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的“大衞”與“歌利亞”_風聞

年輕的猶太英雄大衞戰勝非利士人歌利亞（Goliath）是《舊約聖經》撒母耳記中的故事。大衞用機弦迎戰身形巨大[1]的歌利亞，歌利亞被機弦射出的石子擊中額頭後撲倒在地，大衞趁機拔出劍割下了他的頭，非利士人見狀便落荒而逃。

David with the Head of Goliath, 1609–1610, by Galleria Borghese, Rome.

大衞對抗歌利亞的故事從此成為以小敵大並取勝的象徵。兩千年後，駕駛着克拉克大帆船，篤信宗教的葡萄牙人自然是熟知這個故事，他們“發現”印度後在亞洲的行動，無疑正是大衞與歌利亞之戰在亞洲另一頭的翻版。羅傑·克勞利所著《征服者：葡萄牙帝國的崛起》[2]則以極為優美的文字，將葡萄牙人最輝煌的近40年（1483-1520）呈現在讀者眼前。而扮演葡萄牙在亞洲的“大衞”的，正是本書的主角——阿爾布克爾克（Afonso de Albuquerque）。

“Portrait of Afonso de Albuquerque, Viceroy of Portuguese India” (after 1545), by Unknown.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Ancient Art, Lisbon.

當1503年阿爾布克爾克第一次抵達印度時，葡萄牙人的惡名已經從香料羣島到大西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原本和平而文化多元的印度洋是自由貿易的天堂，而葡萄牙人來自“充滿激烈競爭和根深蒂固的仇恨環境”，懷着對穆斯林不共戴天的信念，“致力於將最先進的技術應用於航海和火炮”[3]。如同大衞的機弦，葡萄牙人的火炮射出的石子將印度洋沿岸如同歌利亞般龐大的國家逐個擊倒，並將原本自由貿易的天堂轉變為帶有政治化的海洋空間[4]。

1506年，阿爾布克爾克挾王命再度前往印度，接替“副王”阿爾梅達（Franciscode Almeida），後者在阿爾布克爾克漫長的航行結束之前[5]，在第烏海戰中徹底擊潰了馬穆魯克的海軍。這一關鍵性的勝利為阿爾布克爾克後來的征服奠定了基礎。在終於掌握在最高指揮權指揮之後，阿爾布克爾克將目標瞄準果阿[6]（Goa），併成功征服了這個印度的“鑰匙”，而將整個次大陸的財富獻給葡萄牙的王室。阿爾布克爾克最驚人的成就無疑還是1511年憑藉一千多人征服了擁有十二萬人口的馬六甲並建立了穩固的要塞[7]。這一令人震驚的戰果足以同西班牙人科爾特斯（Hernán Cortés）與皮薩羅（Francisco Pizarro）在美洲的征服相媲美。

16世紀的葡萄牙帝國擴張

到阿爾布克爾克去世時，葡萄牙已經牢牢地掌控住了印度洋的財富，而這一由數個堅不可摧的要塞和機動而無堅不摧的海上力量組成的帝國體系，幾乎可以看作是阿爾布克爾克的個人成就。雖然葡萄牙帝國的輝煌到16世紀末就風光不再[8]，但是這種歐洲和亞洲之間大衞-歌利亞式的對決卻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持續不斷的上演。

最具戲劇性的例子無疑是19世紀的英國人萊佛士（Sir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和布魯克（Sir James Brooke）。

萊佛士與布魯克

前者幾乎是單槍匹馬地利用柔佛蘇丹繼承爭端為大英帝國打造出無與倫比的自由貿易港新加坡，而後者僅憑着一條戰艦和少數的冒險者就在沙撈越建立了私人王國（他本人以白人拉者[9]的身份加冕）並維持到太平洋戰爭爆發[10]。

砂拉越王國，今天是馬來西亞聯邦的一部分

顯然軍事優勢，即葡萄牙人和英國人強大的炮艦就是擊敗亞洲“歌利亞”的機弦。但是我認為，這一優勢在15和19世紀之間並非是一以貫之的。事實上如Peter A. Lorge指出的，近代的軍事革命發端於宋元之際的亞洲，其特點不僅是火器的使用，而是一整套支撐火藥武器而必須的供應體系和管理系統。歐洲先是習得到“亞洲化”的官僚體系後，才得以運用火器的優勢，因此歐洲的軍事優勢並非根植於其“獨特的”文化之中[11]。葡萄牙人的軍事優勢事實上很快隨着技術的擴散而消失，十六、十七世紀的亞洲崛起了一系列“火藥帝國”，例如奧斯曼土耳其、波斯的阿夫沙爾王朝、印度的莫卧兒帝國以及大清帝國[12]。雖然歐洲在海上的優勢得以保持，但是我認為直到19世紀六十年代米涅彈（Minié ball）和阿姆斯特朗大炮的發明，甚至在遲至馬克沁重機槍的發明，歐洲軍隊才真正在陸上形成對亞洲國家的絕對優勢。甚至在帝國主義最高峯的19世紀末，英國在祖魯戰爭和布爾戰爭中以及意大利在埃塞爾比亞都被當地人擊敗。近代以來歐洲的軍事神話從來都不是不可挑戰的。

既然如此，那麼歐洲人又為何如此迷戀暴力活動？當達伽馬第一次抵達印度是，葡萄牙人寒酸的商品根本無法引起富裕的亞洲君主和商人的注意。在美洲的白銀被發現之前，歐洲人唯一能夠用來從事商品交換的，只有暴力。説好聽點，歐洲的崛起是搭了亞洲的順風車[13]，惡毒的話，將其稱之為竊賊或許並不為過。但是暴力作為權力最本質的基礎和表達形式，在長時間實踐中也能憑藉其建立起的秩序和權威而獲得合法性。這也是所有西方秩序的底色：以暴力為能量流而貫穿整個社會，緊隨暴力而來的，便是資本主義。唯有在此基礎上，弗朗茨·法農（Frantz Fanon）所謂的“暴力的解毒作用，使被殖民者擺脱自卑情結，擺脱絕望和無力的態度”[14]才能被正確的理解。

那麼回過頭來，如何理解大衞-歌利亞式的歐亞衝突呢？或許正因為大衞的勝利太過於意外，才會被人們所銘記。但是，即便暫時擊敗了巨人歌利亞，自認為是上帝選民的以色列人還是被來自東方的亞述人和巴比倫毀滅。19世紀的帝國主義高峯同大衞的勝利一樣耀眼而給歷史學家以深刻的印象，但是亞洲的復興卻成為長時段的趨勢[15]，雖然我本人並不想給這個趨勢下任何道德或價值的判斷。總之，無論是葡萄牙還是英國在亞洲的勝利，最終都會成為歷史最戲劇性一面的註腳而非長時段的歷史結構。

[1]有意思的是，還有專門的文章討論歌利亞的身高，例如J Daniel Hays, “Reconsidering the Height of Goliath”, 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48 : 4,(December 2005), pp. 701-14.認為歌利亞大概有“4肘1拃”（four cubits and a span）高（大約2.06米），當然也有更誇張的説法如2.5米或2.97米，但不太可信。不過2.06的身高已經超過了大部分以色列人的身高，而體型相近的掃羅王又被恐懼支配，所以才有英雄大衞的登場。

[2]羅傑·克勞利：《征服者：葡萄牙帝國的崛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

[3]克勞利：《征服者》，頁144。

[4]克勞利：《征服者》，頁158。

[5]其實多數時間都耗費在不成功的佔領霍爾木茲的行動中，阿爾布克爾克因此遭到的手下的叛變。

[6]果阿的重要性在於其不僅控制了香料貿易和印度的馬匹貿易，同時還能較為容易的干預南印度的政治事務。而且果阿的主體居民是印度教徒而非穆斯林。

[7]這件事甚至在中國也引起了波瀾，明廷因為馬六甲被吞併一事而對葡萄牙人十分不滿。葡萄牙人派往中國的大使皮萊資和通事火者亞三被處決與此或有關聯（當然明廷內部政治鬥爭因素或許更為主要）。見王開璽：《清代外交禮儀的交涉與論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72-73。

[8]由於葡萄牙與英國之間緊密的經貿聯繫，在葡萄牙霸權衰落之後，葡萄牙的經濟就被緊緊地與英國捆綁在一起，葡萄牙成為英國紡織品的傾銷地，里斯本港口林立的英國工廠也成為英國在葡特權的象徵，這種經濟特權在英葡《梅休因條約》中得到了最後鞏固，葡萄牙世紀上成為了英國的經濟殖民地。見戴維·伯明翰：《葡萄牙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

[9]拉者（羅闍，Raja）是東南亞地區對於印度教土邦君主或酋長的稱呼，尤其是伊斯蘭教傳入之後用以區別其領袖蘇丹。

[10]霍爾：《東南亞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芭芭拉·沃森·安達婭，倫納德·安達婭：《馬來西亞史》，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年。

[11] Peter A. Lorge, The AsianMilitary Revolution: From Gunpowder to the Bomb,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2008.

[12]約翰·達爾文：《帖木兒之後：1405-2000年全球帝國式》，台北市：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有關大清帝國的崛起，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是明朝原本利用城牆加火炮的防禦體系能夠防禦女真人的攻擊，但是因為先進的火炮技術並非明朝壟斷而是掌握在第三方葡萄牙人手中，因此先進技術也很快被女真人學會，皇太極組建的裝備紅衣大炮“烏真超哈”成為征服中國的主力。見Nicola Di Cosmo, “Did Guns Matter? Firearms and the Qing Formation” inLynn A Struve ed., The Qing Formation inWorld-Historical Time,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13]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

[14]弗朗茨·法農，《大地上的受苦者》，台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9，頁124。

[15]吉迪恩·拉赫曼：《東方化：亞洲世紀的戰爭與和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