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飯、疲倦與道德婊 Rice, Fatigue ＆ SJB_風聞

舌尖上的中國公知，兼論大米作為主食對中國文化的負面影響。“Dis-moi ce que tu manges, je te dirai ce que tu es.” (Tell me what you eat and I will tell you what you are.)

Physiologie du Gout, ou Meditations de Gastronomie Transcendante

明治維新作為當時難得的學習西方制度案例到底何以成功? 人類社會作為一個精密而繁雜的系統，移植社會制度，其中任何一個要素都可以因蝴蝶效應而產生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決定性影響。當陸羯南在《日清歐化異同》一文中抱怨日本的全盤西化政策，指責鹿鳴館時代日本連西洋“衣食住、風俗習慣、道德倫理和政治法律”這些清國捨棄的部分都一併抄襲時，他不會想到，三年後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中,“中體西用”的清政府敗給了在陸羯南看來“就連不必西洋化和攝取反而有害之物,也一併西洋化”的明治日本，而這些他以為“不必西化”的部分中恰恰藏有影響維新成敗與否的關鍵因素，比如，食。

飲食的好壞是決定一個人甚至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體力和智力水平高低的關鍵因素。人類進化的轉折點，就是在於發現了火與熟食，大大提高了能量吸收效率，使得腦容量不斷提高，智力飛速發展。一個人吃得不好，憑着毅力依然有可能有所成就；但如果整個民族都長期吃不好，那種靠毅力的個案無論如何敵不過也掩蓋不了概率性的大多數本民族頹廢者，當這種病夫民族遇上普遍飲食較為健康、身心更為強健的民族時，就只有被征服和奴役的悲慘命運。以米飯為主食的亞洲諸民族，例如漢民族、日韓、東南亞、印度，文化中普遍具有消極、怠倦、缺乏活力和創造性、多愁善感的特點，這種文化精神的差異最明顯地體現在音樂上，西方、阿拉伯的流行音樂或歡快或奔放，很少有像華語樂壇裏如此之多的痴男怨女型歌曲。

華夏文明的衰落始於宋， 恐怕也不僅僅是“杯酒釋兵權”的政治原因。從某種角度來説，恰恰從五代十國開始並在宋最終完成的“衣冠南渡”，華夏文化中心從北方徹底遷徙到南方稻作區，飲食習慣因而潛移默化地改變，米飯逐漸成為主食，民族性格日益頹廢、喪失活力，重文輕武是這一客觀環境下必然的結果。有宋一代，漢族體質日益文弱退化，精神也日益消極空虛，士大夫成為形而上程朱理學的俘虜，女人則日益被禁錮甚至受到“纏足”的肉體摧殘。正如今天的“中國公知”，經歷或者依然停留在那個食物短缺和營養不良的困難時期和文革年代，則沉醉於西洋的“君子國”幻想和形而上的口號之中，缺乏改變現實和創造未來的自信、勇氣和精神活力。這些精神柔弱的知識分子們有着深深的自卑和無力感，表面超然物外的“理中客”實際上不過是為了掩蓋內心缺鈣、消極避世的“精神勝利法”，內心裏他們始終是那個嗷嗷待哺、睏倦弱小的捱餓幼兒，母親忽視了他們的需求，而幼兒對外界世界又毫無反抗之力，於是小女孩點燃一隻又一隻火柴，在寒冬幻想着另一個世界裏完美而温暖的奶頭，哪怕現實裏早已凍死在斯德哥爾摩的街頭。他們和西方充滿道德優越感站在食物鏈頂端的白左Social Justice Warrior組成完美的SM組合，前者心甘情願地成為後者傳教般的睥睨、教訓、甚至是羞辱下唯唯諾諾的僕從，長大不的小女孩轉身再成為本國輿論圈裏牢騷滿腹的二手道德婊Social Justice Bitch。

華夏文明的黃金時代，均是以小麥、肉類為主食的時代，孔子本人就是一位體格魁梧高大，“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男子漢。君子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先秦貴族與平民的最大區別就是前者是“肉食者”。所以有人説，中國古代戰爭史可以基本總結為：吃肉喝奶的打敗吃麪的，吃麪的打敗吃米飯的。古羅馬的角鬥士被稱為“嚼大麥者”，而以肉奶為食的法蘭克騎士征服了整個西歐。 中世紀的食肉習慣影響到近現代，肉類成為歐洲人的飲食追求。從17世紀德國北方一個宮廷的肉食消費統計推斷，貴族平均每人每天大約消費兩磅肉，還不算大量的野味、家禽和魚。（諾貝特·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卷一），王佩莉譯）18世紀，英格蘭的烤牛肉在眾人的讚譽中，成為聲望極高的特色食品，許多人組織牛排俱樂部盡情享受這種美味。對肉食美味的追求推動了歐洲牧草、飼料、牲畜品種等方面的改良。（尼科拉·弗萊徹：《查理大帝的桌布：一部開胃的宴會史》）

飲食習慣的改變在近代日本的崛起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古代日本長期禁止殺生吃肉，導致整個民族體質差身材矮小甚至出現退化。1871年（明治4年）11月伊始，宮內廳開始為天皇膳食增加牛奶；1872年1月24日，明治天皇試吃牛肉，並通過《新聞雜誌》等媒體向全國推廣；據《明治新聞綺談》記載，在明治末期（1910年），日本全國消費牛肉38431噸，人均達到600克左右。明治政府開始打破傳統、倡食牛肉，呼籲“體力即國力”，“東洋伏爾泰”福澤渝吉專門寫下倡導日本民眾吃肉強身的《肉食説》《應吃肉》，認為歐美人的體格之所以強於日本人，“原因大抵在乎飲食之差異”，“歐美人喜食肉類，最為滋補，日本人則食草菜，滋養不足”，吃肉的風氣開始在日本再次流行起來。 到了大正昭和時代，肉食進一步普及。1960年代以後——正如復旦大學教授徐靜波在《日本飲食文化》中指出的那樣——富含肉食的西洋料理、善於制肉的中韓料理與傳統的日式料理三足鼎立，已經成為當今日本飲食的主要內容了。

米飯，被不少營養學專家稱為垃圾食品之王，其不僅營養含量遠低於小麥和肉蛋奶，而且缺乏營養，成分為澱粉多糖，幾乎不含蛋白質、維生素、脂肪、礦物質、纖維素等人體必需，食用後會導致血糖急速升高而使人感到睏倦疲乏，這也是為什麼很多華人有飯後午睡的習慣，常常感到難以打起精神。不僅如此，長期以米飯為主食，還會導致營養不良，1875年，每1000名日本士兵中，有108人患腳氣病；1885年，每4個日本士兵就有1人患腳氣病，1883年，日本海軍軍艦龍驤號赴南美進行航海訓練，376名艦員途中有169人患上重度腳氣病，其中25人死亡。留學英國的日本海軍軍醫高木兼寬，經過長期臨牀觀察，發現了原因：英國人大都食用麪包和肉類，很少發生腳氣病；而日本軍隊則食用白米（每天約750克）和鹹菜。

高木兼寬向伊藤博文報告自己的發現，最後經明治天皇批准在日本海軍推廣吃米麥混合的咖喱飯。飲食改變成效顯著，1886年，日本海軍僅有41人患上腳氣病，無人死亡。1888年，高木兼寬成為日本最早的醫學博士稱號獲得者。1905年高木兼寬成為男爵。咖喱飯不僅受到日本海軍的歡迎，還得到日本貴族社會的青睞，後來逐漸普及到了日本民間，成為日本的所謂“國民飲食”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親德的日本陸軍醫學負責人森歐外堅持“腳氣病菌説”，瘋狂攻擊高木兼寬是親英的怪癖學者，對臨牀醫學不屑一顧，結果使得日本陸軍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甲午中日戰爭期間，日本陸軍共有3944人死於腳氣病；十年後的日俄戰爭期間，情況反而變得更加嚴重：日本陸軍約有25萬人患上腳氣病，約2.8萬人死亡。直到森歐外退休之後，日本陸軍才開始模仿海軍吃起米麥混合飯。）今天的日本，幼兒園和中小學都會有專門的定期“咖喱飯大會”，從小教會和培養孩子們吃咖喱飯的習慣。同樣成效顯著的飲食改良還有我們耳熟能詳的學校免費牛奶供應和身高增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