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強梁 |一狼千羊（一）_風聞

我們生活在一個浩蕩的大時代裏。

這個時代，充斥着殘酷的搏殺與不可調和的衝突。

即便是一粒微塵，它的命運也與這個時代的偉大博弈脱不開干係。

好久了，我一直有一個心願，要寫一本漢朝與匈奴戰略博弈的歷史，不失真，不無趣，不俗套。

從2013年開始謀劃，2016年出提綱，到2017年春天開始動筆，直到如今已逾三十萬字。

暫時的定名叫《一狼千羊》，取自漢武帝《輪台罪己詔》裏引用的匈奴人的話，“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

在其中，會有大圖景，也會有小人物；有事實，也有人性；有外戰，也有內政。我認為，歷史寫作，從來不應該是歌功頌德，甚至也不只是蓋棺定論，而是幫我們更好地思考與認識這個社會和世界。

這是本系列的第一篇，最早發於本人公號“思南曰歸”

秦亡漢始

公元前221年，奉行“耕戰”國策的秦在經歷多年征伐後，終於攻滅關東六國。積屍百萬、流血漂櫓，見證了一個空前遼闊的帝國的誕生。現實中，一個人但凡身處順境，往往會有兩個表現，一是幹勁十足，二是極度期待未來。秦帝國的締造者嬴政，也難免於此。大秦肇立，一項項新的偉業和大工程便已經在路上，而對於這個嶄新的帝國，嬴政也難以掩飾自己不切實際的期許。在一羣人齊心協力創造了“皇帝”這個新名詞之後，他便作出重要指示，要後代將這一稱號不斷髮揚光大：

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老舍先生在小説《駱駝祥子》裏描寫完祥子買車後曾有一句話，給我很深的印象，“可是,希望多半落空,祥子也不例外”。雖説祥子只是個社會底層的小人物，可這句話的效力卻未必是隻限於小人物的。很遺憾，嬴政的這個傳之無窮的希望，也沒有例外地落空了。的確，後世真的是把“皇帝”這個詞發揚光大了，然而卻並不是他的後代。

強大如神話的秦帝國，國祚沒有延綿萬世，從併吞宇內到子嬰軹道亭出降，十餘年間便分崩離析。剛經歷了持續戰禍的天下，又重新陷入了兵荒馬亂之中。英雄好漢，逐鹿中原，在隨風飄逝的楚歌聲中，秦帝國的廢墟之上，矗立起了一個新的大一統王朝——漢。想接收資產，那也要接收負債。秦已經完成的事業，要由漢來繼承，秦已經做但還沒有做完的事情，也要漢來繼續，當然，秦末離亂留下的債務，也只能由漢來慢慢結清了。

本書所言的漢匈博弈，就是一個從秦乃至更早遺留下來的巨大課題。鄭智化在《大國民》裏唱的“偉大的工程要建三百年”想來也不只是一句譏諷當政者的空話。説起中央之國與匈奴的恩怨，又何止三百年呢？而今，中央之國的新主人已經登上歷史舞台，可是來自北方的噩夢卻才剛剛拉開序幕，這一博弈的對手方，名為匈奴。

匈奴，是一個活躍在今天蒙古高原的遊牧民族。其實對於遊牧民族而言，要準確區分人種很難，依照目前所能看到的史料，我們已經難以確切瞭解匈奴的最早起源。總的來講，匈奴可能早先只是蒙古高原中部的一個部落，隨後持續擴張，完成了對蒙古高原的整合後，便對中央之國形成了強大的地緣壓力。

戰國時期，秦、趙和燕三國便與北方遊牧民族戰鬥不息，而北方遊牧民族在與農耕民族衝突的同時，自身也在不斷整合。至戰國後期，匈奴已與三國比鄰而居：

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

與匈奴作戰構成了李牧軍事生涯的前半段，他長期駐守雁門，厚待自家士卒，卻對敵方故意示弱，如是數年方才發奮一擊，破匈奴十餘萬騎。可而今説起李牧，率先映入腦海的卻往往是蘇洵在《六國論》中的那句“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抗擊秦國與受讒而死，成了李牧這個人物的主題，對匈作戰的成績似乎倒更像是一種鋪墊和點綴了。這不得不説是特殊時代環境下的必然。，然而即便匈奴此時還不足以成為戰亂不休的中原諸國第一重大的矛盾焦點，但是匈奴對田園的騷擾，也已不得不讓農耕民族對其保有足夠的警惕。上面一段話雖然僅僅二三十字，卻包含了足夠的信息量。我們從中既可以讀到匈奴力量的逐漸強盛，儼然北方霸主；也可以聽到那顆時刻跳動的南下的心。所謂“匈奴不敢入趙邊”，一個“不敢”便能説明一切。李牧在，因而不敢，那一旦三國防衞削弱，入邊也就是家常便飯了。

秦滅六國的史詩畫卷一展開，匈奴人就意識到，自己事業大幹快上的戰略機遇期到了。“上”是一個不錯的動詞，不管是“上”位、“上”項目、“上”新產品，還是“上”些別的什麼，一旦成功總會有點彪炳史冊或者不可名狀的快感，因此要帶着氣吞萬里如虎的自信。今天人們習慣了有困難要上，沒困難製造困難也要上；當年淳樸一些，至少也是沒困難要上，有困難克服困難也要上。中原紛亂，諸侯自顧不暇，匈奴南下的困難一下子變小了，不上的才是歷史的罪人。其實，大單于也未必有那麼高的覺悟，可是人麼，總還是要有點追求的，肥美的水草之地就這麼擺着，整天撩撥着自己的心跳，難免有貓抓之感。那麼就南下吧，在廣闊的天地鍛鍊自我，大幹一場吧。

於是秦統一六國時，匈奴已經突破了其與中央之國的地緣分界線——燕山至陰山山脈一線，向南佔領了河套地區，也就是黃河幾字形的最上面的一塊水草豐茂之地。其中靠東的一塊稱前套平原，靠西的稱後套平原，賀蘭山以東到黃河的地方則是西套平原。整個平原的南部，便是鄂爾多斯高原，鄂爾多斯高原以東也就差不多是今天的延安地區了。匈奴人當然不是因為嚮往革命聖地才南下，可這塊地方自然環境實在是好。所謂黃河九曲，唯富一套，河套平原地緣潛力可見一斑。

嬴政躊躇滿志，六國都倒下去了，放眼四海，還有誰是對手？這一放眼，就發現北邊這個不順眼的鄰居，竟然已經佔了那麼一塊好地方，這是不能容忍的。何況這個位置對關中地區的威脅也很大，便更不能容忍，於是便有蒙恬的北伐：

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

挾勝者之威，這一次軍事行動顯然取得了很大的勝利，而秦帝國也沒有隻把這次反擊當作簡單的廝殺遊戲。大秦是要一統天下萬萬年的，當然要有長遠的打算。建立軍事防禦體系，設置行政單位加強控制，遷移人口安置滲透，將戰術成功轉化為戰略優勢，一切後續該做的事情都做了。對於戰鬥的結果，太史公的表述平實質樸，而賈誼在《過秦論》裏的描寫則更富有衝擊力，“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

此時的匈奴，雖然已經和中央之國出現了多次接觸，但顯然和之後的強盛局面還不可同日而語。東胡和月氏兩大力量仍然存在，時時威脅着自己的側翼，在遭到來自中央之國的回擊後，便識相地退了回去：

當是之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

然而這一激動人心的局面並沒有維持多久，秦朝曇花一現，那些北方的建設，完成的與沒有完成的，都隨着始皇帝駕崩後的政治陰謀和關東故地的烽火狼煙消失在騎兵捲起的塵土中。匈奴再次南下，歷史的劇本又輪迴了一次，河南地再次落入了匈奴手中：

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

只是與上次不同，這次中央之國奪回河南地所花的時間要長得多。

白登之圍

公元前202年，漢朝建立，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又恢復了類似兩個帝國對峙的局面。南邊的漢帝國，是一個郡縣制和分封制並存的帝國，而北邊的匈奴，則類似於部落聯邦，其中最大的老大號稱單于。漢朝面臨的局面比秦朝一統更為複雜，但此時的匈奴卻已經悄然變得更為強大。當各路英豪正為爭奪中央之國主人地位宣泄力量的同時，一位名叫冒頓的年輕人在鳴鏑箭鋭利的聲音中繼承了單于的名號。在不讀書的劉項為天下相爭的年月裏，匈奴所做的，不僅是再次南下，還有東滅東胡，西擊月氏，而中央之國對此既不能鼓掌喝彩，也不能另有作為：

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俗話説，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而事實上，歷史對於勝利者，也更傾向於留出更多的頁面。太史公在史記裏留下了一段頗有意思的記載：

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雲。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雲。

這真是一個令人感到殘酷的事實，弱小的年月，別人根本就搞不清你是誰，而只有你強大起來了，你的一切才會被認真記錄下來。當然，冒頓單于的自我奮鬥，顯然也不是為了被歷史記錄下來。帶領族人，活下去，更好地活下去，才是基本的原因。

任何人都有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的權利，“食畜肉、衣皮革、被旃裘”的匈奴人自然也不例外。但是，當你為了活下去，更好地活下去，卻讓別人活得不好了，活不下去了，問題也就順理成章地出現了。這個亙古不變的真理，隨着匈奴的南擴，終於激發了漢匈兩個龐然大物的第一次正面碰撞。而在太史公的記載中，匈奴也正是於此時正式被冠為“敵國”之名的。如果説之前，匈奴更像是一個輕狂少年，既投機取巧又東衝西撞，那麼隨着冒頓單于的雄才大略一步步化為現實，匈奴也就逐漸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禮。

時間如水般悄悄流逝，指向公元前201年那個金色的秋季。

秋天是豐收的季節，也是肅殺的季節。宋代大家歐陽修曾經寫道，“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用金”，秋天似乎總和戰爭脱不開干係。這一年的秋天，晉北的寧靜被匈奴鐵騎行進的節奏打破了。或許對於匈奴來説，這只是一次並不陌生的剽掠，簡單而純粹。可上天卻似乎有意要給這個秋季留下獨一無二的記號，在邊塞和人心的風聲鶴唳中，漢朝北疆的第一次諸侯叛亂上演了。

此時匈奴騎兵面臨的直接對手，是山西北部一個名為韓國的諸侯國，國王是原六國裏的韓國人，他和那個“將兵多多益善”的韓信同名，但畢竟沒有對方出名，後世為了防止混淆，便叫他韓王信。韓王信雖為中原人，卻並沒有能夠一直在故國封王，而是被調派到北方守疆，箇中原委，當然包含了中樞對他的猜忌。劉邦對這些王的疑懼心理都是很重的，不論你是這個韓信，還是那個韓信：

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乃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

原以為天下已定，自己也可以在家鄉過幾天太平日子，結果卻是遠戍北國。秋天往往容易令人思鄉，西晉有個叫張翰的，不就找了個“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的藉口而瀟灑地掛冠而去了嗎？史冊中沒有記錄韓王信是否也流露出了這種文人情緒，但明明白白地展現了他在匈奴這一次攻擊下的尷尬與窘迫。為了早日恢復生活的寧靜，韓王信甚至提出講和，這並非不是一個可行的選項，卻由此遭到長安方面的一頓責備。平心而論，他也並不是一開始就有投降之意，在早期，他甚至以匈奴常常寇邊的原因，要求將自己的辦公地移往離邊塞更近的馬邑。可此時卻不同了，他已經嗅到了政治活動中那種可怕的氣息，一方面心有芥蒂，一方面又是極度恐懼，於是在生和死的抉擇面前，經過思索，終於還是毅然決然決定了投降。説他毅然決然，乃是因他將自己手上的那點本錢，也移注押寶到了匈奴一邊：

秋，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

韓王信應該沒有預料到，這一情急之下的選擇，卻草蛇灰線般地埋下了長達數百年的漢匈博弈史的引子。

消息傳來，劉邦很生氣，歷朝歷代，領導生氣後果都是嚴重的，何況是一把手生氣呢？布衣之怒，不過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罷了，最多也就是血濺五步，天子之怒可是要伏屍百萬、流血千里的。沒有血淋淋的事實，便不足以警醒天下。早覺得韓王信不可靠，現在看來，果然不錯。於是，號令一下，三十二萬大軍出發平叛，那種氣勢，大概是很有點“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的感覺的。

這些漢軍都是在內戰中長期摸爬滾打過來的，他們士氣旺盛，很快就打敗了韓軍。內因既得整肅，外因也要處理。大軍順勢北進攻擊匈奴，接觸下來打了幾仗，也都取得了勝利，一時間便信心爆棚，看來匈奴並不是十分強大，而嬴政做得到的事情，劉邦也認為自己完全能夠做到，而且不僅能夠做到，還會做得更好。既然那麼多人來也來了，不如就一鼓作氣直接決戰。或許瞭解劉邦心思的人也不只是他一個，畢竟，從領導的言行窺測其內心活動，也是一項在官場摸爬滾打的基本功。於是，派出去刺探情況的人幾乎個個信誓旦旦地表示匈奴可擊：

匈奴仗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於離石，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谷，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

何謂“可擊”？便是不僅能打，而且必勝。事到如此，還有什麼理由猶豫呢？很好，天降大雪，滴水成冰，對待敵人，本不就應該要像冬天般冷酷無情麼？

然而不成想就掉進了陷阱。冒頓單于何許人也，你沛縣劉季是成功人士，難道我草原冒頓就不是一代雄主？

每個人只能得到自己實力範圍內允許的東西，大冷的天氣，漢軍還在匈奴人不斷示弱的情況下被引誘持續北進，做自己不擅長的事情，其結局基本已經註定了。劉邦帶着騎兵先到了平城（今山西大同），速度的優勢把大隊步兵遠遠甩在身後。結果，自家的隊伍還沒上來，匈奴的騎兵卻先到了，而時值天寒地凍，漢軍士兵很多都已經凍掉了手指，戰鬥力削弱自不必説。劉邦見情況不對，帶着騎兵上了平城東邊的白登山，結果被匈奴團團包圍，時間長達整整七天七夜：

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

騎兵被騎兵圍困，即使後續的步兵到了，也沒法解圍。道理很簡單，畢竟步兵貿然一上就是找死。幸好高祖皇帝提前登上了山，如果在平地打，後果恐怕會更加不妙一些。看來這山雖然名為白登，關鍵時刻倒也沒讓劉邦“白登”。可是爭取來的時間每分每秒都是寶貴的，沒有後續措施的及時跟進，上山遲早也會等於上天。眼看着皇帝危在旦夕，各有關部門自然都很着急。鬼才陳平建議買通單于的老婆（閼氏），聽説她喜歡名牌包包和名牌表，於是就去送禮，據聞還帶了鶯鶯燕燕的畫像，説如果您搞不定的話，我們漢朝就只得把她也給您親愛的丈夫送過去，到時候您丈夫如果不愛您了我們也很遺憾，云云。閼氏一看這還了得，於是晚上就跟單于吹枕頭風：你看啊，漢朝天子也是有神靈罩着的呢，佔了他們的地方，也不能長久，我們要不也還是厚道點放人？

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

當然，這送禮的過程和細節只是一個傳説，沒有正式記載。禮物確實是送了，到底有沒有同時帶去鶯鶯燕燕的美顏照，卻並不可考。枕頭風起沒起作用兩説，但是匈奴最後撤軍的原因，倒確實就是那句話的邏輯。

按説冒頓單于，也是匈奴的天降偉人之一，而偉人的共同特點，就是站得高看得遠。為什麼陷阱挖好還讓咱劉邦上了山沒有一把團滅了呢？關鍵就是那些叛軍掉了鏈子。原本負責包圍東南方的是叛軍，約定在先，關鍵時刻這幫哥們沒來，導致全局受了影響。匈奴人並不笨，回頭一想，這不就是讓人當槍使麼，本來就是為了糧食財富和人口，我們也不種地，打死你們皇帝了還不是給你們拼命？利益取向不一樣，最優選擇當然不一樣，思路對了，行動便要跟上：

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

短期行動跟上了，長期的問題便也想明白了。雖説亞當·斯密還沒有誕生，但是分工促進效率提高的道理，匈奴人經過實踐卻也總結了出來。作為一羣放羊牧馬的人，要的是放蕩不羈，不是耕田種地。大家生產方式不一樣，我們要吃的喝的，要玩的樂的，但是不要田地。習慣了粗放的放羊和搶劫，真是也懶得精細的種地和治理。就像這些年的金融行業，過久了監管套利的好日子，突然要回歸服務實體經濟，談何容易？何況，放人是要談條件的，要女人要糧食要布匹絲綢，你們得給，不給的話你們也見識過我的實力了，我會來搶的，秋收季節就是馬肥之時。

而漢朝呢，作為農耕民族，沒有那麼多騎兵，跟匈奴打仗不佔便宜，成本很高，退一萬步講，即使佔領了沙漠，又可以耕種出什麼來呢？萬事和為貴，能不打還是不要打。當然退一萬步的想法是不會有的，皇帝都差點被人擄去，所謂的和也只能是求來。幸而兩方還有需求匹配的空間，和親作為一種模式便應運而生。小時候不懂事，讀到和親，總覺得就是一個百年好合，後來才明白，“和親”兩個字，實際上既平實又妙不可言。結了婚便是親戚，而親是為了什麼呢，和也，看上去充滿温馨之感，似乎在“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光環之下，那一絲血腥氣也消失得無影無蹤了。但是“和親”二字畢竟也掩蓋不了它作為一種交易方式和載體的本質。既要結婚，便要嫁妝，也就是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通過交換，漢朝得到了和平，匈奴得到了物質，付出該付出的，得到該得到的，一切倒也顯得熨帖妥當、兩相得宜。於是，以劉敬出使、第一位宗室之女成為匈奴閼氏為標誌，漢初的以和親為基礎的對匈政策便得到了確立：

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

…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以和親…

…因獻馬，遂和親。

至孝文即位，復修和親。

在長安通往邊塞的大路上，和親使團的馬蹄聲從此不絕。不知道此間有多少漢家翁主的眼淚，灑進了滾滾塵土。

屈辱忍讓

和親政策雖然確立了下來，可是交易雙方卻沒有取得對等的地位。太史公筆下記載和親用的一個“奉”字，便輕巧地揭露了漢初年月裏，漢朝在這一交易活動中處於弱勢的事實。看看那些帶了“奉”字的詞語，不管是“奉上”、“奉送”還是“奉獻”，往往都是和“免費”、“無私”做朋友的，在冠冕堂皇的豁達背後，似乎總是要表露出一絲絲不甘的苦澀味道，全然沒有“奉天承運”的意氣風發。

和親的效果固然是存在的，但是這一保障也是脆弱的。北方的諸侯眼見匈奴勢大，一個個都把匈奴當做了自己政治避難的好去處。儘管天寒地凍，物產貧瘠，可朝廷有難，都把宗室女子送去，諸侯有難，把自己送去又有什麼錯呢？韓王信及其手下自不必説，即使和親已開，類似情況也還是繼續發生，既成漢朝之患，又引無盡不堪：

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

弱勢者得到的屈辱和凌虐，往往是多個維度的。劉邦去世後，冒頓不知是受了何人攛掇，也不知是怎麼就突發奇想，一時心血來潮，寫出了一封震驚古今中外的國書，又搞出了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太史公惜字如金，可能也是尊重老前輩，只寫了“冒頓乃為書遺高後，妄言”，究竟妄言什麼，沒有展開，而《漢書》的記載就比較直截了當了：

冒頓浸驕，乃為書，使使遺高後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

我們可以當冒頓只是提出了一個可行性建議，但這建議在漢朝來看究竟是無法接受的，因為它很污，也很傷自尊。呂后畢竟是與高皇帝久共患難的皇后，而今是帝國的最高實際執政者，寫來這樣書信，高皇帝泉下不安，豈不是欺我漢朝無人？呂后氣不過，當然找人商量。受侮辱，如何能不有所舉動？一般人是這樣想的，那個在鴻門宴中一舉成名的樊噲也是這樣想的：

高後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

是啊，冒頓單于您想老婆都想到劉家大媳婦身上了，那我願帶十萬兵橫行匈奴中，叫您這輩子都娶不到老婆。事情到這裏本來就該高潮了，但是季布的意見卻截然相反，説樊噲你這樣想才該死：

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璧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

季布的話多少有點刻薄了。樊噲是個武人，他只是以他熟悉的思維方式提出自己以為正確的解決方案，要説有別的什麼想法，也還真是難為了他。不過樊噲明白過來，應該也是不會去惱恨季布的。樊噲是忠臣，季布也是忠臣。樊噲想的是一個道理，季布想的也是一個道理。道理和道理打架，最後選哪個，還得看時勢。要發怒，很容易，可是發怒要有發怒的資本。當斷不斷，自然反受其亂，可當斷亂斷，恐怕結果只會更糟。

呂后畢竟是一位老練的政治家，聽了季布的話便冷靜了下來。最後低聲下氣回覆國書，言辭中再也沒有了那股與蕭何密謀殺韓信的陰狠毒辣，留下的只有無奈的忍氣吞聲：

“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而自圖，年老氣衰，發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污。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

當我讀到此段時，心中每每不能平靜，該是何等樣人，能最終以此言終結一場危機。冒頓單于讀到此書，恐怕也不得不感慨一句，呂后，這個女人不尋常，遂表示自己不懂中國禮儀，復書認錯。

智鬥當然會成為典故，但是智鬥卻不能改變雙方實力的差距和地位的不等。理虧歸理虧，感到不好意思歸不好意思，該搶還是要搶。對於這點，在接下去的文帝景帝時期，匈奴的認識是清楚的，貫徹是堅決的。儘管雙方最高領導多次來往書信問候對方無恙，一再重申對和親政策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共識，但是翻開史書，最扎眼的依然是匈奴的一次次進犯：

…至孝文即位，復修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

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脩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灶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眾，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

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

有人説，最高境界的契約，便是沒有契約，但這畢竟是基於友善和信任而言的。漢匈之間的交易，顯然不能歸屬到這一類別。屢屢南下，恐怕也有匈奴時時提醒漢朝之意。只是匈奴每次進犯，都是殺掠甚眾，烽火甚至都到了長安，而漢朝每每應對，卻不能傷害對手一分。一方歡天喜地地搶，一方疲於奔命也沒有啥回報，實在不由得漢朝不懷疑人生。

饒是如此，和親的政策始終還是主流。心中苦，可是説不出，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國家積弱，如之奈何？客觀來説，和親政策是漢朝國力有限情況下的最優選擇，也是匈奴願意接受的方式，它是兩邊需求的匹配結果。而從漢朝來講，和親還被動地成了其總體戰略的一部分。漢朝立國以後，面臨諸多矛盾：一是畸形的混合制政治模式影響了中央對全國資源的控制權，二是匈奴日益強大突破了漢匈傳統地緣分割線造成了強大的北部壓力，三是東南許多版塊在秦末脱離以後還沒有回到中央之國。如何處理這些問題都成了西漢最重要的戰略選擇問題。對於一個手中沒有很多好牌的人來説，怎麼安排出牌的順序，是影響牌局結果的關鍵，和親為先，忍氣吞聲，無非是為了給解決其它矛盾留出時間。和親畢竟不能消除邊患，仇恨的火種已經丟下，問題只是何時燎原。

彈簧被壓得越緊，積蓄的力量在以後就會爆發地越猛烈。然而，上天似乎總是要給漢帝國很多考驗，對匈奴的屈辱隱忍換來了數十年修養生息的時間，國力剛有恢復，漢帝國就在其戰略執行的過程中差點遭遇了一場滅頂之災。

東南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