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壇的系統性腐化：從馬納福特案談起_風聞

我在上一篇文章提到了英國早美國一百多年稱霸，現在已經過了盛極而衰的階段，進入一個停滯但是穩定和富裕的社會。相比之下，接棒成為世界霸主的美國，掘起的過程更為突然，衰落得卻也更快；在重要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指標上，僵化和腐化的程度都比英國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所説的“僵化”，主要針對經濟上的垂直流動性（Vertical Mobility），也就是貧苦子弟晉身中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後裔加入“菁英”（“Elite”的定義很多，而且往往互相矛盾，所以有必要在此澄清：我在這裏所指的，不是文化、教育和思想上的菁英，而是能獨霸經濟成果的財閥和其他社會頂層，亦即美國人所稱的“1%”）之列的機率。在冷戰後期，原本以垂直流動性高而着稱的美國社會，進入反轉；冷戰結束後，這個過程持續加速，至今美國已經是先進國家中，社會流動性最低的國家之一。雪上加霜的是，不但階級之間有了極深的、難以跨越的鴻溝，中低階級也被結構性地剝削，以致這個鴻溝越來越寬，例如中位收入在過去30年基本停滯，經濟成長的成果，有90%以上進了1%人的口袋。這兩個現象，在英國也有發生，但是程度上就比美國要輕得多。

我在幾年前已經解釋過，這個現象始於1970年代初，美國財閥針對約翰遜總統“Great Society”政策的反動。在實際演化過程中，有三條重要的主軸：

1）公辦義務教育的退化，使得中下階層學生在大學入學的時候就已經面對很高的競爭門檻，先天性地被淘汰出菁英階級的備選之列。這個問題來自白左教育“專家”的愚蠢，和既得利益階級在宣傳和政治兩方面的鼓勵和縱容。英國至少已經認識到其嚴重性，並且着手改革；美國則毫無改革的動機和能力。

2）去工業化和經濟金融化過於激烈，使得中產階級的轉行及適應成為不可能的任務。金融先天就有獨佔市場經濟利潤的趨勢，全球化更推動外包生產這個以就業換取利潤的高招，在放任經濟學（Liberal Economics）主導的政策下，兩者都必然被推到極致，以追求獲利率的歷史性新高；英美在這方面的表現是一致的。但是薪水階級也必然面臨隨時可能失業和無法要求加薪的囧境，英國至少還有全民健保和其他福利保障，美國在這些方面比起第三世界還頗有不如。

3）政治階級的腐化，和中下階級選民的愚化，兩者相輔相成，確保了任何改革的動力，都被“斗轉星移”（即姑蘇慕容氏的以彼之道、還施彼身）而反而創造進一步加劇階級鴻溝的新裂痕。這個過程，我也早已反覆論證過好幾次了，但是這兩年的發展，尤其是特朗普當選後的倒行逆施（例如為富人減税），仍然遠超任何理性的預期。這種歷史性的民粹化，是一個量變而成為質變的現象。

除了媒體上的許多報導之外，我想在下面談一些相關的細節。

上個月，曾經在美國政壇呼風喚雨的馬納福特（Manafort）接受宣判，十八項罪名中被定罪了八項，都是逃税或與其直接相關的罪行。本月，他又與特別檢察官Mueller達成認罪減刑協議，罪名是“Unregistered Foreign Lobbying”，“未登記為外國説客”。這似乎是美國司法系統的又一次勝利，但是如果仔細檢視詳情，就會得到相反的結論：亦即馬納福特雖然行為極為囂張，會吃上官司卻是極特殊情形下的獨例。

首先，美國國會在冷戰後對IRS（國税局）的預算做了多次的削減，以往令人汗毛直立的隨機查税（原本扣減額報得越高，被抽查的機率越大；這對不想交税的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例如特朗普來説，很不方便），現在已經基本停滯。逃税罪越來越成為檢查官無法用正面攻勢對目標定罪之後的備用手段。

有些讀者或許記得，在1930年代美國聯邦政府也是用逃税的罪名，才制服了芝加哥的黑幫老大阿爾·卡彭（Al Capone）。但是那是因為卡彭的主業，例如謀殺、勒索等等，都不是聯邦法的範疇；而且他主領大型組織犯罪，白手套和替罪小弟很多，很難把罪行定到他自己身上。這些因素，對馬納福特並不適用。真正難以從馬納福特的罪行追查其他共犯的原因，是美國政壇的系統性腐化，不但法條已經被徹底弱化（例如將起訴條件提高到不可能達成的層次，我曾在《美國式的恐龍法官（三）》一文中，解釋了金融法的類似案例），即使法律仍在，因為議員和大官們人人皆如此，也就沒有檢察官願意浪費自己的職業生涯和精力去追查。所以貪腐既不是馬納福特名義上的罪名，也不是他被權力階級甄選出來追殺的真實原因。

他最早被FBI盯上，是因為四年前替親俄的前烏克蘭總統當説客。但是這個要求外國説客必須登記的法案（FARA，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其實是1938年羅斯福為了封鎖美國同情納粹的輿論而量身訂做的，條文故意寫得極度含糊，原本是準備二戰一開打就可以一次性使用後丟棄。冷戰期間替蘇聯説話的人，有更嚴厲的罪名等着，也用不上。冷戰結束後，美國一超獨大，菁英階級在全球搜刮，做説客是其中的門道之一，當然也不會有事。

FARA又上了風頭，是最近這幾年的事。先是針對俄國，然後被用來對付中國：正因為它的條文含糊其辭，又沒有多少前例，所以用來因人執法、“自由心證”，非常方便。例如俄國的RT新聞網，屢屢戳到美國痛處，美國人又不能公然剝奪“新聞自由”，所以就想出一個辦法，把它定義為“外國説客”，就可以堂而皇之地限制它。最近對新華社和孔子學院，也要如法炮製。然而從BBC也是由英國國家資助的機構，卻完全不受FARA的限制，就可以簡單看出它沒有一般法律的邏輯可言。

馬納福特也算倒黴，因為美國的統治菁英階級必須與特朗普這個民粹政客爭權，着力點就是通俄門，所以他、Rick Gates和Michael Flynn在兩年內就已經先後倒在FARA的刀下，順便還扯出逃税的罪名。實際上2016年之前50年，一共只有七起FARA的案件，所以一般估計，在2016年只有20%的外國説客（指真正拿外國政府錢辦事的美國政客，而不是RT或新華社這樣的“廣義”説客）花時間依法登記。穆勒（Mueller）起訴了特朗普手下這票人之後，一年之內，登記人數就倍增。

前面提到，馬納福特這樣的外國説客，是美國統治菁英階級在全球搜刮的買辦，並不是我憑空胡扯；事實上，老讀者應該知道我從不會憑空論斷，像這樣的結論，背後一定有實據。這篇文章寫得囉嗦些，下面我把實據講清楚。

馬納福特在2016年會被推薦為特朗普的競選總經理，是因為他在1996年就已經擔任過同一個職務，當年的共和黨候選人是參議院領袖鮑勃·多爾（Bob Dole）。

多爾是純種的建制派出身，在位的時候呼風喚雨，八面靈通，但是依美國政壇慣例，並不直接受賄，拿到的現金只能用在競選上；一旦退休了，才百無禁忌。但是這時年紀也很大了，必須儘快吸錢，以便惠及子孫。美國國內的企業，自然是見者有份，但是競爭者眾，大家分一分就沒有太多。真正能一次拿出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美金的，只有貪腐的外國政要。

剛好馬納福特也注意到這一點，在2003年俄國大亨德里帕斯卡（Deripaska）想要擺脱美國政府對他的制裁，於是就介紹多爾為他到國務院説好話；從此多爾吃到甜頭，對東歐/中亞/西亞的生意特別有興趣。後來最有賺頭的，又是另一個前蘇聯金主，不過這次是吉爾吉斯斯坦的總統巴基耶夫。（以下的細節，主要來自這篇文章：https://thinkprogress.org/paul-manafort-bob-dole-board-of-crooked-bank-central-asia-413f55b4ce82/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參閲。）

巴基耶夫在2000年到2005年之間做過幾任總理，在2005年主導鬱金香革命（Tulip Revolution）推翻了親俄的阿卡耶夫政權，出任總統。他搜刮的財富，主要通過當地一家叫做Asia Universal Bank（AUB）的銀行來洗錢。2006年，俄國中央銀行公開揭穿AUB是洗錢白手套的內幕，一時所有西方的銀行都斷絕來往，AUB面臨破產的危險。

於是AUB找上APCO Worldwide，這是美國的一家大型公關公司（認為美國司法公正的人，請回答，為什麼新華社算是“外國説客”，而APCO Worldwide不算？），而APCO Worldwide介紹多爾出任他們的董事。有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出任董事，AUB的聲譽問題自然迎刃而解。對AUB來説，花上幾千萬美金的小錢，買到企業的生存，實在是很划算的。

但是APCO Worldwide也不是傻子，自然知道這其中有貓膩。它自己的商業聲譽倒不是問題：有錢賺，誰管錢是哪兒來的。但是如果出了事，它必然會被總統候選人告上法庭（雖然多爾也不是傻子，但是裝傻就有錢可敲詐，這是真正的美國文化），這可不能鬧着玩。於是APCO Worldwide又僱了一家顧問公司Kroll Associates來寫一篇報告。

Kroll當然也知道他們拿了錢，就必須睜着眼説瞎話（我所知道的任何一家企業顧問，他們的生意模式基本上都是拿錢説瞎話；例如某CEO想加薪，不能自己一個人決定，就僱一個薪資顧問來寫研究報告，那麼結論自然是應該加薪），但是難道Kroll不怕被告嗎？

這裏的妙處，在於Kroll的報告結論是AUB有合法的反洗錢程序，但是並沒有説、也不可能保證“個別人員”不會繞過這些程序，所以他沒有法律責任。APCO Worldwide已經花了錢、買了報告，所以已經盡了代理人的義務了，也沒有法律責任。多爾則可以説他是誤信APCO Worldwide和AUB，是受害人之一。事實上，Kroll和APCO Worldwide也都會自稱是受害人。至於這些受害人從AUB拿的大筆酬金，那是正當工作的報酬（雖然多爾每年只花一小時到紐約聽簡報），自然和AUB的非法行徑無關。

2010年，吉爾吉斯斯坦發生政變，推翻了巴基耶夫政權。2012年，美國決定揭發AUB的非法洗錢作為，沒收了若干資產，但是多爾並未受到任何損失。多爾至今已經95歲了，仍然在世。

美國的權貴可以這樣輕鬆賺大錢，追根究底，是基於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如果霸權易手，那麼這種可以決定外國銀行能否繼續做生意的話語權，就會被別人拿走。與此類似的門路，成千上萬；大者如美元的流進流出，所產生的不勞而獲的利潤，比上面這個例子大上百萬倍。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所以中國若是想要美國坐觀中國的掘起，是絕無可能的。當前的貿易戰，也絕不是中美之間最後的衝突。

【後注】談起吉爾吉斯斯坦的鬱金香革命，不能不提美軍在該國租用的軍事基地。這原本是2001年為了入侵阿富汗而安排的；當時普京還指望討好美國，所以沒有反對。到2004年，北約擴張納入了波羅的海三小國，這是原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從此普京對美國的夢想完全破滅，美軍在中亞的基地也一夕之間，成為芒刺在背。一年之後，阿卡耶夫就被推翻，流亡俄國，時機確實十分可疑。又過了一年，俄國中央銀行對AUB出手，又是一個巧合。此後普京對巴基耶夫不斷施壓，這是公開的消息。如果美國利用AUB來牽制巴基耶夫，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我沒有證據，不能確定。

美軍基地續租這件事一直反反覆覆，拖到2010年，巴基耶夫才被推翻。新總統當然很識相，定下2014年對美停租的決心，後來也真的實踐了。中國和巴基耶夫關係很好，做了很多生意；但是從長遠戰略來看，把美軍踢出中亞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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