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垃圾死磕_風聞
玉鸡子-2018-09-21 08:55
來源:微信公眾號“一席”
張劼穎,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助理研究員,《廢品生活》作者。
我不是説每個人面對環保是沒有責任的,或者我們是完全無能為力的。只是環保教育先觸動我們的內疚,再激發我們的責任感,等回到日常生活之後發現其實很難做到,最後只能擺爛:算了算了,大不了大家一起死,以後跟地球一起爆炸吧。
跟垃圾死磕
大家好,我叫張劼穎,是一個人類學研究者。我在過去的十多年裏做過一個研究,是跟垃圾有關的。這個研究的開始是因為我研究的拾荒者這羣人。
拾荒者就是我們平常説的撿破爛的。人們會覺得這個羣體很底層,很邊緣,在城市中似乎隨處可見,看到垃圾堆你就可以找到他們,想賣廢品的時候他們也會出現。可是不賣廢品的時候他們到哪去了?
這個是十二年前的我,這是我第一次走進拾荒者住的地方。第一次去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股酸臭直衝到腦門。而且味道好像是有記憶的,我就在那待了一個下午,回家後的三天都一直可以聞到那個味道。
他們大概住在這樣的院子裏,後面那一排小房子裏住着五六家人。每個家庭住一個很小的屋子,外面是非常大的空地,這樣他們可以把撿回來的垃圾放在這裏。
這種地方在哪兒呢?實際上拾荒者聚居和活動的地方是不斷在變化的。這個圖來自王久良的《垃圾圍城》,這些黃色的點點就是垃圾場。我認識一個大姐,她九十年代前後就來到北京撿垃圾。她當時在北京的二環三環附近活動,也就是這個圖上的紅五角星區域。
有一次在一個小區,突然有人從窗户裏扔出一把吉他,她很高興,把吉他撿回家了。後來她有一天看電視,看到一個明星,發現這不是扔吉他的那個人嗎?這個故事其實説明拾荒者們當時的活動範圍還是很市中心的地方,現在這個大姐已經搬到了北京的五環外。
這還是十幾年前的我,你們可以看到拾荒者們在我旁邊的狀態已經很放鬆了,已經可以打牌了。這個狀態是很不容易的,因為這個羣體非常封閉,非常難打交道。你想去研究他們,他們其實是拒絕的。
有一個夏天我消失了,朋友問我到底在幹什麼,我説:我這個夏天紮在垃圾堆裏。人類學做參與觀察,是一定要介入他們的生活的,跟着他們一起生活很長時間,才能得到對方的信任。
所以我就跟他們一起撿垃圾。第一次分垃圾還是挺刺激的,他們撿垃圾不戴手套,因為這樣比較快,而且他們要用手去感覺垃圾裏面的不同材料,方便分揀。所以垃圾裏面有一些尖鋭的東西和髒的東西他們是沒有辦法避開的。
手第一次伸進去的時候,我突然明白:哦,原來垃圾摸起來是這樣的。它是一團的,粘乎乎的,是剩菜剩飯、油污、泡軟的紙、塑料包裝、瓶瓶罐罐全部混在一起的那種觸感。
他們都很迅速地打開一個一個垃圾袋,我也跟着打開了一個。這個袋子是普通家庭衞生間裏的廁紙袋,我看到了一個用過的衞生巾。其實我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我會跟一個陌生人的衞生巾,在這樣的情況下相遇。
我得到他們信任的過程其實不是一帆風順的。那時候我跟一些拾荒者的關係已經很密切了,我看到他們有些人家裏有小孩子,我就送給他們一些二手書、筆記本。
但是有一天我走進這個院子,一個小朋友的媽媽把所有的書本和文具推在我身上,我抱不下那些書,書就噼裏啪啦地掉在地上,她説:你以後再也不要來了,我不跟你説話,你走吧。
後來我才知道,因為那時候是2008年,北京要開奧運會,他們聽到一些風聲説要把他們趕走,他們其實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他們非常害怕。
其實他們之前處在一個非常脆弱的位置上。九十年代有一個比較有歷史感的制度,在座的年輕人不一定知道,叫收容遣送制度:你如果户口不在這個地方,又沒有正式的工作,你就會被遣送回老家。
拾荒者就是這樣的,一次一次地被丟到火車上,發一個乾裂的饅頭,他們就拿着那個饅頭坐火車回家。但他們通常在下了火車後,一轉身又上了來北京的火車。
其實撿垃圾不是我們想的那麼簡單,它是一個有門道、有學問的生意。這個羣體裏面至少有兩種人,一種是做廢品回收的,北京的廢品回收者十有八九是河南固始來的。還有一種是撿垃圾的,他們不是花錢買垃圾,是把所有找得到的垃圾拿回自己家,這些人基本上是四川巴州儀隴來的。
我問四川人:你們怎麼不去收垃圾,你們怎麼就撿呀?他們説:嗨,河南人懶唄,我們勤快。我又去問河南人,他們就説:四川人太髒了,我們不髒。
這個實際上是中國一個很有趣的現象:老鄉幫帶。一個行業是一個地方的人來做的,有時候一行就是一個村子的人做的。
撿垃圾其實也有很多門道。有一種叫包小區,他承包我們一個住宅小區的垃圾。還有一種是包樓子,他承包一個大廈、寫字樓。
這個錢是怎麼掙到的呢?我們扔掉垃圾是因為它是沒有用沒有價值的東西,它是怎麼變成有價值的東西的?首先是量要足夠大,他們做非常密集的勞動,大量的分揀工作,才可以把垃圾中非常微小和混合的東西,變成真正有用的原材料。
所以實際上他們做的事情就是垃圾分類,拾荒者在替我們的城市做垃圾分類,或者説是替我們在做垃圾分類。他們分揀得到的原材料,支撐了我們國家廢品回收再造這個產業。
這個小朋友叫小熊,我跟他感情非常好。我和拾荒者密集接觸的幾年,是他的零到三歲。我看着他長大,心裏其實挺不是滋味的。當時的想法是:怎麼可以在這樣的環境下育養兒女?
垃圾堆裏的東西都是他的玩具。還有一隻小狗叫小白,是他的好朋友,他還經常模仿小白。夏天的時候,這些垃圾會腐爛,流出來一些滲濾的液體,下過雨後地面上是泥濘的,漂着油,他就和小白在地上摸爬滾打,沾一身泥。
我問他的媽媽:孩子有打疫苗嗎?沒有。體檢過嗎?沒有。她不知道怎麼去醫院,也不知道怎麼坐公共交通,她生活的區域就是附近那一片。其實十年以後我回過頭想,當時的問題是一個非常城市,非常中產式的問題。
其實這個垃圾場裏,十幾二十户人家,這麼大的孩子有兩三個。他們到底為什麼要在垃圾場上育養兒女呢?因為他們至少可以一家人在一起,孩子不會變成留守兒童。如果是去工廠打工,或者去工地工作,孩子只能被放在老家。他們有些人以前做過這樣的工作。
後來那個小白吃了垃圾裏有毒的東西,死掉了。這個孩子的身體倒是挺好的,這三年我從來沒有看過他生病。不過他最後也被送回老家了,因為他媽媽又懷了第二個孩子,沒有辦法再照顧他。
他爸爸是很木訥的一個人,平時就低着頭撿垃圾,不太説話。那個時候他跟我説了這樣一句話:我送孩子回老家,要離開的時候,遠遠地看到我的孩子坐在家裏,他像個孤兒一樣。
拾荒者們不僅是一家人在一起,實際上是共同聚居在一起,用他們的話説是“老鄉連老鄉,親戚連親戚”。他們組成了一個鄰里社區,在大院裏可以一起講家鄉話,打牌的時候甚至都不用對規則,一個地方的人共享同一套規則,而且他們還可以互相幫助。
有一次他們賣貨,一個大卡車來收,給了其中一個人一百塊錢。那個人不知道錢是真還是假,於是所有人都圍上來幫他一起看這個錢。後來他確定那一百塊錢是真的,大家也不再説什麼,各自散開,那個大卡車才開走了。由於他們處在這種很脆弱的位置,大家住在一起,就可以互相幫襯。
人們常常理所當然地覺得拾荒者是底層,其實他們的收入並不算太低。大家可以認真注意下這個數字,因為問出這個實在太不容易了。你跟他們聊天,可以去問你老公的爺爺有幾個兄弟姐妹幾個朋友幾個女兒,他都會告訴你。但是你要是問:大哥,你賺多少錢?他們都不説。
問到這個得發揮偵探的精神,這個人説一個數字,那個人説一個數字,互相交互印證。還有他們有時在聊天中帶出來的數字,那個無意中説出來的,一般是最準確的,我就大腦作飛速運算連接,最後得出了這個數字。
剛入行,或者比較不景氣的時候,他們每個月的收入是一千多。好一點的時候是兩三千,最高的可以達到五六千,這個數字是2008年的。
這個行業不是我們想象的那麼簡單,它其實有技巧,需要經驗,做得好的和不好的,收入差別很大。
我認識一個賺得很好的大哥,他非常聰明,每個月都賺五六千塊錢,2008年的時候他就在老家縣城買了樓房。不過他回老家的時候,別人問他在哪發財,在幹什麼,他就説在北京給人打工。
他絕對不會説他是做廢品回收的。他説:別我不知道那些人瞧不起我,那女的縮着肩膀,捂着嘴和鼻子從我身邊走過。你瞧不起我,我還瞧不起你呢。這是他面對歧視的反應,幹這行雖然收入不低,但是用一定程度的尊嚴去換取的。
還有一個大姐,剛剛去她家的時候我很震驚,她的垃圾實在是太整潔了,收納得井井有條。她一定是處女座,我覺得她的垃圾場比我的卧室還乾淨。
她跟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老家的姐妹們一吵架就回孃家,她跟她老公吵架的時候從來不走。她説:我為什麼要走啊?這是我的家,這是我建立起來的生意,要走也是你走,你給我滾蛋。
她是一個自尊心非常強,也非常要強的人,頭髮梳得一絲不亂,垃圾都收拾得非常整潔。她的生意做得很好,一開始是底層的收垃圾的人,後來開起了廢品收購站,賺得也不少。她的孩子在老家上的是一年一萬多塊錢的學校。
有一年大姐的孩子到北京來了。那天她用塑料瓶子堆的那個山突然塌了,瓶子全都掉下來了。她老公就讓兒子幫忙撿一下瓶子。
這個大姐勃然大怒,她指着她老公和孩子説:你們給我記着,孩子一下也不許碰這個瓶子,太髒了。所以實際上她非常清楚,廢品回收是一個不錯的生意,但她是被歧視的,她的尊嚴是受到了損傷的。
我問過很多拾荒者,為什麼選擇撿垃圾。他們的回答讓我非常吃驚,很多人都説:我是為了自由。我之前提到過,有些拾荒者以前是在工廠或工地打過工的,這些人常常面臨被欠薪的問題。
可能農民工討薪,爬塔吊,跳樓,是一個已經老套到不能成為新聞的事情了,但它每天都在真實且持續地發生,這些事件背後是真實的人和家庭。
但是,他們做垃圾的生意,每天賺的錢是可以拿到自己手裏的,對他們來講是一種可以控制的感覺。我認識一個老大爺,四川人,他用非常優哉遊哉的語氣跟我説:我今天想不出門就不出門,想早去就早去,想晚去就晚去,這就是自由哇。
但是在我跟他們密切接觸的這三年,沒見過這個大爺哪天不去幹的,即使是在十二月的北京,零下十幾度颳着大風的凌晨。其實他們就是這樣,在大城市的邊緣,在城市和鄉村的夾縫中,用尊嚴換取生計。
而這個生計靠的是我們扔掉的垃圾。每天在北京的二環我點外賣,扔掉一個飯盒,不到二十四小時這個飯盒就會跑到北京的五環外,跑到另外一個叫小張的年輕的拾荒者手裏。
做這個研究後有一個問題持續刺激着我:我們為什麼覺得垃圾是髒污的,惡臭的?我們厭惡它,想把它踢到看不見的地方,由一些看不見的人去處理。垃圾到底是什麼?它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我後來和我的合作者寫了一本書,是講拾荒者的。前段時間我看到一個書評,把我們的書和《北京摺疊》這個科幻小説聯繫在了一起。
《北京摺疊》的大意就是講未來是階層社會,最底層的那羣人是垃圾工。其實我看到這個聯繫,不能説是特別愉快,心裏稍微有點五味雜陳。
我不是説這個小説不好,而是它刺激了我去思考一件事情:當我們想去表現一個是最卑微、低賤,最被侮辱與損害的羣體時,為什麼要説他們是和垃圾打交道的?
垃圾到底是什麼?人類學有一個祖師爺叫Mary Douglas,她有一個論點:無論什麼東西,都不是本質上就乾淨或者髒的,乾淨和髒污是我們的社會文化所賦予的,它和我們的生活、概念認知的分類系統相關。髒污的東西只是因為它沒有在正確的位置上。
這是藝術家宋冬的作品,他展示了他媽媽這一輩子收集到的所有東西。其實他媽媽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説,可能是有點囤積癖。她不扔東西,所有的東西都攢着,幾十個、上百個地攢,他媽媽是比較極端的案例。
我相信這樣的事情,在我們的家庭中並不陌生。至少在我家,我和我媽就經常有這樣的衝突。老人們就是不喜歡扔東西,對他們來説什麼都不是垃圾,什麼都要留下來,可我覺得放在那好髒啊。
這其實反映了我們社會文化一個悄悄的轉變。上一代人還在講勤儉節約,艱苦奮鬥,而我們也不是不講,但事實上,我們現在相信的是另外一套東西。
垃圾其實是和歷史、生活變遷有關的。在人類歷史上,垃圾有兩次大爆炸,第一次是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我們從循環的生產變成了單向度的生產,有大量的無機物被製造出來,比如塑料,同時還伴隨着城市化。
第二次垃圾大爆炸就是消費社會。我們已經非常習慣一種買買買的文化,我們習慣喜新厭舊,習慣一次性,習慣丟棄。很多時候丟棄是為了購買新東西,不是因為它壞了。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垃圾桶之後,垃圾去哪兒了?其實我跟拾荒者打交道之前,我是沒想過的。我後來用了好多年來追溯這個問題。
我發現,有一部分垃圾進入市政垃圾處理系統,到了垃圾填埋廠。這是一個城市一個區一天的一部分垃圾,照片可能還不夠震撼。實際站在那,你感覺垃圾就像海洋一樣。這些剷車小得像玩具,我覺得自己特別特別渺小。
還有大量的垃圾根本就沒有進入正式的處理系統,它們就是被隨意地扔掉了,尤其是在農村。
在過去的二三十年,農村的消費和城市沒有太大差別,他們也會吃塑料包裝的零食,用牙膏,然後扔掉牙膏皮。但是農村在過去的很多年,都沒有正式的垃圾處理系統。垃圾就被扔在河流、山川、路上、空地,或者露天焚燒。近幾年我們國家才開始給農村建立一套垃圾處理系統。
這個事情其實跟城市,跟我們每個人都有關係。我們國家在過去的幾年做了一個決定: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採取焚燒發電的方式來處理垃圾。
這是一個環保組織做的圖,這些都是在建的,或者即將建的垃圾焚燒發電廠。它看起來很快捷,很有效,把我們最討厭的垃圾一把火燒掉,瞬間消失。
我很好奇,就決定去看看跟我息息相關的,處理我垃圾的設施到底長什麼樣。它們的顏值都特別高,看起來非常高科技,非常潔淨,完全不像是跟垃圾有關的設施,更像一個研究所。
這個是台灣木柵的垃圾焚燒廠,你們可以看到上面是它的煙囱,被刷上了長頸鹿,非常可愛。前段時間這個長頸鹿沒有了,市民還去呼籲:還我長頸鹿。
這個是北京的垃圾焚燒發電廠,也很可愛,被稱為北京的小蠻腰,那個煙囱像蘑菇一樣。但是因為沒有人想要垃圾焚燒廠建在自己家周圍,所以它被建在一個特別遠的地方。事實上當時是專門炸開了一座山,把它修在那裏的。
垃圾焚燒廠為什麼要這麼親民,設計得這麼可愛呢?我覺得可能其中有詐,我就走進去看一下。
進去的時候,會有一個口齒伶俐的戴着揚聲器的導遊説:大家往這邊走,大家往這邊看。她帶着你參觀焚燒廠,裏邊有沙盤,有模型,給你演示焚燒廠是怎麼運作的,還有真人互動區,你甚至可以直接和那些正在操作儀表鍵盤、鍋爐抓手的工人互動。
但我覺得最有趣的是這個,這是在展示焚燒燒出來的爐渣。它被放在一個玻璃櫥櫃裏面,上面有束光打下來,還有一個金屬的名牌,旁邊還有一些更詳細的文字介紹。我覺得怎麼這麼眼熟,這不是歷史博物館嗎?它好像一個文物一樣。
實際上這個技術是有爭議的,如果一個普通市民有天去參觀垃圾焚燒廠,可能會被那個導遊小姑娘説動,她會告訴大家這個技術是多麼安全。
可是如果有一天這個焚燒廠要建在你們家旁邊,你可能就想再瞭解一下這個事情,這個技術有哪些爭議。你可能會知道這個垃圾焚燒其實會釋放污染物,它可能會釋放巨毒的二噁英。這個物質對我們的健康是有風險的。
所以問題就在於沒有人願意要這個垃圾焚燒廠。有人説可能是因為技術還不夠先進,有人説可能是因為管理還不夠好,可是你要怎麼説服垃圾焚燒廠旁邊的居民,這個垃圾焚燒廠它一定是沒有風險的呢?
這個是技術升級解決不了的,也是這個垃圾焚燒廠為什麼會被設計得那麼親民、可愛,為什麼會致力於告訴你它是沒有問題的原因。
所以這件事好像沒有出口,很令人沮喪,沒有一個好的技術可以處理垃圾。有人説垃圾分類可能是一個出口,不管是政府還是環保者,好像沒有人認為是不好的。
但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你們在生活中一定會不停地聽到垃圾分類這樣的宣傳和口號,但實際上你為什麼不去做?你為什麼沒有辦法去做?
在全中國的大街小巷,遍佈中國各地,一定會有兩個成對出現的垃圾桶,這個垃圾桶一邊是可回收垃圾,一邊是其它垃圾。然而這兩個垃圾桶中的垃圾一定是一樣的,沒有人做分類。
我前年的時候去調查一個扶貧的項目,去了基本上是中國最貧困的,在甘肅高海拔的山地裏,有一個藏族的村子。那個村子剛剛通水,剛剛有硬化的路面。
作為扶貧項目的一部分,那個村子裏也放上了垃圾桶,分類的,有兩個桶的那種。為什麼到處都是分類垃圾桶,但是沒有人用呢?於是有一個夏天我又消失不見了。
我去在蹲垃圾桶旁邊,跟一羣環保組織的好朋友,來到一個寫字樓裏,我們來看看人們為什麼不分類。不是都説人培養一個習慣需要二十八天嗎?那我們就用一兩個月來試試,有沒有辦法倡導垃圾分類。
這個項目也不能説是完全失敗。我站在桶旁邊的時候,有一個白領走過來,他已經預言了這個項目的結局。他跟我説:你今天還在這兒啊,等你哪天不來了,我就不做了。結果我確實沒有堅持下來。
我們倡導垃圾分類,為什麼總是失敗?你們可以看這兩個圖,這其實是環境教育裏經常會用的圖,它告訴我們這個地球現在有很多生物在承受嚴重的創傷,而這個創傷是人類行為帶來的。
這是一種震撼教育,我們在寫字樓做項目的時候,一開始也是用的這種方法。我們告訴大家垃圾現在有多可怕,垃圾圍城、垃圾污染,大家來做分類吧。它一開始確實能調動起市民的內疚和責任感。
但問題是,在這個內疚和責任感之後呢?你會發現讓一個普通人在家裏去做垃圾分類真的很難,因為他被卡在兩個巨大的系統裏,他的行為似乎不可以完全按照他想象的樣子去行動。
第一個系統就是我們的日常生活系統,包括生產和消費系統。我們被提供這樣的商品,我們被供給這樣的生存方式,真的很難改變,減少垃圾的行為是很難做的。
我有一個好朋友,是可愛的環保者,她有一天説:我找到了一種很好的方法,我以後不用衞生巾了。對,我又跟衞生巾幹上了。她找到了一種非一次性的衞生巾。
你買衞生巾的同時,還會拿到一套藥,每一片用完後就放到一個鍋裏,倒藥進去洗,再煮一下。
我是一個新媽媽,我的孩子每天都要用很多尿不濕,我自己是很內疚的,因為我是研究這個的。尿不濕裏又有吸水材料,又有塑料材料,而且一大包一大包的扔出去,我非常愧疚。
所以如果有可以反覆使用的尿不濕也不錯,可是試了兩天我就放棄了,實在是太累了。我要工作還要帶孩子,精疲力竭,根本沒有精力去洗,我就想用一次性的。
我想很多像我一樣沒有時間的人,是沒有辦法每天去踐行環保者所倡導的,每天洗衞生巾的行動。
我們還會被一個系統卡住。我問過很多城市的市民:你為什麼不做垃圾分類?得到的答案都驚人地相似。他們説:我分完了以後,一轉眼清潔工又混到一起拉走了,這騙誰呢?我幹嗎要做呢?
所以第二個卡住消費者的系統,是城市的垃圾分運和處理系統,如果在後端根本沒有這樣的分類處理方式,讓消費者這麼做不是欺騙他們嗎?
我不是説每個人面對環保是沒有責任的,或者我們是完全無能為力的。只是環保教育先觸動我們的內疚,再激發我們的責任感,等回到日常生活之後發現其實很難做到,最後只能擺爛:算了算了,大不了大家一起死,以後跟地球一起爆炸吧。
所以我們一方面要有信心,微小的行動是能給環境帶來改變的,我們是有能動性的。
但是另外一個方面我們也要知道,如果系統不跟着變,把垃圾分類的責任全部推給市民,推給消費者,註定是無效的。
最後給大家看兩張圖,左邊是黑水虻,右邊是蚯蚓,是很可愛的兩種蟲子。有一些科學家和民間企業家,想開發這種蟲子處理廚餘垃圾。蟲子可以把廚餘垃圾吃掉,然後它們就是蛋白質,還可以做魚飼料,這樣還不錯。
自然界如此,其實城市也是如此,城市是一個有機體。我們自己、垃圾、拾荒者,都是這個有機體裏的一部分,我們是連在一起的。
瞭解了拾荒者的故事,瞭解了垃圾的故事,我會去重新想象垃圾。再次看到垃圾的時候,我不會只覺得它是骯髒的、惡臭的,或是想很快地把它踢得越遠越好。我們是不得不跟它共存的。
我跟拾荒者再次交錯而過的時候,我知道在我想象的人類和垃圾共存的圖景裏,有他們的位置,他們的貢獻。
我能做的,我希望的,是他們可以享受更有實質意義的自由,可以更有尊嚴地勞動。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