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朗雄：達賴應留在寺廟而非政壇_風聞

這是2016年9月梅朗雄參與法國總統大選時接受採訪時的談話記錄。

梅朗雄接受《歐洲時報》記者專訪。

（歐洲時報蘇子釗/攝）

現年65歲的梅朗雄1951年出生在北非國家摩洛哥，1977年開始成為社會黨（左派）的活動分子，2008年脱離社會黨參與建立了左翼黨，現在同時擔任該黨主席和歐洲議會議員。2012年總統大選時，他就代表“左翼陣線”參加競選，在第一輪投票中排名第四（11%），沒能進入第二輪投票。梅朗雄接受歐洲時報採訪時，暢談了達賴、華人及與中國相關的一些話題。

歐洲時報：近日，達賴喇嘛竄訪歐洲，並在歐洲議會發表演講。您有何看法？

梅朗雄：我並沒有參加達賴喇嘛在斯特拉斯堡歐洲議會的演講。

首先，我認為宗教與議會政治沒有任何關係。如果是教皇來了，我會尊重他的出現，但只能是在教堂裏。同樣，達賴喇嘛也應該出現在寺廟裏，我不能理解他為什麼會出現在歐洲議會里。我不會把政治和宗教混為一談，達賴喇嘛作為政治領袖的訴求是沒有道理的。

達賴喇嘛的政治態度只會引發大規模荒唐的論戰。他想要收回所謂的歷史上的西藏領土，驅逐他們不樂見的人，分割中國四分之一的土地。這個思路首先就是荒唐和不可能的，其代價之大不可想象。誰想看到這些呢，我想法國是無論如何都不想的。

因為，法國從1964年開始就承認了中國的領土和邊界。當年，沒有人對此表示過反對。同樣，中國也承認了法國和其領土。我從沒聽中國人提過科西嘉是有問題的。中國人沒有把這些問題混為一談，我們也不應該進行這樣的討論。我覺得鼓勵這些請願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這也是為什麼我會抱怨法國不敢於自我突破，盲目支持某些像達賴喇嘛這樣危險的政治人物，支持的理由卻是值得探討的。

如果我領導我的國家，絕對不會允許這種態度的出現，對待中國的態度將會更加直接、開放，並願意開展談判。我的看法是理性的，是從政治角度出發的：法國應該對自己的朋友進行選擇，我認為中國就是法國最好的朋友，而不是達賴喇嘛。要知道中國對2008年在巴黎發生的阻撓奧運聖火事件的行為是不能接受的，我對此表示抱歉。

我希望中國人民和平地生活，因為全世界任何人找中國麻煩或與中國開戰都是沒有好處的，至少我是不會這麼做的。這麼做的人，他們的目的就是統治中國，這是荒唐並應被譴責的。我很清楚地看到，美國利用所有的機會為其它國家之間製造麻煩。我是不會上當的，我也願意告訴達賴喇嘛，他的講道可以是宗教領域的，但不要涉及政治。

歐洲時報：法國經濟發展表現一直遲緩，您認為其根本問題在哪裏？應該從哪方面着手重振經濟？

梅朗雄：法國的問題層出不窮，這是經濟畸形的表現。其實現在全世界都處於一種18世紀的自由經濟模式下。對我來講，法國經濟的失敗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對經濟計劃的缺失。其實德國對經濟短板的管理也一樣出現了問題：主要出口的領域是汽車和工具，汽車對經濟的貢獻率是19%，這太高了。德國經濟結構的不合理也體現在這裏：過於依賴出口。

中國則能夠看到這個問題並加以管控，避免問題的出現。比如我看到了中國最新的五年計劃引導中國進一步重視國內市場。這是有智慧的，因為中國有廣大的國內市場，人民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併產生了一大批中產階級。而且我還看到中國已經進入了對生態問題進行思考的階段。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對生態問題的重視是明顯的。十五年前，我還能感覺到中國與我在生態理念的差距。我還記得廣州曾舉行過有關酸雨的討論，年輕的領導對這個領域非常瞭解並有很深的見解，對如何改善酸雨危害進行了思考。

中國人有能力改善經濟的原因，就是中國人懂得制定計劃。歐洲不僅沒有計劃，還在意識形態上對制定計劃極端反對。後果就是，我們帶着教條式的意識形態，像瞎子那樣寸步難行。德國實行的秩序自由主義（Ordoliberalism），也就是説秩序被部分施行，但這仍將經濟引向荒唐的境地。但中國卻可以避免這類問題。

關於金融問題，全世界都被美元統治，而美元實際上是被人為支撐的一種貨幣。從2006年起，美國就不再公佈美元發行的統計。中國提出的人民幣參照一籃子貨幣，而不僅僅是美元的政策，對世界金融是健康和正面的。但中國的提議並沒有被廣泛使用，我對此表示遺憾。

最近，中國是否擁有世貿組織成員身份的問題被提起，我在歐洲議會投了反對票。我投反對票的原因，是因為我反對世貿組織任何形式的擴張，而不是對中國的不認可。中國應該成為國際談判中的一個支點，因為這是一個組織良好、中央集權並擁有發展計劃的國家，中國的政治精英和知識分子對其它國家的歷史有所瞭解。我認為，對於我們法國人來講，中國應該成為優先合作伙伴，因為這個國家的國家化水平、工業、技術和文化領域的發展都非常先進。與中國，我們可以良好合作，但跟北美國家，事情會變得很糟。法國和中國之間有深刻的歷史和文化淵源，讓我們可以深刻交流。

在擔任法國職業教育部長期間，我們與中國達成了一項教育合作協議。其實，中國的職業教育比法國要複雜得多。我與時任教育部長陳至立進行了很好的溝通，這説明與中國的對話並不是無疾而終的。我接見了一些來法國訪問的中國代表團，包括2000年的負責旅遊教育的副部長代表團，我們當時就旅遊職業教育進行了長時間、有建設性的交流。我舉了這個例子的原因是要告訴大家，我不是紙上談兵，我曾經與中國進行了實質性的交流，我瞭解這個國家。而法國政府並沒有很好地把握中國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