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理論的神話：你真的可以猜透別人的心思嗎？_風聞
神经现实-公益的科学传播组织2018-09-26 15:36
“我不懂你覺得我在説什麼。”
（一對夫妻在爭吵，於小餐館無意中聽見。）
一次大規模槍擊事件後，行兇者的鄰居震驚不已，告訴記者“他是個善良、和氣的人”。然而，他的老同學和同事卻將他比作一顆定時炸彈。一些社評者認為，唐納德·特朗普最近在推特上連珠炮般的攻訐，彰顯了他無底線的自戀、早期痴呆症、馬基雅維利主義的鬼胎，以及一個惡霸父親的形象——也有人説，他只是懷抱着復興美國的一片赤忱之心。
對於任何人類行為，我們都能提出半打看似常識性的解釋。當然，這都基於一個潛在的假設：我們能夠比較精確地瞭解別人在想什麼。我們明白他人擁有獨立心智，並且明白他人的信念、慾望和意向或許與我們的不同——這就是心理學家口中的“心智理論”（Theory of Mind，以下簡稱 ToM）——人們通常認為這是一種人類獨有的卓越認知技能。
理所當然，我們有一套關於他人心智的民間心理學理論。我們天生就是性格分析師和行為警察，我們會愛慕，也會憎惡。我們與所見略同之人為伍，並向持異見者大加撻伐。“讀心”是我們社會的黏合劑，幾乎引導着一切日常人際交往。某個疑似持槍者是否可能施暴？某個精神病人有沒有自殺傾向？總統候選人是否在撒謊？我們之所以能夠做出這些判斷，都受益於我們對他人心智的理解。
當然，民主之命運也決定於我們對各種思維模式的包容能力——然而，合理的公眾話語幾乎無處尋覓，可見這種包容屬於小概率事件。一旦遭遇觀點與自己相左的人，我們就指控他們有性格缺陷、受教育水平低下、被文化洗腦，或是犯下了潛意識偏見等一系列論證錯誤，我們説他們“只要不……，就能明白了”。然而，存在一種想來令人不寒而慄，但更為基礎的可能性：會不會，我們壓根沒有精準解讀他人心智的能力？
首先，讓我們假設一種不可能的情境——假設我們能跳出自己的思維，以上帝視角看看ToM可能是怎麼回事。**在一項實驗中，心理學家給一個兒童看兩隻手偶，提着籃子的是薩利，拿着盒子的是安妮。**薩利在籃子裏放了顆彈珠，離開了房間。當薩利不在的時候，安妮把彈珠從籃子裏拿出來，藏在了自己的盒子裏。最後，薩利回到房間。心理學家問兒童：薩利會在哪裏找那顆彈珠？絕大多數兒童到了四歲左右，都能意識到薩利會在籃子裏找（她最後一次看到彈珠的地方），而不會想到打開安妮的盒子。除了神經發育異常者（比如自閉症患兒），幾乎所有兒童都通過了各種換湯不換藥的薩利-安妮測試。認知心理學家經常引述這些實驗，認為它們是人類能夠知曉他人內心的確鑿證據。
然而只看表象可不行，我們還需要知道大腦是如何完成這一“壯舉”的？近年來，神經科學家們提出了不少有趣的理論。1992年，意大利神經科學家吉亞科莫·裏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及同僚描述了第一種頗具説服力的神經機制。他們發現當恆河獼猴尋找花生等食物時，前額葉運動皮質中的特定細胞會放電；有趣的是，如果獼猴看到研究人員伸手拿花生，這些細胞也會放電——只要獼猴相信這是個有意為之的姿勢，而且研究者打算吃這顆花生。由於發起某個動作和觀察這個動作都伴隨着這些神經元的放電行為，這些神經元被稱為“鏡像神經元”，而它們組成的網絡則稱為“鏡像神經系統”。
因為獼猴可以分辨研究者的動作是為了吃花生還是隨便玩玩，研究者推測鏡像神經系統能夠探測到意向（intention）——也就是説，獼猴也許擁有ToM。**在這一發現後的十年間，許多人大肆宣稱鏡像神經元是共情、複雜社會互動、語言演化以及現代人類獨有的文化發展的神經基礎。**行為神經病學家維蘭努亞·拉馬錢德蘭（V. S. Ramachandran）甚至斷言：鏡像神經元“之於心理學，等同於 DNA 之於生物學……這些神經元能為我們理解人類心智諸多神秘之處提供根柢，比如讀心術般的共情、模仿學習，甚至語言演化。”
終於，許多頭腦清醒的人不再沉默，那些誇大其詞的因果判斷也被懷疑主義者揭穿了。UCLA 的神經科學家馬科·亞科波尼（Marco Iacoboni）是鏡像神經研究的先驅，他説這一系統只能在辨識簡單意向與動作的基礎層級上運作。我們在玩撲克牌豪賭時就常常幹這種事：你正打算下注時，發現左手邊的玩家做了一個準備把一疊籌碼全押上的動作。這個動作也許是為了把你的注意力從遊戲的其他方面引開；也許他想要保護你右手邊的玩家——他的卧底拍檔；也有可能他正假裝“露底”，引誘你在下一輪落入圈套。各種各樣的心理狀態都可以導致相同的肢體動作。而你只知道對手即將向前推一疊籌碼，這個動作沒有昭示任何背後的目的。
科學家們並沒有認輸，他們還在努力嘗試證明ToM的存在。隨着鏡像神經元理論的崩潰，其他一些腦區成為了ToM的候選接班人。在2009年一場風靡一時的TED講座中，MIT的認知科學家瑞貝卡·薩克斯（Rebecca Saxe）主張右顳頂接點（right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rTPJ）——這一在右耳後面的腦區——“幾乎是徹底專門化的。除了思考別人的想法，它幾乎什麼都不幹。我們成年人對他人的想法和判斷有所差異，原因就在於這一腦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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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們知道右顳頂接點還負責即時協調感覺輸入，以維持自我處於環境中的身體感覺的穩定。我們可以藉助經顱磁刺激（TMS）干擾右顳頂接點工作，製造出經典的離體體驗（out-of-body experiences）。在右顳頂接點，由於中風或腦部腫瘤造成的損傷，可能導致自我感覺紊亂，病人甚至無法意識到自己已經癱瘓。即便如此，芝加哥大學的認知科學家讓·德塞提（Jean Decety）還是認為，正常運作的右顳頂接點，對於我們區分自我和他人是必不可少的。
**這似乎構成了一個奇怪的循環：**我們既要求這塊腦區生成一個連續的自我感覺，又同時要它擺脱這個參照系，以全新的、不帶偏見的視角理解他人的想法。這不相當於既要馬兒跑，又不讓吃草，將基礎生物學定律置之不顧嗎？
儘管這些最具影響力的神經科學解釋各有缺陷，人們依舊一廂情願地相信我們能夠觀人如見肺肝。在薩克斯的TED演講中，第一句話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知曉別人的想法？”為了闡明這個問題，她展示了兩張照片，一張是母親注視着小孩，另一張是少年從高崖跳進海中。“這只是陌生人一瞬間的影像，而你幾乎不需要什麼信息，就能猜測到照片中的女人和少年在想什麼。”
我從那個母親的臉上看到了愛混合着畏懼。然而，稍稍反省後，我發現自己只是把對人類普遍情況的一些假設強加給了她的腦子。她是否也在擔心丈夫會因她一心寵溺孩子而倍感冷落？是否正苦惱着什麼時候給孩子報名幼兒園？或者，她會不會正努力把無條件的愛意封存在記憶中，因為她料想等孩子長成叛逆少年，這種愛會四處碰壁？——這些我都無從知曉。依賴於那些關於人類本性的，或先天或獲得的信念，我能夠在最普遍一般的層面上想象她的心智，卻不知道任何屬於她的獨特之處。
至於那張男孩從懸崖上跳下去的照片，問題就更大了。因為我不瞭解什麼關於跳崖者心理狀態的神經科學文獻，就用類似的研究替代舉例吧：有一項研究的對象是舉世無雙的無保護攀巖運動員亞力克斯·杭諾爾德（Alex Honnold）。你可以看一下杭諾爾德在沒有任何保護措施的情況下，徑直攀上垂直於地面、高達900米高的約塞密提峯的視頻——沒錯，沒有繩子、保護網或挽具。然後思考：當杭諾爾德俯視腳下幾百米的優勝美地山谷時，他感到的是極度的焦慮與恐懼，還是隻有些許？還是壓根沒有？順便捫心自問：你對自己的答案有多大把握？你又是如何推斷出來的呢？
— 亞力克斯·杭諾爾德（Alex Honnold）
2016年，南卡羅來納醫科大學的神經科學家簡·約瑟夫（Jane Joseph）將杭諾爾德的大腦與另一位攀巖老手的大腦進行了比較。簡向兩人連續展示了200張理應喚起極度緊張感的照片，包括噁心的燒傷、不成人形的屍體和被碾成肉餅的交通事故遇難者，並用 fMRI 掃描他們的大腦。那位攀巖老手作為對照組，他的杏仁核（當人們感到害怕、驚恐或焦躁時，該腦區神經元便會放電）進入了高度活躍狀態。然而，簡告訴《鸚鵡螺》（Nautilus）雜誌，杭諾爾德的杏仁核靜如止水。當被問到那些照片時，杭諾爾德一副疑惑的樣子。“我不能確定，但我感覺就好像……無所謂啦。”甚至那些“噁心的燒焦的小孩子之類的”照片，在他看來都有些過時和無聊。“就像在參觀獵奇博物館。”
試圖想象你從未體驗過的心理狀態，就像是試圖想象你從未體驗過的性高潮是什麼感覺。
約瑟夫認為杭諾爾德的fMRI顯示，他缺少正常的初級威脅響應（primary threat response），就好像他的恐懼開關被關掉了。即便如此，杭諾爾德並不覺得自己是無所畏懼的。他回憶起了一些可以用“可怕”來形容的事件，一些與攀巖有關，另一些與之無關。
**現在讓我們進一步探討第二重困難——將語言疊加到心理狀態之上。**杭諾爾德是個很有職業素養的運動員，攀巖之前會非常仔細地研究路線。他早就認識到，摔下去就是死亡，而且他説這種可能性很可怕。我們無法判斷這是一種對危險的認知性理解，還只是一種感受到的情緒。鑑於亞力克斯的杏仁核在實驗中沒有放電，他口中的“可怕”應該與我們站在高樓外面的窗檐上時（更別説攀登懸崖了）感到的恐懼迥然不同。思考杭諾爾德做無保護攀巖時可能有何感受，讓我聯想到哲學家托馬斯·內格爾（Thomas Nagel）那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做一隻蝙蝠是怎樣的感覺？”
我並不是在説，我們對他人腦子裏的事情一無所知。大腦的模式辨識能力一流；我們一貫能夠正確地預測到別人在葬禮上會感到悲傷，在小孩的一歲生日派對上會心情愉快，還有在高速公路上被加塞時會怒從中來。我們預測的成功率非常高，以至於我們對“他人一般與我們感受相同”深信不疑。不信你看看TED演講的那些觀眾，當屏幕上放出男孩跳崖的照片時他們呲牙蹙眉的模樣，就好像站在懸崖上的是他們自己似的。**可是，如果那個男孩和杭諾爾德一樣擁有一個沉默的杏仁核，人們的感覺就大錯特錯了。**問題就在於，的確存在這麼一堵無法逾越的牆，橫亙在我們的想象與從未親身體驗過的心理狀態之間。（同樣的道理，如果你從未達到過性高潮，你想象得出是什麼感覺嗎？）
**當然，也可能是我徹頭徹尾地錯了，我的理論反駁冤枉了ToM。**也許日常生活中可以證明ToM的中心論點（我們能夠知曉別人的信念、慾望和意向）的實例俯拾皆是。
那麼，讓我們從ToM最簡單的實驗研究方法開始——測謊。假如我們擅長“讀心”，那一定可以充當測謊儀吧。然而，2006年《人格與社會心理學雜誌》（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的一篇評述稱，被試志願者觀察一位演員並判斷他説的是真話還是假話，正確率只有54%，跟瞎猜差不多。雖然人們想盡辦法提升測謊水平，十年後，《心理學觀察》（Monitor on Psychology）報道稱，“人們偵測謊言的準確率並不高於隨機（拋硬幣），且這一發現是普世性的，無論是學生、心理學家、法官、面試官還是執法人員，都不過如此。”
測謊似乎是不行了，要不再試試預測暴力行為？看看我們這次表現如何：1984年，《美國精神病學雜誌》（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報道稱，精神病學家和心理學家在預測暴力這方面被嚴重過譽了。即使是在最理想的情況下——對象已經不止一次展露了暴力傾向，並且經過長時間的跨學科綜合評估——精神病學家和心理學家預測暴力行為的成功率似乎還不到三分之一。不過，文章也説了，新的預測方法或許可以幫他們挽回顏面。
事實證明：他們想多了。三十年後，《英國醫療學報》（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的一篇評論文章總結道：**“經過三十年的發展，我們能預測暴力、性侵害與其他犯罪風險這一觀點，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依舊是沒有證據支持的。”**加拿大西蒙弗雷澤大學心理學家斯蒂芬·D·哈特（Stephen D Hart）參與開發了一項廣泛使用的暴力風險評估工具，可他同樣持悲觀態度。“在辨認潛在的校園槍擊犯或大規模兇殺犯這方面，目前並沒有特別有效的方式。這個世界上充滿了不根之論，而預測暴力就是其中之一。”
那麼，預測自殺呢？也一樣。近期的兩篇元分析文獻稱：“在過去的40年間，自殺風險評估的準確性並無提高。”英國國家健康護理研究所建議，不應該使用“以得出粗略的自殺風險水平指標為目的的評估工具或量表”。
好的理論必須是能夠預測將來的。或早或晚，它們都需要證據支持。如果專家都沒法告訴我們誰會施暴、自殺或撒謊，我們難道不應該反思一下我們的ToM理論嗎？它是否在本質和應用方面都存在侷限？
也難怪Facebook引入了專門的AI系統來偵測高自殺風險用户。
在前文中，我提到了鏡像神經元的爭議，以強調存在一些看起來像高階功能的低階大腦活動——但只是看起來像而已。**我不免懷疑，薩利-安妮等ToM實驗也戴着類似的假面。**我們當然知道別人擁有心智、慾望和意向，而且或許與我們自己的不同。然而，所謂“設身處地”與真正地感其所感、思其所思，其實是兩碼事。或許我可以穿上杭諾爾德的登山靴，但我沒法爬到他的腦子裏。
我一邊寫這篇文章，一邊不願完全接受自己陳述的證據。直覺告訴我那些研究並沒有抓住測謊的精髓，我沒法抑制住這種直覺。而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撲克牌老玩家，我得承認自己經常被別人的虛張聲勢矇騙，或許我只是機械性地按照賭博套路出牌呢？大家不都是這樣嗎？鑑於ToM的預測力不如人意，心理學家轉而開始着眼於大數據，而不再糾結於個體的心智了。
倫敦威斯敏斯特大學一支由斯蒂凡·路德維希（Stephan Ludwig）領導的研究團隊開發了一款自動化文本探勘軟件，並依據某公司業績分析了8000餘封獎勵競標郵件。然後研究者將程序探測投標者謊言的成功率，與公司客户經理的獨立調查結果作比較。**程序戰勝了客户經理，而且準確率高達70%。**研究團隊希望這一技術有朝一日得以廣泛運用；這樣一來，不論是信用卡申請還是相親資料裏的謊言，都將難逃法眼。
田納西範德比爾特大學醫學中心的科研人員們蒐集了5000餘名曾有過實際自殘行為或自殺意圖的病患的數據。這些現成的醫保數據都是中立的客觀事實，包括年齡、性別、郵編、藥物治療史及過往診斷等。**在沒有直接與病人交流的情況下，系統預測病人於未來兩年內是否會出現自殺行為，竟達到了80-90%的準確率，而未來兩週內的自殺行為預測準確率，更是高達92%。**在另一項工作中，科研小組隨機選擇了12659位沒有自殺行為記錄的住院病人，並估計他們的自殺可能性，準確率甚至更高。從這些結果來看，也難怪Facebook引入了專門的AI系統來偵測高自殺風險用户。
公眾對ToM的口誅筆伐從來沒停過，尤其是在對精神病治療的批評中。**然而，人們一直堅信出問題的是精神病學和那些醫生，“我們能知道他人的想法和感受”這一基本信條卻從未動搖。**我認為，壓倒ToM的最後一根稻草，給ToM定罪的確鑿證據，可以從近些年的政治局面中發現：我們沒能搞明白金正恩的思維模式，不知道他發展核武器的意圖；更別説，幾乎全世界的政治學者都沒有發現，那些未來的特朗普擁躉心中的積鬱的憤怒、恐懼與仇恨已經達到了何種地步。
坦白説，我剛開始學習神經學時就對ToM產生懷疑了。一個牙買加年輕女子掐死了18個月大的女兒，被送到舊金山綜合病院的精神病區住院觀察，然後她攻擊了一個患老年失智症、坐在輪椅上呻吟的女人，扭斷了她的脖子，旁邊的看護人員甚至來不及阻止（被害人因此喪命）。法庭指派的精神病學家想知道，該女子的暴力行為發作是否是神經疾病導致的。
坐在我面前的她，彷彿和病歷表上描繪的那個女人完全無關。她微笑甜美，很容易逗樂，説話的口音抑揚頓挫，可以説非常討人喜歡。我無法想象她傷害任何人，更別説親生骨肉了。在我的意料之中，長達一小時的檢查沒有發現任何能解釋她行為的線索。離開前，我鼓起勇氣問她，你知道自己為什麼掐死女兒、攻擊那個老婦嗎？
她一動不動地坐着，過了很久才吐出一句：“我討厭哭聲。”她把手疊在大腿上，看着我，搖了搖頭。我們兩個人相對無言，都好像看到我們之間有一堵穿不透的牆。我驚恐地意識到，不管我對她被哭聲所觸怒作何理解，都是純粹虛構的，都是我為了假裝參透那些無法解釋的事情而胡謅的故事。這樣的事情發生了不止一次。在我的從業生涯中，巨大的困惑一次又一次襲來，以至於我已經安然接受自己對他們的內心一無所知。一個病人莫名死去，我希望他兒子同意解剖屍體。這個三十歲上下的男人説，條件是他可以在旁邊看。我問他為什麼，他唯一的理由是：“他是我爸。”
一箇中年女子半夜裏突然昏厥。腦CT掃描顯示有一處大出血，她幾乎在數小時內必死無疑。我告訴她丈夫情況，他眨了幾次眼睛，然後面無表情地説：“哦。那我回家洗個澡。”
然而，讓我最深刻地感受到ToM多麼狹隘的一件事，是我參加神經學委員會證書口試的精神病學測驗時發生的。我的測驗病人是個衣冠不整、一身黴味的男人。
“你住院多久了？”我開始了訪談。
“三個月。”
我很驚訝，怎麼沒人幫他清理一下。於是我又問了一遍。
他説：“兩三年左右吧。如果沒有事情發生，你就捉不住時間。”
“你能具體説説嗎？”
“你硬要問的話，我只能説我在這兒待了三天的可能性最大。”
“你之前有過精神病史嗎？”
“誰沒有呢？”
“你的家人也有病史嗎？”
“這要看誰説了算。”
“知道自己為什麼在這兒嗎？”
“不知道。你知道？”
“嗯，你是我神經學委員會考試精神病學部分的測驗病人。如果你試着不要再拐彎抹角，我會非常感激你的。”
“私人問題的答案都是拐彎抹角的。你得學會玩弄辭藻，沒錯，但是，也許，另一方面。説不準你明天就被拉去競選總統了呢。”
《哈姆雷特》和《安娜·卡列尼娜》的藝術成就無可比擬，倒不是説理解得多麼深刻，而是源於我們編織的那些奇妙故事。
對話就這樣繼續了30分鐘，我忍不住焦慮地搖頭晃腦，而我的評審不停地記着筆記，直到他提示我時間到了。
“好了，你感覺怎樣？”精神病專家問我。
“我不知道。病人給我感覺很不可靠。”
“你總有些直觀感受吧。”
“並沒有。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耍我。”
“如果是否通過考試取決於你給出的診斷，你怎麼辦？”
“抱歉。那我只能瞎猜了。”
“你可以走了。”專家不帶任何表情地説。我不知道他什麼意思。
那天晚上，考試已經結束了，我碰巧遇到這位精神病學家。他笑容可掬。
“幹得不錯。你高分通過了。”
“你沒開玩笑吧？我精神病學考試都爛成那樣了……”
他哈哈大笑。
“那麼他到底是什麼病啊？”我問。
“誰知道。他是這邊最厲害的。我們這塊地區的很多考試都派他上場。”
“他是職業病人？”
“也不能這麼説。他之前是住院病人，但沒有人能確定他到底是什麼問題。在病房裏，他學會了模仿大多數主要精神疾病的神奇技能。這次我們讓他化身為一個不願合作且不可靠的病人。”
“所以他的確有深層次的精神疾病？”
評審同時聳肩又微笑。“回家一路小心。”
我得出了一個結論，災難可以創造一般情況下無法想象的改變。這並不是什麼“讀心”。構造一個全新的世界觀是一種稀有天賦，需要異於常人的想象力：《哈姆雷特》、《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的藝術成就無可比擬，不是説理解得多麼深刻，而是源於我們圍繞着這些人物的意圖與動機編織的那些奇妙故事。我們一直在編故事，關於我們的愛人、孩子、領導還有敵人。振奮人心的敍述支撐我們熬過漫漫長夜和坎坷時光，但是到了需要作出預測的時候，還是聽命於冷漠無情的大數據分析吧，別一廂情願地以為可以看透別人啦。
翻譯：有耳
校對：octavarium1999
編輯：EON
原文：https://aeon.co/essays/think-you-can-tell-what-others-are-thinking-think-aga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