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五胡亂華”這場歷史悲劇的罪魁禍首到底是不是司馬懿？_風聞

這是一個老問題了，《軍師聯盟》播出的時候，已經有人罵了一波司馬家了，言之鑿鑿地痛斥司馬懿應該為“五胡亂華”中喪生的華夏兒女負責。

不過，這話到底靠不靠譜呢？

還是先看下原問題：

為什麼説五胡亂華這一場悲劇，罪魁禍首就是司馬懿？

這條出自今日頭條網友的問題指向性夠明顯的，基本上已經把司馬懿先期釘在恥辱柱上，唾上三天的痰了，但是三解，還是得好好拆解一下。

回答如下：

這個設問邏輯，其實就是“安史之亂的罪魁禍首是唐太宗李世民”、“鴉片戰爭慘敗的罪魁禍首是努爾哈赤”或者説，“土木堡之變的罪魁禍首是朱元璋”，為啥？因為製造這些悲劇的都是他們的後人啊。

這麼延展一下，可能有朋友要笑了，其實一點都不可笑，因為這種邏輯在我們討論歷史問題時無比常見，也就是“找罪犯”，安排一個責任人，這個責任人未必真的切實相關，但是得耳熟能詳。

一般來説，知道西晉的開國君主是晉武帝司馬炎的，已經比知道司馬懿的少了，能把八王之亂的一羣司馬家藩王名字對得上的，就更是少之又少，既然《三國演義》流行，那麼，司馬仲達就給你的一干子孫背背鍋吧……

再進一步來説，對於很多觀者而言，強漢、三國的馬蹄聲仍在耳畔，五胡的屠刀就落在了中原，實在讓他們感情上無法接受，既然我們2000年來一直是先進的、強大的，為什麼會這麼“弱”？

為了把“弱”這個結論排除掉**，近代史上最流行的“抓漢奸”遊戲，就必須要上演**，所謂主流是好的，可惜領頭兒的是蠢蛋……

其實，五胡亂華的結果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北方、西方少數民族的內附，並不是自西晉開始的，而是從西漢、東漢時代已經開始了。

首先是南匈奴的內附，長期居於幷州，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

其次是羌人，東漢永和六年，“東、西羌遂大合。”這個大合的時代，是在東漢順帝治下，公元141年。

對於東西羌的定義，胡三省注《資治通鑑》説：

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謂之東羌；居隴西、漢陽，延及金城塞外者，謂之西羌。

上述的郡名，都是正經的“漢郡”，可不是塞外之地。

羌人的折騰，甚至還要上溯30多年，在東漢安帝永初二年(108年)，先零別種滇零稱天子於北地，滇零“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眾遂大盛”。

永初五年(111年)“**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戰守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太半。”

這説的是為了躲避羌人的侵襲，東漢朝廷乾脆遷徙了隴西郡、安定郡、北地郡和上郡的郡府所在地，而其遷徙的目的地，襄武是在隴西境內，美陽、池陽、衙都在三輔境內。

所謂三輔就是漢代關中的行政區域——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已經算是關中的核心區域了。

然而，在羌人的遷徙進攻之下，東漢朝廷只能一步步地退卻。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很簡單，打不過。

東漢王朝並不是不想雄起，但是前後數次的平羌戰爭，耗費了數以十億計的錢財，結果也不過是遏制了羌人種落由農牧分界線（長城線）向內的遷徙進攻，這種軍事上的形勢，有多方面的成因。

既有東漢王朝統治中心東遷，關中地區相對空虛的因素；也有政治、軍事制度變遷，守內虛外的不足；更有氣候變冷導致的求生瘋狂，以及農業區域逐步南移的迫不得已。

不過無論如何，這個進程到三國時代也沒有完結， 反而由於各個割據勢力互相殘殺過程中造成的編户齊民的減少和地方的殘破，而給這些胡族的遷移帶來了更多的便利條件，甚至還有主動招引各胡族部落進入中原參戰的。

此時出現在中原爭霸戰爭中的胡族，就至少有匈奴兵、鮮卑兵、烏桓兵和羌兵、氐兵，除了羯人仍舊在南匈奴的統治下作為附庸低頭為奴為婢，其餘的種落，都在一步步向中原進發，並逐步學習了南方的文明。

到了西晉時，晉人江統在其《徙戎論》中曾驚歎：

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

這個結果，不是司馬家變出來的，而是漢末的爭霸戰爭殺出來的。

實事求是講，關中只有百餘萬口，已經是很驚悚的事情了，在西漢末年，僅僅長安和幾個陵縣周邊，就不止這些人口，而其中竟然還有一半的戎狄外族，就更是在地廣人稀之上增加了新的困境。

這樣的人口背景下，胡人種落以部落為單位的社會單元，至少在武力上，終於對地方上的諸夏人羣形成了實質性的威脅。

試想，所謂的“塢堡”部曲只不過是聚集幾千農夫自保，**其中真正合格的軍人，可能連百分之一都沒有，也就是隻有幾十人的核心武力，**而一個胡族部落，其部落武士通過擄掠的補充，合格士兵比例要遠遠高於聚族而居的晉人。

在此條件下，胡族終於有資格成為與朝廷爭奪人户控制權的“競爭者”。

我們知道，晉朝的軍事制度，脱胎於曹魏，曹魏的中外軍、士家制度，歸根結底就是一套“國家部曲”制。

**世襲的兵户就是皇帝、國家的“私兵部曲”，在削除地方的州郡兵權後，以“專職”的兵户來維持國家的國防。**這部分“國家部曲”在“八王之亂”中屢屢捲入，最終自我消耗，無力對抗北方蠻族的躍馬彎刀，這個責任，確實是要司馬家的諸位“野心家”來負。

但是更重要一點是，**無論是匈奴漢的劉淵，還是後來的羯人的後趙，乃至於前秦、北魏，**其崛起都不單單靠着騎馬的本部族兵，而仰賴於當時仍在北方的漢人家族支持。

無論他們是寒素出身也好，是累代公卿也罷，都是他們構成了這些“亂華”的霸史的基石，比如後趙石勒、石虎部下出身乞活軍的李農，冉閔等人，謀士張賓、程瑕等人，比如前秦苻堅部下的王猛，比如北魏的三朝元老崔浩等等。

這些漢人士人為了改變命運，一展抱負而屈身事胡，也賴不着司馬懿，畢竟就算是文景之治的時候，漢朝也能出中行説這樣的漢奸……而這些胡人政權如果只靠着本族武力和財力，也根本不可能問鼎中原，更沒法最終建立政權。

在很多人的腦中都有一個錯誤概念，就是敢殺人者得天下，或者説，五胡就是靠着敢於吃人的殘忍才亂了“華”。

事實上，中國歷史上從來不缺類似的“獸軍”，在隋末有吃人魔王朱粲，唐末有搗人為肉餅的黃巢，元末用鐵刷子刷人的“淮右軍”，就連明末在登州反叛的東江兵，據守錦州的祖大壽，都沒少吃人，真成氣候，得天下，靠這種瀰漫着流氓無產者氣息的殘忍，是遠遠不夠的。

真正的力量是政權組織的力量，誰能快速地化家為國，化部為國，誰才能掌握這股真正強大的力量，而五胡亂華的十六國更迭，恰恰是因為他們走向了文明，而不是依賴着低檔次的野蠻。

這種文明的輸出和士人的賣身投靠， 也可以説是西晉的門第制度扼殺了人才的上升通道……可它是從曹魏那兒繼承來的啊……難道各位還要再追着罵一罵曹丞相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