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和《西行漫記》 “小號手”兩家後人的歷史性會面_風聞
世纪杂志-2018-09-25 07:29
【丘樹宏 廣東省中山市政協主席】
201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近幾年來以創作史詩作為重點的我，自然需要寫一點什麼。
抗日戰爭時期，華南地區是敵佔區，當時此地有四個抗日組織，也就是東江縱隊、珠江縱隊、瓊崖縱隊和潮汕縱隊，他們在敵後與日本侵略者展開了長期而特殊的抗爭，為抗日戰爭最終取得勝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其中我現在生活的廣東中山市，就是珠江縱隊司令部所在的地方。今年，恰好也是珠江縱隊成立70週年的日子。我發現，描寫和反映珠江縱隊的作品中，影視作品和舞台作品比較缺乏，因此決定創作一部史詩型的大型組歌。組歌寫出來後，又接着排演製作了大型電視藝術片《英雄珠江》。此片後來分別在中央電視台和廣東電視台播放，影響頗大。
那時候《南方日報》“中山觀察”專版正在策劃“鐵血豐碑再讀中山抗戰史”大型連續報道，邀請我做他們的學術顧問。我建議他們另闢蹊徑，尋找中山抗戰史中能夠連接廣東、連接全國乃至可能對全球有影響的元素來做。他們聽了之後非常興奮，但將任務“踢”回來給我。
《西行漫記》“小號手”書封和封面歷史圖片原圖
我在創作《英雄珠江》時發現，珠江縱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導人叫謝立全，他就是當年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那部影響世界的名著《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西行漫記》）封面上那個小號手照片的原型。
讓我們翻開那段塵封已久的歷史。作為第一個衝破重重封鎖、探訪陝北的西方記者，1936年，在宋慶齡的幫助下，在中共地下黨組織安排下，斯諾帶着隱形墨水寫的介紹信、兩架相機、24個膠捲和筆記本來到了紅軍所在地。他不僅採訪了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紅軍高級將領，同時也採訪了戰士、農民、工人和知識分子。1936年10月底，斯諾帶着十幾本日記、筆記和近30卷膠捲回到北平（今北京），為英美報刊寫了許多轟動一時的有關中國革命的新聞報道，然後將其彙編成《紅星照耀中國》，該書於1937年10月在英國倫敦出版，接着美國翻印。不久，又相繼被譯成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等多種文字出版，《紅星照耀中國》的中譯本《西行漫記》1938年2月在上海問世。在《西行漫記》裏，斯諾不止一次提到了豫旺堡，提到了紅軍的號手們。
這張名為《抗戰之聲》的照片，後來成了《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的封面，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見證物品。他將照片命名為《抗戰之聲》，他認為，那是發自中國共產黨人之聲，是挽救民族危亡，響徹大地的號角。自此，紅軍的身影迅速傳遍全球，來自革命聖地的軍號也隨之響徹西方乃至世界。
經多方考證，埃德加·斯諾的這張照片拍攝於1936年，是在紅軍西征總部駐地——寧夏豫旺堡戰鬥中於城牆上拍攝的。斯諾在《西行漫記》中這樣描述：“在豫旺堡高高結實的城牆上，紅軍的一隊號兵在練習吹號，這個堡壘一樣的城中有一角落飄着一面猩紅的大旗，上面的黃色錘子和鐮刀在微風中時隱時現，好像後面有一隻手在撫弄一樣。”
1972年2月15日，埃德加·斯諾在瑞士日內瓦因患癌症病逝，《人民畫報》刊發毛澤東主席為悼念斯諾發的唁電時，為了懷念這位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用了四個整版紀念，配發了斯諾拍攝的不少照片，其中就有《抗戰之聲》。
作為《抗戰之聲》的主人公謝立全的後人，謝小朋説父親謝立全很幸運，在有生之年看到了這期紀念斯諾的《人民畫報》，看到了自己的照片。當時在北京出席海軍常委擴大會議的謝立全看了《人民畫報》後，提筆給妻子蘇凝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在京西賓館買了5月份《人民畫報》，那個吹‘抗戰之聲’(的人)是我，這可以肯定，不會張冠李戴的。回憶當時我不是號兵，我是一軍團教導營的總支書記(營長何德全，現退休安家落户於湖南長沙)。斯諾看我健壯，衣冠比較整齊，又是背了手槍的幹部，把我拉去照相的。”
謝立全將軍是1929年從江西興國參加革命的，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4年，謝立全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1940年9月任南番中順中心縣委委員，負責領導中山抗日武裝鬥爭，立下了赫赫戰功。1952年1月，謝立全任軍事學院海軍系主任，後任海軍軍事學院第一副院長、海軍學院院長。
1955年，年僅38歲的謝立全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八一勳章、獨立自由勳章、解放勳章和紅星功勳榮譽章。著有《挺進粵中》和《珠江怒潮》兩書。然而，謝立全卻一直沒有公開這張照片的故事。在寫給妻子信的末尾，謝立全寫道：“這事是偶然來的。這張相片登載是歷史的產物，你我知道就行了。總之，如果不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就要跌跤子的。”蘇凝尊重了丈夫的願望，把這秘密埋在心底。
謝立全在去世前才將照片的事情告訴他的孩子們。之前曾經有不少記者就照片的事情去採訪謝立全，他總是説：“不就是一張照片嗎，我很多戰友都犧牲在戰場上了，我們是倖存者，比起他們來，我們有啥可吹的。”
而對於公眾來説，知道那位著名的“小號手”是謝立全，時間則要推遲到1996年，時逢中央電視台軍事部攝製組的人員為籌拍一部紀念長征勝利60週年的專題片，重走長征路，在江西興國發現了《抗戰之聲》這幅照片及謝立全生前寫給妻子蘇凝信的影印件，才揭開了這段往事。
圖 | 本文作者丘樹宏（中）和兩家後代合影
大膽策劃跨越時空的會面
斯諾、謝立全，延安、中山，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珠江縱隊成立70週年，這幾個詞組的同時出現，讓我的眼前呈現出一個個宏大而生動的場景。一本書、兩個人，一張照片、兩個時代，一個世界、兩家人，人物、事件、時空，好像都在向我們暗示着什麼、啓發着什麼。
我向《南方日報》的人員説，就是它了！“鐵血豐碑 再讀中山抗戰史”項目的亮點，就是要重點策劃好這一個主題內容。
然而，這一個主題內容，其實在前些年已經有不少媒體做過，如果還是按照常規去做，一定不會有什麼影響。一定要有新的思路，尋找新的出路。經過思考，一個大膽的策劃方案在我心中逐步明晰。
於是，我建議“中山觀察”爭取在《南方日報》的主報紀念抗戰勝利專欄出一個專版，專版中將《紅星照耀中國》封面放在了突出位置，並對斯諾和謝立全的關係做一個簡要而帶預告性的介紹，以期引起各界關注。
與此同時，我更將重點放在另一個方面。首先是尋找謝立全的後人。這並不難，因為廣東中山市與他們一直有着很好的聯繫。謝立全的兩個兒子都在南京，一個還在部隊裏，一個已經退休，正在北京的央視大型人文紀錄片《長城：中國的故事》擔任總協調。兩個人很快都聯繫上了。
圖 | 兩家後代第一次見面，謝小朋深情向謝里爾·比紹夫鞠躬
另一件事情就複雜多了。我突然想到，斯諾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以前的國慶節，中國曾經邀請他參加國慶觀禮，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紀錄片中毛主席與他在天安門城樓談笑風生的鏡頭。今年9月3日的紀念活動，估計中國一定會邀請斯諾的後人參加觀禮活動的。若能這樣，我們為何不能策劃他們一家與謝立全後人在北京見面呢！這個想法在腦子裏閃過，我自己都感動了：如果能夠實現這個目的，那將是一件多麼有影響、有意義的大事情啊！
這時候離9月3日不到十天的時間。時間太緊迫了。我最早聯繫了中山鄉親、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蘇煒，請他幫忙聯繫斯諾的後人。 蘇煒非常願意幫忙，但説估計要很長時間才可能聯繫上。我馬上聯繫陳香梅基金在中國的代理人，兩天後他發來信息，説打過電話給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他們説太忙了，顧不上了解。
萬般無奈下，我只好啓動了平時不輕易啓動的資源和關係，給外交部原副部長喬宗淮發了一個長長的信息，詳細説明了事情的來龍去脈，請他幫忙。沒有想到年過古稀的老部長非但非常重視和支持，還第二天就親自去了外交部，找到有關人員瞭解情況。然後親自打電話給我，説我們估計得很準，外交部和中國對外友協果然請了埃德加·斯諾的夫人海倫·斯諾的侄女謝里爾·比紹夫來參加紀念和閲兵觀禮活動。並將有關人員的聯繫方式告訴了我，説一定能夠爭取如願見面。
這真讓我驚喜交加。接下來的事情，是如何安排北京見面會的細節了。
在國家舉行重大閲兵活動的同時，在首都北京安排一個重大的外事活動，作為一個小小的地級市，真有些匪夷所思，何況時間只剩下不到一週。
這裏真的十分感謝我們的“喬老爺”，喬部長想得非常周到，一開始就將需要聯繫的人指定給我們，而且敲定了可以見面的時間是9月4日的中午。其二是要感謝對外友協的領導和有關人員，他們主動向我們指明要注意和提前辦理的事項，包括準備好中英文資料等，讓我們不至於走回頭路。
因為北京舉行閲兵式，那幾天的管制比較嚴。安排在哪裏見面？謝里爾·比紹夫住的酒店我們進不去，即使能進去，也不方便舉行活動。通過協調，我們訂到了離她酒店不遠的民族飯店，並委託駐京辦事處做好前期工作。
為了擴大見面會的影響，我們通過微信廣徵《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併發布相關消息。微信確實影響力極大，不僅徵集到了許多本書，更在媒體和社會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包括中央媒體，都紛紛要求參與採訪，讓我們始料未及，更是應接不暇，只好想辦法予以適當的控制。
沒想到最大的問題又出現了，9月3日舉行閲兵式，我們如果坐飛機赴京，估計進不了北京城。9月4日，回程的各國政要和嘉賓逐步離京，會實行空中管制，進京的航班難以保證按時降落，這樣我們就保證不了準時到達訂好的地點。怎麼辦？我們最後決定提前在9月3日坐高鐵赴京。這是一個聰明的選擇。上午10點從廣州開出，下午6點準時到達北京，還趕得及一路上聯繫幾十位從世界各地被邀請來參加閲兵觀禮的中山籍鄉賢當晚聚會共敍鄉情，接受媒體採訪。
僅僅十天時間，《響徹世界的軍號——寫給斯諾後人與謝立全後人的七十九年一見》大型活動，就這樣從中山市走進了首都北京。
圖 | 《西行漫記》“小號手”謝立全兒子謝小朋
時隔七十九年的首次會面
2015年9月4日中午，一次跨越時空的歷史性會面在北京民族飯店舉行。
當日12時，謝里爾·比紹夫女士攜孫子安磊柯出現在大家面前。早就在酒店等候的謝立全將軍兒子謝小朋迎上前去，跨越大洋兩岸的兩雙手緊緊握在了一起。
“很榮幸能與您相見！我知道那個故事，姑父那本書封面上的‘小號手’就是您父親！”
“我也十分榮幸與您相見！斯諾先生的文筆很美！”
兩人一見如故，猶如70多年前抗戰時期中美友誼與情緣的延續！
已經79歲高齡的謝里爾·比紹夫是海倫·斯諾的侄女，在海倫生前曾幫助她整理手稿和作品。海倫去世後，又將海倫後半生的作品捐贈給楊百翰大學圖書館。她為妥善保管海倫文學作品、傳播海倫精神作出了努力與貢獻，也因此與中國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圖 | 海倫·斯諾的侄女謝里爾·比紹夫女士
謝里爾·比紹夫告訴謝小朋，中國的迅猛發展、中國人民對斯諾夫婦的敬重，給她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受邀參加抗戰勝利70週年大閲兵，與您會面，將是我一生珍藏的難忘記憶。”謝里爾·比紹夫第一次來中國是1985年， 這麼多年，她來了中國很多次。
謝里爾·比紹夫和謝小朋的見面，在彼此的客氣、矜持中又有着一份好奇與興奮。謝小朋對謝里爾·比紹夫説，作為媒體人，斯諾是他的榜樣，文筆和攝影水平非常高。謝里爾表示認同，她認為，斯諾的一生堅守着“報道真相”的原則，這是斯諾最為可貴的品質。謝小朋拿出一本珍藏已久的《西行漫記》，泛舊的扉頁上，依然能看出那張稚嫩臉龐透出的堅毅和自豪。他將父親的石刻像章印在封面，送給謝里爾·比紹夫作為留念。
贈予時，他不停地摩挲着書皮。“它不僅僅是一本書，它承載了兩代人的友愛和情誼。”謝小朋説。
圖 | 《西行漫記》圖書扉頁，右下角是謝立全兩個兒子的簽名
“我來中國代表着斯諾夫婦，在中國受到的禮遇，讓我深深地為他們驕傲。”謝里爾·比紹夫介紹，新中國成立後，斯諾夫婦曾多次訪華，不遺餘力推動中美友好建交。斯諾夫婦是一個團隊，他們共同為中美建造了友誼的橋樑，把美國人民的心和中國人民的心連在了一起。
姑父和姑母雖已去世，但謝里爾·比紹夫説，他們所架設的友好橋樑卻把美國人民的心和中國人民的心連在了一起。“他們的一生之於我們的提醒是：在世界上各不相同的政治制度背後，有着真正的人民，他們的心、他們的思想，相距並不遙遠。”
陪同謝里爾·比紹夫一起來到北京的是謝里爾·比紹夫的孫子BlakeAnthony，他有個中文名叫安磊柯。當他還是小孩時，就對中國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在加州艾爾凡大學讀書時，選擇的專業就是中國語言和文化專業，並且獲得獎學金來北京大學留學。在旅華學習和工作期間，他結識了一位北京姑娘並結婚，現在安磊柯已經是位“中國的女婿”，中國話講得十分的地道。
2013年，安磊柯曾參加了《新西行漫記》的徒步暴走活動，那次“自找苦吃”的活動讓他牢記一輩子：“感到很累，很辛苦，簡直受不了。儘管我們的後面，還沒有國民黨的士兵追趕，頭頂上也沒有日本轟炸機的威脅。當年紅軍所遭遇的一切，當年海倫·斯諾的延安之行有多麼艱難、多麼危險，我們就可想而知了。”安磊柯説斯諾已經成為他的家庭和歷史的一部分，他喜歡中國，喜歡中國歷史。
紅星依然照耀中國，兩國友誼依然翠綠。此情此景，讓我從心底裏感動：
還記得1936年秋天/那一個偉大的快門/讓紅軍的身影/從此走遍了全球/讓延安的軍號/從此響徹了世界/79年了/蔚藍的伶仃洋/早已聳立起/英雄的五桂山/靜靜的未名湖/早已站立着/和平的博雅塔/當年的快門/還在閃動着/那神聖的/西行漫記旅途/當年的軍號/還在吹響着/那雄壯的/義勇軍進行曲/今天啊/我們相約在/九月的北京/雙手拉起/79年的情緣/一起放飛/永遠的鴿哨……
（原文載於《世紀》雜誌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