和鄭文光，2017）。

（5）這個階段經歷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國經濟經受住了考驗，也增強了宏觀經濟調控的能力，中國經濟更加成熟。在中國推進市場化改革和工業化進程中，1998年和2008年兩次大的外部經濟危機對中國這個出口導向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產生了巨大影響，雖然兩次危機都構成了對當年經濟增長的衝擊，但是很快都恢復了增長，回到了自身的快速工業化道路上。這一方面是因為宏觀經濟調控得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韌性強，中國市場化和工業化進程所固有的經濟增長動力機制足夠強大，可以應對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外部衝擊。

3. 市場經濟建設新時代階段

黨的十八大以後，尤其是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要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在這樣的大的市場化改革背景下，中國經濟正處於一個新的時代。實際上，從2013年開始，中國的經濟運行已經呈現出增速趨緩、結構趨優、動力轉換的“經濟新常態”特徵。從經濟增速看，這個階段已經從8%—10%的高速增長區間下降到6%—8%的中高速增長區間，2013—2017年經濟增速分別為7.8%、7.3%、6.9%、6.7%和6.9%。從結構看，產業的高級化趨勢明顯，第三產業GDP佔比迅速提升，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佔比逐步下降。2013年第三產業佔比達到46.7%，首次超過第二產業佔比（44%），到2015年第三產業佔比超過了50%，達到50.2%，2016年和2017年佔比都是51.6%。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逐年提高，2015年和2016年分別達到52.9%和58.2%，超過第二產業10和20個百分點。從所有制結構看，混合所有制整體格局進一步演進，民營經濟進一步發展。到2016年，民營經濟法人企業數佔全部法人企業數的95%以上，民營經濟就業提供了全國近80%的就業，民營企業製造業投資佔全國的85%以上，民營企業提供的税收佔全國的50%以上，民營企業提供的發明專利佔全國的60%、提供的新產品佔全國的70%。從動力轉換視角看，隨着“人口紅利”的消失和投資回報率的下降，經濟增長的動力更多地依靠技術創新，通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來促進經濟增長。從驅動要素看，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產業升級演化路徑基本符合產業升級的一般規律：勞動力要素驅動主導—資本要素驅動主導—知識要素驅動主導的升級過程（蘇杭等，2017），到了這個階段中國產業亟需實現從資本要素驅動主導轉向知識要素驅動主導。從工業化進程看，中國經濟在這個階段所呈現出的運行特徵以及所面臨的升級任務都與進入工業化後期是一致的，實際上中國工業化進程也正是在2011年前後進入工業化後期的。

經濟新常態背景下中國產業成長的重點從追求快速成長到追求質量提升，這具體表現為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實體經濟供給質量、積極順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化趨勢、大力培育新興產業和利用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等方面：①從農業發展看，農業生產佈局進一步優化，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和經營體系加快構建，糧食主產區穩產增產，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快速湧現。②從工業發展看，工業結構持續優化升級。具體從工業三大門類結構看，2013—2017年採礦業增加值分別增長6.4%、4.5%、2.7%、-1.0%和-1.5%，製造業增加值分別增長10.5%、9.4%、7.0%、6.8%和7.2%，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增加值分別增長6.8%、3.2%、1.4%、5.5%和8.1%，工業結構總體呈現從資源和資金密集主導向技術密集主導轉型升級的趨勢。在製造業內部結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積極進展。一方面，積極淘汰落後產能，化解產能過剩工作全面深入推進，鋼鐵、有色金屬冶煉、水泥、平板玻璃等產能嚴重過剩行業增速大幅回落，到2016年鋼鐵退出產能6500萬噸以上，超額完成目標任務。2017年全國工業產能利用率為77.0%，比上年提高3.7個百分點，為近5年的最高水平。其中，煤炭開採和洗選業產能利用率為68.2%，比上年提高8.7個百分點；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產能利用率為75.8%，提高4.1個百分點。另一方面，裝備製造業和高技術製造業發展迅速，裝備製造業和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2013—2016年年均分別增長9.4%和11.3%，2017年分別增長11.3%和13.4%，2018年上半年分別增長9.2%和11.6%，增速都遠遠高出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2016年裝備製造業和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佔規模以上工業比重分別為32.9%和12.4%，比2012年提高4.7和3.0個百分點。六大高耗能行業增加值2013—2016年年均增長7.3%，增速比規模以上工業低0.2個百分點，六大高耗能行業增加值佔規模以上工業比重為28.1%，比2012年下降1.5個百分點。③從服務業發展看，傳統服務業與互聯網融合加速，現代服務業蓬勃發展，新業態不斷湧現，服務業發展迅速。2013—2016年服務業增加值年均增長8.0%，高出國內生產總值增速0.8個百分點，2017年增速為8%，高出國內生產總值增速1.1個百分點。2016年全社會電子商務交易規模達到29.2萬億元，是2013年的2.8倍。2016年中國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為1.57萬億元，比2012年增長52.5%，年均增長11.1%；2017年進一步增加到1.75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1.6%，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2.12%。另外，在市場經濟建設這個新時代，中國實施了京津冀協同發展、新一輪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長江經濟帶等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整體產業佈局發展進一步協調。

雖然這個階段中國產業發展取得了上述成就，但這是一個全新的階段，既是一個經濟新常態，又是工業化後期。還有學者認為經濟結構進入服務化時期，這個新階段需要培育產業增長新動能和改變以前的要素投入驅動模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習慣於資本、勞動力的要素投入驅動經濟的產業增長模式。改革開放40年，資本、勞動力數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總體上達到70%—80%，而效率改進對GDP的貢獻也就大致在20%—30%，尤其是在2008—2018年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已經降到20%以下。因此，新階段要實現從要素驅動為主轉向效率驅動為主的動力變革。這種變革是極富挑戰性的重大任務，再考慮到經濟全球化的新特點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國際背景，未來中國產業發展和經濟增長將面臨着產業升級路徑、技術進步路徑、消費升級等眾多不確定性（張平等，2018）。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新階段，提出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為指導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無疑是基於對這些不確定性的把握基礎上提出的新階段中國產業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和重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