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統？文統？到底怎麼統？_風聞

有讀者建議我po文説明一下，為什麼不贊成武統，以及説明一下對未來兩岸統合的一些看法，我覺得是個很好的建議，剛好趁着熱度再刷一帖，談談我迄今為止對兩岸宏觀形勢的思考。

在這裏，我首先要提到一個人，常凱申（當然不是蔣校長）。神秘的常凱申同學曾在知乎寫了《 20年內，最好別去真的統一台灣 》、《 未來20年，大陸應該如何更優雅地處理台灣問題 》和《未來20年，我們應該以什麼視角看待台灣問題》三篇文章。據我瞭解，網上“窮台論”的説法最早出自他的手筆，他的言論也曾被台灣媒體認真關注，唯一的缺點就是太長，三篇要有十幾萬字，不太方便網絡環境閲讀。他在其中對武統不可行的分析和我思路大致吻合，因此放在這裏供諸位做拓展閲讀，當然我也會補充他沒有提到的內容。

先説結論，其實無論是武統和文統，短期內都不可行。

原因很簡單，台灣不服。要知道，治理的合法性，來自社會的認同。雖然兩岸優勢在向大陸傾斜，但你不能指望一個人均GDP還高於你的地區，突然被整合成你的一部分。武統不行，因為會被罵蠻力，在台灣，大陸已經被打上了這個符號，當年反對亞投行的學生一個重要的口號，可是反對“金融霸權”，我們在人家眼裏就是個帝國主義！可能暴力鎮壓會在一段時間內讓台灣噤若寒蟬，但只要心裏有芥蒂，鬧事是難免的，不是你槍斃幾個“台獨”就能解決的。文統的道理一樣，因為你的制度和價值並沒有對島內形成感召，站在民主的道德制高點上的台灣會覺得自己被野蠻所支配，這也是為什麼常凱申要“窮台”的原因。倉廩實而知禮節，破壞台灣的社會經濟基礎，讓台灣社會禮崩樂壞，到時候統一的大義名分會比現在強上很多。

我雖然蠻喜歡“窮台”的論述，但從統戰的角度出發，有點不把台灣當自己人看，政治正確一點，就是不符合習總提出的“心靈鍥合”。與我而言，我更喜歡用“治理成本”來解釋這個問題，因為台灣不服，為了維持台灣穩定，中央不可避免就要讓利，小心翼翼維持着名義上的統一，這種不斷輸血的做法，其實在抬高統一後的治理成本（即便“窮台”成功了，為了修復台灣強瘡百孔的社會秩序，大陸又會要大量輸血，民眾也可能會被養成不給糖果就搗蛋的惰性）。

這些都是來自香港的經驗。香港迴歸後，原本在港英時期的社會矛盾爆發，由於信息不對稱的原因，大眾的眼光看得並不會那麼長遠，他不會分析香港一躍成為四小龍的時空偶然性，也不會分析香港在港英時代就奠定的畸形社會結構，作為改變局勢的最大操盤手的中央政府就會為此背鍋，若是有人再趁機興風作浪，那就是一出出的“佔中”戲碼。

所以，倘若台灣還尚存一口氣的時候，一氣呵成完成了統一大業，那麼台灣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系列問題，都會被歸結於政治秩序的變動。過去日本人可以用蠻力同化，但在一個人權、公民權喊破天的全球化時代，再這麼做的形象成本太大。

那麼我們就這麼耗着？

常凱申認為我們要苦修內功，這也是鄧爺爺對解決台灣問題的看法，只有我們發展好了，打造起我們的制度和價值名牌，台灣心悦誠服迴歸的可能性就會高。

自我發展是兩岸統合的底氣，即便是“窮台”，根本也要建立在大陸的磁吸效應上。從國家發展的基本面看，時間站在大陸一邊，但具有大勢不代表不去把握大勢，對統合還應該有積極的作為，以下就是我和常凱申不一樣的地方，不過還要再插一下香港問題：為什麼香港的國家認同比澳門表現差？

現代國家的國家能力有在疆域內滲透的必然要求，即便是在有自治區域的情況下也是如此。簡單分類，國家能力分為制度和認同。通常制度被理解為現代官僚體系，因為這是治理的客觀承載。認同就是合法性，我們把它聚焦在國家認同。具體到香港和澳門，由於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中央不可能在香港延伸官僚體系，但是可以與香港的治理體系保持政治機制上的聯結。政治聯繫約緊密，國家認同就越好，反過來也一樣，二者具有共変性。

我們國家建立起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認同，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港澳那個時候還在域外，如果有認同，那也是樸素的，基於血緣和文化的民族認同，而現代國家認同更多強調公民身份。所以你會發現，“台獨”話語已經由過去的台灣民族變成了“英美模式”，即同文同種也可以建立不同的國家，都是從現代性上出發，一些“港獨”也在照抄這種論述。

再所以，至少在迴歸之前，港澳沒有國家認同，我們的視角需要轉到政治機制聯繫上。

歷史上，葡萄牙人從未在澳門建立起有效統治，殖民體系只能覆蓋到人口兩萬多的葡萄牙人，澳門社會呈現葡人管葡人，華人管華人的二元社會結構。因此澳門社會形成了特殊的華人社團治理模式，而這些華人社團一直和內地保持緊密的聯繫，在上世紀六十年左翼運動成功後，這種情況更加明顯。但香港不同，冷戰開始後，英國取消了兩地自由流通的政策 ，六十年代左翼運動運動失敗後，北京對香港的政治影響一度斷絕。此後港英進行了一系列的社會改革，並建立起了一個依附港英的官僚體系，社會治理呈現一元性，這其實對北京國家能力重新進入帶來了制度性的阻礙。香港迴歸初期是“急凍式”迴歸，過去的制度被相對完好的保留。當時內地對民族情感這個事估計樂觀，以為迴歸後人心自然迴歸，忽視了有效治理，導致後期社會融合的成本頗高。但要知道，香港是中央直轄的特別行政區，且在邏輯上，一個國家不可能不在疆域內樹立權威，治理不需要建立管理體系，但可以建立起緊密的政治聯繫。近年來，國家對香港的積極干預體現了這一邏輯。

回到台灣，**不急於收回台灣，根本考慮是人心向背，一方面需要時間苦煉內功，形成制度和價值優勢；另一方面，需要時間為國家建立起和台灣的政治聯繫，培養起國家認同，減少統一後的治理成本。**台灣當前的情況和香港當年的情況近似，台灣擁有自己的治理體系，且和大陸保持着對立狀態。如果説馬英九時代，兩岸熱絡的交往還可以帶來某種期待，那麼民進黨上台之後，希望破滅。進一步講，台灣政治局的左右搖擺勢會影響到政治機制的聯繫的穩定建立，太信台灣不靠譜。近年來，大陸建立以我為主的涉台公共政策體系，算是另闢蹊徑創建一種政治機制聯繫。

但台灣和香港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中華民國”曾在台灣用威權塑造過一個現代意義上的中國認同，民主化之後，認同問題雖然一直困擾着台灣社會，但歷史慣性和名義上的中國法統還在，這其實是有利於認同再造的條件。

我對國家認同培養相對樂觀，因為身份認同這個東西，歷來都是構建出來的，其根本在於同質性，通俗講，就是我們看笑話有同樣的笑點。建構需要一定的機制，比如傳媒。過去同質性的養成靠的是印刷術，歐洲通過印刷機摧毀了宗教世界的身份認同，為民族的形成立下了汗馬功勞。（這裏補充一下，現代國家的主流形態是民族國家，靠民族身份作為凝聚，而這種國家形態起源於歐洲）

現代社會便捷性在於，網絡化的大眾傳媒，會突破物理防線（這個是印刷品做不到的），更方便拉進彼此之間的距離，所以你會看到，兩岸青年一輩的話語正在日漸趨同，這是現代技術加持下的交往結果。當然，和以往讀書不一樣的是，現代傳媒的信息碎片化、爆炸化，讓身份認同變得更容易塑造，也更容易破碎。按照波茲曼的觀點，讀書會帶來思辨，那麼就此推斷思辨會形成穩固的認同，這也是安德森“想象共同體”得以形成的奧秘。

如何又藉助現代媒體，又能在台海形成穩定的政治認同，是我現在一直思考的問題。福山在新出版的專著中，説當代社會是一個認同政治的社會，人們的認同可能不會以物質利益形塑，而是因為“尊嚴”。或許，我們可以通過一定的機制，保障尊嚴，以緩解現代傳媒在建構身份認同中的弊端，比如“涉台公共政策體系”。

最後要提青年交往的重要性，由於兩岸青年沒有歷史包袱，在思想上較容易影響和塑造，因此，兩岸歷史記憶若要重新塑造，青年羣體將會是主要的對象和人羣。當然民族文化也不能拋棄，儘管現有的統戰話語過多強調血緣情感，但這是承上啓下的基礎。

以上就是我對兩岸關係的一些看法，如果在座各位覺得太長，我再簡單下個結論：文統和武統時機不成熟 ，因為台灣民心不服，會導致倉促統一後治理成本的增加。我們需要時間發展自己，形成制度和價值的向心力，並同時為在統一前和台灣的融合預留空間，以減少統一後製度衝突所帶來的治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