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戰前夕，張宗遜為何被解職？（五）_風聞

五、臨陣換將

西華池戰鬥，整48旅孤軍西進，西野集中4倍於敵的兵力將其突然包圍，本來是可以打好打贏的仗，卻打成一個消耗戰。除了客觀上雙方的武器裝備存在一定差距以外，此役在作戰指揮上也暴露出西野當時存在的許多問題：

首先，作為野戰軍的軍事主官，張宗遜在作戰指揮上顯得呆板，缺乏果斷機敏的特質。張宗遜在接到軍委敵情通報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原定當晚襲擊板橋的計劃，對敵迅速撤退的估計不足，所以造成一系列的錯誤判斷和決策。先是不相信第358旅的報告，認為“敵情不明”，錯過了在運動中伏擊敵人以及乘敵剛進入西華池立足未穩予敵打擊的時機。當日晚上的攻擊部署，張宗遜亦未能很好地規劃，攻擊部隊過少，留置的預備隊過多。此役西野總計九個團參戰，當晚只有兩個團進入戰鬥，其餘兩個團擔任警戒，四個團作為預備隊，一個團作為第二梯隊。第二天即3月4日，經過了一整天，對敵情、地形應該已經查明，但張宗遜仍未能部署妥當。一是對打援事先沒有作安排，缺乏準備，直接導致5日的倉促撤兵。另外對進攻部隊任務的分配，沒有按照兵團建制賦予任務，將主要兵力兵器集中在某個方向，而是仍按照旅、團的建制各打各的。結果配合方向的部隊進展不力，如獨1旅，一夜只攻佔兩處陣地，使敵得以主要火力兵力來應付第358旅的進攻。最糟糕的是，張宗遜在得知整24旅援軍到達南義井之後，不能仔細地研究判斷敵情，估算敵我雙方的實力對比，匆忙地做出撤退的決定，放棄了已經唾手可得的勝利。實際上5日拂曉，國民黨援軍較近只有兩部分。一部分是赤城鎮趕來的第143團的一個營（第3營），大約早晨8時趕到西華池。另一部分是增援的整24旅，當天拂曉時還在南義井，差不多中午時分（12時左右）才到達西華池，途中（約11點多）遇到從西華池撤出的整48旅殘部。從兵力上來説，整24旅援軍只有兩個團，加上第143團第3營，一共兩個團多一點，西野的兵力仍然佔據絕對優勢。如果用第771團加第714團兩個團的兵力進行阻擊，將休整了一天多的第8團作為預備隊，遲滯援敵半天應該是很有把握的。而國民黨軍入晚以後即不敢動作，這樣至少還可以爭取一夜的時間，這一夜的時間應該足夠殲滅已成釜底游魚的整48旅了。新四旅在戰後的總結中亦認為：“經過四日的惡戰，敵人遭受很大殺傷，其鋭氣頓減，當晚我亦增兩個營進入戰鬥，已將敵人壓縮在兩個孤寨內，另外，根據情況敵人在一兩日內不可能迅速增援。如果我們再堅持一天戰鬥，亦有可能將敵全殲”。[1]

黃克誠回憶長征時期湘江之戰時提到，紅4師完成阻擊任務後，師長張宗遜曾因為未接到上級命令，執意不肯撤退，是黃克誠利用政治委員最後決定權才命令他將隊伍帶下來。黃克誠在回憶中指出“張宗遜同志執行上級命令十分堅決，但缺乏靈活性”。[2]張宗遜的個性較為固執呆板，不適合大兵團作戰指揮的任務。

其次，西野各級指揮員在作戰部署和指揮上也欠缺大兵團作戰的意識和能力。一線的指揮員，3日晚由於對地形、敵情不瞭解，多數過於謹慎，兵力使用不當，形成逐次增兵的打法。例如當晚一共兩個團進入戰鬥，擔任主攻的第8團只以一個營，營又只以一個連實施進攻。新4旅第16團擔任助攻任務，分配第3營擔任阻援，第2營留置為團預備隊，僅用第1營擔任進攻；該營又留第1連作為預備隊，用第2、第3連為主攻，該兩個連又各留了一個排為預備隊，實際上用於戰鬥的只有四個排的兵力。因此，沒有能形成突然猛烈的打擊，給了敵人調整部署、組織抵抗的機會。3月4日白天，新4旅第16團突入鎮中的四個排受到敵人反覆猛攻，而在鎮外的預備隊由於地形開闊，敵火封鎖，無法全部迅速投入戰鬥，只能以小分隊添油式地增援。[3]

另外，部隊戰術不熟練，對塬地進攻作戰的動作不熟悉，對村落戰鬥如何迅速分割敵人防禦體系，也沒有經驗。每攻佔一個院落，部隊就開始混亂，只好組織一次攻佔一個，不能連續發展。這樣不但延誤了時間，而且越往裏打，敵軍越集中，抵抗越頑強，無法迅速解決戰鬥。

除此之外，野戰集團軍剛成立，指揮機關不健全，各部協同不密切，[4]也是戰鬥結果不理想的原因。

西華池戰鬥，“共殲敵第四十八旅1500餘人，擊斃其少將旅長何奇”，[5]其中第358旅斃傷敵約500人，俘虜10人；獨1旅斃傷敵1100人，俘虜44人。西野損失也較大，第358旅和獨1旅損失821人（其中傷亡811人，其它損失10人），[6]新4旅損失317人（其中陣亡50人，負傷267人）。[7]合計損失亦超過千人。

國民黨方面認為，“西華池戰鬥共軍雖未達到全殲對手的目標，但也的確對國軍進攻陝北的部署造成相當的困擾，亦挫傷了國軍大舉進攻前的鋭氣，基本上算是達成了其戰略意圖”。[8]何奇、黃正誠、沈策、許良玉、李昆崗等均為胡系中之後起之秀，較之“老派”中的李鐵軍、李文、劉戡、董釗、丁德隆等人，不僅有“黃馬褂”（黃埔生）穿，還有“綠帽子”（陸軍大學畢業）戴，有的人還有留洋的經歷。戰前這批人大都擔任到旅、團一級幹部，平時自視甚高，且野心勃勃，互相攀援，聲勢頗壯，駸駸然有取老派而代之之勢。孰料真正打起仗來，並非像背熟操典那麼簡單。晉南官雀村一戰，“天下第一旅”的黃正誠先就栽了個跟頭，此役何奇又蹈前轍，連命也搭上了。這一初戰雖並未動搖胡宗南“犁庭掃穴”之決心，但出師不利、折損大將，對士氣則有着潛移默化之影響。胡宗南一方面故示瀟灑，將此視之為“老虎頭上拔了一根毛”；另一方面卻諱莫如深，儘量淡化該戰鬥。正好不久後國民黨軍攻入延安，胡宗南藉此大吹大擂，何奇則恰於5月22日被追贈為陸軍中將，以致於許多人誤以為何奇是在進攻延安的戰鬥中陣亡的。上世紀九十年代國民黨史政編譯局去採訪軍中耆宿時，有人居然像模像樣地稱：“我軍第四十九旅（按：此處番號亦錯）少將旅長何奇將軍於（三月）十六日下午一時十七分，在金盆灣以東右側約六百公尺處，不幸陣亡，我軍當將屍體移交司令部”云云，[9]這未免滑稽過甚了。

中共一方，3月4日軍委作戰部統計上報了國民黨軍準備用來向延安進攻的兵力，關中、隴東、三邊和榆林4個區計有正規軍7個師、24個旅、52個團，18.4萬人；地方團隊21個團，1萬餘人。總計7個師24個旅、73個團，約19.5萬人。5日，作戰部的《戰況彙報》中對國民黨軍動態作了分析，判定“敵人是決心進攻延安”，“待整編第一、第九十師集結完畢後，進攻即可開始”。[10]這樣，西華池戰鬥實際上帶有某種偵察的性質，中共中央根據國民黨軍進攻延安的決心、兵力以及在初戰所顯示的戰鬥力和戰鬥精神，對西北野戰集團的任務和組織重新進行了調整。一方面提出保衞延安“主要依靠陳謝從外線解圍”，[11]另一方面準備在內線進行二十天的防禦作戰。

此戰暴露出張宗遜並非西野最高指揮員的合適人選，而賀龍又遠在晉綏無法即刻趕回陝北，彭德懷因此主動請纓，向中共中央提出由他來指揮陝北的作戰，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3月8日，召開了保衞邊區、保衞延安的大會，周恩來、朱德、彭德懷都講了話。彭德懷在會上宣佈，毛主席、黨中央決定讓我來指揮保衞延安的戰鬥。[12]3月10日和11日，彭德懷視察了金盆灣、茶坊等地的防禦準備情況，12日返回延安。大約就在這一天，軍委在棗園小禮堂召開了旅以上幹部會。彭德懷、劉少奇主持會議並講了話。會議總結了西華池戰鬥的經驗教訓，並決定撤銷陝甘寧野戰集團軍番號，恢復原建制，張宗遜和廖漢生分任第1縱隊司令員和政委。[13]3月14日，軍委致電張宗遜、習仲勳，要求習仲勳回延安和彭德懷一起主持全局，並於3月16日正式發佈命令，以第1、第2縱隊、新4旅、教導旅等組成西北野戰兵團，“上述各兵團及邊區一切部隊自3月17日起統歸彭德懷、習仲勳同志指揮”。[14]此後的事實證明，這一“臨陣換將”之舉，是西北國共爭戰的勝負關鍵因素之一。正是彭德懷親自上陣，才導演出延安失守之後“三戰三捷”的活劇，奠定了西北扭轉戰局的基礎。（續完）

[2] 黃克誠：“我在紅三軍團的經歷（下）”，《中共黨史資料》（第二十三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9月。第36-37頁。該文在編入人民出版社《黃克誠自述》一書中時，刪去了上述婉轉批評張宗遜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