熒屏科學家進化簡史：科學怪人如何變成可愛“科學宅”?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利維坦”（ID：liweitan2014）

編者按：

今年9月，《生活大爆炸》將迎來12季，也是本劇的最終季，這部十分受歡迎的喜劇即將和我們説再見了。除了劇情和台詞之外，劇中人物精彩的表現也是該劇人氣很高的原因，例如本劇主角之一的謝爾頓（中國粉絲為他取暱稱為“謝耳朵”）就十分受歡迎，很多觀眾覺得這個智商高情商低，有強迫症又不擅社交的“科學宅”真是太可愛了。

明明都是“宅男”，為什麼提起普通宅男，許多人下意識的反應就是“油膩”，但提起“科學宅”，人們腦海裏的印象就變成理智、可愛又有些孩子氣的人了呢？這種印象轉變的原因，要從影視劇上科學家形象的變化開始説起——

如果從瑪麗·雪萊小説《科學怪人》開始算起的話，“弗蘭肯斯坦”這一瘋狂製造怪物的科學家形象可謂在讀者心目中根深蒂固，當然，這一形象的廣為流傳，還要拜1935年電影《弗蘭肯斯坦的新娘》（Bride of Frankenstein）所賜：

影視劇中弗蘭肯斯坦的形象

某種意義上，人們對於未知技術充滿了恐懼，而掌握這些未來技術的人正是那些科學家——尤其是被影視劇化了的科學家。這麼多年過去了，科學家在公眾心目中的媒體形象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科學家聰明理性

卻瀰漫着邪惡和危險的氣息

在近年來的影視作品中，以科學家為主角的一系列作品廣受好評，《絕命毒師》就是其中之一。《西部世界》、《黑色孤兒》、《犯罪現場調查》、《識骨尋蹤》、《豪斯醫生》和《生活大爆炸》和其他一些影視作品都無一例外地把科學家描繪成複雜多樣的人類，和80年代看的電影裏的科學家角色截然不同。現在，科學家實驗室裏那些愚蠢的發明以及泡沫翻騰的液體已經不見了。即便是電視裏虛構的研究人員也都是在真實的實驗室裏工作，配有高科技設備，還要開展團隊合作。他們的台詞也都是最新科幻作品裏的語言，從頭到尾保持着自己的深度和個性。

電視上科學家角色的轉變也讓我們看到了現實中科學家形象變遷和他們對大眾的影響——現在，他們是傳播知識的學者。觀眾希望看到更真實的科學家角色。觀眾想看什麼，好萊塢就拍什麼。熒幕上的科學家也開始從一些典型、反派的形象慢慢轉變，變成更可靠、更正面的角色。科學家自身也迫切地希望能夠成為大眾教育和宣傳的一份子。

過去的60年裏，認為科學是有益的人佔大部分，2012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調查發現，72%的美國人認為科學利大於弊。儘管在這一時期，美國人對科學的風險和危害仍然持保留態度。但要知道，在充斥着核恐懼的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受到關注最多的可是科學的危害性。

1983年電視電影《浩劫後》

《浩劫後》（The Day After）是1983年的電視電影（譯者：電視電影指的是不上院線的電影），講述了美國和蘇聯之間核戰爭帶來的後果。據説到目前為止，這部電影依然是美國有史以來評分最高的電視電影。

1985年，賓夕法尼亞大學安尼伯格傳播學院的傳播學教授——喬治·格布納（George Gerbner）開始研究電視上的科學家形象和他們對文化的影響。研究報告顯示，科學家聰明理性，但電視上所有的科學家形象都不怎麼友善，6個科學家裏就有1個是反派人物。報告還顯示，“和醫生及其他職業相比”，科學家“角色都有某種人格缺陷，給人一種不祥之感，讓人覺得邪惡、麻煩、危險”。顯然，這些角色給觀眾帶來的都是負面影響，尤其是對一些電視機重度依賴者來説更是如此，他們每天至少要花四個小時看電視。他們對科學的態度也不太樂觀。

物理很酷：2011年，物理研究所的發言人表示，《生活大爆炸》廣受學生歡迎，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物理學科的入學率

但是，對於不愛交際，帶點邪惡感的科學家角色來説，情況已經開始有所好轉。

2011年，安東尼·杜多（Anthony Dudo）和同事繼續了格布納的研究，在《通信研究》上發表了他們的研究結果。他們比較了黃金時段電視劇中描繪的幾種職業，發現從2000年到2008年，只有3%的科學家角色是“壞”人，比這一時期其他職業角色的反派率都要低。同時他們還注意到，熒幕上描繪的科學家大多都是積極正面的形象，而且多看電視可以“讓有共同經驗的人對科學的態度更進一步”。

《奇愛博士》中的前納粹科學家

發生了什麼？羅絲琳·海恩斯（Roslynn Haynes）是新南威爾士大學英語、媒體和表演藝術學院的客座副教授。她研究了影視等虛構作品中科學家角色的表現形式。她表示，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60年代，沒有深度、愚蠢的瘋狂科學家角色還佔據着主流地位。今天我們要擔心的事情和當時相比有所不同：政治腐敗，恐怖主義，氣候變化。她還説：“我們再也不需要科學家做反派了——已經有夠多反派了。”現在，人們會去向科學家尋求解決辦法，這才是他們的角色。“我們知道，人類需要科學家來解決地球上的這些麻煩。如果未來還有一絲希望，那一定是因為科學家們管控了這些風險，找出了辦法解決問題。然而在那之前，科學家們常常被視為風險的一部分。”

孤獨的科學家、古怪的發明、泡沫翻騰的溶液

都已不復存在

除了全球問題的變化，海恩斯還給出了另一個原因：媒體的發展讓我們有更多機會接觸科學，改變了我們對科學家的態度。五六十年代以前，很少有人親眼見過一個科學家。大部分的科學發現都只在報紙或收音機裏提到。也許在你住的小鎮上，偶爾還會有科學家的演講或是遊行，但除非你真的認識哪個科學家，或者自己就是個科學家，否則你很難參加這樣的活動——毫無規律可言。

電視改變了這一切。

1964年，BBC播出了《地平線》系列紀錄片的第一集

二戰之後，英國的科學家們希望加入到BBC科學類節目的製作中。簡·巴普蒂斯特·古約恩（Jean-Baptiste Gouyon）是倫敦大學學院科學技術研究系的老師。他説，BBC一開始拒絕了科學家們的請求。但後來，製作人們慢慢意識到，“非科學專業的觀眾”對科學充滿了好奇和興趣。1964年，BBC播出了《地平線》系列紀錄片的第一集，廣受好評。節目最初的策劃案中寫道，這一節目的目的是“給世界上最偉大的科學家和思想家提供交流的平台，讓他們交流興趣、觀察結果和對某一話題的思考；把他們對宇宙的看法變成普通人的常識。”

BBC的自然歷史類節目也很受歡迎。從1979年開始，大衞·愛登堡（David Attenborough）就開始擔任好幾個節目的主持人，帶領觀眾一起開始奇妙的旅途，滿懷敬畏之心地去看他偶然遇到的神奇生物。這類節目也改變了八九十年代大眾對科學家的看法。就像海恩斯説的，“大衞·愛登堡的親切程度就像你的爺爺。誰會怕他呢？”

我們是由星際物質組成的：第一部《星球大戰》播出後，卡爾·薩根（Carl Sagan）在紀錄片《宇宙：個人遊記》（Cosmos: A Personal Voyage）中為觀眾描繪了令人激動的天文學事實

在美國，卡爾·薩根是科學類電視節目的老面孔了。他的紀錄片《宇宙：個人遊記》最初於1980年播出，是美國公共電視史上觀看次數最多的節目之一，僅次於《美國內戰》。薩根和愛登堡一樣，能很好地把自己對科學的神奇感受和興奮傳遞給觀眾。他讓一代人意識到“我們是由星際物質組成的”，又一次激起了幾年前《太空競賽》和《星球大戰》熱播後人們心中殘存的激情，推動了人們研究空間科學的熱情。

科學紀錄片一直是電視節目的一大類型，近年來越來越受觀眾的喜愛。古約恩談到：“回頭看看《地平線》，從上世紀90年代到2001年，它表現科學的形式也發生了轉變：它不再批判科學，而是在讚頌科學。”

與此同時，這些節目中出現的科學家和主持人都十分喜歡自己的工作，他們為人友善，與人親近，愛好冒險；通常都很年輕，甚至還有人是女的。海恩斯表示：“這一切都讓人們覺得科學家是英雄。年輕人更是深感如此。20世紀30年代科幻小説盛行，那時的英雄身上都發生了令人瞠目結舌的故事，吸引着整整一代孩子（主要是男孩子）想要變成火箭科學家——雖然現在科學家的英雄形象和30年代已經有所不同，但科學家的形象仍然充滿了吸引力、令人激動。”

《回到未來》海報

熒幕上的科學家沒花多少時間就趕上了這股新潮流。在《回到未來》中，布朗博士把他瘋狂的發明送到了別的時空；8年之後，《侏羅紀公園》中的科學家們用史前生物——恐龍吸引遊客。但現在，一切又發生了變化。1985年，布朗博士還算是個不錯的科學家形象，但《侏羅紀公園》（1993）中的古生物學家則被提升到了更高的水準上。觀眾認為《侏羅紀公園》有現實基礎：恐龍、DNA、乾淨的實驗室和專業的實驗手冊。雖然我們不可能從琥珀裏的蚊子身上重新得到可存活的來自恐龍血液中的DNA，但這個創意還是很不錯的。就在這個月，真正的古生物學家在琥珀中發現了一塊有羽毛的恐龍尾巴碎片，並在其血液中檢測出了鐵。

新近發現：一塊有羽毛的恐龍尾巴碎片的琥珀

戴維·柯比（David Kirby）是曼徹斯特大學科學傳播學研究系的高級講師；他同時也是2011年《好萊塢裏的實驗服》（Lab Coats in Hollywood）一書的作者。他認為，《侏羅紀公園》標誌着電影史上科學現實主義的開端。這部電影擁有非同一般的視覺效果，還聘請了專家落實所有的科學細節。票房大賣，其他電影紛紛開始嘗試模仿《侏羅紀公園》，開始注重電影中細節的真實性。都知道觀眾喜歡這個調調了，當然得這麼做啊！

當時，各類型影片中的“現實主義”都在不斷增強。柯比解釋説，“討論虛構場景中的現實主義，不僅是在討論它們是否在某個特定的時期看起來適宜，或是它們是否使用了正確的設備搞科學。真正的現實主義在於：演員的表演方式和場景佈置。”他還説，“電影製片人正在花更多心思，在以現實主義的思維考慮所有東西，想讓作品真實得就像發生在現實世界一樣。”

現實破殼而出：大衞·柯比是2011年《好萊塢裏的實驗服》一書的作者。他認為《侏羅紀公園》標誌着電影史上科學現實主義的開端

柯比詳細記述了他和製片人之間關於法醫劇的對話，談到了《犯罪現場調查》和《識骨尋蹤》，“他們經常會説，觀眾希望看到真東西。不管他們是否有證據，他們都確信這點。觀眾的口味也變得越來越複雜，之前你習慣了避開科學，沒關係；但現在，你避不開了。”

從科學角度出發拍攝的電影要想逼真，就要設計出儘可能自然的科學設定，演科學家的人也要跟真的科學家一樣。

《識骨尋蹤》的粉絲即將迎來第十二季

真實化的趨勢也開始慢慢出現在電視上。電影的觀眾頂多也就花幾小時在一部電影上。但最受歡迎的電視節目可能會是很長一段時間裏每週的固定節目。《識骨尋蹤》的粉絲即將迎來第十二季：聰明的女性、法庭、人類學家。《犯罪現場調查》的科學家在節目的幾個設定中已經解決了近800起案件。《生活大爆炸》裏的“科學家”們也已經陪伴了觀眾多年的時間。總之，電視屏幕很多時候都被虛構的科學家角色佔領了。

我們再也不需要科學家做反派了

已經有夠多反派了

向觀眾傳遞更多的信息——這可能是對電視節目來説更重要的責任感。大衞·薩爾茲保（David Saltzberg）是《生活大爆炸》的科學顧問，同時也是加州大學的物理和天文學教授。他指出，“現在，你可以把筆記本放在腿上，開着谷歌看劇。在推特上，作者和編劇會收到很多反饋。”

《生活大爆炸》開播之後，薩爾茲保就參與其中，負責讓劇中的物理細節儘可能準確。每一集背景中出現的白板上都寫有物理等式，他的工作就是要確保這些等式真實、沒有差錯。此外，他還要幫忙構思那些和科學有關的對話。“他們經常會有一些小片段需要涉及一點科學知識。有時候他們想要半秒鐘就能説完或者看完的東西；有時候可能就需要能撐起一整集的東西。他們構思好故事的部分，我就負責給他們五到六個選擇，增添科學的部分。”

傳播學專家目前還沒有確定這種電視科學家新形象的教育影響。國家科學基金會和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在過去20年裏，普通大眾的科學知識水平並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從2001年開始，美國人在基礎科學知識九問測試中平均能答對5.8個問題。他們的研究還表明，在2000年到2008年期間，網絡電視節目上的科學家形象都比較正面；但同時，杜多和同事也發現，一般來講，看電視並不能切實改善科學素養。

但還是有跡象表明，看電視對提高科學素養有積極影響。

2011年，物理研究所的代表告訴《衞報》：《生活大爆炸》廣受學生歡迎，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物理學科的入學率。在此之前，同樣的事情已經上演過了。在《犯罪現場調查》熱播期間，一些大學開設了新的法醫課程，滿足學生的潛在需求。他們可能嚮往像電視上一樣，用DNA證據來破案。隨着劇集停播，這種“CSI效應”也隨之消失，但它已經充分説明了這些節目是如何影響年輕觀眾的。

《犯罪現場調查》劇照

40多年來，密歇根大學國際科學素養中心的主任喬恩·米勒（Jon Miller）一直在研究公眾對科學的看法。在1987年開始的縱向研究中，他跟蹤調查了7年級到10年級學生羣體成年後從事的職業。米勒説：“如果孩子此前沒有接觸過某種職業，一旦他們在電視中看到，電視就會對他們的思想產生巨大的影響。你可能從來沒有遇到過科學家或律師。你可能不認識上過大學的人。”所以，電視“是年輕人探索職業發展可能的好工具”。但是米勒也提醒説，興趣不一定會轉化為將來的職業。他説，大多數的年輕人都沒有做好準備走嚴格的學術道路，成為法醫或物理學家。

社會研究和調查證實，沒有什麼能代替教育，提高公眾的知識和科學鑑賞能力。但他們也表示，我們不應該低估對科學產生的最初的興趣。事實上，這些興趣可能來源於電視節目上演得逼真的科學家。這是個好現象。

可能正是因此，更多的科學家參與到了影視製作中。 2008年，國家科學工程醫學院早就注意到了電視電影中的各種科學和科學家形象：無論好壞。他們設立了科學&娛樂交流會（Science & Entertainment Exchange），讓製片人、編劇和科學家直通對話。“我們觀察身邊發生的一切，思考其中隱含的深意。誰對公眾的影響是獨一無二的？誰能真正讓人們興奮、感興趣、置身其中？”安·麥錢特（Ann Merchant）是科學&娛樂交流會的通信常務副主任，她認為答案是——“好萊塢”！

科學家説，他們花時間給這些節目提建議，是因為他們關心電視熒幕上刻畫出的科學家形象。他們知道，看流行節目的人要比看他們最新研究論文的人多得多；他們希望觀眾能夠了解科學是什麼——甚至還可能在此過程中學到些東西。

當然，雖然他們喜歡參與到電視節目製作中，提高公眾對科學家這一職業的興趣，但他們並不是決定最終在屏幕上呈現什麼的人。好萊塢可能已經發現觀眾更喜歡現實主義，不喜歡讓人出戏的虛假。但不管怎樣，故事性仍然要比徹頭徹尾的科學準確性來得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