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上一個五百年，才能想象下一個五百年_風聞

【本文為作者開設的北京大學本科生公選課“公法與思想史”的第一講所整理的講稿。“公法與思想史”向全校本科生開放，歡迎選課。】

今天正值9月18日。87年之前，我們的國土上爆發了“九一八事變”，東三省隨後淪陷，並沒有列強出手阻止；同時，據説美國總統特朗普會在今天宣佈新一輪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税方案。兩個事情指向同一個問題：我們該如何理解國際秩序與國際法？ 

“九一八”之後，南京國民政府忙着整合國內派系，對外寄希望於列強及國際聯盟“主持公道”。1932年，國聯派李頓調查團來華調查，最終出具了一個報告，認為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不合法，進而設計了一個“國際共管”東北的方案。南京方面基本同意，日本則強烈反對，最終於1933年退出國聯。中共對“國際共管”東北的方案提出嚴厲批評，認為無非是將日本人的獨佔，變成了若干列強的共同支配，並沒有改變壓迫的實質。這體現出革命者徹底的反帝立場。

後面的故事我們都清楚——憑藉這種徹底的反帝立場，中國最終擺脱了半殖民地地位，贏得了獨立自主。我們的近代革命史在敍述中國與列強關係的時候，長期採取被壓迫者的觀察角度。作為近代列強秩序的被壓迫者，中國當然需要保持這樣的視角，來捍衞自己爭取獨立自主的鬥爭成果。

不過，我們的視角也許還可以更加全面：瞭解近代以來的列強究竟是如何理解他們自己的帝國事業，以及他們所建立與主導的國際秩序。這可以使我們對於霸權秩序的批判更為準確和有力，同時對於國際秩序建構的原理，獲得更為深切的理解。

什麼是壓迫者的視角呢？出生於印度的英國小説家、詩人約瑟夫·魯德亞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有一首詩《白人的負擔》，非常值得我們讀一讀：

肩負起白人的重擔——/派出你們最優秀的後代——/捆綁起你們的子孫，流放/去服侍你手下俘虜的需要；/在沉重的馬具中等待，/那些急躁而野蠻的，/剛被你抓住的陰沉的人，/他們半是惡魔，半是孩童。/肩負起白人的重擔——/耐心而順從他們，/別使用恐怖的威脅，/也不要展現出驕傲；/用公開而簡單的語言，/不惜重複百遍地説清，/為他們的利益而尋覓，/為他們的收穫而工作。/肩負起白人的重擔——/平息野蠻人的戰爭——/填飽苦受饑荒的嘴，/傾資使瘟疫平息；/當你的目標即將實現/為他人的工作將結束/小心懶惰，或愚昧的異教徒/使你所有的希望化為烏有。/肩負起白人的重擔——/不能靠庸俗的國王統治/而要靠農奴和清道夫的辛勞——/最普通的事情能創造傳説。/那些港口你永無機會進入，/那些道路你永無機會踏上，/用你的畢生將它們建造，/用你的死亡為它們標記。/肩負起白人的重擔——/獲得那古老的回報；/那些不如你們的人的責怪，/那些你們守護的人的厭惡——/你們用生命保護的人羣，/（啊，慢慢地！）朝光明呼喊：——/“幹嘛要把我們從束縛中解放，/我們所愛的埃及式的黑暗？”/肩負起白人的重擔——/你們不能向低等屈尊——/別怕大聲呼喚自由，/掩蓋起你的疲憊厭倦；/因為你的每一聲呼喊或低語，/你留下的一切，你做的全部/那些沉默，陰鬱的人由此/將衡量你所信的上帝和你。/肩負起白人的重擔——/童真的日子已經過去——/輕輕鬆鬆，有人遞上桂冠，/簡簡單單，不是抱怨而是讚美。/來吧，喚起你的男子漢氣概/度過那些得不到感謝的年頭，/忍受寒冷和痛苦中的教訓，/你終將得到同輩的公允判斷！(以上為豆瓣作者“企鵝君”翻譯版本)

 當然有解釋者認為這首詩的目的是為了告誡英國人不要過度擴張。但詩人的視角毫無疑問是一個統治者的視角：白人殖民者對外殖民，並不是為了自己的私利，而是為保護、解放與啓蒙被殖民者，將他們帶向更高的文明程度。但是，被殖民者未必會這麼認為，因此，殖民統治是一個累活，對於殖民者本身構成一種“白人的負擔”。起來反抗的被壓迫者肯定不會認同這樣的論述。但是，殖民者之所以能在世界各地立得住腳跟，靠的並不僅僅是強力，他們做了大量意識形態工作，讓被統治者認同他們是在傳播文明。我們不要忘記，中國國土上現在還有一些區域，不少人還在唸日本殖民者、英國殖民者的好，這説明殖民者當年做的思想工作，其實是有很大成效的。我們需要知道這種效果究竟是怎樣產生的，才能夠找到改變現狀有效切入點。 

 這就是這門“公法與思想史”課程的緣起。今年秋天是第一季，我們重點講“帝國之理由”——我仿照“國家理由”（raison d’état）造了這個詞，指的是歷史行動者為帝國的存續和擴張提供的各種理由，不論是神學理由、法律理由還是政治理由。 

 這裏的“帝國”採取的是一種寬泛的界定：它是一種大型的政治單位，而且往往是擴張性的，或者有着對擴張歷史的深刻記憶，它的根本特徵就是承認自己所統治的族羣的多樣性，用不同的方式來治理不同的人，而不是用一種單一的公民資格，把所有人囊括在內。這個界定跟政府形式沒有必然關係，一個共和國也可以建成帝國。這個寬泛定義的好處是它可以囊括古今中外的各種類型的帝國，只要這些政治單位內部足夠多元。近代歐洲推進的是兩個並行的歷史進程：在歐洲本土，很多國家在推進民族國家建設，用一個單一的公民身份來推進“同質化”的事業；但在海外不斷擴張，獲得新的臣民，從而產生了用不同的法治理不同的人的現象，這無疑是一個帝國建構的進程。這個雙重歷史進程，無論忽略哪一個方面，都會導致片面的理解。

​另外一個概念也是重要的，那就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有不同的界定方法，一種界定就是打破國際秩序現狀的擴張主義，一個國家無論是通過購買、外交還是武力獲得新的領土，只要是被大家感受到是擴張主義的，它就是帝國主義；第二種界定就是，這是一個帝國中心行使支配權、帝國邊緣臣服的體系；第三種界定是大家熟悉的列寧的界定——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發展階段，這個階段是壟斷資本和金融資本建立統治的一個時期；這個階段也是資本輸出大展身手的時期；是國際托拉斯壟斷組織開始瓜分世界的時期；也是最大的資本勢力瓜分完世界領土的時期。當然還有別的界定方法。從這些界定，我們可以看到，帝國與帝國主義未必是一回事。一個帝國可能是守成的，那麼它就不符合以“擴張主義”為內核的“帝國主義”界定，而有這種“帝國主義”傾向的，可能恰恰不是一個疆域遼闊的帝國，而是一個渴望新空間的城邦或者民族國家；前資本主義的帝國，也沒法在列寧的意義上被視為“帝國主義”。但“中心-邊緣”“支配-臣服”的關係，在古今中外的帝國中都是廣泛存在的。

 我們要講的故事以近代歐洲為中心，但也涉及到東亞朝貢體系的崩潰，時間的跨度是從15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帝國理由”的討論，主要涉及到這樣一些問題：海洋究竟是開放的，還是可以由某些國家獨佔？歐洲之外的土地，究竟哪些可以被界定為“無主地”？對於已經“有主”的土地，可以以何種方式佔取？發動戰爭的正當理由是什麼？非歐洲族羣的文明程度，有何法律意義與實踐意義？等等。我們會講到一系列理論家：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維託利亞(Vitoria)、格勞秀斯(Grotius)、貞提利(Gentili)、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康德（Kant）、漢密爾頓(Hamilton)與麥迪遜(Madison)、福澤諭吉，等等。我的講法是將思想放到歷史的語境中，考慮不同的思想家與他們所關心的帝國實踐之間的關係。先舉幾個例子作示範：

 第一，我將維託利亞（Vitoria）的思想與西班牙帝國緊密關聯在一起。15世紀西班牙的形成，本身就以天主教力量對於伊比利亞半島的重新徵服為基礎。對美洲的征服，在很多方面是天主教對伊比利亞半島征服的延續，承載了天主教的普世秩序想象。所以我們看到，在西班牙帝國的理論家之中，教士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維托里亞及其薩拉曼卡學派就是其中的重要力量，他們的思想與中世紀思想保持着許多連續性。維多利亞追問：西班牙人是依據什麼權利去佔領美洲大陸的大片土地的呢？是因為那些土地尚屬無主土地，還是因為教皇把那些土地劃分給了西班牙？抑或，西班牙人有義務讓異教徒皈依基督教，必要的話甚至不惜訴諸武力？他對西班牙帝國的態度非常複雜，不是簡單的贊成，也不是簡單的反對。他批判西班牙人不認真傳播基督教信仰，反而作惡多端；但他並沒有建議西班牙人放棄美洲的帝國，甚至為征服提供了新的理由。 

 第二，我將格勞秀斯(Grotius)的思想與荷蘭帝國的建構緊密關聯在一起。荷蘭帝國是一個貿易帝國，它的關注點在於控制流通領域，控制關鍵的貿易通道，而為了控制貿易通道，又需要動用戰爭的手段。格勞秀斯很好地回應了荷蘭帝國的實踐需要。他將“海洋自由”的理論論述系統化，從而服務於荷蘭帝國與葡萄牙的海上爭霸；他提出一整套系統的戰爭法觀念，在許多方面突破了中世紀的“正義戰爭”理論，有助於荷蘭人在海上和陸地上開拓新的空間。值得注意的是，格勞秀斯是一個非常“與時俱進”的理論家，當荷蘭帝國的實踐發生改變的時候，他會適時調整自己的理論立場。 

 第三，我將貞提利(Gentili)、霍布斯(Hobbes)與洛克(Locke)的思想與大英帝國的建構關聯在一起。大英帝國與荷蘭帝國的一個很大的差異就在於，它已經從對於流通領域的關注轉向對於生產領域的關注，英國人致力於通過改進技術、降低成本來獲得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而這就使得空餘的土地對於英國人來説，具有特別的重要性。貞提利支持“先發制人”的戰爭，支持以違背自然為由向印第安人發動戰爭，鼓吹“憎恨空地的自然法則”。霍布斯的“自然狀態”學説可以服務於對北美土地的佔取，霍布斯同樣認為印第安人浪費了他們的土地，而歐洲人可以正當地壓縮印第安人的居住範圍，奪取他們發現的一切。洛克則提出了“勞動價值”理論，發明了一套最為系統和徹底的奪取印第安人土地的理由。而英國較早時候在愛爾蘭的殖民實踐，可以説是其跨大西洋殖民的預演。  

 洛克發明的這套理論對於最為關注生產領域的英國人最有用。西班牙人熱衷於在新大陸奪取金銀礦， 荷蘭人熱衷於掌握貿易要道，而法國人在北美熱衷於毛皮貿易，從而與印第安人形成了某種合作關係，他們甚至試圖將殖民地作為行省來治理，教印第安人説法語，甚至鼓勵通婚。但無論如何，當其他帝國試圖奪取印第安人的土地時，他們最終會訴諸於類似的理論。 

 如果歐洲人遭遇到的不是“無主地”，那麼就需要其他的佔取理由，比如簽訂不平等條約，獲得土地的割讓。近代以來，歐洲人的條約實踐，與“文明”的觀念緊密關聯在一起。在相互承認為具有同等文明程度的列強之間，簽訂的是平等條約；在歐洲列強與中國、土耳其、日本這樣的被視為“半文明國家”之間，簽訂的主要是不平等條約，而且列強通常會以相關國家法律“不文明”為由，尋求建立領事裁判權。而為了擺脱“領事裁判權”，許多非西方國家都經歷過在西方監督之下自我改革，以求成功通過“論文答辯”的經歷。但大概只有日本“答辯”成功，但不久之後，日本即因為其模仿其西方老師的所作所為，受到“與時俱進”改變遊戲規則的西方老師的審判。

東亞原來有自己傳統的區域秩序，這就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秩序，其中包含了若干次級朝貢網絡。但西方列強的侵入對朝貢體系構成了巨大的衝擊。在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歐洲的國際法與文明等級論在日本獲得了很大的影響力，日本甚至主動地運用這些資源，來拆解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我們將討論福澤諭吉對於文明等級論的闡述與運用。而實踐的例子，我們將集中討論琉球的近代命運。琉球歷史上長期與中國、日本保持雙重朝貢關係，但日本以歐洲國際法為理由，否定雙重朝貢關係，強迫琉球放棄向中國的朝貢，最終全面吞併琉球——但實際上，歐洲的國際法實踐從來不是日本所説的那麼簡單，特別是在19世紀的歐洲巴爾幹半島，雙重效忠其實並不罕見。我們需要更為整全的西學圖景，才能夠揭示本地區生產的許多“西洋”形象的片面性。 

 在19世紀，歐洲諸帝國對於世界的支配達到頂峯，但是在歐洲之外，美國與日本崛起，對歐洲中心的國際體系造成衝擊。一戰之中，歐洲列強相互廝殺，最終相互削弱，極大地削弱了歐洲的支配地位。然而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並沒有建立一個真正有效的國際秩序，於是，我們就可以回到開頭所説的國聯的種種失敗。為什麼西方列強重建秩序的努力失敗了？一個穩定的國際秩序，究竟包含哪些要素？

 從15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差不多是五百年的時間。今天，有許多西方學者在感嘆他們遭遇到了“五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中國為代表的一系列非西方的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對於既有的單極霸權已經構成極大的衝擊。但是單極霸權並沒有消亡。因此，我們對“帝國理由”的思考，可以延伸到當代——比如説，當特朗普認為美國作為一個國家應當享有種種其他國家享受不到的特權的時候，他所主張的理由是什麼？當我們設想新的、更為多極化的國際秩序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和歷史上的殖民帝國的繼承者反覆磨合。就此而言，研究上一個五百年，是我們“想象下一個五百年”必不可少的準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