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奇蹟密碼——混合經濟（一）_風聞

一、從新自由主義説起

聖約翰·史密斯音樂廳距離英國議會大廈僅僅十分鐘的路程，此處遠離喧囂，環境幽靜。音樂廳的一街之隔，有一家成立於1955年的智庫：英國經濟事務研究所。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後，信奉新自由主義和以哈耶克為精神領袖的這家智庫出於對中國社會的關注，約請在美國華盛頓大學的張五常合作。1981年，張五常應約完成題為《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嗎？》的專題論文。

這篇論文是否發表？發表在哪裏？這不是本文的關鍵。本文要説的是這篇論文很快引起了英國駐港官員約翰·考珀斯韋特（“香港體制”設計者）的注意，於是，約翰聯繫上張五常，告知他一個信息：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一職不久將會空缺！得到消息後，張五常找到羅納德·科斯。

科斯，企業產權革命理論的創始人，新制度經濟學的鼻祖，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芝加哥經濟學派代表人物之一，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張五常自認是科斯的門徒，他把科斯提出的產權理論，尊崇為“科斯定律”。

對於找上門來的張五常，科斯告訴他：

“中國看來要開放了，你恰好懂中文，也具有最適當的知識。在中國，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年來無緣享受現代經濟分析的進步。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很有可能幫助他們彌合這種差距。你在香港的責任就是向中國人傳授經濟體制運行的知識。……”

在美國和英國人的選擇安排之下，張五常來到香港大學任教。此行的目的有兩個，一是“殺死”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二是填補中國改開後意識形態的真空。

對於“殺死”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張五常在其書《經濟解釋》中是這樣説的，他在1984年1月在香港寫了一篇文章《鄧氏天下》：

“寫的當時在港台及日本地區紅極一時的歌星鄧麗君，她與中國的鄧小平和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同姓。

那時的情況是，自1979年鄧小平推行改革以後，鄧麗君在大陸聲名鵲起。其歌曲的盜版唱片十分走俏，中國城市中的唱片商店為吸引更多的顧客，每天晚上都大張旗鼓地播放鄧麗君的歌曲。隨後，在1983年底開始“反精神污染運動”，鄧麗君的歌曲被當作污染而禁止。我的文章解釋到，這種情況只發生，是因為鄧麗君是一個活生生的證據，説明馬克思錯了。鄧麗君可不是馬克思所説的‘資本家’，她當然沒有剝削成千上萬自願掏錢的歌迷，她只不過是一個勞動者，她工作幾小時就能賺幾百萬，是因為台灣、香港和日本的資本主義企業家跪下來求她籤合約，於是我問，剩餘價值何在？

文章發表的那一天，我的電話響個不停，跟着收到香港和中國大量來信。馬克思的信徒大叫起來，攻擊我，但我知道，根據引起的騷動程度來判斷，在中國，馬克思實際上已成為過去。殺一個人很困難，但要讓他早死卻很容易，我做的就是這容易做的事情。”

對於填補中國改開之後意識形態真空，也同樣來自於《經濟解釋》一書，在該書第490～491頁，他寫到：

“在偉大的變革時期，經濟學家可以成為意外的英雄，因為這樣一個時期，常常存在意識形態的真空，不論哪一個經濟學家恰好擁有知識而填補了這種真空，都會造成這樣一種錯覺：好像他促成了這種變革。”

張五常來到港大任職金融學院院長之後，為了完成他的這兩大使命，不停地往大陸跑，且筆耕不輟，幾年裏就寫了150篇。他的文章也確實一度在內陸引起轟動，以至於被當時的高層引以為高參。至於在港大的教學工作，也許是因為實在精力所限，1991年，在香港大學一些所辦的“最差教學獎”的選舉中，張五常被選為“最劣的教師”。張五常榮登劣座，全港譁然！

1988年，張五常借弗裏德曼欲訪華之勢，在“北京朋友”安排之下，受到了趙紫陽的接見。接見完畢，趙還恭敬地送他們上車，為他倆開車門……趙紫陽的這一個動作，張五常認為享受到了當時除其二位之外，別人都無法享受的禮遇。在他的書裏，他是這樣説的：

“這次會見非常成功，會見之後當時的中央領導親自過來為我們打開車門。由於這是當時的中央領導人第一次對外人做出這種姿態，故有關這次會見的報道很快傳遍了北京。”

事後，張五常唯一也可能是最大的的遺憾就是沒有能見到鄧小平。

在弗裏德曼給趙紫陽的《對中國經濟改革幾點意見》一文可知，與弗裏德曼一齊面見趙紫陽，他們給趙奉上的高見主要有下面四個部分：

1-結束外匯管制，建立外匯自由市場，讓匯率由市場來決定；

2-結束通貨膨脹；

3-儘可能塊，而且全面地放開對個別商品和工資的控制；

4-用分散化和私人控制來取代政府對經濟和國營企業的集中控制。

這次會面是在1988年的9月份，在當年四月的北戴河會議上，關於放開價格的意見受到的鄧小平的同意後，中國已經在物價強行衝關中。放開價格控制的改革並不順利，方案實施之後，中國經濟引來了一片混亂。就是在這樣的混亂之中，張五常與弗裏德曼卻依然向當時的中央領導人灌輸放開物價。這場混亂給中國造成的影響，一直蔓延至八十年代末那一場動亂。對於此，張五常在他的《經濟解釋》一書裏如此敍述：

“······我幾個晚上都不能入睡。放開價格而又不能對特權集團進行補償，是一場生死賭博，如果失敗，就會引起災難。但我認為，由於幾乎不可能實行補償，故這是中國必須進行的一場賭博。”

明知是一場“生死賭博”，卻還向中國領導人兜售，這就是新自由主義進入中國之先驅的所作所為，新自由主義以經濟學的面目進入中國，所圖之大，絕非在於經濟學本身。從一開始，它就天然賦予了意識形態的目的，它就肩負瞭解構、消解、“殺死”和取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