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歐洲的年輕穆斯林女性主動選擇戴上面紗？_風聞

來源：澎湃新聞

文/阿扎德·莫芬妮（Azadeh Moaveni） 譯/盧南峯

**按：**近年來，越來越多生活在歐洲的穆斯林年輕女性選擇戴上了頭巾或面紗。在政府官員和主流媒體眼中，這是穆斯林婦女過於順從、屈從於伊斯蘭父權社會的體現，政客們想法設法使這一羣體擁抱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然而，真的是這樣嗎？本文作者以相對包容的英國社會作為樣本，發現那些佩戴面紗的21世紀年輕女性往往是“反叛者”，作為她們的祖輩的第一代移民通常保留着次大陸蘇菲派伊斯蘭教的文化，而長袍面紗在這些南亞蘇菲穆斯林看來，是過於極端、過於阿拉伯和過於叛逆的。在沙特在全球範圍內輸出薩拉菲主義的背景之下，頭巾和麪紗在歐洲的穆斯林社羣裏越來越流行。不過，它也並非像官員們所警惕的那樣，會成為宗教極端主義的温牀。對於不少生活在歐洲的年輕穆斯林女性而言，她們抵抗保守家庭價值（如安排婚姻、家庭暴力等問題）的方式，便是從曾在麥加受訓的城市伊瑪目那裏尋求宗教知識和身份認同。而隨着“虔信時尚”產業的興起，大學校園裏越來越多的穆斯林女性把頭巾作為時尚的標識。在很多時候，這種裝扮象徵的並非虔誠，而是身份——戴上頭巾賦予了一個令人困惑的、不公正的世界以意義，並賦予佩戴者一個連貫的、有尊嚴的跨國身份（全球穆斯林，而不是受辱的英籍巴基斯坦人或英籍孟加拉人）。這是多重反叛的語言：反對摁下你的頭顱的父母；反對將你的宗教視為安全問題的國家；反對那些以種族主義羞辱為樂的媒體。而正像作者所警惕的：在歐洲社會中，穆斯林仍然是個下層階級，禁止女性遮蓋自己，卻沒有提供任何“伴隨而來的對其加入歐洲公共文化的歡迎”，這是一個危險的做法。

一名頭戴頭巾的年輕的穆斯林女性站在船舷外用手機拍攝海鷗。東方IC 資料圖

英國面紗風波

去年六月一個温暖的夏夜，拉奇塔·塞魯赫（Rachida Serroukh）帶着她11歲的女兒來到倫敦西部的荷蘭公園學校（Holland Park School）參加新生介紹會。該校有時被稱為“社會主義的伊頓公學”，是肯辛頓和切爾西少數幾所表現良好的綜合性學校之一，而肯辛頓-切爾西這個自治市在格倫菲大樓（Grenfell Tower）火災後曾因嚴重的社會和種族不平等引發全國關注。塞魯赫是名單身母親，有三個孩子，她自己上過學，很慶幸她的女兒也有學上。晚會進行到一半，一個工作人員將塞魯赫拉到一邊，告訴她校舍內不允許戴面紗，並要求她從後門離開。塞魯赫後來要求查看學校的正式政策，卻發現其純屬子虛烏有。她的出現似乎足以讓人現編一個政策。她決定起訴這一歧視行為。

英國是最後幾個沒有立法禁止佩戴面紗的歐洲主要國家之一。儘管這裏也有橫跨全歐洲的對於穆斯林融合問題的擔憂，但連續幾屆英國政府都寧願避開在海灘上逮捕布基尼女性的場面。（burqini，比基尼與布爾卡罩袍的合成詞，一種幾乎覆蓋全身的泳衣，2009年，法國巴黎近郊一座游泳池禁止一名年輕穆斯林女性身着布基尼泳衣入池引發社會關注，譯者注）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後期之前，這一寬鬆的政策意味着英國是歐洲穆斯林最安全、最受歡迎的地區。認為自己無法實現宗教自由的女性從歐洲大陸來到英國尋求宗教庇護。在《薩拉菲穆斯林女性的塑造》（The Making of a Salafi Muslim Woman）一書中，安娜貝爾·英奇（Anabel Inge）為規模不大但不斷發展的英國薩拉菲社區描繪了豐富的畫像，其中一個婦女將搬到伯明翰説成是一場“小型的希吉拉”（petit hijra），希吉拉這個詞同樣也被用來形容一個信徒移居到一個伊斯蘭國家，最初是為了紀念先知穆罕默德在公元622年從麥加出走麥地那。

在2005年倫敦七七爆炸案後，布萊爾政府對於穆斯林融合及與穆斯林互動的態度急轉直下，“英國價值”開始被喚起：融合再也不能遮掩它。在歷史上，戴不戴頭巾從來都不是政治家擔心的問題，如今一躍成為國家政策的關切，戴頭巾者不僅被視為非國民，而且被當做一個國家安全隱患。2015年，戴維·卡梅倫呼籲各院校制定自己關於面紗的“合理規則”，而英國教育標準局（OFSTED）的負責人邁克爾·魏爾肖（Michael Wilshaw）承諾，學校將在這方面發揮堅定的引導。他宣稱“我們的自由主義西方價值觀”必須得到捍衞，並補充道“穆斯林社區需要傾聽”，因為英國社會“為了爭取女性平等權利”走過了漫長的道路，而現在“絕不能倒退”。

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假裝忠於常識（common sense），他在《每日電訊報》的新專欄中將丹麥的面紗禁令形容為一個錯誤，與此同時卻將戴面紗的穆斯林婦女比作一隻“信箱”，並認為學校（比如像荷蘭公園學校）有權像要求“銀行劫匪”一樣要求女性摘掉面紗。約翰遜不經意間提及布爾卡（burka）——這種帳篷式罩袍幾乎只有阿富汗女性穿着，不僅將女人從頭到腳包起來，甚至在眼睛前面還要加一個網狀紗簾，而他想説的其實是尼卡布（niqab，露出眼睛的面紗，譯者注）。約翰遜的言論以及他拒絕道歉的態度讓他在新聞頭條上盤桓了數日。如今，這個國家發現自己在伊斯蘭恐懼症、布爾卡/尼卡布和穆斯林女性壓迫問題上爭吵不休。

戴上面紗的21世紀穆斯林女性

認為面紗是極端主義標誌的觀點並非來自實證，沒有研究表明戴面紗的女性更有可能作奸犯科。事實上，布魯金斯學會在研究推動年輕人走向極端主義的因素時發現的情況恰恰相反，有證據表明，年輕人之所以走向極端主義，是因為他們生活在面紗在公共場所受到嚴格監管的環境中。拉菲亞·扎卡利亞（Rafia Zakaria）在其薄薄但令人敬畏的《面紗》（Veil）一書中寫道，在歐洲社會中，穆斯林仍然是個下層階級，禁止女性遮蓋自己，卻沒有提供任何“伴隨而來的對其加入歐洲公共文化的歡迎”，這是一個危險的做法。

布魯金斯學院的研究討論了法語國家的政治文化，因為在法國、比利時和突尼斯（前法國保護國），面紗禁令都被認為很重要。法國職業外交官奧利弗·德科提尼斯（Olivier Decottignies）稱這項研究“令人驚訝地淺薄”，並認為面紗禁令是對極端主義的反應，而非其原因。他聲稱，真正的罪魁禍首是薩拉菲派伊斯蘭教，而這“可不能説是法國輸出的”。薩拉菲主義出現於18世紀的阿拉伯半島，是遜尼派伊斯蘭教的清教主義形式，20世紀80年代作為沙特軟實力的投射而傳入歐洲。它經常被指責為當今遜尼派極端主義的罪魁禍首，儘管人們幾乎不可能準確説出薩拉菲主義的確切構成，因為它的許多教義與正統、保守的遜尼派伊斯蘭教重疊。人們通常簡單地説，薩拉菲派在神學上反對灰色地帶，並傾向於詛咒他們的敵人。

關於面紗何以成為歐洲街頭的日常景象，這個故事無法脱離這段歷史去敍述，儘管連穆斯林自己也在糾結如何理解這段歷史。戴面紗讓許多年長的穆斯林感到沮喪，他們在20世紀50年代來到倫敦東部等地，渴望成功，並在心中保留次大陸蘇菲派伊斯蘭教的文化。如今，他們卻看到英國孫輩身着沙特款式的長袍（thobes）和尼卡布招搖過市。21世紀的頭十年，戴面紗的人數成倍增長，人們對戴着面紗的女性的思想的恐懼也與日俱增。英奇發現，在她研究追蹤的對象中，所有薩拉菲女性都決定違背家庭成員的意願戴上面紗——有時候甚至不顧家人的威脅，因為家人認為面紗過於極端，過於阿拉伯，過於叛逆。官員們經常爭辯説，穆斯林婦女過於順從，即便在自己的家庭中也不敢挑戰極端主義的觀點。但是，那些穿着會惹惱家人的衣服，經常招致言語上的謾罵，甚至在公共場合被人丟食物的女性，可不是順從的。在英奇研究的23名匿名英國女性中，幾乎所有人都説她們經常遭受冷言惡語，其中5個人身上曾被丟香蕉或雞蛋，5個人曾被推倒或絆倒，3個人曾被跟蹤，兩個人曾被吐口水，兩個人受到暴力威脅，還有一個人被扯掉面紗。

為什麼年輕的歐洲女性決定在21世紀戴上面紗？扎卡利亞認為，那些像巴基斯坦女孩一樣帶上面紗的歐洲女性，通常是在尋求歸屬感，“被贊成和被認可的藥物”，並且通常由其他女性掌握。英奇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在當代英國競爭激烈的“伊斯蘭信仰市場”中，多個教派爭奪追隨者，薩拉菲女性的長袍和麪紗背後是緊密團結的、小集團式的宗教圈子，該教派以此換取人們的認可，並向整個社會發出格格不入的信息，因而贏得了人們的接受。但並非所有的薩拉菲女性都遮住臉，也不是所有的遮臉女性都是薩拉菲派。這個國家最大的兩個遜尼派教派Deobandi和Tablighi的穆斯林婦女也越來越多地戴面紗。如果你問她們為什麼，她們可能會告訴你，她們正在恢復一個失落的傳統，這是一個積極的選擇，是精神性的指引。而她們的父母可能告訴你，這都是垃圾，沙特阿拉伯正在摧毀這個國家的伊斯蘭教，就像它曾在巴基斯坦毀掉伊斯蘭教一樣。

雖然女性佩戴面紗的意圖不得而知，但特蕾莎·梅的政府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她繼續遵循卡梅倫在2015年提出的政策，後者認為，那些未能擁護“自由主義價值觀”——從女性角度來看就是性別平等——的公民正在為暴力極端分子“提供幫助”。那一年發生了備受矚目的恐怖襲擊事件，許多英國家庭全家都離開這個國家加入ISIS，《太陽報》的一個封面報道聲稱“五分之一的英國穆斯林同情聖戰分子”——足以讓一個佩戴面紗的懷特查佩爾（Whitechapel，英國倫敦斯特普尼市區的一個區，譯者注）主婦看起來像個威脅。但是，扎卡利亞寫道，把面紗重塑成恐怖主義的外衣，“規定所有穆斯林女性都有殘忍的意圖，每個人都秘密走向聖戰，無論是否有罪，沒有人清白無辜”。它將每一個帶着面紗的人——“善良的穆斯林媽媽，害羞的穆斯林妻子，堅忍的穆斯林祖母和哈維·尼克斯（Harvey Nichols，英國高級百貨商店，譯者注）的沙特王室”——都歸為激進暴力譜系中的孵化器、推動者和同路人。

英國政府將其對穆斯林女性服裝與日俱增的偏見解釋成一個“安全措施”（safeguarding）的範例。將年輕女性開始戴面紗視作激進化的跡象而加以監視是一種安全措施，就像把孩子從支持極端思想的家庭帶走也是一種安全措施，就像保護兒童免受戀童癖者傷害是一項安全措施。這項政策支持英國教育標準局最近拙劣地介入關於穆斯林女性應該在幾歲被開始戴頭巾的辯論中，這似乎本來是父母決定的一個問題，但是去年11月，英國教育標準局的時任負責人阿曼達·斯皮爾曼（Amanda Spielman）告訴學校檢查員，對戴頭巾的穆斯林小學女生進行問詢，去判斷頭巾是否會讓還沒到青春期的女孩性徵化（sexualise）。

英國教育標準局收到一千多名宗教領袖和教師簽署的聯名信，他們稱這種行為是“本能的、歧視性的和制度化的種族主義”。不到一個月，斯皮爾曼就退縮了，稱穆斯林女孩不會在學校接受審問，但在2月份，她又支持倫敦東部的一名小學校長，後者已經禁止了在學校佩戴頭巾。對於那些缺乏與穆斯林羣體共同生活經驗的人來説，小女孩戴頭巾確實會引發或許可以理解的不安，它們也曾讓我感到不舒服，直到我有機會與穆斯林一起，超越我世俗的、西化的和上流社會背景的限制，自此之後，我才意識到，對於許多比我更具社會代表性的家庭而言，頭巾確保女孩和婦女能夠接觸公共空間，從而受教育。但是，英國教育標準局對希賈布（hijab）的排斥從來不是對婦女真正的保護。在將穆斯林的保守主義和極端主義混為一談後，國家覺得自己有義務推動社區走向自由主義。

穆斯林身份與“英國價值”

關於穆斯林的性別平等問題確實有必要進行一場辯論。以南亞人為主的英國穆斯林社區高度保守，往往讓一些年輕女性的生活難以忍受，而對於年輕男性而言，這種生活方式也是一種不同的、不那麼直接的壓迫。圍繞婚姻的令人窒息的禁令，強迫婚姻的問題，家庭暴力，女兒和兒子待遇的雙重標準，以及曝光和舉報性虐待的禁忌。（這些行為中許多從南亞輸入，有趣的是，為了抵抗這些行為，年輕人從曾在麥加受訓的城市伊瑪目那裏尋求宗教知識和身份認同。）但是，保留宗教價值觀的同時擺脱返祖性保守主義的可能性，已經在目前困擾穆斯林社區的爭吵、恐懼和相互猜疑中喪失了。

鼓勵人們重新思考代代相傳的父權傾向，並將這些相同的行為模式診斷為病態——正是同一種行為模式導致了爆炸襲擊和斬首，這是否可行？支持穆斯林家庭婦女的組織安-尼薩協會（The An-Nisa Society）在2009年公開與政府決裂，聲稱內政部利用它監視婦女。其他草根團體也不得不圍繞極端主義安排工作，即便這與它們的職權毫無關係。內政部資助的資金造成了分裂，最終成為一個污點。政府還切斷了與全國各城市主流穆斯林組織的聯繫，經常提到他們對以色列或西方外交政策的態度。它開始推動一小部分改革者，認為他們代表了“英國伊斯蘭教”的正確面孔。這些改革者——通常是女性，自稱是在反對性別原教旨主義戰鬥中孤獨的草根戰士——激起了極大的不滿，尤其是他們的一些演講和推特被發現是內政部操刀生產的。社區內關於婦女、家庭和平等的脆弱對話，已經和根深蒂固的抵抗分庭抗禮而走向完全的崩潰。

英國教育標準局的頭巾排斥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少數支持教育標準局立場的穆斯林活動家聲稱，他們受到伊斯蘭主義批評人士的恐嚇；這些批評者通常是不戴面紗的女性，他們質問這些活動家，為什麼要重複關於伊斯蘭的陳詞濫調，並在以恐伊症著稱的報紙上發表他們的擔憂。穆斯林父母們説，沒人跟他們説過這些。寫信給斯皮爾曼的老師們認為，許多穆斯林女性只是簡單模仿她們的母親，並質問教育標準局是否也會質疑“塗口紅或穿着高跟鞋”的年輕女孩？頭巾與口紅、高跟鞋沒什麼兩樣，從某種意義上來説，賦予它們意義的是觀察者：兩個小女孩，一個在聖約翰伍德（St John’s Wood，倫敦高級住宅區，譯者注）私立學校上學，媽媽在時尚界工作，另一個在斯特普尼（Stepney，倫敦中下階層居住區，譯者注）公立小學上學，媽媽是清潔工，她們都穿着小貓高跟鞋或蕾絲上衣，卻會導致不同的看法，這些服裝可能被解釋為前衞時尚，可能被解釋為母性疲勞，也可能被理解成性早熟。如果認為國家要扮演找出答案的角色，我們將會發現自己陷入《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的世界中。

圍繞面紗的鬥爭，以及圍繞自由佩戴頭巾是否有悖“英國價值”的公共爭論，與欣然擁抱頭巾的商業形成鮮明的對比。雖然沒有數據顯示這個國家有多少穆斯林婦女佩戴頭巾，但是不斷增長的“適度市場”（modesty market，“適度着裝”特指穆斯林女性的温和化着裝，譯者注）似乎表明其增長。《Vogue》在倫敦時裝週報道了“酷新一代重新定義適度風格”，這是倫敦時裝週勢不可擋的潮流，目前已經進入第二年。Liberty與一個英國視頻播主聯手演示如何將頭巾與其一條帶圖案的圍巾綁在一起。Debenhams現在開始銷售頭巾。從Zara、H&M到Topshop的各大品牌都在廣告中加入了頭巾的模特形象，並推出了頭巾或“適度”服裝系列。對於哈佛大學的萊拉·艾哈邁德（Leila Ahmed）等學者而言，時尚姍姍來遲地承認了一個不斷增長的市場，她在2011年的著作《一場安靜的革命》（A Quiet Revolution）中記錄了貫穿西方和中東的面紗復興。艾哈邁德稱其為“新面紗”，它代表的不是虔誠，而是身份——它現在是這樣一件挑戰一切的服裝：從反穆斯林種族主義，到結構性歧視，乃至文化父權制，並強調跨國穆斯林身份。

對於千禧一代的英國穆斯林女性而言，由於政治、繼承和審美的原因，面紗意味着文化上的反抗。儘管會被指控將戴頭巾視作潛在激進化的標誌而加以監視——像我這樣的學者也受到政府預防責任的監管，但任何花時間與年輕的穆斯林女性接觸的人都會意識到，在接受頭巾的過程中，消費主義和周圍的壓力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在倫敦西南部的金斯頓大學任教時，這裏穆斯林女性在學生羣中佔了相當大的比例，我注意到一些穆斯林女孩入學第一年的時候不戴面紗，結果她們會發現在學校裏頭巾時尚達人是校園裏的統治集團。第二年回來的時候她們就戴上了頭巾。頭巾很酷，就像留鬍子很酷，就像穆斯林虔誠很酷，戴上它們賦予了一個令人困惑的、不公正的世界以意義，並賦予佩戴者一個連貫的、有尊嚴的跨國身份（全球穆斯林，而不是受辱的英籍巴基斯坦人或英籍孟加拉人）。這是多重反叛的語言：反對摁下你的頭顱、“椰子般”（coconut）的父母；反對將你的宗教視為安全問題的國家；反對那些以種族主義羞辱為樂的媒體。

ISIS招募歐洲年輕穆斯林最成功的論據之一是，他們的祖國不會容忍他們作為歐洲公民和穆斯林的雙重身份。在這一點上，就像在其他很多事情上一樣，這個極端組織比政策制定者更能理解千禧一代穆斯林對他們信仰的外在象徵的迷戀。ISIS低語道：到這裏來，想穿多保守就穿多保守，把自己遮蓋起來，你仍然可以是女權主義者，你仍然可以有能耐，在這裏，沒人會用你的膚色和髮型來衡量你的價值和力量。所有這些對穆斯林女孩的影響，尤其是讓他們執着於伊斯蘭標誌的社會焦慮——即便她們的生活方式早已世俗化，意味着對面紗的任何污衊和禁令都不會起任何作用。儘管如此，現在超過一半的英國人支持完全禁止在公共場所戴面紗。

正如拉奇塔·塞魯赫在荷蘭公園學校那天晚上所發現的那樣，安保將越來越頻繁地成為禁止戴面紗的藉口，因為“安全措施”是非常“明智的”。但當人們覺得自己受到懲罰時，他們往往不想改變自己的行為。英奇指出，面紗對公共互動的嚴格限制往往使女性放棄佩戴。劍橋大學沃爾夫森學院（Wolfson College）院長蒂莫西·温特（Timothy Winter）創造了“薩拉菲倦怠症”（Salafi burnout）一詞來描述這種現象。他相信，這些信徒的信仰，在世俗的不安和困惑的驅使下，“可能會突然消失”。他擔心的是，與此同時，他們的激進主義對大多數穆斯林產生破壞性影響。曾經有一些著名的英國穆斯林，比如保守派政治家薩耶達·瓦西（Sayeeda Warsi），她承認這些辯論中各方的關切，並試圖維持一種公開討論的假象。但目前，即便是她——也許是這個國家中最受歡迎的穆斯林領導人——也被她的政黨所迴避，並因與“極端分子”有聯繫而在報紙上遭到詆譭。今天，幾乎沒有關於穆斯林男女平等的辯論，也沒有關於英國穆斯林和社會其他部分平等的辯論。與此同時，荷蘭公園學校要求塞魯赫從後門離開，並且保持隱形。 

本文原載於8月30日《倫敦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