屍骸上的舞者：一戰華工100年（10）_風聞

20.

帝國主義的思維邏輯，總是那樣出奇的一致。如果你願意回想當年的美國和加拿大，想一想它們各自的“太平洋鐵路”在完工以後，它們對待那些曾付出過艱辛的、華工們的態度，想一想那一條條令人痛心的《排華法案》，你也許就不難理解，歐洲列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此刻，將表現出一種怎樣的心態。

是啊，隨着軍官的大量返鄉，部隊的大規模瘦身，以及社會人員的大面積流動，在盡享勝利的狂歡中，許多事，也都必將發生根本的改變。

由於軍官人數的減少，英法軍方原有的華工營體系，於是便不復存在了。人在歐洲多年，這套體系雖然時常表現的野蠻和暴虐，卻是華工得以在異國他鄉生存的根本、是他們堅實的後勤保障。

沒有這一切，華工們手足無措。

然而，為了儘可能地將這些來自中國的勞動力吃幹榨盡，英法等國的政府，卻依然拒絕使華工們擺脱軍隊的管制。

對於歐洲列強而言，擺在眼前的，還有許多更加艱鉅的工作。

昔日召開巴黎和會的地點：凡爾賽宮

就這樣，在戰爭結束的時候，在敵人戰敗的時候，在頭頂的炮彈、遠方的坦克一齊消失的時候，在所有人都沉浸於狂歡和喜悦的時候，早已為“協約國”付出了重大犧牲的華工，卻被又一次送往了“前線”。

一項與戰爭同樣危險的工作，正在等待着他們。

一片廢墟中，面對着遍地的彈殼、面對着相互纏繞的鐵絲網、面對着廢棄的房屋、面對着等待被填埋的戰壕，還有那可能隨時會爆炸的軍火箱，他們開始了工作。

是啊，打掃戰場——這就是他們的任務。

華工們從不曾受到過任何有關如何處理殘留爆炸物的訓練，然而，呈現在他們面前的這片淒涼的土地，卻遍地都充斥着這份散發着火藥味的恐怖。

據一位軍官回憶，曾有一名華工，在清理戰場時發現了一枚他不曾見過的米爾斯炸彈，他帶着好奇，將這枚炸彈拿給另外兩個朋友顯擺，就在這時，炸彈的撞針滑了出來，三個人一同被炸成了碎片。

這樣的事情時有發生。一位基督教青年會的官員講述説，有華工將未燃盡的煙頭，隨手扔在一捆繩子旁，卻並不知道後者是一種特製的繩狀無煙炸藥。還有華工想要通過撞擊炸藥頂部，從而取出引信，結果遭到了滅頂之災… …

戰後的狂歡彷彿並不屬於這些英雄。他們似乎永遠都被安置在最為陰暗的角落，做着最令人恐懼的工作，卻又在一次一次的壯舉過後，遭到人們的冷落。

面對他們為自己所做出的種種，當時的西方人並沒有對他們表示感謝。相反，當他們開始越來越變成一種歐洲社會的“隱憂”時，原本態度温和的人們，又突然皺起了眉頭。

在部隊中，由於取消了華工營體系，華工們不得不面對越發糟糕的生活待遇。無時無刻不在思念家鄉的他們，並不想要滯留於此。他們也並不明白，戰爭已經結束了，他們的僱主，卻為何還要逼迫他們去忍受那些非人的工作。他們中很多持有老舊觀念的人，常常因在打掃戰場時終日觸碰屍體，而頻繁地做着噩夢。

而就在那危險與精神摧殘的雙重夾擊下，在戰後那屬於別人的狂歡中——這些偉岸卻又渺小的華工們，卻陷入了一片屬於思想層面的泥潭。

戰火中，他們的堅強，為得是祖國的未來。

但此時此刻，他們的堅強，卻再也尋不到根。

為誰而工作？為何而工作？

他們尋不到答案。

迷茫的思想造成了工作效率的下降。煩躁的情緒，使他們常常會與軍官發生摩擦。除此之外，漫無目的的他們，成了賭場的常客。優良的品德正在那思想的一灘爛泥中，漸漸流失。

而另一方面，隨着歐洲新一輪的人口大流動，隨着軍事人員的大批量返鄉，即便是那些昔日仁慈的負責人，也突然一改往日的態度。法國工廠裏傳出了無辜虐待華工的事件；戰時友善的比利時國民，卻突然敵意四起，將華工當做了其戰後治安惡化的替罪羊；更有甚者，在一份官方的報告中，華工居然被看做是“給戰爭幫了倒忙的人”，這篇報告聲稱，當時肆虐歐洲的西班牙流感，就是“中國人造成的”。

生活在今天的我們，都絕無可能勾勒出屈辱的模樣。

因為如此這般屈辱，我們全都不曾親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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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為了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列強一面要將有效勞動力吃幹榨盡，派他們從事危險的戰場清理工作。而另一面，面對一些被閒置的華工，他們卻馬不停蹄地開始策劃起一場大規模遣返行動來。

而殘酷的是，在1918年11月1日啓程的第一艘郵輪上，第一批被英方遣送回國的365名華工，居然全部都是病患。

眾所周知，在當時的運輸條件下，使帶病的人進行一場橫跨東西的長途旅行，這是極為不道德的做法。在顛簸的海面、和簡陋的醫療環境中，他們的身體狀況和精神狀況，都根本不可能承受這趟超遠距離行程中，所造成的消耗。

英國人的算盤打得很精。他們之所以這樣做，無非出於自身對經濟利益的考量。戰爭結束了，他們不再需要什麼人力了。鑑於此，他們從純粹的資本主義思想出發，決定迅速辭退華工醫院裏的員工，以此來縮減開支。而想要這樣做，將那些中國病號趕回國，就成了最為必要的手段。

這一行動，一直不間斷地持續至1919年3月——直到所有病患全部回國，才最終結束。對於他們虛弱的身體，是否敵得過狹窄的船艙、和狂暴的海浪，沒有人在意。

而這樣的行為，也最終造成了共25人因疾病造成的死亡，和另外2人，因精神崩潰，而跳海自殺的慘劇。

可對於這些，在沉浸於勝利喜悦之中的英國政府和軍方內部，卻同樣沒有人在意。

是啊，誠如前文所述——來自帝國主義的欺壓，從來不曾改變。

而在那即將到來的、全新的時代浪潮中，卻總有些因素，正在悄然發生着變化。

從遠渡重洋、到衣錦還鄉，當郵輪緩緩靠岸，當那些穿越了生死、飽受過煎熬的小夥子們重新把雙腳，踏在祖國的土地上時，他們早已改頭換面。

他們昔日的理想，也許即便是在此刻，都並沒有成為現實。他們也絕不可能，通過給洋人出賣體力，而換得全家人的腰纏萬貫。

然而，他們問心無愧。他們深知，此時此刻，他們的閲歷、他們的見識，還有他們在勤工儉學的、留學生們的幫助下，所獲取的知識，就是他們最為寶貴的財富。

不止於此——對於整個民族而言，那同樣是一筆重要的財富。

1919年，歸國華工，自發在祖國的各地行動了起來。

他們彼此組織在一起，創辦了中國最早的一批現代意義上的工會。隨後，這樣的工會，便迅速向全國蔓延，直到遍地開花。據統計，僅在這一年的廣州一地，這類工會組織，已經快速發展到了130個之多。

在所有這些工會中，有一些嚴格的規章制度如“嚴禁吸食鴉片、嚴禁喝酒、嚴禁嫖娼和賭博”——則成為它們共有的鐵律。

他們不再只是普通的體力勞動者。

他們的存在，將在時代的更迭中，掀起一波又一波猛烈的巨浪… …

同是那個1919年。

讓我們把目光重新轉向那場正在法國巴黎凡爾賽宮內，進行的骯髒表演。

在幾輪激烈的辯論過後，在受到西方領導人表面上的讚許過後，4月22日，傑出的中國外交家顧維鈞、與中方代表團團長陸徵祥一行，出現在美方代表威爾遜總統的公寓內。

在這裏，除威爾遜總統本人外，他們還同時見到了英國首相喬治·勞合，以及法國總理克萊蒙梭。

對於那一天的會面，顧維鈞在他本人的回憶錄中描述道：

我們受到了誠摯歡迎，可是我們注意到，威爾遜、喬治·勞合和克里孟梭（克萊蒙梭）表情嚴肅，這是一個不祥之兆。

而事情的發展，正如他所料。在接下來的文字中，他這樣寫道：

他（威爾遜）説，法國和日本早有協議在先，在和會上支持日本關於山東問題的要求… …現在提出的這個解決方案，最高會議希望能被中國接受… …然後，他便講述這一方案：日本將獲有膠州租借地和中德條約所規定的全部權利，然後再由日本把租借地歸還中國，但歸還之後仍享有全部經濟權利，包括膠濟鐵路在內。

劇照：電影《我的1919》 中著名演員陳道明飾演的中國外交官顧維鈞

而英國首相喬治·勞合則語帶威脅地聲稱，若無法接受這一決定，那麼等待中國的，恐怕就只有早先簽署的中日“二十一條”了。

“二十一條”，是中國在日本人以武力逼迫的情形下，被迫簽訂的條約，從法理上看，它根本就是非法無效的。

如此便不難理解，喬治·勞合先生在此時所講的這段話中，是怎樣的別有用心。

在顧維鈞的堅持下，中方對上述的兩種觀點，全部予以了拒絕。

不論在歷史的長河中，北洋軍閥政府做了多少壞事、為自己留下了多少罵名，也不論他們對外何其軟弱、對內又何其蠻橫——在這場弱肉強食的巴黎和會中，那些代表中國而出行的代表團成員們所表現出的氣節，卻值得我們肯定。

然而，現實卻是殘酷的。

即便中國方面嚴肅地表達了自己的立場，那些曾在1900年時，手拉着手，一齊出現在侵華戰爭中的帝國主義列強們，卻再次沆瀣一氣，聯手導演了歷史上的又一幕骯髒醜劇。

4月30日，巴黎和會做出最終裁決。裁決的內容，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一切權益轉讓於日本，並列入對德和約。

弱小的中國——為協約國做出巨大貢獻、付出了重大犧牲的中國，卻又一次遭到了列強的出賣。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