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浪漫主義式的高考改革嗎？——對儲朝輝的回應_風聞

8月23日，北京市教委公佈新高考改革方案（《北京市深化高等學校考試招生制度綜合改革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新高考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將高等學校招生制度的體系與標準分散化，改革的核心內容一是建立高中學生水平考試製度，讓學生在政、史、地、理、化、生六門科目中，根據自身愛好和優勢自選三門，進行等級性考試並計入高考成績；二是完善學生綜合素質評價制度，也就是要扭轉長期以來的統一招生制度，賦予高校部分的學生選擇權和錄取空間，這可以看作是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的制度延續，進一步擴大了高校的錄取自主權。

北京新高考改革政策一出台，馬上引起社會的一片譁然，新高考改革很可能成為壓死教育公平底線的最後一根稻草，很多民眾紛紛擔心過於分散且主觀化的高考選拔制度會成為優勢階層的秘密遊戲，在教育資源和教育能力已經產生社會分化的前提下，工農子弟只有越來越依靠自己的勤奮努力通過高考實現流動，讓知識改變自己的命運。而現如今，新高考制度改革似乎正在關閉這最後一扇大門。

如此明顯的人心向背，卻仍有所謂的教育改革專家出來為新高考改革方案洗地。今日，新高考改革的主要參與者——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先生就《方案》的主要內容、改革思路、政策解釋以及大眾意見等在《中國新聞週刊》做了詳細的回應，題目為《高考選拔標準應該多元化》。

儲先生的這篇採訪確實讓我們更為準確的把握到，新高考政策的制定者們是有多麼的想當然，他們對中國教育現狀以及改革有着多麼浪漫化的理解。通觀全文，除了其自己所説的新高考改革是要教育管理放權、實現教育評價多元是危險的事實以外，沒有哪一句不是烏托邦式的想象，更是有很多奇談怪論。高考制度改革決定了教育體制改革的方向，而教育體制又是一個現代化國家最根本的制度，作為一項公共政策，任何的改革都是牽扯到千家萬户的基本利益的，教育制度改革就更是如此，我們的改革決定權不能只為少數精英服務和掌控，無論是身為學者還是政策制定者都要對經驗現實保持基本的敬畏和認識，要對最廣大人民羣眾的根本利益負責，浪漫主義式的高考改革一定要慎之又慎。

一、 進步還是倒退？

對於北京出台的新高考改革方案所做出的改變與“成就”，儲先生似乎還不太滿意，還沒有達到其理想中高考選拔制度的標準。其對本次北京和以前浙江高考制度改革的評價是“給了一點空間，是一個進步。但是，如果不改變管理和評價權高度集中的現狀，這點小空間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在這裏儲先生所説的“一些進步”是指“分數對於升學的效價降低了…改革後不僅僅只看分數，還要看綜合素質評價等因素，招生的高校也有了一定的決定權。”而其所認為新高考改革沒有解決的根本問題就是“中國考試招生制度長期是由政府包攬的…事實上，現在教育的管理和評價權力高度集中，由此產生了很多問題…”那麼要解決這個根本的問題，我們的處方家給出的建議是“需要將教育的評價和管理權力分級，該屬於哪一級就是哪一級…高考選拔標準應該是多樣的，應該由各個高校組建專業的人和學生來自主決定，並在招生簡章中明確表述（信息如何對稱？），每個學生再根據自己的情況來判斷和選擇。”為了能夠讓自己的論證看起來更豐滿一些，儲先生還拿出了校外培訓氾濫、學生不愛上自己喜歡的課所造成的教育資源浪費、甚至學生的近視率問題作為支撐，並還是將這些現象的原因指回了那個我們現在已經很熟悉的“根本問題”——“我們的教育管理和評價權力過度集中、單一”。

1.  新高考改革事出何因？

圈圈轉轉繞了一大圈，儲先生的邏輯算是比較清楚了，為什麼要搞高考制度改革？是因為現行高考制度有一個根本問題，那就是教育管理何評價權力過度集中，這個問題不解決那就會出現很多衍生的小問題，那我們先來看看儲先生所説的當前這萬惡的高考制度所罹患的根本病症會有哪些衍生性的問題。

首當其衝的，儲先生認為高考改革勢在必行，是因為“整體上看，中國考試招生制度長期是由政府包攬的，這就導致兩方面的後果：一是越來越多的學生選擇不參加中國高考，去國外自費留學，讓中國高校的優質生源流失，這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中國大學走向世界一流水平；二是不利於整個國家人才的培養，難以實現教育強國的目標”，這段話簡直是承包了本篇文章的第一個笑點，讓人摸不着頭腦。

儲先生説政府包攬的招生制度造成的第一個嚴重後果是越來越多的學生不參加中國高考，而這個邏輯關聯是極為匪夷所思的，自從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以來，我們的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製度就沒有發生過大的改變，只是在不同省份採用不同的高考試卷，但仍然是依據統一招生考試的分數來錄取，但是這樣一個一直存在且運轉的制度怎麼就突然要為很多學生選擇不參加中國高考，並去國外讀書背鍋了？

事實上，越來越多學生不參加中國高考主要分為三種原因：一是部分學生與家長本身就認為國外的教育制度和教育資源更為優質，國外高校的文憑更為吃香，並且是在自身家庭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主動選擇去國外高校上學，這是社會經濟產生分化後，中上層的優勢階級所做出的代際人力投資再生產最大化的決策，這跟高考制度本身沒有多大關係，因為你改還是不改，別人看中的是國外的教育資源和水平，總是要出去的；二是很多學生選擇不參加中國高考，而去出國留學，僅僅只是因為他們根據自身平時的學習狀況和測考能力，在現行高考招生制度下沒有競爭能力，預期不能通過中國高考上一個好大學，所以就花錢出國留學，而這種情況是要靠一個家庭的經濟實力作為支撐的，也往往只有中產以上階層能夠負擔這種備選項，而儲先生似乎有極強為他們省錢的衝動；三是在教育體制改革比較激進的地方例如上海，在基礎教育階段就實行學生分流，嚴格按照政策比例將部分學生強制分配到職業技術高中就讀，很多家長為了能讓自己孩子上大學，迫不得已才送去國外讀書，這也與現行高考制度本身沒有多大關係。

這樣一看，僅僅因為現行高考制度篩選掉了一部分人，而這部分人又自己花錢出國留學去了，所以我們就要改革現行高考制度，是怎麼也説不通的。接着，儲先生又説“這讓中國高校優質生源流失，阻礙中國大學走向世界一流水平”，冷不丁的就把出國留學黨貼上了“優質生源”的金光大字，並且好像就是因為他們的“離國出走”就阻礙了中國大學走向世界一流水平，這也是讓人匪夷所思的，參加中國高考沒有競爭力的學生，因為出國留學就成了“優質生源”，這中間的變戲法秘密，還煩請儲先生告知於我們。

至於儲先生所説的第二個問題“不利於整個國家的人才培養，難以實現教育強國的目標”只是一種結論式的表達，而這種結論顯然是沒有什麼實證研究作為支撐的。從我們國家的教育發展歷史來看，大量的人才通過現行的教育體制和高考選拔進入到大學接受高等教育，並且成為了對國家對社會有益的人，他們自身也實現了在舊社會無法想象的階層流動。當今社會上各行各業耳熟能詳的領軍人物例如馬雲、俞敏洪、施一公等等無不是依靠我們本土的教育模式和選拔機制培養起來的，如果説這些名人的成功帶有偶然性的話，那麼筆者在甘肅會寧調研，統計發現這個自然條件非常惡劣的西北小縣，截至2012年竟然有41位清華大學畢業的學生，並且相當部分是博士學歷（見表1）。

從這個表裏可以看出，我們現行的高考制度不僅可以選拔人才，而且可以相當程度的指導教育體制去培養人才，更重要的是能夠給最普通、最底層的工農子弟留有機會，他們可能沒有成為當前教育改革家眼中的天才，但是他們靠自己的生命奮鬥歷程證明了現行高考制度有着最基本的公平保證，並且能夠培養參與到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優秀人才，實現教育強國的目標是要與我國的基本國情相匹配的，我們不能苛求一種尋找天才的高考制度，關鍵還是要保證基本的教育機會公平。

2.“招考分離”是歷史性的倒退

無論是浙江方案還是北京方案，儲先生這兩輪高考改革都沒有觸及一個實質問題，即“高考到底是以政府為主體，還是以高校為主體。”從儲先生的全文來看，其是站在高考要以高校為主體這一邊的，因為以政府為主體就只能是“制定一個統一的標準，這個標準是個抽象的標準”這種標準是不能與具體的天性相匹配的，唯有各個高校有不同的標準，才能在教育選拔過程中“跟學生天性的多樣性匹配”，儲先生還將這種多對多的組合浪漫的稱之為高校與考生之間“談念愛”。

但是説一千道一萬，儲先生給我們所描繪的唯美圖景下所要堅持的只是一高考改革方向——招考分離，無論招考分離的具體政策如何制定，其改革核心是不變的，那就是要招生與考試相對分離，學校可以進行自主招生，政府參與宏觀管理與監督，不斷擴大高等教育招生中的主觀空間，理論上強化學校與學生之間的雙向選擇權。

但是事實上，大眾對於新高考改革中最擔憂的地方就是招考分離！這種改革方向的本質危機就在於擴大差異化的自主選擇權，這既會造成高考選拔過程中主觀性空間增大，並且這種主觀評測難以規範和監管，同時教育多元評價體系會產生不可逆的社會階層區隔。一旦真正推行了招考分離，那就不僅僅是暗箱操作這麼簡單的問題，而是説暗箱操作可以逐漸被這套改革制度給合法化！

當前高考改革的方向是把招生的權力放到高校，高校的招生辦能夠根據自身院校的需求和標準來錄取學生，當然這裏的錄取條件已經不完全看你的統一招考成績了，而是賦予了高校更多的主觀評測的空間，這種選擇的主觀成分越多，高考錄取中的人為可操作空間就越大，並且尤其難以監管，以自主招生為例，你很難去監察和判斷一位招生面試老師的最終選擇是利益驅動的還是公平公正的，沒有了統一客觀的標準，招生錄取工作就很容易變成一場兒戲和交易，那些有錢有勢有關係的學生和家長就可以利用制度的空子來走捷徑，所以最大的風險根本就不是暗箱操作，而是暗箱操作變得制度化和常態化並最終走向合法化，那合法的違規還能叫違規麼？並且就算這種監察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但是我國有那麼多高校有那麼多院系，如果都是按招考分離來自主招生的話，哪裏有那麼多行政監察資源來保證新高考制度的公平性呢？

從學生家庭的角度來講，教育多元化評價體系會產生不可逆的社會階層區隔，同樣會造成教育中的不公平。假設儲先生所説的招考分離能夠做到公平公正公開，但是教育評價體系多樣化就決定了學生俘獲教育機會途徑的多樣化，關鍵問題就在於這種途徑的多樣化是靠學生自身的努力與奮鬥得來的，還是依靠家庭已有的資源優勢得來的，這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就目前高考教育改革試點的情況來看，教育多元評價體系事實上催化了學生家際之間的競爭，比如新高考改革中的“綜合素質評價，對學生的思想品德、學業成就、身心健康、藝術素養和社會實踐五個方面做評定”試問，其中的思想品德如何去界定？學業成就如何去考察？還有身心健康、藝術素養和社會實踐都與一個學生的家庭環境、階層出生、經濟實力和父母修養有莫大的關係，如果把這些都作為高考評價多元體系的一部分，那麼學生城鄉之間、地域之間、家庭階層分化之間的差異就會主導其獲取教育機會的差異，並進而造成教育領域的階層固化和優勢階層的精英循環。這應當是經受過社會科學訓練學者的基本常識。

現行高考的確有很多不足，我們可以在技術層面上進行改進，但是其制度優勢就在於最大化的杜絕教育領域中的尋租行為，最大化的保障了高考錄取的公平性，招考合一是我國長期教育實踐中的基本點，我們的高考制度改革不能開歷史的倒車，這是民眾最懇切的呼聲，儲先生卻説招考分離是“一項政策越得民心就越沒有風險…是對所有教育當事人都利好的政策”，也不知是得的哪裏的民心，對什麼當事人利好了。

3.校外培訓氾濫的根子在公立學校轉讓教育權力

儲先生對於“現在教育的管理和評價權力高度集中，由此產生了一系列問題”來推銷招考分離，強調教育評價體系的多元化，並且拿出現在校外培訓過多氾濫的例子來證明，其認為“標準過於單一…培訓機構辦起來也很簡單，全國各地都可以複製…校外培訓過多過濫，這些問題根子都在於教育的管理和評價權力高度集中。”很顯然，儲先生對這個問題沒有基本的認識和判斷。根據筆者及其團隊在全國基層尤其是縣域一級的教育調研來看，校外培訓氾濫的根子在於公立學校把教育權力轉讓給家庭，但家長又沒有辦法自己去承擔子代的教育需求，只好尋找市場服務。其實大量的中小學階段的校外培訓都只是提供託管服務，很多小學下午三點半就放學了，父母還沒有下班，只能放在校外培訓機構裏面。反而高中並不屬於義務教育階段，高中學校相對來説還把握着教學權力，把學生的學習過程放在學校，所以高中階段的校外培訓相對中小學來説是不多的，這與儲先生所説的“教育管理和評價權力高度集中”有關係嗎？

不僅如此，儲先生還想當然的認為只要“標準不再單一以後，單一的培訓需求就沒有了，辦培訓班就必須有獨特的內容，有自己的知識產權，培訓的需求也就降下來了，培訓過濫的問題自然就解決了。”讀來讀去，就怎麼也沒搞懂為什麼培訓班有了獨特內容以後，培訓需求就會降下來？要知道資本與市場都是逐利的，教育評價體系越多元，其所釋放的潛在市場空間就越大，一旦教學權力從公立學校大跨步移交給家庭的話，這些新產生的需求一定會被市場吸納，在一點上，儲先生是太小瞧資本與市場的力量了。

更為重要的是，恰恰是因為原來的教育評價體系相對單一，所以公立學校可以在長期的實踐中完全滿足學生的備考需求，正是在這一點上，去市場化的公辦教育才是可能的，而一旦教育評價體系分散和多元以後，公立學校在教師和師資上面沒有辦法短時間內配置來滿足學生們的多元教育需求，他們難道不會有更強烈的慾望去市場尋求服務，而這些新增的需求又難道不會被市場捕獲嗎？

二、招生的權力真的要給高校嗎？

總而言之，儲先生是要求把招生的權力下放給高校的。在全文第一部分的最後和第二部分，儲先生説明了要把權力給高校的原因、做法和最終效果，我們可以一條一條的來看。

1.  教育的目標是保留天性麼？

我曾一度懷疑儲先生是一位教育學家還是一位神學家。儲先生説“每個人都是具體的，天性各不一樣，要求所有的人按照一個抽象的單一標準去排隊，就會丟掉具體的、天性的、自然的那個人，就不能成為最好的自己”那按照儲先生的意思，我們的公務員考試製度、司法考試製度是不是也要改改？不然喪失天性和純真的公務員和司法工作者怎麼能夠勝任他們的工作呢？進一步的，儲先生所説的天性又具體是指的什麼呢？似乎我們也不得而知。

高考制度是一樣選拔性的制度，而教育體制也是改造人教育人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我們教育的目標是保留人的天性嗎？也許對於社會最頂層的富人階層來説，確實是可以陽春白雪的來談談人性、談談哲學、談談儲先生所説的成為自然的那個人，但是不同社會階層的教育目標是不同的，對於社會中低層的家庭的子女來説，教育的首要目標是獲取知識和學習能力，並且通過高考進入高校深造獲得市場競爭的能力，實現代際內的階層流動。

為了説明統一標準的另外的壞處，儲先生還拿出了自己的調查結論“我們曾經做過調查，那些考高分的學生其實吃虧最大，因為他們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考高分裏面去了，這些孩子丟掉自己最多、最徹底，走到社會上發展總體上是不太好的。而那些中游的、成績排在中間的學生，後來走上社會發展得更好，因為他們多少還保留了一點自己，走到社會後天性的部分就發揮作用了。”整段引用儲先生的這段話，是因為它承包了全文的第二個笑點。那麼按照儲先生這套天性論的邏輯，我們現行的高考制度不是很好的在發揮選拔作用嗎？既然考高分的學生最後走上社會都不太好，那我們就倒過來從成績差的開始錄取嘛，

​全省倒數前十統統上北大，因為他們是最大的潛力股，他們在走到社會後天性會發揮作用的。説話要有邏輯，這是靠教育和學習獲得的，我想不是靠天性吧。

再者説，考高分的學生真的吃虧最大嗎？儲先生這一棍子怕是悶死不少人。下圖是2011年中國的平均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的關係，明顯可知，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勞動者平均收入比起高中文化勞動者有一個質的飛躍（超過2.5倍的距離）

教育的首要目標是讓人獲得能力獲得成長，成為一個對自己、對家庭、對社會、對這個時代有貢獻有擔當的人！從這個角度來説，受教育過程中的挫折和歷練都是一個人生命過程中的寶貴財富，儲先生的那套天性論怕是該放放了。

2.招生權力真的要給高校嗎？

儲先生很在意保持高校和學生之間的“戀愛關係”，其認為“根據該校辦學目標，根據自己想培養什麼樣的人和學生來自主決定”那麼為什麼要給高校這麼大的自主權？我國絕大部分的本科以上高校都是公辦學校，也就是説高校運轉經費的主要來源是中央或省級財政支持，更進一步説我們的教育培養和選拔過程中既有學校的目標，但同時還有國家目標和家庭目標，為什麼到了儲先生這裏，就變成了高校想培養什麼樣的人和學生就自主選擇什麼樣的人和學生了呢？難道我們的高等教育已經全部變成了私立教育嗎？這裏儲先生是在用市場的自由選擇理論偷換了概念。

其次，儲先生認為招生權力要給高校的具體做法是“由各個高校組建專業的招生團隊，根據辦學目標，並在招生簡章中明確表述，每個學生再根據自己的情況來判斷和選擇，形成多對多的組合”不僅如此，儲先生還給我們推銷了國外高校的做法：“國外高校招生時是怎麼評價的呢？低端的高校根本就不看這些東西，就看一下你高中的學業成績，或者參加SAT的成績…但高端的高校一定會挑剔你，SAT的成績可能只佔25%～40%的權重，其他60％到70%由學校的專業招生團隊自己來定…團隊本身其實也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他會整體的把你的材料放在一起分析，鑑別，看是否能展現出一個有使命感、想改變社會、有能力做事、並善於合作等品質，如果你能展現這些，就會給你很高的估分。”儘管儲先生説我們不是要複製，只是要設置相應的空間，其實還是換湯不換藥罷了，還是要把我們的高考選拔制度推向增加主觀評價的方向，這個主觀評價不論是放在高校、政府還是第三方機構都無法做到客觀公正，並且按照儲先生的説法用這種高校招生團隊的**“一看定終身”取代現行高考制度的“一考定終身”**就真的是一種進步嗎？

並且，如果按照儲先生的國外標準，高校自己組建的招生團隊的打分能夠佔到學生成績的60%到70%的話，那麼高校和學生雙方都會第一重視這個環節，但是儲先生有沒有一個總量概念？我們全國有多少高校和多少院系還有多少專業？我們每年參加高考的人數也有一千多萬，這樣的多對多的組合到底有多少種？一旦真正在全國鋪開新高考制度的話，每個高校的每個院系的每個專業對於他們所想要的學生肯定是不一樣的，每一所高校就會有很多招生團隊，那所有高校加在一起呢？這麼多組合又怎麼和一千多萬的考生對接呢？所以一定會造成鉅額的資源浪費。把招生權力完全給高校，反而會極大增加高校的招生難度。

最苦不堪言的當屬學生和家長。儲先生説高校要根據辦學目標，根據自己想培養什麼樣的人和學生來自主決定，並在招生簡章中明確表述，每個學生再根據自己的情況來判讀和選擇。這種理論上的雙向選擇其實掩蓋了學生和家長尤其是底層家庭的弱勢地位，就招生簡章來説，必然會存在一個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現行高考制度下，考生只需要根據自己的高考成績和一般的高校排名，然後選擇相對喜歡與合適的專業就行了，也就是説考生在選擇高校的時候信息是相對對稱的，並且可以進入與自己學習中的付出與汗水相對匹配的大學。

但是一旦每個高校都搞自己的招生簡章的話，那就一定會造成招生信息的不均衡分佈，因為不同羣體、不同階層的家庭獲取信息的能力是不一樣的，利用信息來達到標準的能力也是不一樣的，試問西部大山的孩子現在可以憑自己的考試成績上一個好大學，如果推行新高考的話，他手裏除了一紙招生簡章以外還有別的資源可以掌握麼？還是拿會寧縣的例子來説，這40多位考上清華的學生可能在高考之前從來沒有去過清華，也不瞭解清華要招考什麼樣的人，但是他們仍然通過高考進入到了國家的頂尖學府，也最終成為了棟樑之才。

儲先生還説“團隊本身其實也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這難道不是在拿學生的命運和前途開玩笑嗎？如果一個高校今年想要這樣的學生，明年想要那樣的學生，那我們的高中和老師怎麼來組織學生備考，我們的學生又怎麼能夠快速的應對這千般變化的招生簡章？並且不同階層、不同地域的家庭對這些信息反應有快有慢，這都是依靠學生自己的能力所決定的，而是由他的社會出生所決定的。高考改革不是兒戲，不能突破教育公平的底線。

3．暗箱操作真的不足為戒嗎？

在儲先生看來，高校自主招生過程中所可能出現的暗箱操作是不足掛齒的“將整個程序公開透明展現出來，如果有貓膩，你這個學校現在可以這樣搞，但幾年以後你就會因為招不到好學生垮了，因為招生作弊名聲壞了，誰願意承擔這個責任？”

在這裏儲先生又犯了兩個嚴重的邏輯錯誤。首先，每個高校確實都為了能夠找到好學生所以會希望招生過程公開透明，但是這裏的高校不應當做人格化的理解，高校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結構，也就是説高校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的，而是存在權力結構與利益關聯的分化，很多貓膩都不是學校本身想搞，而是一些私利燻心的個人利用了制度的空間來搞小動作，那麼出了問題最終還是要高校來買單，原人大招生處處長在自主招生過程中受賄1000多萬元的教訓不能不引起重視，這些違規行為顯然不是高校自身的意思，但是自主招生一旦放開，高校就要重新使用資源來建立一套複雜的監管機制，這種補漏洞的做法在當前的教育改造中太普遍了。

其次是儲先生把高校招生想當然的理解為一個自由市場競爭的邏輯，你暗箱操作那就是自取滅亡，作為新自由主義的教徒，儲先生認為短期的腐敗和錯誤都是不足為戒的，因為長期來看我們的高校自主招生就會形成均衡。但是凱恩斯就曾言長期來看我們已經死了，高校招生腐敗不僅對應屆的考生是極為不公平的，並且會激化社會羣眾的不滿情緒，這些都是短期內要直面的問題。

更不可理喻的是，儲先生居然認為“高校招生可能會有腐敗，但這不是因為招生引起的，而是整個社會有腐敗的根基…如果是出於對高校招生腐敗有顧慮，就不動原有的體制，這就成了一個藉口”蒼蠅不叮無縫的蛋，高校自主招生的關鍵問題根本就不是腐敗的問題，而是大量的主觀空間使得腐敗和違規合法化，人為的評價你怎麼來定義是腐敗還是公正呢？一旦制度上的招生空間變得主觀且寬鬆的話，教育腐敗就絕不是有社會的根基，而是制度本身提供了尋租的可能性。

三、擔憂

儲先生的這篇訪談稿，最讓人擔憂的莫過於最後一段話：“我們做的這個建議方案（《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建議》），就是要預示未來的改革方向，不管十年二十年，甚至可能是三十年五十年，波波折折走來走去，最終一定會走向那個方向。”

毋庸置疑，那個方向就是無視教育公平的方向，那個方向就是葬送我國教育穩定的方向，那個方向就是加速教育分化和階層固化的方向。我們國家在快速發展時期能夠保持相對的穩定，與現行的教育體制和高考制度有莫大的關係，很多人還能夠依靠公平的教育選拔制度來進入大學，培養自己的能力並改變自己的命運，實現階層的流動釋放社會壓力，一旦我們的高考改革走向相反的方向的話，這些都變成了奢望，我們不需要浪漫主義式的高考改革，這種改革伴隨着巨大的社會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