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善政”童話：漢初休養生息的真相_風聞

上期我們重點從田租税率的角度解析了教科書所謂漢初“休養生息”政策避免重蹈秦朝“二世而亡”的説法之虛妄，有網友留言質疑，“休養生息”實為輕徭薄賦，重點在於徭役。

三解本文就將細細拆一拆這位網友提及的“輕徭”，下一篇則會重點談談他和前輩學人都有所忽略的“薄賦”。

所謂“徭”，應總稱為力役，即國民義務為國家服役的形式，在秦漢法律中，又應分為徭役與戍役，所以既有《徭律》，又有《戍律》。

所謂“賦”，應總稱為賦斂，也就是除了田租税之外的其餘税收，田租税包括田租、芻藁税，其餘的，在秦漢體系下，應包括口錢、户賦、貲税、獻費、更賦等等。

一

在諸多秦漢簡牘出土之前，前輩學人根據有限的文獻記載，確定了一個整齊劃一的“漢制”想象，即漢代20歲以上的“已傅”男子，即法律意義上成年人的力役負擔應為：

1，每年有一月在本郡、縣服徭役，稱“更卒”；

2，23歲以後開始服兵役，役期一般為2年，一年在本郡、縣服役，稱為"正卒"，教練材官、樓船士等；

3，之後一年到邊郡戍守或到京師守衞，稱為"戍卒"或"衞士"。

當然，也有説法認為以上的2年兵役統稱為“正卒”，戍邊和到京城守衞均為徭役，而非兵役，這些就屬於概念性質的分歧，事實描述上區別並不大。

然而，這個“想象”並不正確，至少和秦朝、漢初的情況完全不符。

傳世文獻中對於秦漢徭役討論的一條基礎史料是《漢書·食貨志》中引用董仲舒上疏中的一段論述：

又言：**古者税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蓄妻子極愛，故民説從上。

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裏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税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

**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併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這段話，描述了三個時代的政策，一個是所謂“古者”，一般認為是周朝，然後是商鞅變法後的秦國，最後是漢興之後。

請注意加粗部分，“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

這句話，在過去近一個世紀的現代史學界曾經出現過多種斷句方式，一種解法為：

“更卒”之役是每年1個月，屯戍之役為一生服1年，力役一生服1年。

另一種斷句方法為“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解法則為：

“更卒”之役是每年1個月，又要一生擔任“正卒”1年，一生中還要到邊疆屯戍1年。

無論哪種斷句法，1個月+1年+1年的分類法是沒有問題的吧？

但是，我們還要看董仲舒的一個數量評斷：

（力役）三十倍於古。

在董仲舒的所知信息中，周朝的徭役“使民不過三日”，而秦國、秦朝的力役“三十倍於古”，簡單數學題，3*30=90天，無論如何不是30+360+360=750天，那就是200倍於古了。

這就只有兩種解釋，一個可能是董仲舒説的“三十倍”就是個約數，屬於文學誇張；另一個可能是，前賢們解錯了。

事實上，在《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中有這麼一條記載：

（高後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其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令戍卒歲更。

戍卒，也即上述所説的“戍邊”，更期變為一年。

換句話説，在高後五年之前，漢朝的戍卒服役並非一年為期，這也就意味着董仲舒説的“漢興，循而未改”，因循的絕非“屯戍一年”。

這個問題是不是一下子複雜化了？

被繞暈的絕不只是近一百年來的今人研究者，早在三國時代曹魏人如淳註釋《漢書》的過程中，已經懵了，他在對《漢書·昭帝紀》**“**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條下的註釋中詳細談及：

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謂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律説，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志曰：‘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逋，未出更錢者也。”

如淳在討論“更有三品”的過程中，提出了一個新説——“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

翻譯過來就是，天下所有人都有戍邊3天的義務，想不去的，拿錢300給官府，官府給那些“親自去戍邊一年的人”錢，以為“過更”。

其實，這個“戍邊三日”的説法，本身就不是漢朝制度，而是對“古者”的誤會，否則，秦漢戍邊制度就和董仲舒説的“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一回事了，事實上，還有諸多西漢人對周朝古制做過類似的回溯。

比如《禮記·王制》、《周禮·均人》記載類似：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用旬三日焉。

《漢書·賈鄒枚路傳》中記載漢文帝時人賈山在《至言》中提及：

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

這些都在董仲舒之前，也是説周制用民不過1年3天，收10%的税賦，民有餘力，用以對比秦朝的百姓不勝重役和苛税，哪怕這些都是“文學家言”，周用民三日，秦也用民三日，莫非周也是“暴周”嗎？那又何來對比呢？

所以，前輩學人早已論證清楚，所謂“戍邊三日”的説法，根本不是秦漢制度。（見臧知非：《漢代“更賦”辯誤——兼談“戍邊三日”問題》，刊於《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2期）

二

事實上，不止“戍邊三日”有問題，所謂的兵役2年制度，在秦朝、漢初也肯定不存在。

《二年律令·徭律》規定：

睆老各半其爵（徭），□入獨給邑中事。當（徭）戍而病盈卒歲及（繋），勿聶（攝）。

諸當行粟，獨與若父母居老如睆老，若縣父母疲癃者，皆勿行。金痍、有□病，皆以為疲癃,，可事如睆老。其非從軍戰痍也，作縣官四更，不可事，勿事。

翻譯一下，就是“睆老”僅服其爵位規定一半的徭役，若有重病可以免除戍役。

趕上服傳送糧食的服役時，如果父母年高至“睆老”或者父母殘疾，本人可以免服該徭役。若有戰傷或至殘疾者，可以減半徭役。非戰傷傷殘者，在官府服役“四更”，若不可服役，可以不服徭役。

這裏面有幾個專有名詞非常關鍵，其一為“睆老” ，其二為“四更”。

所謂“睆老” 即接近“免老”年齡的老人，而“免老”也就是徹底不服徭役的年齡，並非整齊劃一，而是以爵位而別，《二年律令·傅律》規定：

大夫以上年五十八，不更六十二，簪嫋六十三，上造六十四，公士六十五，公卒以下六十六，皆為免老。

對應的，“睆老”年齡如下：

不更年五十八，簪嫋年五十九，上造六十， 公士六十一，公卒、士五（伍）六十二， 皆為睆老。

對照一下，就是減4年，優惠條件即《二年律令·徭律》規定的：

老各半其爵 (徭), □入獨給邑中事。當（徭）戍而病盈卒歲及（繋），勿聶（攝）。

綜合起來就對本文第一部分所及的“一年戍邊”的説法提出了質疑，即“睆老”也會“當戍”？

如果按照兩年兵役的説法，則一個人一生的“戍邊”任務只有一次、一年，那麼不可能是接近“免老”的老人之前沒有服過兵役而必須其遠戍，這種制度設計的智力明顯有問題，也是對兵員質量的不負責任。

這裏，就涉及了第二個名詞：“四更”。

在《二年律令·史律》中，有如下記載：

（卜學童）其能誦三萬以上者，以為卜，上計六更 。

 以祝十四章試祝學童，能誦七千言以上者，乃得為祝五更。

史卜年五十六，佐為吏盈廿歲，年五十六，皆為八更，六十為十二更。 五百石以下至有秩為吏盈十歲，年當睆老者, 為十二更，踐更□□。 疇屍、茜御、杜主樂皆五更， 屬大祝。祝年盈六十者，十二更、踐更大祝。

史、卜、祝，都和宗教事務有關，史還有文書工作的業務，分別對應不同的長官服役，而“多少更”直接對應的是服役的番次，年紀越大，“更數”越多，有學者認為這裏的“更數”實為免更數，其實不然。

結合隋唐“番上”制度可知，所謂“更數”即“番數”。

見《新唐書·兵志》：

**凡當宿衞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簡留直衞者，五百里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皆月上。

這麼看文字不清楚，上個圖：

圖表引自張國剛：《唐代府兵淵源與番役》，《歷史研究》1989年第6期

所謂“十二番”，就是將當宿衞的總人數分為12批，同理，秦漢所謂“更數”也是一樣，“役期一月”，幾更即分為幾批，如四更，則分為4批，也就是一年輪4次，睆老居於本地服役，沒有往返時間，則服役4個月，休8個月。

這個判斷的佐證，即湖北荊州松柏1號墓出土的漢代簡牘，其時間雖為漢武帝建元、元光年間，但因為包含了大量的“簿籍”，有南郡和江陵西鄉等地的户口簿、正裏簿、免老簿、新傅簿、罷癃（疲癃）簿、歸義簿、復事算簿、見（現）卒簿、置吏卒簿等多種簿籍，真正從制度層面為我們認識漢代“卒更”制度提供了鑰匙。

其中《南郡卒更簿》記錄非常詳細，用兩欄書寫的方式，在南郡17個縣（侯國）名下記錄了各縣（國）卒的人數、更的次數和每更的人數，以及“餘”和“不足”的人數，還有“助”他縣卒的數據，以及“受助”卒的數字：

巫卒千一百一十五人，七更，更百四十九人，餘三十九人。

秭歸千五十二人，九更，更百一十六人，其十七人助醴陽，餘八人。

夷陵百二十五人，參 (叁) 更，更三十六人，餘十七人。

夷道二百五十三人，四更，更五十四人，餘三十七人。

醴陽八十七人，參 (叁) 更，更四十二人，受秭歸月十七人，餘十二人。

孱陵百八人，參 ( 叁) 更，更百四十六人，不足五十一人，受宜成五十八

人、臨沮三十五人。

州陵百二十二人，參 (叁) 更，更三十七人，餘十一人。

沙羨二百一十四人，參 (叁) 更，更六十人，餘三十四人。

安陸二百七人，參 (叁) 更，更七十一人，不足六人。

宜成千六百九十七人，六更，更二百六十一人，其五十八人助孱陵，餘八十

九人。

江陵千六十七人，參 (叁) 更，更三百二十四人，餘九十五人。

臨沮八百三十一人，五更，更百六十二人，其三十五人助孱陵，二十九人便

侯，餘三十一人。

顯陵百四十三人，參 (叁) 更，更四十四人，餘十一人。

邔侯國二千一百六十九人，七更，更二百八十一人，其四十一人助便侯，二

十九 ［人助］ 軑侯，餘二百二人。

中盧五百二十三人，六更，更八十四人，餘十九人。

便侯三百七十一人，參 (叁) 更，更百八十六人，受邔侯四十一 ［人］、臨

沮二十九 ［人］，餘二十三人。當減。

軑侯四百四十六人，參 ( 叁) 更，更百七十人，受邔侯二十九人，餘二十三［人］。當減。

凡萬四七十人。

月用卒二千一百七十九人。

這裏面，“醴陽八十七人，參 (叁) 更，更四十二人，受秭歸月十七人，餘十二人”已經説明卒更是以“月”為單位，後面又説到“月用卒”，更説明“卒更”的具體服役時間，就是一個月，這和上文中所引如淳言：“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謂卒更也。”完全吻合。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回看《二年律令·徭律》中的“四更”，《史律》中的“六更、八更、十二更”，可知都是和上述《南郡卒更簿》中的“三更”、“六更”、“七更”是一回事，即將更卒總人數除以3、6、7、8、12，役期1個月。

反過來再看如淳所説的“更有三品”，其實就很容易理解了：

所謂“踐更”就是卒更服役的那個月。

“居更”就是服役之月外等待更替的月份，此時不服役，但“居住等待下一個更次”，因為理論上下一個更次還沒到。

所謂“過更”，則是通過僱人代役或向官府納錢代役而“過”此更役輪次。

事實上，如淳所處的三國時代仍保留着很多秦漢法律的遺存，比如東吳的簡牘就顯示在其户籍上仍有二十等爵制的爵名存在，這些遺留讓當時人對於一些秦漢法律名詞有所涉獵，但其內涵經過兩漢400年間多次變遷，早已難以瞭解原貌，只能根據當時人的理解，對其進行臆測。

比如“律説，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

這句話結合以上的信息，可以理解為，居更縣中五月乃更，即單個更卒，服役1個月，休5個月，即1年輪2次，稱****六更，其後按照尉律的規定，改為單個更卒服役1個月，休11個月，即1年論1次，稱****十二更。

而在《南郡卒更簿》中，17個縣（侯國）有10個是“三更”，也就是説每個戍卒要服役1個月，休2個月，即1年輪4次。

事實上，對“更數”的理解，唯其如此才能理解，正如《南郡卒更簿》和《二年律令》裏展示的一樣，“更數”是站在國家文書的角度來判斷，並可以將其與具體的月數對應，才對於文書計數最為簡易、便捷，而非站在個體更卒的角度來計數，這也是眾多前賢學者對這一問題認識偏差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

確定了“更數”的概念，也就確定了秦漢地方“徭役”的標準，再來看《二年律令·徭律》中的一句話：

縣弩春秋射各旬五日，以當（徭）。

也就是説，在高帝、呂后的時代，縣中每年春秋兩季要組織“更卒”教習射弩，也就是軍事訓練，各旬五日，就是各15天，總計30天，正好是“一更”。這也是秦漢所謂“正卒之役”。

這條律文也説明，所謂“漢興，循之未改”的，絕不是什麼正卒一年的制度，而是在郡縣教練一個月的“當徭”之役。

那麼，秦、漢初的戍卒之役，到底是多久呢？

嶽麓秦簡《戍律》有如下三條信息：

戍律曰：**戍者月更。君子守官四旬以上為除戍一更。**遣戍，同居毋並行，不從律，貲二甲。戍在署，父母、妻死遣歸葬。告縣，縣令拾日。 

戍律曰：**下爵欲代上爵、上爵代下爵及毋（無）爵欲代有爵者戍，皆許之。**以弱代者及不同縣而相代，勿許。

【不當相代】而擅相代，貲二甲；雖當相代而不謁書於吏，其庸代人者及取代者，貲各一甲。

最重要的是第一條，就是“戍者月更”，也就是説，戍邊的服役期在秦朝律法裏很明確，就是1個月。

除此之外，在秦簡所體現的律令中，明顯將“乘城卒”或“縣卒”與“踐更縣者”分開，裏耶秦簡16-5a木牘正面記載：

廿七年二月丙子朔庚寅，洞庭守禮謂縣嗇夫、卒史嘉、假卒史榖、屬尉：**令曰：傳送委輸，必先悉行城旦舂、隸臣妾、居貲贖債，急事不可留，乃興繇。**今洞庭兵輸內史及巴、南郡、蒼梧，輸甲兵當傳者多節傳之。**必先悉行乘城卒、隸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貲贖債、司寇、隱官、踐更縣者。**田時也，不欲興黔首。嘉、榖、尉各謹案所部縣卒、徒隸、居貲贖債、司寇、隱官、踐更縣者簿，有可令傳甲兵，縣弗令傳之而興黔首，興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興者，輒劾移縣，縣亟以律令具論當坐者，言名決太守府。嘉、榖、尉在所縣上書。嘉、榖、尉令人日夜端行。

這是説秦洞庭郡運輸物資的事件，按照“令”，應該先發刑徒、官奴婢幹活服役，除非是特別緊迫，才可以興徭役，役使黔首。

輸送甲兵，必須先派出全部“乘城卒”和各類刑徒、官奴婢，乃至於“踐更縣者”，而不要另外徵發黔首，所以，洞庭郡守命令下屬按照所部的“縣卒”、刑徒和“踐更縣者”的名簿，來完成任務。

可見，“乘城卒”即“縣卒”。

另見裏耶秦簡記載：

[廿六] 年十二月癸丑朔己卯，倉守敬敢言之:出西廥稻五十□石六鬥少半鬥；輸粢粟二石，以稟乘城卒夷陵士五(伍)陽□□□□。今上出中辨券廿九。敢言之。□手。

這是遷陵縣倉庫主管發給“乘城卒”陽兩石粢粟的“中辨券”，這個“乘城卒”的户籍地在夷陵縣，並不屬於遷陵縣所屬的洞庭郡，而是南郡轄下。也就是説，秦朝人服縣卒之役，也不一定在户籍地本縣，只是距離不遠。

從地理上考察，有學者考察了裏耶秦簡所見洞庭郡的戍卒籍貫共四十三例，發現其中乘城卒與屯戍、屯卒，均來自南郡及巴郡**，即洞庭郡附近**；而更戍、更戍卒則有11例，全來自於“城父縣”。（見遊逸飛：《裏耶秦簡所見的洞庭郡——戰國秦漢郡縣制個案研究之一》，簡帛網2015年9月29日）

另有學者補充，除城父縣外，仍有“雩婁縣”、“留縣”和“虞縣”籍貫的更卒，不過，雩婁縣籍戍卒應為公幹遷陵縣，並非戍所，而城父縣與留縣同屬四川郡（《漢書》寫作泗水郡），虞縣則屬碭郡，具體情況難以解析。（見楊先雲：《論《裏耶秦簡（貳）》一則“更戍”材料》，簡帛網2018年5月19日）

就此，或許可以在史書的“屯戍一歲”想象之外，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認識秦代“屯戍”與“更戍”區別的具體材料，只是現有資料無法直接證明，秦代“屯戍”的更期，到底是一年，還是一個月，不過既然以戍為名，理應遵循《戍律》規定的“戍者月更”的原則，而不會有法不依，變成“一歲”。

不過，“罰戍”、“貲戍”、贖戍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嶽麓秦簡《奏讞書》中有這麼一個案例：

五月甲辰，州陵守綰、丞越、史獲論令癸、瑣等各贖黥。**癸、行戍衡山郡各三歲，**以當灋（法）；先備贖。

一方面是期限，罰戍的時間單位為“歲”，也就是“年”，裏耶秦簡中已知的“貲戍”、“贖戍”也多有2年以上者。

再如雲夢秦簡《秦律雜抄》就明確規定：

不當稟軍中而稟者，皆貲二甲，法（廢）；非吏殹（也），戍二歲；徒食、敦（屯）長、僕射弗告，貲戍一歲；令、尉、士吏弗得，貲一甲。軍人買（賣）稟稟所及過縣，貲戍二歲；同車食、敦（屯）長、僕射弗告，戍一歲。

另一方面，“罰戍”的地點有規定目標，嶽麓秦簡記載：

綰請許而令郡有罪罰當戍者，泰原署四川郡；東郡、參川、穎川署江湖郡；南陽、河內署九江郡……

……泰原署四川郡；東郡、參川、穎川署江胡郡；南陽

河內署九江郡；南郡、上黨□邦道當戍東故徼者，署衡山郡。

所以，上面的南郡屬地州陵將罪犯罰戍衡山郡，而貲戍在特定時間段，籍貫也集中於某郡，如秦始皇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間，有大批潁川郡籍的貲戍在遷陵縣服役。

可見，無論是何種“戍”，都根據其性質的不同而進行郡一級的來源對應，以地理距離而言，並不算遠，所謂“邊戍”，看起來也不是真正的“極邊”，秦代《戍律》中的“戍者月更”原則，並不是不能達成。

簡言之，秦漢傳送物資的規定速度，按照《二年律令·徭律》的説法是：

事委輸，傳送重車重負日行五十里，空車七十里，徒行八十里 。

秦漢戍卒去歸，均有“同車”的説法，且需自備口糧，則重車、徒行都有可能，1個月理論上重車可行1500裏，徒行可行2400裏，往返3000—4800裏，**行程****用時2個月，戍邊1個月，**正合上文所言“三更”的時間，至少紙面上毫無壓力。

總結一下，秦朝的力役制度應為：

其一，在縣習射30天，免一更（正卒）；

其二，戍邊1個月，行程2個月（邊戍）；

其三，郡縣居更、踐更備徭使（徭役）；

其四，擔任乘城卒，即守城兵（屯戍、縣卒）。

四

不過，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上述四個任務，並不是從每個服役個體的角度出發，一年間把這四個活兒挨個輪一遍，而是以郡、縣為單位，有一個大冊，也就是《南郡卒更簿》這樣的整體簿籍，然後“量出為入”，做好年度力役、戍邊人次的預算，進行各縣的“更數”確定，再進行輪轉。

嶽麓秦簡《徭律》的相關規定可以作為佐證：

䌛（徭）律曰：**發䌛（徭），**自不更以下䌛（徭）戍，自一日以上盡券書及署於牒，將陽倍（背）事者亦署之，不從令及䌛（徭）不當，正券書券書之，貲鄉嗇夫、吏主者各一甲，丞、令、令史各一盾。䌛（徭）多員少員，頽（隤）計後年。䌛（徭）戍數發，吏力足以均䌛（徭）日，盡歲弗均，鄉嗇夫、吏及令史、尉史主者貲各二甲，左䙴（遷）。

此段律文大意是，發徭，自爵位不更以下的“徭戍”，滿一天則要記錄於券書上，並記錄在檔案中，不好好幹遊蕩的也要記錄，**興徭多了人還是少了人，都要記錄備來年計數，徭戍多次興發，**官吏一定要平均工作日，如果一年下來沒有均平，主管官吏要受罰降職。

這説明徭和戍雖然是不同性質的力役，但是在發徭的概念下，是統一計數分更的，“更數”的確認基礎就是要“均徭日”，基層官吏在這個過程中要力求均平，這種均平自然只能是基於簿冊中累計工作日的均平，而非基於人數或某個人的服役時間。

《史記·陳涉世家》中説：

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

這個“次”，應該就是這個“大冊”的輪轉，否則，這二位一年跑一趟漁陽，還不早就反了。

在大冊輪轉，均平負擔之外，我們還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上文中引用的秦始皇二十七年洞庭郡公文引述了“傳送委輸”任務的“興徭”的秦令，其中明確表明：

必先悉行城旦舂、隸臣妾、居貲贖債，急事不可留，乃興繇。

必先悉行乘城卒、隸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貲贖債、司寇、隱官、踐更縣者。

可見，秦令的原則上是先用“刑徒”，這也符合它國有奴隸制的基本特徵，第二行則是傳送甲兵的順序，第一順位的是乘城卒，即守城卒、縣卒，這是和軍事需要直接相關的，如果是普通傳送就不是他們了。

緊跟着是官奴婢，各種集中繫獄的男女刑徒，直至在里閭居住有授田的刑徒“司寇”，最後則為踐更縣者，原則一致。

以上的原則，應用於普通的“興徭”，更重要、也是更大的負擔“戍”，秦朝的制度體系也非常有特色，《史記·匈奴列傳》載：

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

這裏提到的“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其實已經明晰指出了“戍卒”的組成非常複雜。

在“更戍”這個編户民“基礎義務”之外，秦朝的《戍律》還規定可以由同縣人代戍，也就是漢代史料常見的“取庸代戍”的情況，另外，秦朝還有“貲戍一歲”、“貲戍三歲”的罰戍、貲戍的犯人填補邊境防守的位置，**更有咱們早就談過的“謫戍”，即對身份受歧視者的懲罰式役使，**裏耶秦簡裏就有這麼一條奇葩例子：

城父蘩陽士五（伍）枯取（娶）賈人子為妻，戍四歲。

説的就是一個籍貫四川郡城父縣蘩陽、無爵（士伍）、名叫枯的男子，娶了商人的女兒為妻，謫戍邊四年，地點就在洞庭郡遷陵縣。

除了這些人之外，還有一羣特殊戍卒在裏耶秦簡的統計簿中出現，即：

宂募羣戍卒百卌三人。

這個宂募羣戍卒在雲夢秦簡《秦律十八種·司空律》中也有記載：

百姓有母及同牲（生）為隸妾，非適（謫）罪（也）而欲為宂邊五歲，毋賞（償）興日，以免一人為庶人，許之。

以“興日”受償的募兵為戍卒，為秦朝的邊防堵窟窿，肯定是有效的，以秦遷陵縣的有限數據來看，該縣某年的“宂募羣戍卒”達143人，而更戍、或帶有“罰謫”性質的戍卒總數還達不到這個數字的零頭……可見，秦朝實際運作的戍邊體系中，以年為單位的戍卒與本地屯戍的結合，才是人力的主體，更戍，更大程度上是小國寡民的舊制度遺存，以及一部分“家貧”黔首不得不親自服役的補充。

實際上，當我們結合如淳所提及的“過更”300錢免戍的制度考慮，就會理解這套體系的內在趣味。

雲夢秦簡《秦律十八種·司空律》中規定得很清楚：

有罪以貲贖及有責（債）於公，以其令日問之，其弗能入及賞（償），以令日居之，日居八錢；公食者，日居六錢。居官府公食者，男子參，女子駟（四）。

也就是説，向官府償債的戍卒勞作，1個工作日抵8個錢，要官府管飯的，1個工作日抵6個錢**，這實際上是一個勞動力評估公式。**

按照如淳的説法，所謂的“更賦”300錢是納於官，僱人代役的代價，1天即100錢，價碼超過了官方勞動力評估的12.5倍；而秦朝的《戍律》又允許本縣人“取庸代戍”，也就意味着，官方的這項“業務”很可能被普通人“搶了”。

再退一萬步説，這是事實，也就意味着，戍邊一年的“宂募羣戍卒”可獲得36000錢的收益，前人學者多有討論，覺得過於荒誕。

那麼，如果這300錢是如淳誤將1個月30天的代戍錢當做了3天的呢？

整個解釋也就合理了，1天10錢的代役錢，比官方評估的勞動力價格多2錢，正好可以拿來支付募人的費用。

從上文結論可知，秦的戍邊體系，兵員可以分為幾部分，一一對應上述“所徙適戍邊者”則為：

1，月更的更戍——（遠郡）戍邊者；

2，月更的屯戍——（本地、近郡縣兵）所徙；

3，以年為單位的罰戍——（遠郡）謫、戍邊者；

4，以年為單位的謫戍——（遠郡）謫、戍邊者；

5，以年為單位的貲戍——（遠郡）謫、戍邊者；

6，以年為單位的“宂募羣戍卒”——（遠郡）戍邊者。

在這六類人中，邊戍的人力需求是基本確定不變的，可以視為一個常量，而“宂募羣戍卒”和“罰戍”、“貲戍”的人數增加，卻是一個變量，此類以年為單位的戍卒增加，則更戍的實際人力需求就會減少，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那麼，為了“做平”賬簿的同時不增加任何行政成本，還要政府獲利（注意：不是為了紓解民力），最好的辦法就是：

把減少的人力需求貨幣化，存在人力缺口和實在交不起錢的貧民，照樣要求他們來戍所服役。

問題是，長途遠戍紙面上看不難往返，卻要考慮到秦朝的戍卒也是要吃飯、穿衣的，朱德貴在《秦簡所見“更戍”和“屯戍”制度新解》一文中即指出，秦遷陵縣更戍中不少人有“居貲”、“贖耐”的記錄，在裏耶秦簡、嶽麓秦簡裏還多見戍卒自官府貸糧的情況，尤其是城父縣的“更戍卒”，基本都是“貸糧”。

裏耶秦簡所見秦代遷陵縣糧食支付對象及支出機構統計（見趙巖：《裏耶秦簡所見秦遷陵縣糧食收支初探》，《史學月刊》2016年第8期）

上表所示的諸多種類的戍卒在廩食和貸食上的不同，主要是在所屬部門的區別以及實際工作的不同，而其命運卻是類似的，因為秦朝戍卒原則上應自備衣糧，而他們或因路途遙遠，或因家境貧困而無法備足口糧，只能向官府借貸，有些戍卒在借貸官府糧食後無法償還債務，不得不用勞役來抵償。

口糧之外，還有衣服，無論是更戍還是屯戍，他們的衣服不能像刑徒一樣由官府發給，而是要家中做好，官府傳送，如果家貧做不起，那就只能繼續“貸”，最終的結果就是欠的債越來越多，難望歸期。

現實地説，窮到出不起300錢的貧民，本身就很難“自備衣糧”，最後還是會淪為“居貲”，成為新的人力“搖錢樹”，戍卒很容易就掉進了秦朝政府最熟悉的“官有制奴隸經濟”的循環陷阱。

綜合以上討論，我們可以初步理解秦朝的“徭戍”制度體系本身的運作邏輯了，本質上就帶有非常強的“經營性”特徵，因此，在“徭”、“戍”組成的力役體系中，組織管理只是公文運轉體系的一部分，在實際運轉中，“無償”，甚至“盈利”的運行方式才更加“實用”，因此，紙面上的戍卒輪轉是一回事，在操作中的具體玩兒法，則是另一回事，只不過這種“現實玩法”對於貧民黔首一點都不“友好”。

五

廓清了上述事實，我們再回頭去看《漢書·食貨志》中董仲舒對秦制的追述，終於可以有一個不再自相矛盾的解釋，正確的符合句式的句讀如下：

又加月為更卒，已復（傅）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秦漢史專家張金光先生曾專文辯證“更數”問題，認為“六更”為服役1個月、休5個月的觀點違背了“月為更卒”的基本底線，其他專家解析該問題也有類似的堅持。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秦代《戍律》原文明晰，為“戍者月更”，這個敍事角度是從政府用人的公文出發的制度原則，即戍卒一月一換，而非“1個戍卒只有1個月”；而《漢書·食貨志》中董仲舒的話，“月為更卒”之前，還有“又加”二字，**正確的理解應該是：

秦國律法每年均累加數月，即“數更”為更卒之役，百姓黔首傅籍為正（或稱正卒）之後，除了郡縣本地的徭使外，還要一年出外徭一次一個月，本年為屯戍，下年則為力役。

這樣，在法律層面上，所有“三更”的百姓黔首，都是踐更3個月、居更6個月，過更（或稱免更，習射免徭一更）3個月，****正好是“三十倍於古”，則董仲舒表述中的內在矛盾可解。

而之所以默認是“三更”，依據有幾個：

1，“疲癃”（也作罷癃）非戰傷者致殘的優免政策即“四更”，而秦漢律法“疲癃”的概念廣泛，既包括現代意義上的殘疾，也包括身高不足法定標準的男、女，所以，四更已經相對正常編户民為優惠，則只剩下“三更”、“二更”和“一更”三個選項；

2，在更卒之役外，仍需為編户民保留行程時間和農業生產時間，至少理論上要不傷農時，否則“耕戰”也就無從談起，那麼，“一更”即每月服役毫無可能性，“二更”即服役1月，休息1月，農時完全無法保障，僅僅春夏秋三季即需服役4次，同時，往返時間僅剩1個月，則可徒行到達的距離僅為80裏*15天=1200裏，重車可到達的距離為50*15=750裏**，太近**，至少裏耶秦簡所見的城父縣到遷陵縣的更戍，一出發就必然失期了；

3，秦漢之際，已知文獻記載，並無廢除《徭律》、《戍律》的特別説明記載，只見於漢文帝十三年廢除了“戍卒令”，這個“令”或為呂后五年八月頒佈的“令戍卒歲更”的詔令，從《戍律》（《二年律令》未見相關條目，若承秦制則未改）則又是“戍者月更”，也就是説，秦漢編制“卒更簿”和編排徭役的基本原則應該變化不大，漢武帝時代的《南郡卒更簿》中最重的“三更”，也就是兩代通行的政策之上限。

而結合三國時人如淳的表述，則體現了漢武帝后到東漢末數百年間制度的變遷：

律説，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志曰：‘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逋，未出更錢者也。”

這裏引述了《漢書·食貨志》的記載，並沒有對“一歲屯戍”、“一歲力役”提出質疑，東漢初年人班固也沒有提出質疑，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二位並沒有將“一歲”理解為服役一年，而是一年服一個月。

而如淳在上述文字中均引用了“律説”和《尉律》，説明是當時仍可見的法律條目，而我們知道，《漢書·刑法志》早有記載，自漢武帝開始即對律令多有增刪：

及至孝武即位……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至元帝初立，乃下詔曰：“……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唯在便安萬姓而已。”

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

這是一個大的趨勢，而自西漢至東漢的邊防、力役制度的變化，也是越來越專業化、固定化，同樣也是一個趨勢。

由秦代、漢初“卒更”制度下徭、戍同簿的“三更”，走向徭、戍分離的“六更”，乃至於從《尉律》而不從《徭律》、《戍律》，甚至二者皆廢的背景下的“十二更”，同樣符合上述的趨勢。

具體來説，秦國、秦代、漢初（含漢武帝時代）徵發“徭”，即無償力役的基礎文書，就是《卒更簿》，一個基於郡縣人口進行劃分“更數”的基礎統計數據載體，這份賬簿應於每年上計時提交中央，中央手中另有全國範圍內“外徭”、“更戍”、“屯戍”以及郡縣本地興作徭役的需求數據，根據這些數字，依照《徭律》、《戍律》和相關“令”的原則，制定年度計劃，劃撥人力。

當然，為了節省行政成本，其中就會以“令”或行政慣例的形式確定某郡“更卒”與某郡“戍卒”之間的固定供需關係，甚至細化到縣對縣，站在文書輪轉的角度，如此確實最省心省力，只需在對應郡縣人力數字基礎上予以騰挪外縣零星數字即可。

形成結論後，即以文書方式下發落實，形成慣例情況下，甚至連上級公文都可以省了，只需要在特殊情況下（農業社會的編户齊民體制下，如非戰爭、饑荒、大瘟疫，人口變動不會很大）下文簡單調整即可。

而呂后五年八月，“令戍卒歲更”，既然未提及變動《戍律》和《徭律》，則《卒更簿》並不受影響，只需照常編制，而將編户民“已傅”後應服的“更卒”之役的“更數”湊足一年後，免除其“歲更”後的歷年“一更”即可。

據《二年律令·傅律》：

小爵不更以下至上造子年廿歲，大夫以上至五大夫子年廿二歲，卿以上子廿四歲，皆傅之。公士、公卒及士五、司寇、隱官子，皆為士五，疇官各從其父疇，有學師者學之。

不更到上造子，爵位為公卒，20歲傅籍，**公卒為66歲免老，**服役期46年，其中有4年為睆老期，享受“半其爵徭”，也就是“三更”變“六更”，1年1戍邊變2年1戍邊。

因漢初人口減少劇烈，假設公卒每年均需戍邊，則1年12個月抵12更，即服役後11年不用再來戍邊，一個公卒，理論上一生只需要戍邊3次（44/12），最後的半次，老病肯定可以申請免除。

等到漢武帝時代，諸多材料都顯示實際施行的制度為“戍卒歲更、衞士歲盡交代”，**《南郡卒更簿》又現實存在，以其中顯示的“三更”所代表的更役負擔來説，不可能再增加額外的任務了，所以，相關的免除或抵償只能在這個簿書基礎上完成。**故此，“三更”的公卒一年中，因戍邊、衞士（外徭）歲役而免去1更。

又因“習射”免去1更，這個活動，應在漢武帝之後參照戍邊、衞士的變化，最終整合成為“材官”、“樓船士”、“騎士”的郡國兵“歲役”。

那麼，編户民實際上的“徭”的負擔，即演化為如淳所説的“律説……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即編户民1年備2輪徭使。

此時，屯卒、衞士、郡國兵也真正脱離“卒更”（即廣義“徭役”，也即無償力役的概念），成為專門的兵役義務，和卒更的“徭”形成抵償關係。

這套法律體系延續到東漢，漢光武帝廢除郡國兵，中央軍除衞尉所統的二千五百、六百衞士可能為更卒外，其餘如虎賁、羽林、緹騎、持戟、北軍五校尉等，及各地要衝的屯兵及邊疆戍兵，均為“職業兵”。

在此條件下，《戍律》完全失去了意義，但正如勞幹先生在《漢代兵制及漢簡中的兵制》中的討論，東漢雖然廢除了更卒制度，但軍籍依然存在，即漢武帝時代的《南郡見（現）卒簿》這樣的簿籍仍舊在文書系統中留存，以備國家有事時臨時興發，而曾經更加重要的《卒更簿》就逐漸消失了。

所以，在作為“興徭”的基礎”“卒更”制度完全棄用的情況下，《徭律》也很難繼續施行，隨着東漢皇權的逐步萎縮，社會進一步的儒家化，再次減半，最終走向瞭如淳所説的“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

六

辨清了秦漢徭戍制度體系的運行原則和時代變遷，才能真正對秦漢之際的“輕徭”問題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基礎。

從上文所描述的秦國、秦代、漢初徭、戍制度可知，“更卒”作為一種“國家資源”的存在是持續的，在《戍律》、《徭律》為基礎的秦漢法令體系下，這個“資源”的編排、使用，只是形態的變化，而非視民為人或視民為非人的區別。

在秦漢法律體系下，編户民，從來就不是人。

在法令延續性上來講，除了呂后五年八月“令戍卒歲更”，漢文帝十三年“除戍卒令”，形成了一個小的輪迴之外，其之前與之後，並不見相關制度變遷的記載。

也就是説，秦、漢卒更制度，或稱徭制屬於完全繼承關係。

那麼，實際負擔孰重孰輕？為什麼漢初人及後世人多有漢興之後，“輕徭”以省民力的觀感？

前一個問題，進行詳盡的數據量化，資料並不充足，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是，哪怕是在法定“卒更”負擔完全一致的情況下，秦朝的“外徭”（郡縣以外的服役的統稱，也可以專指戍邊），也遠遠超過漢初。

而《二年律令·徭律》則規定：

發傳送，縣官車牛不足，令大夫以下有訾(貲)者，以貲共出車牛及益，令其毋訾(貲)者與共由牛食、約、載具。吏及宦皇帝者不與給傳送。事委輸，傳送重車重負日行五十里，空車七十里，徒行八十里。免老、小未傅者、女子及諸有除者，縣道勿敢繇(徭)使。

漢初的“興徭”的制度邏輯明顯忽略了“刑徒”，而只是指出了哪些編户民羣體不能參與“傳送委輸”，僅從已發現的漢初《徭律》來看，漢初在用“徭”人羣上，刑徒已經不再被優先強調。

這種情況雖然並沒有史料直接描述，但是完全可以理解，秦末漢初的持續戰亂，對於編户齊民的基層靜態管理體制造成極大的破壞，尤其是秦的統治中心——關中地區，經過章邯領刑徒軍的出征，項羽率諸侯兵對咸陽的焚掠，漢軍入關中與三秦王的大戰，乃至於楚漢戰爭中蕭何涸澤而漁的人力動員，原本的統治秩序早已蕩然無存。

同樣的變化也發生在秦的郡縣之中，戰爭和動亂的蔓延是全國性的，秦原本數量龐大的刑徒階層的藉機脱困並不是難以理解的事實。

哪怕劉邦稱王稱帝后並沒有主動放免官奴婢、刑徒的舉措，這一秦國、秦朝通過戰俘、犯法者、居貲者的長期無刑期自體繁殖而造就的特定社會羣體的存量削減，也是必然之事。

存量日減，增量又如何？

見《史記·呂太后本紀》：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後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後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罪人的大規模減少，在《漢書·刑法志》也有類似表述，刑徒減少，則郡縣用“徭”只能集中考慮編户民，同時，“罰戍”、“貲戍”的減少，邊防戍卒必然存在缺口，在此條件，漢惠帝、呂后時代對於《戍律》的現實執行，恐怕要比秦朝還要嚴格得多。

正如上文中已經提到的，高後五年八月，呂后命令戍卒改為“歲更”，好處是勞民的頻率下降，一個公卒，一生最多隻需要戍邊3次，看起來減輕了負擔，但是我們必須考慮文帝十三年為什麼要廢除《戍卒令》，如果説這個“歲更”制度看起來有表面那麼好，為什麼文帝要廢除它的載體？

這裏面有兩個可能：

1，戍卒歲更之後，像秦朝的“宂募羣戍卒”一樣，接受“更賦”的庸值；

2，戍卒歲更之後，只是把月負擔整合為了整年，衣、糧仍需自備。

**最大的可能是後者，因為前者實際上破壞了秦漢意義上律法的“公平性”，將義務變成付費的“募”或者“償”，**而後者，則將戍卒承擔的經濟負擔放大了多倍，長途自備完全不可能實現。

換句話説，呂后雖然把“壞事兒”降低了頻率，但是終究還是會有“倒黴蛋”要承擔這個負擔巨大的邊戍之役，而在此之前呢，漢朝和秦朝的制度完全重合，甚至由於“罰戍”、“貲戍”、“冗募”的減少，普通編户民的負擔要更重。

只不過由於西漢初年的“外徭”數量和規模要遠遠低於秦朝，尤其是“大興作”的時長、時點的控制，讓編户民普遍範圍內的綜合負擔有所減少。

比如《漢書·惠帝紀》記載：

（元年）春正月，城長安。

三年春，髮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

（五年）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九月，長安城成。

（六年六月）起長安西市，修敖倉。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太尉灌嬰將。

惠帝時代，絕不是完全的“休養生息”，只是嚴格控制了“興徭”的時長和盡力保證不耽誤農時，同時儘量不驅使百姓“遠役”。

《漢書·高後紀》記載：

（五年）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六年）六月，城長陵。匈奴寇狄道，攻阿陽。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

可見，高後時代的興作更少，只是匈奴的威脅增加，應該與冒頓單于那封著名的羞辱信有關，所以，在五年八月下達令戍卒歲更的命令後，就調河東、上黨郡的騎士屯北地郡，而之後，匈奴騎兵則專攻隴西，説明此時的北邊防線通過這種臨時手段補充兵力，堵住了長安北面的口子，卻沒能堵住所有口子。

綜合考慮以上事實可知，呂后的邊戍制度變更，核心目的絕不是為了休養生息，紓解民力，而是為了加強因人口稀少，而郡縣兵屯戍不足的邊郡守備，類似於一種人力資源的轉移支付。

但是，這種臨時抱佛腳的辦法，隱患多多，所以，在文帝十三年，漢文帝廢除了《戍卒令》，而正是這一年，漢文帝還廢除了《田租税律》，即廢除了田租。

之前的文章裏，三解曾經談及，漢文帝的這項舉措的實施，基於晁錯的建議，同樣，《戍卒令》的廢除，也基於同期（文帝十一年六月後）的晁錯上疏，《漢書·晁錯傳》記載：

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

**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慾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

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可見，在晁錯上疏的時代，仍是戍卒“一歲而更”的政策，接下來肯定不會恢復“一月而更”的遠郡更戍了，因為晁錯的建議嚴格來講，即“興屯戍”、“罷更戍”，大肆招募各種身份的人來邊郡居住，填補當地的人力資源基礎，先養魚，再抓魚。

這個政策得到了執行，“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同時，為了填補塞下邊郡糧食的不足，晁錯的賣爵貴粟之策同樣施行，按照他的話説，“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

以上信息都顯示，漢朝的邊戍運行制度在漢文帝時代發生了巨大的變革，確實稱得上“輕徭”，但是，正如上篇文章三解討論“除田租”時的邏輯，此時的漢王朝，已經渡過了“休養生息”的時代，而是進入了一個經濟活躍，只需要耍一點小手腕改變資源流向，即可達成足食、足兵目標的新時代。

而這個結果，並不是自劉邦開始的“休養生息政策”所帶來的，而只是維持秦律行政制度常態運作的基礎上，少“興事”，少“作為”，即司馬遷所説的“政不出房户”，而非什麼主動的“善政”、“善意”的成就。

用最直白地話説，“清靜無為”並不是什麼政策指導思想，更不是什麼政治路線，漢文帝之前的漢帝國政治，自始至終就是秦制，在遵守秦制下的“清靜無為”，可不是什麼“黃老政治”，就是上上下下循規蹈矩的“不作為”，結果，哪怕是這麼殘酷、苛刻的制度底子上，中國人都能“衣食滋殖”地活下去，該讚美的真不該是什麼帝王將相，而是這些具有超強忍耐力的同胞祖先們。

至於這些明君、聖主們，歷史對他們反而太寬容了，一羣強盜只是放下屠刀歇一會兒，就變成偉人了……

更重要的是，當我們看到漢武帝時代的《南郡卒更簿》，就應該意識到，哪怕是主導着“重大變革”的文帝，一樣給自己的子孫留下了開歷史倒車的後門，隨便哪位“雄才大略”的聖君要大有作為時，只需輕輕一推，一切都將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