屍骸上的舞者：一戰華工100年（9）_風聞

五、屈辱的模樣

18.

今天的我們，不曾觸及那屈辱的模樣。

也許我們會因工作中的不順，而發兩句牢騷，或是因生活的瑣碎，而抱怨整個社會。我們也許活得不夠灑脱、也許經歷了某種不公，又或者因複雜的人際關係，而感到力不從心。我們也許失落、也許絕望，也許因社會機制法制的不夠健全而受到打擊——可是，這都不是屈辱的模樣。

因為它永遠不會出現在我們的生命中。

1918年11月11日，人類歷史上那場如絞肉機般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於緩緩落下了帷幕。戰爭的結果，以英、法、俄、美，以及臨陣倒戈的意大利為核心的“協約國集團”，成為了最終的勝利者，而新興崛起的軍事強權——德意志帝國，則在這一天，正式向世人宣佈投降。

失敗的一方是沮喪的。

勝利的一方正在歡呼。

歷史彷彿正在充分地印證着北洋政府決斷的正確，在這場豪賭中，他們選對了邊。

大聲疾呼的學者們是對的。

昔日的高官，也是對的。

戰爭期間，中方先後派出的至少175000——200000華工，在“協約國”集團的盟友們最需要人力的時候，在總人口只有4000萬、卻身為主戰場的法國，其15-49歲的男子和13-30歲的男子，死亡率分別呈現出驚人的13.3%和33.3%的時候；在法軍尉級以下軍官，於戰場上生存的時間，超不過三個月的時候——起到了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1918年11月28日——30日，為了慶祝這場戰爭的勝利，在故宮太和殿，北洋政府以戰勝國的姿態，舉行了一場盛大的閲兵儀式——沒錯，從任何一個角度、任何一種理論、任何一種規則來看，當這場殘暴的戰爭落下帷幕的時候，中國，都理所當然的，應被列入戰勝國國家的行列。

關於這一點，為後人所詬病的北洋政府當局，並沒有做錯。

然而，隨後發生的一切，卻突破了具備正常認知水平、和正常道德準則的人，所有的底線。

1919年1月18日，為戰後秩序討價還價的巴黎和會正式開幕。作為戰爭的參與者，中方理所當然地受邀、並參加了此次會議。

可在這場會議中，中國人最先聽到的，卻是一陣刺耳的尖叫。

在大庭廣眾之下，在眾目睽睽之下——在歷史的聚光燈下，一位叫做亞瑟·貝爾福的英國外交大臣卻傲慢地起身，以一種令人作嘔的聲音堂而皇之地聲稱，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殘暴戰爭中，中國人“既未付出一個先令，也未喪失一條生命”！

在場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全都愣住了。

沒有人會想到，作為此次戰爭中，受中國幫助最多的國家之一，大英帝國的代表，居然可以如此厚顏無恥地顛倒黑白，可以如此昧着良心、無視那前線數萬華工冒着生命危險，為其做出的重大貢獻。

可是所發生的一切又似乎並不意外。

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人的凌辱，又何止於此？

但不幸的是，在巴黎和會上，更大的凌辱、更大的厚顏無恥，卻才剛剛起步… …

1919年1月27日，一場為討論中國“山東問題”的會議拉開了序幕。會議由法國總理克萊蒙梭主持，與會者包括英國首相喬治·勞合、美國總統威爾遜、意大利首相奧蘭多等各國政要。而用今天的眼光回頭看去，在中方派出的代表團中，有一個人的名字，卻顯得格外引人注目。

他，叫做顧維鈞。

所謂“山東問題”，在本文的最開始，便已有所描述。日本帝國主義對廣闊的中華大地垂涎已久，而在他們眼中，自明治維新以來，他們終於第一次在歷史上，全面地超越中國——這恰恰是他們實現百年征服夢的最佳時機。

日本人趁着歐洲的戰火、德國的無暇東顧，從而重兵壓境，一舉趕走了駐紮在山東境內的德軍勢力。之所以敢於對一個歐洲的軍事強權如此為所欲為，在這背後，他們自然少不了來自外援的幫助。

而這個外援，就是英國。

早在戰爭初期，日、英兩國，便就日本對德宣戰一事達成了協議。談判的結果，日本保證其不會損害英國在華利益，而英國則將給予日本一定的幫助。這樣的幫助，在1914年9月23日日軍攻打青島德軍基地的過程中，甚至直接轉化為一支由900英國士兵組成的軍隊。

經過一系列的準備，通過周密的外交部署，早在“一戰”爆發初期，日本人便已先後獲得了英、法、俄、意等主要國家的秘密承諾，各自的利益面前，帝國主義列強私下裏沆瀣一氣，毫無原則地同意其“無條件接手一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

而就在這場有關“山東問題”的會議上，在那重要的歷史節點上，在那些曾給予他們承諾的、西方列強的面前——狡詐的日方代表，卻明目張膽地，重申了自己的野心。

千言萬語，故弄玄虛——而他們想要説的，不過就是“吞併山東”四字而已。

而對於這一切，中方的代表顧維鈞，則在隨後的發言中，擲地有聲地反駁道：

“3600萬山東人民，有史以來為中華民族、用中國語言、信奉中國宗教… …以文化言之，山東為孔孟降生、中國文化發祥之聖地… …以經濟言之，人口既已稠密，競存已屬不易。”

據説，在這次發言中，他曾作了一個西方化的比喻：

“山東之於中國，猶如耶路撒冷之於西方。”

中國著名外交家：顧維鈞

他的發言，贏得了在場多數國家政要的肯定。

法國總理克萊蒙梭甚至在事後還曾提到，顧維鈞對日本人的反駁，“猶如貓之弄鼠，盡其擒縱之技能。”

那時的顧維鈞、以及他身後的中國代表團，依然相信，事件的結果——真理終將戰勝邪惡。

然而，在那弱肉強食的世界裏，這美妙的夢想，真的能夠實現嗎？

​19.

“豬仔”、“黃皮狗”、“奴隸”… …即便在這場關係到歐洲新格局的戰爭中，中國人扮演着至關重要的角色，但在帝國主義殖民者的眼睛裏，卻依然無法擺脱所有那些被其定義為“卑賤”的標籤。

他們就這樣繼續肆無忌憚地踐踏着中國、欺壓着中國，用一種彷彿是與生俱來、自然而然的天性，折磨着中國。他們就那樣明目張膽地在巴黎和會的舞台上，抹殺了中國人所做的一切貢獻，就那樣在私下裏相互勾結着，為自己的私利，運作着一場場出賣盟友的大戲。

在列強面前，地大物博、卻又弱小的中國，就如一隻肥羊——誰也想咬一口，誰都想撕一塊。

有些醜陋，始終不曾改變。

但有些事，卻也在默默地發生着改變。

1919年夏，在一場由英國軍人為慶祝戰爭勝利而舉辦的“協約國運動會”上，6000名應邀參加的華工，卻因會場中冉冉升起的各戰勝國國旗中，唯獨缺少了中國的國旗，而集體憤然離場。

華工，早已不再只是那一個個只為養家餬口的、孤立的個體。在知識和獨特閲歷的共同啓迪下，他們超越了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小家、超越了體力勞動者長久以來的認知侷限、超越了小農經濟帶來的封閉式思維。

他們真正地開始瞭解到，一個人，與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重要關係。

他們真正的擁有了一份屬於自己的信仰。

——而那信仰的名字，叫做“祖國”。

就在同年早些時候的1月15日，在服務中心各方的努力下，身在歐洲的華工，擁有了一份屬於自己的報紙。這份報紙被取名為《華工週報》。創辦它的人，正是中國後來有名的鄉村教育家晏陽初先生。

報紙的宗旨，在於“開通華工知識、輔助華工道德、聯絡華工感情”。其內容主要包括“祖國消息”、“歐美近聞”、“華工近況”、“歐戰小史”。在中國報刊史上，它是第一份真正屬於工人的報刊。

晏陽初還別出心裁地以諸如“華工在法與祖國的損益”、“什麼叫中華民國”這樣的名字為主題，舉辦起了徵文比賽。而比賽的效果，卻遠遠地超出了預期。身在異國他鄉、飽受戰火與虐待的華工們，對於求知的慾望，是那樣強烈。他們中的多數人，都是在服務中心的幫助下，才剛剛開始認字的——但他們的滿腔熱情，卻足以超越他們那書寫的生澀。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一筆一劃地，絞盡腦汁、認真構思，在毛邊紙上，完成了自己生平的第一篇政治論文。

在那永遠不變的醜陋中，卻總有些人和事，在默默地發生着改變。

對於華工的教育，晏陽初曾這樣説道：

“中國農民誠樸，智商高，能力強，只可惜缺乏讀書的機會，使他們的智慧和能力得不到發揮… …表面上是我在教他們，實際上，是他們教育了我。”

據説，曾有位華工特意給這位教育專家寫了封信。信中説，“自從您辦了週報後，天下大事我都知道了。”更令他倍受感動的是，由於擔心《華工週報》因過分便宜而入不敷出，這位華工竟然慷慨地向他捐出了365法郎的現金。

而這，卻是對方整整三年的積蓄。

晏陽初驚喜地意識到，歷經這戰火的洗禮，這批壯碩的同胞們，早已不再只是最初的封建體系中，一個卑微的階層——在由國際秩序重組所引發的、全新的國內政治浪潮中，他們將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 …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