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素質提高，從懲罰“霸座”開始_風聞

這段時間，鐵路“霸座”事件頻出。一個月前，孫博士因高鐵霸座事件引發了大眾的輿論譴責，他也受到了治安罰款200元和一定期限內限乘火車的處罰，還被網友“人肉”挖出了之前的很多黑料。就在這件事的熱度逐漸降温時，近期接二連三地又出現了多起“霸座”事件，“霸座女”、“霸座大媽”、“霸座大爺”、“霸座外籍女”各領熱搜好幾天，再次引發輿論熱議。“霸座女”周某某目前也被處以了罰款200元和180天限乘火車的處罰。

鐵路“霸座”行為是最近才有的嗎？顯然不是，這種行為其實一直都存在，大多數人碰到了這種事情也就罵兩聲然後自認倒黴，哪怕事情被媒體曝光，也很難得到大眾關注。這次多虧孫博士演技在線，加上博士身份加持，才帶火了這個話題，也使得後續的類似事件有了持續的關注度。

除了“霸座”，列車上其他不文明行為也屢有發生，比如之前被媒體報道過的將瓜子殼扔向整座車廂、為等丈夫上車阻止高鐵關門、因別人吃泡麪罵人等，其他像在高鐵上脱鞋、在列車上隨地吐痰、大聲喧譁等就更常見了，常坐火車的人應該多少都碰到過。列車上不文明行為頻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看到很多不文明的現象，確實從某個程度上反應出了國民素質的缺乏。

國民素質日本第一中國倒數？

説到國民素質，這幾天有一條陳舊的老謠言又被挖出來然後迅速被打臉。9月21日，某位認證為“北大房地產發展研究基金中心副主任博士”的微博大V發微博稱：“最新聯合國公佈全球國民素質道德水平排名，中國連續幾十年倒數，日本連續30多年世界第一”，另一方面，他在微博中又表現出質疑這一排名，説“可能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造假？”當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微就回應稱沒有做過也不會做此類排名。

事實上，關於“全球國民素質道德水平排名”這類謠言自2006年起就在網上流傳，已經被媒體多次闢謠，但過段時間又總是能捲土重來，還總是能糊弄住一大批網民，説明這類謠言確實有一定羣眾基礎。謠言呢，不能太假，太假的謠言不會有人相信，比如如果這個排名結果寫的是印度第一，日本倒數，肯定不會有人相信。一方面正是因為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在很多方面是公認的素質很高，所以寫日本第一不容易被懷疑，另一方面大家在生活中經常能看到素質不高的人，也經常能聽到媒體報道國人的不文明行為，所以很容易對國人整體素質有更負面的評價，再加上很多人對國外的真實情況瞭解不多，因此很容易相信這種貌似有一點可信實則非常誇張失實的謠言。

前些年，國內媒體和大V們總喜歡批評國人素質差，一碰到中國遊客不文明行為就大肆報道，而對外國人素質卻無腦吹捧，國外遊客有不文明行為也視若罔聞，營造出一種外國月亮比較圓的假象，比如“盧浮宮泡腳”、“老人日本碰瓷”、“泰國餐廳搶蝦”等新聞，後都因與事實不符被反轉。這幾年，隨着出國人羣的增多和信息流通的順暢，使得越來越多人知道了外面的世界的真實模樣，再加上國家對虛假新聞的打擊和追責，這類新聞也就慢慢變少了。

素質是什麼？

要説國人素質這個問題，必須先弄清楚一下什麼是素質。關於素質的定義有很多，每種定義都有不同的側重點，“國民素質”中的“素質”着重關注人的公共道德與修養，與“素養”的含義近似。百度百科中關於素質的描述有：“素質，是後天形成的一種生活習慣。素質的高低不以人種而劃分，任何地方都有素質高的人和素質低的人。”有文章介紹維基百科中關於素養的定義是：“素養是一種習慣、準備，一種準備就緒的狀態，或一個特定行為方式的傾向。當我們提及‘素養’，我們指的是思維素養——特定智力行為模式的傾向。”可以看出，“素質”強調的是後天的習慣和行為傾向，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東西。

個人認為，我們日常説到的“素質”指的是**“在特定時間特定環境下，人們面對某事物做出的符合當時情境的恰當行為和表現”**。特定時間和特定環境是必要的前提條件，不能省略。而人們的行為和表現是否恰當，則要根據當時情境的文化習慣、社會道德水平和法律規則來綜合判斷。

以“隨地吐痰”為例來理解“素質”

“素質”是個比較“虛”的概念，每個人的理解都有所不同，因此我想用隨地吐痰作為例子來解釋一下我上面的定義。

吐痰和咳嗽一樣，本來都是身體的自我保護和修復的反射動作，是一種生理行為，吐痰本是天賦人權。因此在以前，隨地吐痰是一種很正常的行為。

中世紀的歐洲，人們連大小便都是隨地解決的，隨地吐痰就更不是事了，但那時的貴族們出於區分階層的需求，開始將隨地吐痰歸為不得體的行為，他們認為將痰吐到桌子底下是可以接受的，但不能接受將痰吐到桌子的旁邊。1882年，德國生物學家羅伯特·科赫發現了肺結核桿菌，並指出痰是傳染肺結核的重要媒介。人們意識到痰是傳播疾病的元兇之一，很多國家開始頒佈法律禁止隨地吐痰，此後，隨地吐痰才成為各地公共衞生機構的根除目標。

吐痰行為還與文化以及人們生活的環境有關。在電影《泰坦尼克號》中，傑克教羅絲“像個男人般吐痰”，當時的年輕男孩子們常湊在一起吐痰，以表示自己長大了，就像現在的中學生覺得學吸煙很酷一樣。19世紀的美國男孩子喜歡嚼煙葉子，煙葉裏的刺激成分使得他們痰液和唾液增多，他們喜歡隨地吐痰，因此美國公共場合到處都擺放着各種痰盂，直到20世紀30年代左右才有所好轉。現在在印度、東南亞等很多地方，人們愛嚼檳榔，嚼檳榔要吐汁，刺激性也大，使得這些地方隨地吐痰行為非常普遍。另外，如果人們的工作和生活環境本身灰塵很大，吸入的微粒很多使得生理上痰就會變多，因此在髒亂差的環境，人們更容易隨地吐痰。

人們吐痰行為的改善離不開法律與規章制度的約束，越是法規嚴格且執行到位的地方，隨地吐痰的現象就會越少見。1886年，法國衞生部頒佈了全世界第一個禁止隨地吐痰的法令。截至1916年，美國213個城市中有195個制定了禁止隨地吐痰的法令。1984年，上海在全國率先禁止隨地吐痰，違者罰款兩角。今天，很多公民素質較高的國家和地區都對吐痰有嚴格的法律約束，如新加坡法律規定，在公共場所吐口水或吐痰的人，第一次被抓到會面臨最高1000新幣的罰款，第二次最高2000新幣，三次或三次以上則是5000新幣；在香港，吐痰在路邊渠口或者直接吐痰於垃圾桶內，都可能面臨最高1500元港幣的罰款；日本法律規定，在公園或其他公共場所吐痰將被處以1000日元以上，10000日元以下的罰款，並且會記錄在個人的犯罪前科上。

到了今天，世界上大部分人都公認隨地吐痰是一種很不衞生也不文明的行為，但這種行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應個人的素質，還是不能一概而論。

比如有一個人生活在髒亂差的偏遠農村，在那裏大家從不認為隨地吐痰是一件不文明的事情，那他在當地的吐痰行為是不是能説明他素質低？我認為不是，他在當地吐痰，是符合當地的恰當行為標準的（不能用另一環境的行為標準去要求該環境中的人），因此該行為與素質無關。

如果這個人第一次來到文明程度高的大城市，在吸多了汽車尾氣後覺得喉嚨不舒服然後隨地吐了一口痰，是不是就是素質低呢？我認為是的，該行為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素質低，但這種素質低更多是因為無知不是道德，因此是可以理解的，應該給予他更多的教育而不是批判。

那如果是從小生活在大城市或明明知道社會規則的人隨地吐痰呢？那就得看城市對隨地吐痰的容忍度了，像在香港、新加坡等對該行為有嚴格法規約束且嚴格執行的地方，有該行為必然從一個方面説明該人素質低；但在國內大部分地方，即使有相關法規也形同虛設，那麼該行為對人們素質的反應就要大打折扣了。

哪裏都有不文明現象

説回國民素質的問題，自然是哪裏都有素質高的也有素質低的，不能以偏概全。國內有文明現象，國外一樣有。

2015年3月，日本北海道函館市在新幹線站口等地推出免費雨傘租借服務，然而一年不到，提供的2300把雨傘僅剩200把，部分“日本網友”不願承認是有些國民素質低，反而表示這些雨傘很可能是被中國遊客拿走的。

2007年，現代共享單車行業的鼻祖velib（法語“自由自行車”的簡稱）投放在巴黎的1萬輛公共自行車中，曾被報道80％被毀壞或偷竊；2018年3月，香港共享單車Gobee在進軍法國市場的幾個月後宣佈退出，其退出的原因為“4個月內，我們的自行車有60％遭到毀壞、盜竊或被據為己有，這讓整個歐洲項目無法維繫下去。”因此很多人都説共享單車是素質的照妖鏡。

 2013年，美國社交購物網站“社交生活”（living Social）曾舉辦了有關世界上最糟糕遊客的問卷調查，對5個國家的5600多人進行訪談，結果顯示，各國遊客的差勁程度前十名分別是：美國、中國，法國、日本、俄羅斯、韓國、印度、德國、西班牙、英國。2014年，在線旅遊網站Triposo進行了類似的調查，結果顯示遊客名聲最堪憂的前十名是：美國、英國、俄羅斯、中國、澳大利亞、德國、印度、法國、意大利和巴西。Travelzoo在2016年的調查結果同樣顯示美國遊客在全世界表現最差。這些調查本身設計不夠嚴謹，結果肯定是不準確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大家對美國人素質的擔憂。

關於其他國家不文明行為的例子還有很多，就不一一例舉了，説那麼多隻是想説明一個問題——天下烏鴉一般黑，誰也不比誰高貴。

國民素質與什麼有關？

雖然哪國都有素質低的人，但客觀來説，目前我國公民整體素質與某些發達國家確實存在一定差距，這是不想承認也會存在的事實。

這種差距是怎麼造成的呢？難道真的是因為中國人有劣根性嗎？當然不是！國民素質的高低，與國家的經濟水平、教育水平、法制水平等都有很大關係。

古人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釋義：百姓的糧倉充足，豐衣足食，才能顧及到禮儀，重視榮譽和恥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如果人人生活殷實，不用為經濟操心，那人們自然不會為了一點利益去爭去搶，誰不想吃着火鍋唱着歌盡情享受慢生活？發達國家要麼地廣人稀物質豐富，要麼用高科技的剪刀差剝削着全世界人們，他們的國民生活水平普遍很高，因此他們對物質就不那麼在乎。另一方面，由於發達國家較早進入現代化社會，有更穩定的社會環境，且更早地接觸了普世價值和多元文化，因此在文化和社會公德上有領先優勢。反觀我國，人口密度大，資源又相對匱乏，巨大的競爭壓力和快速的社會變革使得人們普遍缺乏安全感。最廣大的底層人們每天為了活下去而奔忙，中產階級則整天擔心自己滑落到底層，大家都爭着搶着為了自己的一點利益，哪有時間和精力來談素質？所以説，“高素質”是建立在物質豐富的基礎上的，當物質不再豐富，或者人們對自己擁有的物質安全感不夠，高素質的人們也會立刻變臉，從現在高素質的歐洲人民在難民危機中的表現可以看出一二。

教育在素質的養成上也有一定的作用。高素質不是天生就有的，都是後天教育培養的結果，公共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輿論的美德灌輸都對國民素質的提升有不小的影響。發達國家有更多的資源用在提高國民素質上，學前教育，基礎通識教育他們都做得更好，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更多。同時，發達國家的社會結構多是紡錘形，中產階級較多，中產階級一般更重視教育，因此對素質的培養也就更到位。一般來説，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素質比較高，但這都不是絕對的，比如“霸座”的孫先生就是位博士，其素質卻比一般國人更低。1960年，日本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指高等教育在學人數與適齡人口之比）就達到了10.3%，1975年這一數字躍升至38.9%，2017年為80.6%；反觀我國，1978年，中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只有1.55%，到1999年才達到10.5%，但到了2017年，這一數字則到了45.7%。説明我們雖然起點低，但我們正奮力追趕，差距也在一步步縮小，國民素質上也是一樣的。

經濟水平、教育水平對國民素質的影響是長期而緩慢的，最有效最快速提高國民素質的方法是嚴格法治，用法律法規來規範人們的行為，並對不當行為進行嚴懲重罰。所謂素質高，只不過是人們的行為和表現，習慣了某種特定的規則而已，這些規則以法律、條文或約定速成的規定等形式存在。人天生就會趨利避害，自私的基因驅使着人類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如果沒有嚴格的法律制度來管理和約束人類行為，如果遵守規則和契約得不到應有的好處，如果破壞規則也不會受到相應的懲罰，人類會隨時撕下高素質和文明的虛偽偽裝，迴歸自然狀態，隨心所欲地幹一切他們想幹的壞事情。如果法律制度使得破壞規則的成本很高，遵守規則的人利益能得到保障，那麼人們自然會形成遵守規則的習慣，也自然就有了高素質。

法治規範是提升國民素質最有效的方法

只要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那國民素質短期內就能進入一個很樂觀的程度。拿酒駕和列車吸煙兩個例子來説明。

酒駕的危險性不言自明，我國從1955年第一部交通法規中，就有禁止酒駕的條款。以前，關於酒駕的區分和處罰沒有具體的標準，處罰也較輕，儘管社會各種宣傳酒駕的危害，各種慘烈的酒駕事故宣傳片輪番播放，喝了酒的人還是照樣開車。後來，監控和測試設備都配套了，也有了更具體更嚴格的處罰標準，2011年還將“醉駕”寫入《刑法》，執法也變得更為嚴格，敢酒駕的人就越來越少了，直接催生了代駕行業的發展。

動車組是全封閉式列車，一旦有人吸煙，會觸動列車警報。儘管動車組上到處有禁止吸煙標誌，廣播裏也一直也強調禁止吸煙，但吸煙現象卻時有發生，2013年有媒體報道，向莆鐵路開通尚未“滿月”已發生吸煙導致列車降速和停車事件30起，2014年《鐵路安全管理條例》中特別加入了對動車組內禁煙的限定，對吸煙者處以罰款，2016年起加入了禁乘的處罰，此後，動車組吸煙現象有了明顯好轉。

所以説，**宣傳口號喊得再響，教育工作做得再細，也沒有嚴格立法嚴格執法來得有效。**發達國家國民素質更高，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有更加嚴苛的法律法規來對其行為進行約束和懲罰。看看日本的法律，就可以從很大程度上理解為什麼日本人素質高。日本的《輕犯罪法》把在公共場所插隊、在公共場所吐痰或讓人吐痰、亂丟垃圾、遊手好閒、在公共場所舉止粗暴、妨礙他人行走、“詐稱擁有國內外公職、爵位、學位”等具體行為都納入了處罰範圍，涉嫌觸犯《輕犯罪法》的，可能處以1～29天的拘留，或1000-9999日元的罰款，或二者同處的處罰，更重要的是其犯罪記錄會被記錄下來，留下案底。日本的廢棄物處理法第16條，規定隨意丟棄垃圾最高會被處以“５年以下監禁外加 1000 萬日元以下罰款”，如胡亂丟棄廢棄物者為企業或社團法人，將重罰3億日元，雖然這條法律以往處罰的對象主要是企業，但對個人也有同樣的威懾力。日本對酒駕的處罰也比國內嚴格很多，飲酒駕駛（帶有酒氣）將會被處以3年以下徒刑和50萬日元以下罰款，“醉駕”則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和100萬日元以下罰款。

相反，如果對壞行為沒有足夠有震懾力的懲罰，或者沒有嚴格的執法，那一個壞行為會帶動更多壞行為，這就是“破窗效應”，久而久之，劣幣驅逐良幣，人們就養成了壞行為的習慣，也就進入了比誰素質更低的惡性循環。

結語

素質來源於習慣，也來源於法律，列車上的不文明行為，一方面折射出了國民素質的缺乏，另一方面也反應出了我國法律法規的完善程度和執行力度上都存在一定問題。只要立法到位了，執法嚴格了，不文明行為自然就少了。

 針對“霸座”行為該如何處罰，目前還沒有詳細規定，但現在有了兩個處罰的案例，一方面可以以儆效尤給別人以警醒，另一方面也為後面可能的詳細立法提供了一個處理參考。隨着對這種“小事情”的處罰到位，相信我們的國民素質必然有飛躍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