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大綱前言及引論_風聞

      最近在京東買了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初讀之下，感悟頗深，固然知道這篇文章應該會對現在的民眾，公知有一定觸動，也又明瞭叫不醒裝睡人的説法，但真正璀璨的思想是不應該被遺忘的。

現節選了《國史大綱》的前言和引論，和大家分享。

    （錢穆先生於1939年寫作這本書的時候，正當日寇入侵，山河淪喪，今日看來，抗戰必勝，但正當時，日寇裝備，人員素質，後勤等等諸多方面完全碾壓中國，外加國黨消極退讓，中國反抗之艱難今人難以想象。為了在亡國之後留存民族之火，復國有望，不至於被毀滅歷史，錢穆先生寫作了本書，同時也因此本書充滿了對歷史的敬意，也更多地從光明一面描寫。無論如何，錢穆先生近80年前的書今日讀來，尤覺振聾發聵。）

   （由於字數限制，引論第十五節未搬運，主要是錢穆先生對自己工作的謙虛評價，有意者可自行查找。）

前言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隻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温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温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曆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較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自身國家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

引論

       一 、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舉其特點有三。

       一者“悠久”。從黃帝傳説以來約得4600餘年。從《古竹書紀年》載夏以來，約得3700餘年。夏472，殷496，周武王至幽王257，自此以下至民國紀元2681。二者“無間斷”。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2752。自魯隱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詳。春秋編年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2633。魯哀公卒，左傳終，中間65年史文稍殘缺。自周威烈王23年資治通鑑託始，至民國紀元凡2314年。三者“詳密”。此指史書體裁言。要別有三：一曰編年，此本春秋。二曰紀傳，此稱正史，本史記。三曰紀事本末，此本尚書。其他不勝備舉。可看四庫書目史部分類。又中國史所包地域最廣大，所含民族分子最複雜，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與其歷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則我華夏文化，於並世固當首屈一指。 

       然中國最近，乃為其國民最缺乏國史智識之國家。何言之？“歷史智識”與“歷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是為歷史。其經記載流傳以迄今者，只可謂是歷史的材料，而非吾輩今日所需歷史的智識。材料累積而愈多，智識則與時以俱新。歷史智識，隨時變遷，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歷史智識，貴能鑑古而知今。至於歷史材料，則為前人所記錄，前人不知後事，故其所記，未必一一有當於後人之所欲知。然後人慾求歷史智識，必從前人所傳史料中覓取。若蔑棄前人史料而空談史識，則所謂“史”者非史，而所謂“識”者無識，生乎今而臆古，無當於“鑑於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當知舊。不識病象，何施刀藥？僅為一種憑空抽象之理想，蠻幹強為，求其實現，魯莽滅裂，於現狀有破壞無改進。凡對於已往歷史抱一種革命的蔑視者，此皆一切真正進步之勁敵也。惟藉過去乃可認識現在，亦惟對現在有真實之認識，乃能對現在有真實之改進。故所貴於歷史智識者，又不僅於鑑古而知今，乃將未來精神盡其一部分孕育與嚮導之責也。 

       且人類常情，必先“認識”乃生“感情”。人最親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婦乃至朋友。凡其所愛，必其所知。人惟為其所愛而奮戰犧牲。人亦惟愛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認識與了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當面觀體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為上帝者，而後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人之於國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愛國家民族則由乎知識，此其異耳。人之父母，不必為世界最崇高之人物；人之所愛，不必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無害其為父母，為所愛者。惟知之深，故愛之切。若一民族對其已往歷史無所了知，此必為無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對其民族，必無甚深之愛，必不能為其民族真奮戰而犧牲，此民族終將無爭存於並世之力量。今國人方蔑棄其本國已往之歷史，以為無足重視；既已對其民族已往文化，懵無所知，而猶空呼愛國。此其為愛，僅當於一種商業之愛，如農人之愛其牛。彼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賴於是，彼豈復於其國家有逾此以往之深愛乎！凡今之斷頭決胸而不顧，以效死於前敵者，彼則尚於其國家民族已往歷史，有其一段真誠之深愛；彼固以為我神州華裔之生存食息於天壤之間，實自有其不可侮者在也。故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之改進，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真實瞭解。我人今日所需之歷史智識，其要在此。

      二 、略論中國近世史學，可分三派述之。

      一曰傳統派，亦可謂“記誦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謂“宣傳派”。三曰科學派，亦可謂“考訂派”。“傳統派”主於記誦，熟諳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亦間為校勘輯補。此派乃承前清中葉以來西洋勢力未入中國時之舊規模者也。其次曰“革新派”，則起於清之季世，為有志功業、急於革新之士所提倡。最後曰“科學派”，乃承“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潮流而起。此派與傳統派，同偏於歷史材料方面，路徑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時或過之。二派之治史，同於缺乏系統，無意義，乃純為一種書本文字之學，與當身現實無預。無寧以“記誦”一派，猶因熟諳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博洽史實，稍近人事；縱若無補於世，亦將有益於己。至“考訂派”則震於“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為局部窄狹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巖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於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彼惟尚實證，號客觀，既無意於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為其有意義，能具系統，能努力使史學與當前現身相綰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時時注意及於自己民族國家已往文化成績之評價。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論意見，多能不脛而走，風靡全國。今國人對於國史稍有觀感，皆出數十年中此派史學之賜。雖然，“革新派”之於史也，急於求智識，而怠於問材料。其甚者，對於二、三千年來積存之歷史材料，亦以革新現實之態度對付之，幾若謂此汗牛充棟者，曾無一顧盼之價值矣。因此其於史，既不能如“記誦派”所知之廣，亦不能如“考訂派”所獲之精。彼於史實，往往一無所知。彼之所謂系統，不啻為空中之樓閣。彼治史之意義，轉成無意義。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測之全史。彼對於國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評價，特激發於其一時之熱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據。其綰合曆史於現實也，特借歷史口號為其宣傳改革現實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於已往之歷史智識中，而透露出改革現實之方案。彼等乃急於事功而偽造智識者，智識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國人乃惟乞靈於此派史學之口吻，以獲得對於國史之認識，故今日國人對於國史，乃最為無識也。 

       三 、所謂“革新派”之史學，亦隨時變遷。

       約言之，亦可分為三期。其先當前清末葉。當時，有志功業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體”。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彼輩謂：“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譜。”彼輩於一切史實，皆以“專制黑暗”一語抹殺。彼輩對當前病症，一切歸罪於二千年來之專制。然自專制政體一旦推翻，則此等議論，亦功成身退，為明日之黃花矣。繼“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彼輩之目光，漸從“政治”轉移而及“學術思想”，於是其對國史之論鋒，亦轉集於“學術思想”之一途。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停滯無進步，而一切事態因亦相隨停滯不進。”彼輩或則謂：“二千年來思想，皆為孔學所掩蓋。”或則謂：“二千年來思想，皆為老學所麻醉。”故或者以當前病態歸罪孔子，或者歸罪於老子。或謂：“二千年來思想界，莫不與專制政體相協應。”或則謂：“此二千年來之思想，相當於歐洲史之所謂‘中古時期’。要之如一丘之貉，非現代之所需。”或則謂：“思想限制於文字，欲一掃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之沉痼積病，莫如並廢文字，創為羅馬拼音，庶乎有謬。”然待此等宣傳成功，則此等見識，亦將為良弓之藏。繼“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經濟革命”。彼輩謂：“無論‘政治’與‘學術’，其後面為‘社會形態’所規定。故欲切實革新政治機構、學術內容，其先應從事於‘社會經濟形態’之改造。”彼輩對於當前事態之意見，影響及於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一‘封建時期’也。二千年來之政治，二千年來之學術，莫不與此二千年來之社會經濟形態，所謂‘封建時期’者相協應。”正惟經濟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輩議論，猶足以動國人之視聽。有治史者旁睨而噓曰：“國史浩如煙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為博洽諦當之記誦而已，為精細綿密之考訂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論為！”雖然，國人之所求於國史略有知，乃非此枝節煩瑣之考訂，亦非此繁重龐雜之記誦，特欲於國家民族已往歷史文化有大體之瞭解，以相應於其當身現實之所需知也。有告之者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則彼固已為共和政體下之自由民矣，無怪其掉頭而不肯顧。或告之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時期思想所支配下之歷史也。”則彼固已呼吸於二十世紀新空氣之仙囿，於孔、老之為人與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睹，喑而無知，何願更為陳死人辨此宿案，亦無怪其奮步而不肯留。或告之曰：“我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封建社會之歷史耳，雖至今猶然，一切病痛盡在是矣。”於是有志於當身現實之革新，而求知國史已往之大體者，莫不動色稱道，雖牽鼻而從，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論者有躊躇滿志之一日，則我國史仍將束高閣、覆醬瓶，而我國人仍將為無國史知識之民族也.

       四 、前一時代所積存之歷史資料，既無當於後一時期所需要之歷史知識，故歷史遂不斷隨時代之遷移而變動改寫。

      就前有諸史言之，《尚書》為最初之史書，然書缺有間，此見其時中國文化尚未到達需要編年史之程度。其次有《春秋》，為最初之編年史。又其次有《左傳》，以綱羅詳備言，為編年史之進步。然其時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書，兵戎非常事，故左傳所載，乃以列國之會盟與戰爭為主，後人譏之為“相斫書”焉。又其次為《史記》，乃為以人物為中心之新史，徵其時人物個性之活動，已漸漸擺脱古代封建、宗法社會之團體性而嶄露頭角也。又其次為《漢書》，為斷代作史之開始，此乃全國統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權已臻穩固後之新需要。自此遂形成中國列代之所謂“正史”，繼此而復生“通史”之新要求。於是而有杜佑《通典》，此為“政書”之創作，為以制度為骨幹之新史，非政體沿革到達相當程度，不能有此。又繼而有《通鑑》，為編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紀事本末，為以事件為中心之新史之再現。然如袁氏《通鑑紀事本末》，取材只限於《通鑑》，則貌變而實未變也。於是而有鄭樵《通志》之所謂《二十略》，其歷史眼光，乃超出於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誌，如家譜，如學案，形形色色，乘一時之新需要而創造新體裁者，不勝縷舉。要之自《尚書》下逮《通志》，此皆有志於全史整面之敍述。今觀其相互間體裁之不同，與夫內容之差別，可知中國舊史，固不斷在改寫之中矣。 

       自南宋以來，又七百年，乃獨無繼續改寫之新史書出現。此因元、清兩代皆以異族人主，不願國人之治史。明其間，光輝乍闢，翳霾復興，遂亦不能有所修造。今則為中國有史以來未有的變動劇烈之時代，其需要新史之創寫尤亟。而適承七百年來史學衰微之末運，因此國人對於國史之認識，乃愈昏昧無準則。前述記誦、考訂、宣傳諸派，乃亦無一能發願為國史撰一新本者，則甚矣史學之不振也。 

       今日所需要之國史新本，將為自尚書以來下至通志一類之一種新通史。此新通史應簡單而扼要，而又必具備兩條件：一者必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知識；二者應能於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前者在積極的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為全部歷史所由推動之精神所寄；後者在消極的指出國家民族最近病痛之症侯，為改進當前之方案所本。此種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務，尤在將國史真態，傳播於國人之前，使曉然瞭解於我先民對於國家民族所已盡之責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奮發愛惜保護之摯意也。 

       此種通史，無疑的將以記誦、考訂派之工夫，而達宣傳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將從積存的歷史材料中出頭，將於極艱苦之準備下，呈露其極平易之面相。將以專家畢生之精力所萃，而為國人月日瀏覽之所能通貫。則編造國史新本之工作，其為難於勝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見矣。 

      五 、“一部二十四史，從何説起？”

       今將為國史寫一簡單扼要而有系統之新本，首必感有此苦。其將效記誦、考訂派之所為乎？則必氾濫而無歸。其將效宣傳革新派之所為乎？又必空洞而無物。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則曰政治制度，次者曰學術思想，又次曰社會經濟。此三者，“社會經濟”為其最下層之基礎，“政治制度”為其最上層之結頂，而“學術思想”則為其中層之幹柱。大體言之，歷史事態，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將輕重先後，分主客取捨於其間乎？抑兼羅幷包，平等而同視之乎？ 

        曰，姑舍此。能近取譬，試設一淺喻。今人若為一運動家作一年譜或小傳，則必與為一音樂家所作者，其取材詳略存滅遠異矣。即為一網球家作一小傳或年譜，則又必與為一足球家所作者，其取材詳略存滅迥別矣。何以故？以音樂家之“個性”與“環境”與“事業”之發展，與運動家不同故；以網球家之個性與環境與事業之發展，又與足球家不同故；一人如此，一民族、一國家亦然。寫國史者，必確切曉了其國家民族文化發展“個性”之所在，而後能把握其特殊之“環境”與“事業”，而寫出其特殊之“精神”與“面相”。然反言之，亦惟於其特殊之環境與事業中，乃可識其個性之特殊點。如此則循環反覆，欲認識一國家、一民族特殊個性之所在，乃並不如認識一網球家或足球家之單純而簡易。要之必於其自身內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個性，則一也,何以知網球家之個性？以其忽然投入於網球家之環境，而從事於網球之活動故。其他一切飲食、起居、嗜好、信仰，可以無所異於人。若為網球家作年譜，而抄襲某音樂家已成年譜之材料與局套，則某年音樂大會，其人既無預；某年歌曲比賽，某人又不列。其人者，乃可於音樂史上絕無一面。不僅了不異人，抑且有不如無。不知其人之活動與事業乃在網球不在音樂。網球家之生命，不能於音樂史之過程求取。乃不幸今日之治國史者，竟蹈此弊。 

        以言政治，求一屢爭不捨、僅而後得之代表民意機關，如英倫之“大憲章”與“國會”之創新而無有也。又求一轟轟烈烈，明白痛快，如法國“人權大革命”之爆發，而更無有也。則無怪於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之歷史”矣。以言思想，求一如馬丁路德，明揭“信仰自由”之旗幟，以與羅馬教皇力抗，軒然興起全歐“宗教革命”之巨波，而更無有也。則無怪於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束縛於一家思想之下”矣。以言經濟，求一如葛馬、如哥倫布鑿空海外，發現新殖民地之偉跡而渺不可得；求如今日歐、美社會之光怪陸離，窮富極華之景象，而更不可得。則無怪於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沉眠於封建社會之下，長夜漫漫，永無旦日”矣。凡最近數十年來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謳歌歐、美，力求步驅，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聞睹亦在是。迷於彼而忘其我，拘於貌而忽其情。反觀祖國，凡彼之所盛自張揚而誇道者，我乃一無有。於是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乃若一冬蟄之蟲，生氣未絕，活動全失。彼方目神炫於網球場中四周之采聲，乃不知別有一管絃競奏、歌聲洋溢之境也則宜。故曰：治國史之第一任務，在能於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 

      六 、凡治史有兩端：一曰求其“異”，二曰求其“同”。

        何謂求其異？凡某一時代之狀態，有與其先、後時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劃分一時代之“特性”。從兩“狀態”之相異，即兩個“特性”之銜接，而劃分為兩時代。從兩時代之劃分，而看出歷史之“變”。從“變”之傾向，而看出其整個文化之動態。從其動態之暢遂與夭淤，而衡論其文化之為進退。此一法也。何謂求其同？從各不同之時代狀態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銜接、相連貫而成一整面，此為全史之動態。以各段之“變”，形成一全程之“動”。即以一整體之“動”，而顯出各部分之“變”。於諸異中見一同，即於一同中出諸異。全史之不斷變動，其中宛然有一進程。自其推動向前而言，是謂其民族之“精神”，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達前程而言，是謂其民族之“文化”，為其民族文化發展所積累之成績。此謂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國史不必先存一揄揚誇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門户立場之見。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學術思想”，例如戰國先秦。我即着眼於當時之學術思想而看其如何為變。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政治制度”，例如秦漢。我即着眼於當時之政治制度而看其如何為變。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社會經濟”，例如三國魏晉。我即着眼於當時之社會經濟而看其如何為變。“變”之所在，即歷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評價之所繫。而所謂“變”者，即某種事態在前一時期所未有，而在後一時期中突然出現。此有明白事證，與人共見，而我不能一絲一毫容私於其間。故曰：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也。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云云，是無異謂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無變，即不啻謂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歷史無精神、民族無文化也。其然，豈其然？ 

       七 、今於國史，若細心籀其動態，則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於“和平”中得進展是也。

        歐洲史每常於“戰爭”中着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劃界限的時期，常在驚心動魄之震盪中產生。若以此意態來看中國史，則中國常如昏騰騰地沒有長進。中國史上，亦有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不幸此等常為紛亂犧牲，而非有意義的劃界限之進步。秦末劉、項之亂，可謂例外。明祖崛起，掃除胡塵，光復故土，亦可謂一個上進的轉變。其他如漢末黃巾，乃至黃巢、張獻忠、李自成，全是混亂破壞，只見倒退，無上進。近人治史，頗推洪、楊為中華民族革命之先鋒，然此固矣。然洪、楊數十餘年擾亂，除與國家社會以莫大之創傷外，成就何在？此中國史上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常不為民族文化進展之一好例也。然中國史之進展，乃常在和平形態下，以舒齊步驟得之。若空洞設譬，中國史如一首詩，西洋史如一本劇。一本劇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變換。詩則只在和諧節奏中轉移到新階段，令人不可劃分。所以詩代表中國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劇曲之在中國，不佔地位。西洋則以作劇為文學家之聖境。即以人物作證，蘇格拉底死於一杯毒藥，耶穌死於十字架，孔子則夢奠於兩楹之間，晨起扶杖逍遙，詠歌自勉。三位民族聖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舉音樂家與網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幾幕精彩的硬地網球賽，中國史則直是一片琴韻悠揚也.

      八 、姑試略言中國史之進展。

       就政治上言之，秦、漢大統一政府之創建，已為國史闢一奇績。近人好以羅馬帝國與漢代相擬，然二者立國基本已不同。羅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勢力於四圍。歐、亞、非三洲之疆土，特為一中心強力所征服而被統治。僅此中心，尚復有貴族、平民之別。一旦此中心上層貴族漸趨腐化，蠻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窩，而帝國全部，即告瓦解。此羅馬立國形態也。秦、漢統一政府，並不以一中心地點之勢力，征服四周，實乃由四圍之優秀力量，共同參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圍，亦更無階級之分。所謂優秀力量者，乃常從社會整體中，自由透露，活潑轉換。因此其建國工作，在中央之締構，而非四周之徵服。羅馬如一室中懸巨燈，光耀四壁；秦、漢則室之四周，遍懸諸燈，交射互映；故羅馬碎其巨燈，全室即暗，秦、漢則燈不俱壞光不全絕。因此羅馬民族震鑠於一時，而中國文化則輝映於千古。我中國此種立國規模，乃經我先民數百年慘淡經營，艱難締構，僅而得之。以近世科學發達，交通便利，美人立國，乃與我差似。如英、法諸邦，則領土雖廣，惟以武力貫徹，猶惴惴懼不終日。此皆羅馬之遺式，非中國之成規也。 

       談者好以專制政體為中國政治詬病，不知中國自秦以來，立國規模，廣土眾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專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內，而李斯、蒙恬之屬，皆以遊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無預焉。漢初若稍稍欲返古貴族分割宰制之遺意，然卒無奈潮流之趨勢何！故公孫弘以布衣為相封侯，遂破以軍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變相之貴族擅權制，終以告歇。博士弟子，補郎、補吏，為入仕正軌，而世襲任蔭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開客觀之標準。“王室”與政府逐步分離，“民眾”與“政府”則逐步接近。政權逐步解放，而國家疆域亦逐步擴大，社會文化亦逐步普及。綜觀國史，政體演進，約得三級：由封建而躋統一，一也。此在秦、漢完成之。由宗室、外戚、軍人所組成之政府，漸變而為士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漢中葉以下，迄於東漢完成之。由士族門第再變而為科舉競選，三也。此在隋、唐兩代完成之。惟其如此，“考試”與“銓選”，遂為維持中國曆代政府綱紀之兩大骨幹。全國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選拔與任用，則一惟禮部之考試與吏部之銓選是問。此二者，皆有客觀之法規，為公開的準繩，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搖，宰相政府首領。所不能動者。若於此等政治後面推尋其意義，此即《禮運》所謂“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之旨。就全國民眾施以一種合理的教育，復於此種教育下選拔人才，以服務於國家；再就其服務成績，而定官職之崇卑與大小。此正戰國晚周諸子所極論深覬，而秦、漢以下政制，即向此演進。特以國史進程，每於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國曆來政制，惟有專制黑暗，不悟政制後面，別自有一種理性精神為之指導也。 

       談者又疑中國政制無民權，無憲法。然民權亦各自有其所以表達之方式與機構，能遵循此種方式而保全其機構，此即立國之大憲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國自秦以來，既為一廣土眾民之大邦，如歐西近代所運行民選代議士制度，乃為吾先民所弗能操縱。然誠使國家能歷年舉行考試，平均選拔各地優秀平民，使得有參政之機會；又立一客觀的服務成績規程，以為官位進退之準則，則下情上達，本非無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權憲法為推翻滿清政府之一種宣傳，固有效矣。若遂認此為中國歷史真相，謂自秦以來，中國惟有專制黑暗，若謂“民無權，國無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則顯為不情不實之談。民國以來，所謂民選代議之新制度，終以不切國情，一時未能切實推行。而歷古相傳“考試”與“銓選”之制度，為維持政府紀綱之兩大骨幹者，乃亦隨專制黑暗之惡名而俱滅。於是一切官場之腐敗混亂，胥乘而起，至今為厲。此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所應食之惡果也。 

      中國政制所由表達之方式與機構，既與近代歐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爭取民權，而保育長養之，亦復自有道。何者？彼我立國規模既別，演進淵源又不同。甲族甲國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國而見窒礙者，其例實多。凡於中國而輕言民眾革命，往往發動既難，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壞遠過於建設。所以國史常於和平中得進展，而於變亂中見倒退者，此由中國立國規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貽政制，以求適合於我國情，而為今日吾人所應深切認識之一事。若復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則又必有其應食之惡果在矣.

      九 、其次請言學術思想。

      談者率好以中國秦以後學術，擬之歐洲之“中古時期”。然其間有難相比並者。歐洲中古時期之思想，以“宗教”為主腦，而中國學術界，則早脱宗教之羈絆。姑以史學言，古者學術統於王官，而史官尤握古代學術之全權。“史”者，乃宗廟職司之一員，故宗教、貴族、學術三者，常相合而不相離。孔子始以平民作新史而成《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皆政治社會實事，不語怪力亂神，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自有孔子，而史學乃始與宗教、貴族二者脱離。然西漢司馬氏尚謂：“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畜之。”此非憤辭，乃實語。漢代太史屬於太常，則為宗廟職司之一員。太樂、太祝、太宰、太卜、太醫與太史，同為太常屬下之六令丞。太樂之下，自有倡優。宗廟祭祠，太史與倡優同有其供奉之職。則史學仍統於皇帝、宗廟、鬼神之下。然司馬氏不以此自限，發憤為《史記》，自負以續孔子之《春秋》；即對當朝帝王卿相種種政制事態，質實而書，無所掩飾。司馬氏不以得罪。及東漢班氏，以非史官，為史下獄，然尋得釋，所草懸為國史。自此以往，中國史學，已完全由皇帝、宗廟下脱出，而為民間自由製作之一業焉。 

        且王官之學，流而為百家，於是“史官”之外，復有“博士”。此二官者，同為當時政治組織下專掌學術之官吏。“史官”為古代王官學之傳統，而“博士官”則為後世新興百家學之代表。博士亦屬太常，是學術仍統於宗廟也。然太史僅與星曆卜祝為伍，而博士得預聞朝政，出席廷議而見諮詢，則社會新興百家學，已駕古代王官學而上之矣。然自秦以來，占夢、求仙之術，皆得為博士，猶在帝王所好。及漢武聽董仲舒議，罷黜百家，專立《五經》博士，於是博士性質，大見澄清；乃始於方技神怪旁門雜流中解放，而純化為專治歷史與政治之學者，所謂“通經致用”，即是會通古代歷史知識，在現實政治下應用。又同時肩負國家教育之責。而博士弟子，遂為入仕惟一正途。於是學術不僅從“宗教”勢力下脱離，並復於“政治”勢力下獨立。自此以往，學術地位，常超然於政治勢力之外，而享有其自由，亦復常盡其指導政治之責任。而政治亦早與宗教分離，故當時中國人所希冀者，乃為地上之王國，而非空中之天國也。孔子成《春秋》，前耶穌降生480年。馬遷為《史記》，亦前耶穌降生100年。其時中國政治社會，正向一合理的方向進行，人生之倫理教育，即其“宗教”，無所仰於渺茫之靈界；而羅馬則於貴族與軍人之對外侵略與對內奢縱下覆滅。耶教之推行，正因當時歐人無力建造合理之新國家，地上之幸福既渺不可望，乃折而歸向上帝。故西洋中古時期之宗教，特承續當時政治組織之空隙而起，同時又替代一部分或可説大部分。政治之任務。若必以中國史相擬，惟三國魏晉之際，統一政府覆亡，社會紛亂，佛教輸入，差為近之。然東晉南北朝政府規模，以及立國之理論，仍沿兩漢而來。當時帝王卿相，誠心皈依佛教者，非無其人；要之，僧人與佛經，特為人生一旁趨，始終未能篡奪中國傳統政治社會之人生倫理教育而為代興。隋唐統一政府復建，其精神淵源，明為孔子、董仲舒一脈相傳之文治思想，而佛教在政治上，則無其指導之地位。西洋所謂“國家建築於宗教之上”之觀感，在中國則絕無其事。繼隋唐統一盛運而起者，有禪宗思想之盛行。禪宗教理，與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其態度路徑，正有相似處。然西洋宗教革命，引起長期殘酷的普遍相互屠殺，而中國則無之者，以中國佛教仍保其原來一種超世間的宗教之本色，不如西洋耶教已深染世法，包攬政治、經濟種種俗世權利於一身，因此其教理上之改革，不得不牽連發生世態之擾動也。中國佛教雖盛極一時，而猶始終保全其原來超世間的本色者，則因中國政治社會一切世事，雖有漢末以及五胡之一段擾亂，而根本精神依然存在。東晉南北朝以迄隋唐，仍從此源頭上演進，與西洋之自羅馬帝國解體以後，政治社會即陷入黑暗狀態者不同也。何以西洋自羅馬帝國覆亡，即陷入一黑暗時期之慘運，而中國漢亡以後幸不然？則以羅馬建國，本與漢代精神不同。羅馬乃以貴族與軍人之向外征服立國，及貴族、軍人腐敗墮落，則其建國精神已根本不存在。北方蠻族，在先既受不到羅馬文化之薰陶，及其踏破羅馬以後，所得者乃歷史上一個羅馬帝國軀殼之虛影，至於如何創建新國家之新精神，則須在其自身另自產生。要之，北方蠻族之與羅馬帝國，乃屬兩個生命，前者已老死，後者未長成，故中間有此一段黑暗。至於漢代統一政府之創興，並非以一族一系之武力征服四圍而起，乃由常時全中國之文化演進所醖釀、所締造而成此境界。換言之，秦、漢統一，乃晚周先秦平民學術思想盛興後，伸展於現實所應有之現象；並不如西洋史上希臘文化已衰，羅馬民族崛起，仍是兩個生命，不相銜接也。漢代之覆亡，特一時王室與上層政府之腐敗；而所由締構此政府、推戴此王室之整個民族與文化，則仍自有其生命與力量。故漢末變亂，特如江上風起，水面波興，而此滔滔江流，不為廢絕。且當時五胡諸蠻族，中國延之入內地者，自始即與以中國傳統文化之薰陶，故彼輩雖乘機騷動，而彼輩固已同飲此文化之洪流，以澆溉其生機，而浸潤其生命。彼輩之分起迭興，其事乃僅等於中國社會內部自身之一種波動。

       惟所缺者，在其於中國文化洪流中，究竟澆溉未透、浸潤未深而已。然隋唐統一盛運，仍襲北朝漢化之復興而起。如此言之，則淵源於晚周先秦，遷衍至於秦漢、隋唐，此一脈相沿之學術思想，不能與羅馬覆亡後西洋史上之所謂“中古時期”之教會思想相比，斷斷然矣。 

       北宋學術之興起，一面承禪宗對於佛教教理之革新，一面又承魏晉以迄隋唐社會上世族門第之破壞，實為先秦以後，第二次平民社會學術思想自由活潑之一種新氣象也。若以此派學術與西洋中古時期之教會相比，更為不倫。元明以下，雖懸程朱經説為取士功令，然不得即目程朱為當時之宗教。明代極多遵陸王而反抗程朱者，清代尤盛以訓詁考據而批駁程朱者。社會學術思想之自由，並未為政治所嚴格束縛，宗教則更不論矣。 

       若謂中國學術，尚未演進於西洋現代科學之階段，故以興西洋中古時期相比論；此亦不然。中國文化演進，別有其自身之途轍，其政治組織乃受一種相應於中國之天然地理的學術思想之指導，而早走上和平的大一統之境界。此種和平的大一統，使中國政制常偏重於中央之凝合，而不重於四圍之吞併。其精神亦常偏於和平，而不重於富強；常偏於已有之完整，而略於未有之侵獲；對外則曰“昭文德以來之”，對內則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其為學，常重於人事之協調，而不重於物力之利用。故西洋近代科學，正如西洋中古時期之宗教，同樣無在中國自己產生之機緣。中國在已往政治失其統一，社會秩序崩潰，人民精神無可寄託之際，既可接受外來之“宗教”，如魏、晉以下，迄隋、唐初期。中國在今日列強紛爭，專仗富強以圖存之時代，何嘗不可接受外來之“科學”？惟科學植根應有一最低限度之條件，即政治稍上軌道，社會稍有秩序，人心稍得安寧是也。此與宗教輸入之條件恰相反。而我國自晚清以來，政治驟失常軌，社會秩序，人民心理，長在極度搖兀不安之動盪中。此時難謀科學之發達，而科學乃無發達餘地。論者又倒果為因，謂科學不發達，則政治、社會終無出路。又輕以中國自來之文化演進，妄比之於西洋之中古時期，乃謂非連根剷除中國以往學術之舊傳統，即無以萌現代科學之新芽。彼仍自居為“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之健者，而不悟史實並不如此。此又不明國史真相，肆意破壞，輕言改革，仍自有其應食之惡果也。 

十 、請再言社會組織。

       近人率好言中國為“封建社會”，不知其意何居？以政制言，中國自秦以下，即為中央統一之局，其下郡、縣相遷轄，更無世襲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以學術言，自先秦儒、墨唱始，學術流於民間，既不為貴族世家所獨擅，又不為宗教寺廟所專有。平民社會傳播學術之機會，既易且廣，而學業即為從政之階梯，白衣卿相，自秦以來即爾。既無特殊之貴族階級，是亦不足以言“封建”。若就經濟情況而論，中國雖稱以農立國，然工商業之發展，戰國、秦、漢以來，已有可觀。惟在上者不斷加以節制，不使有甚貧、甚富之判。又政府獎勵學術，重用士人，西漢之季，遂有“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之語。於是前漢《貨殖》《遊俠》中人，後漢多走入《儒林》《獨行傳》中去。所以家庭温飽，即從事學問，而一登仕宦，則束身禮義之中。厚積為富，其勢不長，然亦非有世襲之貴人也。井田制既廢，民間田畝得自由買賣，於是而有兼併。然即如前漢封君，亦僅於衣租食税而止。其封邑與封户之統治，仍由國家特派官吏。以國家法律而論，封君之興與封户，實同為國家之公民。後世如佃户欠租，田主亦惟送官法辦，則佃户之賣田納租于田主，亦一種經濟契約之關係，不得目田主為貴族、為封君，目佃户為農奴、為私屬。土地既非采邑，即難“封建”相擬。然若謂中國乃資本主義之社會，則又未是。以中國傳統政治觀念，即不許資本勢力之成長也。 

西洋史家有謂其歷史演變，乃自“封建貴族”之社會，轉而為“工商資本”之社會者。治中國史者，以為中國社會必居於此二之一，既不為“工商資本”之社會，是必“貴族封建”之社會無疑。此猶論政制者，謂國體有君主與民主，政體有專制與立憲。此特往時西國學者，自本其已往歷史演變言之。吾人反治國史，見中國有君主，無立憲，以謂是必“君主專制”，僅可有君主，無立憲，而非專制。中國已往社會，亦僅可非封建，非工商，而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適履，謂人類歷史演變，萬逃不出西洋學者此等分類之外？不知此等分類，在彼亦僅為一時流行之説而已。國人懶於尋國史之真，勇於據他人之説，別有存心藉為宣傳，可以勿論；若因而信之，謂國史真相在是，因而肆意破壞，輕言改革，則仍自有其應食之惡果在矣

十一 、然則中國社會，自秦以下，其進步何在？

       曰：亦在於經濟地域之逐漸擴大，文化傳播之逐次普及，與夫政治機會之逐次平等而已。其進程之遲速不論，而其朝此方向演進，則明白無可疑者。若謂其無清楚界限可指，此即我所謂國史於和平中得進展，實與我先民立國規模相副相稱，亦即我民族文化特徵所在也。

      嘗謂世界羣族，其文化演進，主要者不越兩型：一者環地中海之四周，自埃及、巴比倫、愛琴、波斯、希臘、羅馬以漸次波及於歐羅巴之全部，此西方之一型也。一者沿黃河兩岸，以達於海濱，我華夏民族，自虞、夏、商、周以來，漸次展擴以及於長江、遼河、珠江流域，並及於朝鮮、日本、蒙古、西域、青海、西藏、安南、暹羅諸境，此東方之一型也。此二型者，其先限於地勢，東西各不相聞接。西方之一型，於破碎中為分立，為並存，故當務於“力”的戰爭，而競為四圍之戰。東方之一型，於整塊中為圍聚，為相協，故常務於“情”的融和，而專為中心之翕。一則務於國強為幷包，一則務於謀安為系延。故西方型文化之進展，其特色在轉換，而東方型文化之進展，其特色則在擴大。轉換者，如後浪之覆前浪，波瀾層疊，後一波湧架於前一波之上，而前一波即歸消失。西洋史之演進，自埃及、巴比倫、波斯以逮希臘、羅馬，翻翻滾滾，其吞嚥卷滅於洪濤駭浪、波瀾層疊之下者，已不知其幾國幾族矣。擴大者，如大山聚，羣峯奔湊，蜿蜒繚繞，此一帶山脈包裹於又一帶山脈之外，層層圍拱，層層簇聚，而諸峯映帶，共為一體。故中國史之演進，不僅自兩漢而隋、唐，兩宋、明，一脈相沿，繩繩不絕；即環我族而處者，或與我相融和而同化，如遼、金、蒙古、滿洲、西藏、新疆諸族；亦有接受我文化，與我終古相依，如梁甫之於泰山然，則朝鮮、日本、安南之類是也。朝鮮、安南久屬中國而猶得自存，此尤明受中國文化之賜。將西洋史逐層分析，則見其莫非一種“力”的支撐，亦莫非一種“力”的轉換。此力代彼力而起，而社會遂為變形。其文於同一世界中，常有各國並立；東方則每每有即以一國當一世界之感。故西方常求其力之向外為戰爭；而東方則惟求其力於內部自消融，因此每一種力量之存在，常不使其僵化以與他種力量相沖突，而相率投入於更大之同情圈中，卒於溶解消散而不見其存在。我所謂國史於和平中見進展者在此。故西方史常表見為“力量”而東方史則常表見為“情感”。西方史之頓挫，在其某種力量之解體；其發皇，則在某一種新力量之產生。中國史之隆污升降，則常在其維繫國家社會內部的情感之麻木與覺醒。此等情感一且陷於麻木，則國家社會內部失所維繫，而大混亂隨之。中國史上之大混亂，亦與西方史上之“革命”不同。西方史上之革命，多為一種新力量與舊力量之衝突。革命成功，即新力量登台，社會亦隨之入一新階段。中國史上之混亂，則如江河絕堤，洪水氾濫。氾濫愈廣，力量愈薄，有破壞，無長進。必待復歸故槽，然後再有流力。中國社會，自秦以下，大體即向“力”的解消之途演進。迄於近世，社會各方平流緩進，流量日大，而流速日減。以治西史之眼光衡之，常覺我民族之潺緩無力者在此。然我民族國家精神命脈所繫，固不在一種力之向外衝擊，而在一種情之內在融和也。蓋西方製為列國爭存之局，東方常為融和者，至是乃不得不卷而藏之，而追隨於彼我角力爭勝之場；此已為東方之不得不見遜於西方者矣。抑我之所以為國家社會內部一統情感融和者，方其時，又適值麻痹墮退之際，自清中葉後幹、嘉以來，川、楚、兩粵大亂迭起，洪流四泛之象已成，中國社會本苦無力，又繼之以追隨西方角力爭勝之勢，既不足以對外，乃轉鋒而內向。終於“情”的融和，常此麻木，“力”的長成，遙遙無期。不斷絕堤放壩，使水流不斷氾濫，洪水遍於中國，而國人仍復有沉酣於憑藉某力推翻某力之好夢者。此又不明國史真相，應食惡果之一至可痛心之例也。

十二 、一民族一國家歷史之演進，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態焉。

        生力者，即其民族與國家歷史所推進之根本動力也。病態者，即其歷史演進途中所時時不免遭遇之頓挫與波折也。人類歷史之演進，常如曲線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線以前向。若以兩民族兩國家之歷史相比並觀，則常見此時或彼升而我降，他時彼降而我升。只橫切一點論之，萬難得其真相。今日治國史者，適見我之驟落，並值彼之突進，意迷神惑，以為我有必落，彼有必進，並以一時之進落為彼、我全部歷史之評價，故雖一切毀我就人而不惜，惟求盡廢故常，以希近似於他人之萬一。不知所變者我，能變者亦我，變而成者依然為我。譬之病人，染病者為我，耐病者亦我，脱病而復起者仍我也。一切可變，而“我”不可變。若已無我，認為變者？變而非我，亦何希於變？必有生力，乃可去病。病有其起因，而非生力之謂。若醫者謂：“君病之起，起於君之有生，君當另換一無病之生”，此為何等醫耶！諱疾拒醫固不當，亦未有因人病而從頭絕其生命以為醫者。故治史者，必明生力，明病態。生力自古以長存，病態隨時而忽起。今日之中國，顯為有病，病且殆矣，萬不容諱。然猶有所希冀者，其人雖病，尚有內部自身生力可以為抗。若如今人乃僅婉言之，直捷而道，惟有早日絕其生命之一法而已。凡此皆指“生原”為“病原”之妄説也。 

      “生原”者，見於全部潛在之本力，而“病原”則發於一時外感之事變。故求一民族一國家歷史之生原者，貴能探其本而攬其全；而論當前之病態者，則必辨於近世而審其變。國史綿歷，既四、五千年於茲，其病象之見於各時期者，推原尋因，不能全同。有染稍久者，亦有僅起於當前者。而要言之，國史自隋唐以來，科舉制既興，士族門第之地位消融漸盡，而社會走上平鋪散漫之境，此中國晚近世一大變也。逆溯中國當前病象，推之最遠，至於中唐安史之亂以來而極。究生力必窮之最先，診病況必詳之最後。西人論史，盛誇起文明光昌，而淵源所自，必遠本之於希臘、羅馬。國人捧心效顰，方務於自譴責，而亦一一歸罪於古人，斷獄於唐虞三代之上，貌是而神非，甚矣其不知學也。 

       中唐以來之社會，既成一平鋪散漫之社會，而其政治，仍為一和平的大一統之政治。故一“王室”高高在上，而“社會”與“政府”之間，堂階益遠，常易招致“王室”與“政府”之嬌縱與專擅，一也。社會無豪強鉅富，雖日趨於平等之境，然貧無賑，弱無保，其事不能全仰之於政府，而民間每苦於不能自振奮，二也。政府與民間之所以賴以溝通者，曰惟“科舉”，然科舉既懸仕宦為鵠的，則從事於投選者，往往忘其義命而徒志於身家之富貴與温飽，三也。此三者，厥為中唐以來中國政治、社會走入一新境後所易犯之病徵。宋儒講學，即針對此病態而發。然而宋之為病，尚不止於此。宋人不能自解救，而招致蒙古之入主，一切政制，為急劇之退轉，益與後世中國以莫大之創傷。明祖崛起草澤，徵元政廢弛，罷宰相，尊君權，不知善為藥療，而轉益其病。清人入關，盜憎主人，鉗束猜防，無所不用其極，仍襲明制而加厲。故中國政制之廢宰相，統“政府”於“王室”之下，真不免為獨夫專制之黑暗所籠罩者，其事乃起於明而完成於清，則相沿亦已六百年之久。明儒尚承兩宋遺緒，王室專制於上，而士大夫抗爭彌縫於下，君臣常若水火，而世途猶賴有所匡系。故明之亡而民間之學術氣節，尚足照耀光輝於前古。清人又嚴加摧抑，宋、明七百年士人書院民間自由講學之風遂熾。於是士大夫怵於焚坑之酷，上之為訓詁、考據，自藏於故紙堆中以避禍，下之為八股、小楷，惟利祿是趨。於是政府與民間所賴以溝貫之橋樑遂腐斷，所賴以流通之血脈遂枯絕。中國之倖免於亂者，亦惟滿清諸豪酋猜防壓制、誘脅愚弄之力。此稍讀康、雍、幹三朝史略，可以知之。故使世運益敗壞於冥冥漠漠之中，而姑以搏一時之安寧。此乃斬喪我民族永久之元氣，而以換造彼目前之榮華者也。逮滿族統治之力既衰，而中國政治、社會之百病，遂全部暴露。論者每謂自嘉、道以來，東西勢力相接觸，東方乃相形見拙；此似是而未盡之説也。縱使嘉、道以往，長得閉關自守，海道之局不開，滿洲之治權，仍必顛覆，中國仍必大亂。其病先已深中於自身之內部，而外邪乘之，其病象遂益錯出。因使庸醫操峻劑，更奏迭前，茫昧而雜投，以互期於一逞，則幾何其病之不日殆也。

**十三 、晚清之季，談者率自稱我民族國家曰“睡獅”，曰“病夫”，此又不知別白之説也。**夫“睡”與“病”不同。睡者精力未虧，蹶然興起，猶可及人；病者不然。晚清之季則病也，非睡也。且其病又入膏肓，非輕易所能拔除。異族統治垂三百年，其對我國家、社會、文化生機之束縛與損害，固已甚矣。然中國以二千年廣土眾民大一統之局，“王室”為其客觀之最高機關，歷史沿襲既久，則驟變為難。又況自明以來六百年，政府無宰相，“王室”久握獨裁之權，則激變又難。清廷不能不去，王室不能復建，逼使中國不得不為一激劇之變動，以試驗一無準備、無基礎之新政體，而不能更於其間選擇一較緩進、較漸變之路，此為晚清革命之難局，一矣。日本明治維新在此點較中國多獲便宜。天皇一統，於日本歷史及民眾觀念上，並無十分劇變，得漸次引上憲政軌轍。中國政制之劇變，雖幸得冒險渡過，然所嘗苦痛實深。洪憲之稱帝，宣統之復辟，幾許曲折，消損中國前進之精力與元氣者，良不少也。 

        且滿清政府，自鹹、同以後，其情況視前已大變。各省督、撫，擅權自專，中央無力駕馭，漸成分裂割據之局。又處五洲棣通形勢之下，政府雖腐敗，猶得憑藉其地位，借外債，買軍火，練新兵，整理交通，加強管轄。遂使腐敗之政權，黑暗之勢力，既得外力之助，又因外患之顧忌，迄未得徹底澄清之機會。革命勢力之起，亦不得不與舊政府下之黑暗勢力相妥協，以順利其進行。革命之結果，僅為舊政權之潰爛解體而非其消滅。於是民國以來，武人弄權，地方割據，日轉增長。內亂層見疊出，斬喪社會之元氣，障礙國家之前進，其間莫非有外力焉為之呼應。此猶人身變病，未先驅解，早服補劑，病根纏綿不去，生機奄息不復。此又為民國以來締構中央統一政權之難局，二矣。 

        尤難者，不在武人割據之不可鏟滅，而在政治中心勢力之不易產生。滿清末葉，政治中心早已逐步沒落。革命以還，所揭杆號召者，曰“民主共和”，而實際則去民主之階程尚遠。新中國建設之大業，一時難望於民眾之仔肩。獨裁王室既倒，而不幸當時之中層階級，始從二百餘年長期異族統制下抬頭，八股小楷之素養，升官發財之習氣，淘汰未淨。而革命黨人，則只挾外來“平等”、“自由”、“民權”諸新名詞，一旦於和平處境下加入政府，乃如洪罅之點雪，名號猶是，實質遽化。其名猶曰政黨民權，其實則為結黨爭權。一時中層知識分子，無新無舊，分途依附於地方武人割據勢力之下而互為利用。此輩於前清末葉，既力阻開新之運，又於民國初年，加倍搗亂之功。此蓋滿清長期部族政權統治之智識階級，日愚日腐，而驟遇政治中心大動搖之後所應有之紛擾。然此特一時病態，不得謂此綿歷此數千年文化正統而為其最後之結晶。若果如是，則中國文化亦不能綿歷此數千年之久，而早當於過去歷史中煙消灰滅，先昔人之枯骨而腐朽矣。此又民國以來，社會中堅勢力未能形成之難局，三也。此一點，日本明治維新較中國又佔幾許便宜。日本政權遷禪，自藩府還之天皇，既不如中國變動之劇。而日本在藩府統治下之封建道德，如武士道之忠君敬上、守信立節，移之於尊王攘夷，其道為順。中國士大夫立身處世之綱領節目，久已在長期部族統治之猜防壓制、誘協愚弄下變色。油滑、貪污、不負責任，久成滿清末年官場乃至儒林之風氣。一旦政體更革，名為“民主”實則全須士大夫從政者良心自負責任，而中國士大夫無此素養。既昧心禍國，又以“民權”之説委罪卸責。此其病乃深中於士大夫之良心，固非睡獅之喻所能得擬也。 

        凡此皆晚近中國之病，而尤其病於士大夫之無識。士大夫無識，乃不見其為病，急於強起急走以效人之所為。跳踉叫噪，踴躍憤興，而病乃日滋。於是轉而疑及於我全民族數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變故常以為快。不知今日中國所患，不在於變動之不劇，而在於暫安之難獲。必使國家有暫安之局，而後社會始可以有更生之變。所謂更生之變者，非從於外面為塗飾模擬、矯揉造作之謂，乃國家民族內部自身一種新生命力之發舒與成長。而牖啓此種力量之發舒與成長者，“自覺”之精神，較之效法他人之誠摯為尤要。不幸此數十年來，國人士大夫，乃悍於求變，而忽於謀安；果於為率導，而怠於務研尋。又復摻以私心，鼓以戾氣，其趨勢至於最近，乃繼續有加益甚而靡已。

        十四 、雖然，無傷也。

        病則深矣重矣，抑病之漸起，遠者在百年、數百年之間，病之劇發，近者在數年、數十年之內。而我民族國家文化潛力之悠久淵深，則遠在四、五千年以上。生機之軋塞鬱勃，終必有其發皇暢遂之一日。而果也，近者以敵國外患之深侵，而國內臻於統一。以一年半之艱苦抗戰，而國人遂漸知“自力更生”之為何事。蓋今日者，數十年乃至百年社會之積病，與夫數千年來民族文化之潛力，乃同時展開於我國人之眼前。值此創劇痛深之際，國人試一番我先民五千年來慘淡創建之史蹟，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必有淵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奮然而起者。要之我國家民族之復興，必將有待於吾國人對我先民國史略有知。此則吾言可懸國門，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茫茫員域，芸芸眾生，我不知其已歷幾何世矣！抑有始終未躋於摶成“民族”之境者；有雖摶成為一民族，而未達創建“國家”之域者；有難摶成一民族，創建一國家，而俯仰已成陳跡，徒供後世史家為鈎稽憑弔之資者；則何與？曰：惟視其“文化”。民族之摶成，國家之創建，胥皆“文化”演進中之一階程也。故民族與國家者，皆人類文化之產物也。舉世民族、國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後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隨形，莫能違者。人類苟負有一種文化演進之使命，則必摶成一民族焉，創建一國家焉，夫而後其背後之文化，始得有所憑依而發揚光大。若其所負文化演進之使命既中輟，則國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離散。故非國家、民族不永命之可慮，而其民族、國家所由產生之“文化”已衰息斷絕，而其國家之生命猶得長存者。環顧斯世，我民族命運之悠久，我國家規模之偉大，可謂絕出寡儔，獨步於古今矣。此我先民所負文化使命價值之真憑實據也。以數千年民族、國家悠久偉大之憑藉，至於今而始言建國焉，又必以抗戰而始可言建國焉，此何故？曰：惟我今日國人之不肖，文化之墮落故。以我國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墮落，而猶可言抗戰，猶可以言建國，則以我先民文化傳統猶未全息絕故。一民族文化之傳統，皆由其民族自身遷傳數世、數十世、數百世血液所澆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開此民族文化之花，結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竊而得。若不然，自古可以無亡國滅種之禍，而幸生之族，偷存之國，將充世。是既疑我先民久為幸生、偷存，而我當前之所為抗戰與建國，是不啻仍將效法我先民繼為此幸生而偷存也。非然者，我民族國家之前途，仍將於我先民文化所貽自身內部獲得其生機。我所謂必於我先民國史略有知者，即謂此。是則我言仍可懸國門，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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