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輕徭薄賦”，西漢為何沒有“二世而亡”？_風聞

前面三篇文章（田租**、徭役、**賦税），三解用長達4萬字的篇幅，對秦漢之交的賦税、力役負擔進行了結構性還原，三解驚訝地發現，過往的秦亡漢興故事邏輯存在無法迴避的矛盾，那就是在西漢王朝平定天下後“最危險”的20多年間，經典敍事中的“休養生息”政策並未推行。

事實上，這些集中發生在漢文帝朝的政策，所解決的核心問題根本不是“恢復生產”，而是在惠帝、呂后時代已經復甦甚至“繁榮”的國民經濟基礎上，進行符合國家需求的資源調配，即“改革”。

如果“休養生息”是一個“偽命題”，那麼問題來了**：**

漢承秦制卻沒有重蹈二世而亡覆轍的原因到底何在？

一

有的時候，算數最見真相，比如秦始皇和漢高帝其實只差3歲，看紀傳體史書，卻總有這是兩代人的錯覺，同樣，秦末大亂的故事濃度高，也會給人時間很長的錯覺。

咱們先來看看數字。

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時代）、公元前210年—公元前207年（秦二世時代），其中自公元前209年爆發大澤鄉起義開始，秦的統治已搖搖欲墜。

即秦始皇共維持天下統一11年，秦二世則不過1年左右，加起來就是12年的安生日子。

漢初：公元前202年—公元前195年（漢高帝時代）、公元前195年—公元前188年（漢惠帝時代）、公元前188年—公元前180年（呂后時代）、公元前180年—公元前157年（漢文帝時代）。

這之中，漢高帝一直到死都在屠戮異姓諸侯王的戰爭和陰謀中，姑且不算天下一統，漢惠帝和呂后時代算是真正的太平年景，母子二人也覆蓋了15年。

如果以秦朝作為鏡鑑，15年的惠帝、呂后時代才是政權的“最危險時期”，然而，無論《史記》還是《漢書》都沒有記載這一時期有“民變”或是“官變”的發生。

與之相對的秦朝，大部分的安生日子都在秦始皇治下，而二世皇帝剛剛登基的元年七月（農曆），就爆發了大澤鄉起義，當年九月，會稽郡守殷通已經和前朝餘孽項梁密謀：

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史記·項羽本紀》）

此處江西可不是今天的江西省，而是因為會稽郡在長江以東，由其望去，已經是天下“皆反”，秦朝的二千石大員也要跟着一起下手了，注意時間，僅僅2個月後。

如果像某些《大秦帝國》粉絲所説的，秦朝的滅亡主因是秦二世的“亂政”，他亂政的效率真夠高的，遠遠超過了他父親之前11年建構帝國的一切“善政”的總和？

其實説秦始皇時代是“善政”的，還真不是自《大秦帝國》開始，《史記·李斯列傳》就記錄了一段李斯在獄中的功勳自誇：

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眾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

這是李斯自述的“第七宗罪”，列在輔佐秦始皇平滅六國、開疆擴土、修馳道、興遊觀的後面，以認罪的形式向秦二世誇功，也算不同凡響。

在他這個執政者的眼中，自己曾經主持了“緩刑罰、薄賦斂”，使得老百姓無比愛戴始皇帝，身前身後都牢記始皇帝的大恩大德……

換句話説，李斯告訴我們，早在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即已經實行“輕刑薄賦”的“休養生息”政策， 辣眼睛不？顛覆不？

偏偏，文獻、簡牘裏隱約可見的制度變化表明，李斯沒撒謊……

其一，允許土地私有。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一年”條下《集解》註釋：

徐廣曰：使黔首自實田也。

翻譯一下，即在這一年，秦始皇下令天下黔首自行申報所有土地。

這是一條曾引起廣泛爭議的記錄，有人認為“自實”是自行申報，有人則認為“實”是“自由佔有”，不過隨着秦簡、漢簡的陸續出土，基本可以確認為前者，一般認為這是秦朝承認土地私有制的發端，戰國時代國家普遍授田制的終結。

**從《裏耶秦簡》所記錄的遷陵縣佔田來看，確實不再是“百畝授田制”，户均耕地面積連最低爵位的標準都達不到。**詳見《文景之治：只在知識分子夢中的“輕徭薄賦”》。

其二，減少田租税率。

秦朝的田租徵收採取“税田制”，即從應税土地中根據“取程之制”，劃定税田，以税田的全部收成作為田租徵收，這個針對“谷”，也就是糧田的劃分比例，在秦漢簡牘中有兩種説法：

一種是嶽麓秦簡《數》、張家山漢簡《算數書》中的十税一，即總輿田數中的10%；另一種是北大秦簡《田書》中的十二税一，即8.33%。

《裏耶秦簡》所見秦朝遷陵縣**總輿田數為5295畝，除以總税田數451畝，為11.73倍，若總税田數為441畝，則為12.00倍。**這兩個數據都可以作為秦始皇三十五年遷陵縣的實際田租税率為“十二税一”的佐證。

而張家山漢簡《算數書》則為“十税一”，應為惠帝改“十五税一”前的舊制，即比秦始皇時田租税率要高。詳見《2000年的輕税童話：漢初休養生息的真相》。

其三，落實減少刑期。

在睡虎地秦墓竹簡《司空律》中有規定：

毋令居貲贖債將城旦舂。城旦司寇不足以將，令隸臣妾將。居貲贖債當與城旦舂作者，及城旦傅堅、城旦舂當將司者，廿人，城旦司寇一人將。司寇不，免城旦勞三歲以上者，以為城旦司寇。

這裏説的是20個城旦、舂這種刑徒應由1個城旦司寇統帶，如果司寇不足，即免城旦勞作滿3年以上的，升為城旦司寇。

這個刑徒的“出路”，突破了立功授爵贖人的框架，自成一體，過往缺少實際的例子，且有明確的限定前提，多認為屬於具文。

然而，在《裏耶秦簡》中遷陵縣的“徒作簿”，也就是奴隸、刑徒的工作統計簿中，反覆出現“司寇守囚”和“牢司寇守囚”，並明確記錄着隸徒、城旦向司寇身份的轉化，雖然這兩者應均為終身身份，但法律待遇高下有別，依據上述律文規定，已經有了走向“刑期制”的苗頭。（詳見何有祖：《裏耶秦簡“(牢)司寇守囚”及相關問題研究》，《簡帛學研究》2015年）

當然，這個變化跨越了秦國和秦朝兩個階段，並不能完全歸結為秦始皇的“輕刑”，但其實際執行，多見於編年為秦始皇三十一年、三十二年和三十四年的簡牘，約可以大膽推測為秦始皇三十一年之後的一系列“善政”之中。

以上三條，其實只是目前簡牘可印證的一些變化，更多的真實歷史可能還在某處的地下繼續沉睡，不過這些已經可以驗證李斯沒有信口開河。

不過，論述這些，三解並不是為那些“大秦粉”提供他們臆想的“大秦德政”炮彈，**必須提醒所有讀者，**哪怕秦朝統一之後，“也”搞了“輕刑薄賦”，幾年之後，它還是完蛋了啊！

二

“大秦粉”一直有一個“神邏輯”，就是商鞅的好經，被秦二世念歪了，完全沒有考慮秦二世真正執政的太平日子連2年都不到。

而秦二世的“歪經”，請看《史記·秦始皇本紀》：

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

外撫四夷，如始皇計。

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為屯衞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

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

總結起來有如下幾件“大事”：

1，建酈山陵，從秦始皇時開始；

2，修阿房宮，從秦始皇時開始；

3，南北遠戍，從秦始皇時開始；

4，徵五萬射士屯衞咸陽，秦二世首創；

5，命轉輸糧食芻（乾草）藁（秸稈）的服役者命自備糧食，秦二世首創；

6，咸陽三百里內農民不得把出產作為口糧，秦二世首創。

可見，這二世自創的，也就後面仨，當然確實足夠缺德，可對於天下人而言，他的這點創新，可能傳導的速度還不夠快。

事實的真相很清楚，秦帝國崩潰的所有要素，都是在鮮花着錦、烈火烹油的秦始皇時代湊齊的，甚至連反叛的舉措，也早已經在祖龍在世時，即已發生：

（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史記·秦始皇本紀》）

其實這種手法，與元末韓山童、劉福通編造“莫道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如出一轍，只是秦始皇反應迅速，手段不分青紅皂白地殘酷屠殺，堵上這個火山口，也不過就是壓住了2年罷了。

這麼看來，李斯所謂的“善政”，還真沒人領情，更不存在什麼“萬民戴主，死而不忘”，或許改個字，“萬民恨主，死而不忘”才是真的。

具體看看當時人的造反動員，就可以知道他們到底恨的是誰**：**

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説其豪桀曰：

“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

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鬥，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

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

**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史記·張耳陳餘列傳》）

這段話很長，卻是當時人有代表性的言論，三解就全引了，不喜歡文言文的可以不看，直接看下面的乾貨，也就是這段記載的幾個要點：

**1，秦朝有多差：**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幾十年了，舉例説明就是，北戍長城，南守百越，都是離鄉背井的遠戍，百姓疲憊不堪，同時還搞“頭會箕斂”，也就是人頭税供應軍費，民窮財盡，還用嚴刑苛法，讓父子不相安，這裏應該説的就是連坐和告奸，父子互相監視；

**2，革命形勢好：**陳勝稱王振臂一呼，楚國2000裏地的豪傑百姓都來響應，縣殺縣令、丞，郡殺郡守、郡尉，現在已經光復楚國，派吳廣、周文百萬大軍攻秦，你們的風險已經不大了；

**3，官爵誘惑之：**這好時機還不趕緊建立封侯的功業，還算是豪傑之士嗎？趕緊上啊，反秦大形勢這麼好，又能報仇雪恨，還能建立封侯的功業，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啊！

武臣是帶着3000人北渡黃河，這段忽悠的效果非常好，豪傑都覺得他説的對，就拉起了幾萬人的隊伍，要説他這一大段靠着胡説八道的抹黑引來幾萬人一起提着腦袋造反，實在説不過去，更重要的是，他敍述的秦朝“殘賊”的具體內容，全是秦始皇時候就開始的，二世獨創的那些，一點沒提。

不過相對關東地區，關中地區的腹心地帶，應該被秦二世的高招兒搞得很受傷。

根據《史記·平準書》的記載：

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所謂中都官，就是首都的朝廷了，哪怕是司馬遷讚賞的“清靜”的呂后、惠帝朝，一年也要轉運幾十萬石的關東糧食到長安，那麼，脱產人口遠超長安的秦朝咸陽，又有多大的糧食缺口呢？

司馬遷在記錄秦二世登基後的這段“大折騰”時，把糧食問題放在了徵五萬材官屯咸陽之後，似乎關中缺糧與這個制度安排有明確的因果關係，其實如果我們粗略考量咸陽的人口，就能發現，最多也就是雪上加霜。

只看《史記·秦始皇本紀》的一鱗半爪：

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户。

諸廟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

美人的數目，見《史記正義》引《三輔舊事》：

始皇表河以為秦東門，表汧以為秦西門，表中外殿觀百四十五，後宮列女萬餘人，氣上衝於天。

僅以上部分，咸陽周邊脱產人口就已經近100萬了，再加上驪山的70萬刑徒**，約200萬人要吃飯，**關中地區糧食供應絕不輕鬆，一個典型案例是：

始皇為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而秦國官府的官價，見睡虎地秦墓竹簡《司空律》：

（繫）城旦舂，公食當責者，石卅錢。

也就是説，1石米官定價格為30錢，而“關中大索”，也就是戒嚴搜捕20天，米價即躍升到了1石1600錢的高位，可見在“商品糧”受限的情況下，咸陽這個消費城市的物價平衡何其脆弱。

在這樣的消費背景下，所謂“**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就不能視為秦二世的倒行逆施，而是為了養活咸陽周邊人口的必然之舉，而“郡縣”轉輸，也就意味着是“都”外，即“內史”轄地之外的設郡之縣。換句話説，這實際上是國家督導的“首都菜籃子工程”，把消耗甩到“內史”轄地之外。

而“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谷”，如果理解為政令就太不可思議，不吃“其谷”吃什麼？吃草能活嗎？而且租税再重，總有個數，不能直接搞餘糧收集制搶光全部收成吧？

司馬遷的這句話，實際上是一個現象描述，“不得”不是“禁止”的意思，而是“撈不着”的意思，**正因為咸陽是超大規模消費城市，**咸陽三百里內，大體相當於內史轄地的範圍，即漢代的“三輔”地區，完全被拉進了咸陽消費圈，所有農業產出全部投入咸陽市場供應，還是不夠，而他們捲入商業化系統，更會加劇區域市場對輸入糧食的需求。

三

以上這些，當然不是為秦二世“翻案”，而是對“末世昏君”的“固有想象”中瞭解其行為的合理性，不能説一個君主亡國了，他的智商就必定低於70以下，所有決策都是腳趾頭做出的。

我們可以説秦二世沒有及時糾正和解決秦始皇留下的種種隱患，卻不能一股腦地將這些延續性的“亂政”髒水都潑給秦二世，僅從糧食供應問題來看，他可能真的只是一個“背鍋俠”。

事實上，他聚集的5萬材官射士，起碼維持了咸陽的局勢，鎮壓住了近在咫尺的12萬户的“天下豪富”，這些人中的每一個，都應該算得上反秦起義的“豪傑”或是“諸侯子”。

問題並不出在關中，而是在關東地區。

問題甚至不出在上面，而是出在下面。

正如三解在**《一個流傳2000年的謊言：從陳勝的出身看秦朝滅亡的真正原因》和《一篇文章看盡“暴秦”的興與亡》**文章中費力考證的那樣，擁有姓氏和表字的陳勝，本身是秦朝二十等爵制約束下的“政權基本盤”的一份子，作為一個應有“不更”以上爵位的體制受益者，他的生活再苦，也不會比秦朝社會最底層的奴隸、刑徒、債務奴更悽慘。

從這個意義上講，稱他為“農民起義”還真不為過，在秦朝社會之中，沒有吏職，又非賈籍、奴隸、刑徒、居貲的有爵者，才有資格稱為“農民”****，在他之下，連人都不算，只能算是“財產”，無非是分“國家財產”還是“私人財產”罷了。

促成陳勝走向反體制道路的原因，當然不是什麼“苟富貴勿相忘”的所謂性格分析，但凡好好讀讀《史記》就能發現，戰國、秦、漢的世風一直如此，毫不諱言對富貴的渴求，希望獲得現世的顯達，只有賣雞湯的才會把這點事兒翻過來調過去地吹。

真正的關竅有兩條：

其一，秦制自身固有的包含自我毀滅的源代碼；

其二，秦朝基層官吏不堪重負導致的全面離心。

秦制的自我毀滅傾向，三解在**《一篇文章看盡“暴秦”的興與亡》**已有論述，其根本癥結即在於秦法體系下，只有兩個元素是不變的，而其餘的元素均是資源化的。

兩個不變的元素是“紙上的君主”和“紙上的官僚組織”。

嚴格來説，法家理想狀態下的社會中，君主是虛化的，這一點與儒家的“聖王垂拱而治”的理想狀態無限近似，即君主只是一個“崗位”，一個“角色”，而非一個人格化的“人”，唯其如此，君主的人慾才能對整個制度運行影響最小。

而以丞相為首的“官僚組織”，則依據紙上的律令程序來進行公文的上傳下達，形成完美的自體循環，最完美的狀態即所有人都是螺絲釘，可以隨意替換，不受成員賢愚的影響，哪怕是丞相，也只是一個非人格化的機器。

兩者之間形成的合作聯盟，就是秦法體系下的“核心利益”和“系統核心”。

在“系統核心”之下，是“資源供體”，即包括二十等爵制結構下的編户齊民，賈籍、百工、七科謫，以及各種官奴隸、刑徒、債務奴隸的所有“被統治者”。

簡言之，秦國、秦朝社會是一個完美的“官—民二元”結構。

正如三解在**《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功臣名將的下場如何？》**一文中早已討論過的，秦制下的列侯封君本質上與一個“公卒”並無不同，都是“官”統治下的“資源”，只是資源化的方式和程度依據法律規定有所區別，“出錢”、“出糧”的同時還要“出命”。

而無論秦、漢，制度概念下的“吏”都是儘量避免“出命”的，而且逐步走向不用“出錢”、“出糧”。

這不僅僅是分工不同，更是“權力”的區別，注意，不是“權利”，在秦、漢體制下，只有君主擁有“權利”，其他人作為人都是殘缺的，所以哪怕尊如丞相、列侯，上書時一樣自稱“昧死”、“待罪”。

權力，恰是標識兩個階層的基本元素，一個是管人的，一個是被管的。

而在被管的人裏，又人為地進行區分，區分的標準就是需要“無償貢獻”的多少，在二十等爵制下的編户民中間，不同的爵位劃分着賦税、徭戍、徭使的義務的多少；在奴隸、刑徒、債務奴內部的分級下，決定着無償奉獻勞力的多與少，有的活重，有的活輕。

最重要的是，兩者之間可以通過軍功爵、犯法互相轉化，編户民可以墜落為賤民，賤民也可以爬成編户民，只不過難度完全不同，犯法易，得爵難，反而變成了一層階層墜落的“單向膜”。

在現實中，“君主”當然是穩定的、超脱的，犯法也不會下台，可“官僚組織”卻必然與社會產生關係，也就是説，“系統核心”外的“人格化”的角色會出入這個系統，以他人格化（個體編户民）的身份完成階層墜落。

也就是俗話説的，鐵打的硬盤，流水的兵。

這樣一個體系，我們假設其所有的環節全部一絲不苟地無限期運行，最終的結果是什麼？

在真正的長時段觀察裏，它就可以簡化為一個踢人下車的過程：

最先被踢下車的是官奴隸、刑徒和債務奴等“賤民”；

緊跟着被踢下車的是低爵者，因為他們的有限收入沒法支付鉅額的“贖刑”成本，只能淪落為“賤民”；

再接着被踢下車的是“富户”、“商賈”，他們雖然有錢“贖刑”，卻要承擔之前跌落的低爵者留下來的“血税”，人力資源的匱乏讓他們必須填補空白；

再接着被踢下車的是高爵者，他們雖然傳承着軍事知識，是高級軍官的温牀，卻不可能在缺少士兵的情況下打勝仗，如果沒有戰爭，他們又會在幾代後淪為低爵者；

最後被踢下車的是官吏們，整個國家已經變成了一個大監獄，他們已經沒有人可以“管理”。

所以，秦制本身就是“饕餮”，它的血盆大口在吞噬一切資源之後，還會吞噬自己的身體。

這種自我毀滅的邏輯，又會因為不同階層的“互相交叉”而加速進程。

四

以劉邦為例。

《史記·高祖本紀》中記載：

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

**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原從者十餘人。

劉邦為亭長仍需“常徭”咸陽，最後一次的名目是“為縣送徒驪山”，所謂“徒”，就是徒隸、刑徒，並不是説他本人要去“徭使”幹活，而是他以吏的身份去“送”。

類似的情況，在文獻中不多見，在《裏耶秦簡》卻不少見：

遷陵吏志：吏員百三人。令史廿八人，【其十】人徭使，【今見】十八人。官嗇夫十人。其二人缺，三人徭使，今見五人。校長六人，其四人缺，今見二人。官佐五十三人，其七人缺，廿二人徭使，今見廿四人。牢監一人。長吏三人，其二人缺，今見一人。凡見吏五十一人。

這是一份秦朝洞庭郡遷陵縣的官吏統計表，總編制為103人，其中令史28人（徭使10人、在崗18人），官嗇夫10人（缺編2人、徭使3人、在崗5人），校長6人（缺編4人、在崗2人），官佐53人（缺編7人、徭使22人、在崗24人），牢監1人（在崗1人），長吏3人（缺編2人，在崗1人），合計缺編15人、徭使35人、在崗總數為51人（實際數據總和為101人，不知為何有此矛盾）。

另一簡文顯示：

吏凡百四人，缺卅五人。今見五十人。

總編制104人，缺編35人，在崗50人，也就意味着徭使為19人。

類似的記錄，有尹灣漢墓出土的《東海郡吏員簿》為我們展示的西漢中後期的郡縣吏員設置，其中海西縣的記錄如下：

海西吏員百七人：令一人，秩千石；丞一人，秩四百石；尉二人，秩四百石；官有秩一人；鄉有秩四人；令史四人；獄史三人；官嗇夫三人；鄉嗇夫十一人；遊徼四人；牢監一人；尉史三人；官佐七人；鄉佐九人；亭長五十四人。凡百七人。

西漢制度為萬户以上的縣稱“令”，秩六百石至千石，不足萬户稱“長”，海西縣是千石長官的“大縣”，户數遠超1萬，而吏員總數不過107人，秦代遷陵縣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只有152户，卻有104人的吏員編制。

可見，秦朝的縣吏定員要遠遠超過西漢中後期，問題是，哪怕如此，遷陵這個小縣的官吏仍舊不夠用，見《裏耶秦簡》：

丗四年正月丁卯朔辛未，遷陵守丞巸敢言之：遷陵黔首□佐均、史佐日有泰（大）抵已備歸，居吏柀䌛（徭）使及□前後書，至今未得其代，居吏少，不足以給事□吏。謁報，署主吏發。敢言之。□

大意是，秦始皇三十年正月初一，遷陵縣丞（代理）申請，遷陵縣的官府佐史等小吏已經完成原定工作量，但一直沒有人來替休，縣裏事情多，辦事的人，日常業務已經快進行不下去了。

這當然是篇叫苦的公文，但是結合劉邦這個亭長“常徭咸陽”中的“常”字，以及上文中的徭使19人、35人，説明當時的縣以下吏，長期為了各種“給徭”在路上跑。

事實上，《裏耶秦簡》中的遷陵縣“校長”，即有軍中職位，比如“將奔命校長”，是屯長之上的軍職，也是“亭”的長官名稱，還有帶領“壯卒”搜捕逃亡的職責，和劉邦屬於同行幹部。

官員達到定編50%的缺編、徭使，最大的問題就是給秦朝嚴密的文書上下體系造成了巨大的漏洞，原本通過這種複雜的文牘系統，秦朝的郡守、尉，縣令、尉等系統形成了嚴格的互相牽制關係，而今，這個關係受到了現實的挑戰，一個縣的令、尉、丞三個長吏，竟然只有一個在崗，牽制誰去？

而《史記》中記載的趙佗的反秦經歷，更説明了這一點：

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

“聞陳勝等作亂，秦為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眾，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裏，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

**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

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

基本上，南海郡有尉無守，可以確知，否則在任囂與趙佗私相授受郡尉之職後，沒那麼容易命令封關自守，也沒有辦法以法誅殺長吏。這個例子説明，在郡一級，同樣存在遷陵縣那種“缺吏”的情況，並導致了無從牽制而反叛的後果。

至於會稽郡守殷通、沛縣縣令等人，屬於常用例子，就不多説了，而他們的經歷説明，秦制“系統核心”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皇帝唯一的同盟——官僚組織在陳勝、吳廣起義後開始快速崩解。

而這羣人，根本不是“大秦粉”最常歸咎的“六國舊貴族”，恰恰相反，由於秦朝的遷民政策和管理，“六國後”也就像陳餘、張耳一樣改換名姓，擔任裏監門這樣的底層角色，或者像張良一樣“居下邳，為任俠”，再或者像魏王咎一樣，“秦滅魏，遷咎為家人。”也就是淪為平民百姓，根本沒能混到新朝的“體制內”。

也可能有人反問，你憑啥這麼説？

因為《史記·張耳陳餘列傳》寫得很清楚啊，武臣帶着3000兵渡過黃河，進入邯鄲郡，也就是舊趙地，一通忽悠之後，勾引了數萬豪傑，結果只攻下了10座城池。

此時一般的説法是，趙地有50餘城，齊地有70餘城，武臣的成果只有1/5不到，然而，在他採納了范陽人蒯通的勸諫之後，接納了秦朝的范陽令投降，賜其侯印，結果是：

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

這些看到范陽令的境遇而舉城投降的是什麼人？只能是秦吏嘛。

我們反過來看，這些秦吏如果能夠用秦制把自己的屬縣建設得鐵桶一般，武臣這個外來户，就算是有幾萬烏合之眾，又能有多大作為？

要知道，光是趙國故地的幾個郡，拉出來10萬大軍就跟玩兒一樣，畢竟邯鄲城一直到西漢， 還是擁有7萬户的天下大都會，可偏偏這些秦吏就是降了，這是“六國後”們太強大嗎？

當然不是，只是秦吏們用不作為和背叛還了大秦帝國一個狠狠的耳光罷了。

理由很簡單，“饕餮”的大口，哪怕暫時不會吃掉官僚們，他們的家人、親族卻不會免於荼毒，這正是晁錯所説的：

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鹹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

畢竟，誰也不是石頭縫裏蹦出來的。

五

唯有搞清楚秦朝滅亡的主因，才能瞭解西漢王朝究竟做了哪些關鍵性的調整，方才熬過了“最危險”的20年。

在**《2000年的輕税童話：漢初休養生息的真相》一文中，三解早已解釋過，漢高帝劉邦建立帝國之後，從未有過主動減輕百姓負擔的努力，他的所有政策，都致力於恢復秦朝的統治和編織一張由“老兄弟們”組成的大網。**

這張網的上層部分，軍功列侯集團早已為人們所熟知，而它的下層部分，卻絕少被觸及，感謝張家山漢墓竹簡的出土，其中的《奏讞書》記載一個案件，無疑將為我們打開一個缺口。

這個案件，一般稱為“新郪信案”，其中的新郪，是一個縣名，地方在今天安徽省太和縣，在漢初屬於淮陽郡，當然，這個地方最出名的，還是因為一枚秦虎符，也稱“新郪虎符”，現藏於法國巴黎。

這個“信”則是人名，他在犯案時，是新郪的縣令，秦漢公文只寫“名”，不書姓氏，所以只能稱他為“新郪令信”。

整個案件並不複雜，新郪令信與獄史武因為小事起了衝突，新郪令信因為獄史武對答無禮，而握劍大罵威脅了對方，十幾天後，縣令的舍人告密説，獄史武要向丞相、太守告發新郪令信，畏懼之下，新郪令信指使髳長蒼殺死獄史武。

髳長是個具體職責不確定的官職，《裏耶秦簡》中將其與校長、發弩並列，在《二年律令·秩律》中規定， 倉、庫、少內、校長、髳長、發弩等官職秩都為百二十石，有學者推測，髳長或為主管縣中“騎驛”的官員，到《居延漢簡》記錄的漢武帝定製之後，演變為驛令。

髳長蒼原為新郪令信之舍人，屬於他的親信，因此髳長蒼就和求盜大夫布、舍人簪褭餘共賊殺武於校長丙部中，求盜、舍人都算是吏職，大夫和簪褭是爵位名，後面跟着的字，是他們的名字，賊殺，就是謀殺，“校長丙部中”的意思是在名為“丙”的校長轄區內。

而“校長丙”和發弩贅在抓捕髳長蒼的時候得知是縣令指使殺人，就縱放了殺人者，並把案子壓了下來，結果跟隨獄史武的求盜甲堅持上告，並在淮陽郡守偃行縣，也就是例行下鄉檢查工作的時候揭發了獄史武失蹤後，縣裏不尋人、不立案的冤情。

在案件審理中，新郪令信和髳長蒼對殺人供認不諱，校長丙、發弩贅縱放殺人犯，也承認犯罪事實，同案犯求盜布已死，舍人餘在逃，最終，信、蒼、丙、贅四人全部判處棄市，即死刑。

這個案子一點都不復雜，複雜的是案卷中涉及到的幾個人卻出現了三種“爵位”，即審決時，四人全部都是“關內侯”，而在殺人時，則都是“大庶長”，再往前追溯則不同：

（信）以堅守滎陽，賜爵為廣武君，秩六百石。蒼，壯平君……贅，威昌君……丙，五大夫……皆故楚爵，屬漢以比士，非諸侯子。

也就是這四個人都是劉邦軍中老兵，不是諸侯子，因為軍功被封為如上的“楚爵”，也就是楚國爵位系統的爵位，而劉邦軍中改“楚爵”為“秦爵”之後，對應變為了“大庶長”，也就是第十八等爵。

殺人時（漢高帝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正好趕上劉邦下達“高帝五年詔”，要給軍中功臣們升爵一級，所以到審決時，他們已經升為第十九等軍功爵——關內侯。

問題是看看他們的官職，信——新郪縣令（秩六百石），蒼——髳長（秩一百二十石），丙——校長（秩一百二十石），贅——發弩（秩一百二十石），在上文中引述的遷陵吏志裏，校長定編6人，官嗇夫（發弩、髳長應在內）10人，真不是什麼大官兒，哪怕就算劉邦手中直轄的15個漢郡，同級職位也有上千個了。

偏偏這樣的小官已經由“關內侯”擔任了，劉邦的軍中得批量生產了多少“關內侯”？

假設，類似的關內侯有1000人以上，其按照《二年律令》規定授田的標準為95頃，即9500畝，即應授田9,500,000畝，在**《暴虐的西漢為什麼沒有像秦朝一樣二世而亡？》**一文中，三解已經粗算過軍功階層的佔田，60萬士兵按照大夫爵授田5頃，就是300萬頃，即30,000萬畝，加上這950萬畝，也就是30,950萬畝，佔西漢末年（漢平帝時）全國總耕地（82705.3萬畝）的37.42%。

需要注意的是，根據葛劍雄《西漢人口地理》一書中的計算，西漢初年人口約為1500萬—1800萬，而西漢平帝時全國人口已經達到了5900萬左右，佔比約為25.42%—30.50%。

假設人口與土地增長為基本同步，則理論上，漢高帝所部的軍隊所應授土地，絕對會佔據全國耕地的絕大部分，當然，這個過程中不排除人口集中地區無法按照法律規定執行的情況，但，漢初軍功授爵階層在經濟上佔據整個國家的統治地位，當屬無誤。

而這應該也是劉邦的本心期望，事實上，在《二年律令》中還有更“貼心”的規定：

自五大夫以下，比地為伍，以辨□為信，居處相察，出入相司。

即五大夫爵以下的百姓要5家為伍，互相監督，以上的軍功貴族則可以自行安排，這個規定，與秦朝的普遍編伍原則大不相同，不過在劉邦活着的時代，他的老兵們還享受不到，因為年資最淺的還只是大夫爵。

不過，此後的10年功夫，高帝十二年、惠帝元年、惠帝五年、高後元年，大漢朝4次賜爵“户一級”，劉邦的60萬大軍，哪怕是普通士兵的爵位也已是“五大夫”了，完全可以享受“大宅別居”的待遇。

想象一下，在全天下的“裏、邑”之中，一面是密密麻麻擠在一起的“被統治者”，一面是孤零零地一棟“統治者”的大宅，要知道，60萬户説少點也是300萬口，佔全天下人口的1/6—1/5，等於是1個老兵盯防4-5户人家，很難嗎？

而正如“新郪信案”中透露出的信息，哪怕是“發弩”、“校長”、“髳長”這樣的一百二十石的“部”級別主官（有點類似於今天縣下設鄉、鎮和各科級局的主官），都由久經考驗的“關內侯”級別的漢軍老兵擔任。

從“大夫”到“關內侯”之間還有13級爵位都分別授予了這些人，也就意味着，半個漢高帝時代，整個惠帝、呂后時代加起來的21年間，正好是“老兵一代”活躍的年齡段（不死則爵位不會減等繼承），他們正好可以完全佔據西漢王朝的上下官僚組織。

六

一直到漢文帝元年三月，也就是前21年截止時，《史記·孝文本紀》記載：

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陽守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户，衞尉定等十人四百户。

另據《史記·張丞相列傳》記載：

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户。

僅僅是沒封列侯的“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的將吏，在21年後至少還有24個人。

其中申屠嘉的經歷絕對典型，滅項羽時，他只是個隊率，封爵也有限，到了跟隨劉邦徵英布時，才擔任二千石的都尉，到了惠帝時，已經擔任了郡守，到了文帝朝，才封了關內侯。

而與他經歷類似的，至少有潁川守尊、衞尉定，一個二千石、一個九卿高官，恰恰展示了劉邦軍中中層將吏在21年後的成長，覆蓋了二千石的高官，而申屠嘉在景帝朝的最終為丞相，其人生軌跡，正好折射出漢帝國治下，一個以小兵投身劉邦軍中的典型“老兄弟”的進步過程，畢竟他與豐沛元從不同，與漢高帝、漢文帝都沒有任何舊交可言，完全是靠自身的“老兄弟”身份和能力爬到這一步。

説到這裏，再看看“不求上進”的“老兄弟”的待遇，見《二年律令·行書律》：

復蜀、巴、漢中、下辨、故道及雞中五郵，郵人勿令（徭）戍，毋事其户，毋租其田一頃，勿令出租、芻稾。

令郵人行制書、急書，復，勿令為它事。

巴蜀、漢中是劉邦的龍興之地，郵人曾經給他的戰爭極大的幫助，所以在律令的優待，可以説是事無鉅細，一無徭戍，二無徭使（事），三不收一頃田的田租和芻藁，而郵人又普遍地享受“復”，也就意味着“復”並不包含這三點優待。

《漢書·高帝紀》記載：

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

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

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户，勿事。

復，實際上是“免徭戍”，“勿事”則乾脆免了“徭使”和“事算”，而自己陣營的不同羣體，劉邦也採取了不同的待遇，最高級的是跟隨他入蜀、漢還定三秦的老兵，這個是自此之後，子孫後代均享受“復”的待遇，這部分人當時有幾萬人，戰爭結束時肯定淘汰了不少。直到漢文帝元年，仍有68個列侯曾經跟隨劉邦進入巴蜀、漢中，不過他們的存活率肯定比小兵要高。

次一等的待遇是，七大夫（不含）以下的爵位，“復”的待遇只限終生和同户家人，也就意味着分家出去的兒子是佔不到便宜了，也無法繼承，不過這個範圍可就大了，因為七大夫以下就是官大夫和大夫，也就是説，60萬漢軍，全部享受終生和全家“復”的待遇。

最一般的待遇是對“諸侯子”，本身是出於恢復統治秩序，爭奪人口的目的，而不是“自己人”的概念，所以，只是有期限的“復”，從高帝五年算起，六年後就是高帝十一年，十二年後就是惠帝五年，接下來就要履行“國民義務”了。

綜上所述，也就是至少300萬的“自己人”在21年間是完全不服任何力役的，他們的“優待”結束，應該正好是在漢文帝中期，也就是漢文帝十三年廢除《戍卒令》、《田租税律》的前後，因為21+13=34年，當年跟隨劉邦征戰的老兵們哪怕只有20歲，也已經54歲了，應該已經超過了當時的平均壽命。

也恰恰是在這幾年間，漢文帝連續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政“，對當時繁榮的經濟和物資存量進行引導。

而這些政策，往往被誤以為是“休養生息”政策的一部分，事實卻相去甚遠，因為在真正民生凋敝的高帝、惠帝、呂后時代，已經通過“國家授田制”將老兵們推上了最有利的經濟地位，又通過“復”的方式，將最沉重的力役負擔從他們身上移除，更何況還有呂后所主導的“弛商賈之律”。

這些有土地、有餘力、有閒錢的“老兄弟們”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漢帝國商品經濟的主力軍，“大家發財”，實質上就是“自己人發財”，最終與擅長經營的諸侯子一道，成為新時代的富裕中產階級主力。

最關鍵的是，他們擁有足夠的經濟特權的同時，還倚仗特殊的身份，把持着基層政權，而這種經濟與政治的雙重特權身份，讓他們逐步演化成遠遠不同於秦朝同類的社會階層，即地方豪強。

對此，一個出身背景最清楚的案例就是灌夫家族，其父張孟最初只是潁陰侯的舍人，靠着抱大腿，竟然成為二千石大吏，而其家族，竟然能夠“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

這個“橫”字，已經是漢武帝時候的事，但其誕生的根苗，卻是在惠帝、呂后、文帝時代，當權力和財富產生化學作用之後，秦朝的“守法循吏”徹底消失不見，而呈現出賈誼在《治安策》中描述的情景：

**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户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

可以説，世風的崩壞，更甚於秦朝，為什麼反倒搞出了千古傳頌的“治世”？

要點就在“自己人”三個字上，當秦制下帝王的天然同盟者——官吏與軍功受益階層融為一體，權力和財富集於一身，他們擁有的就不再是依賴於帝王轉授權的“權力”，而是可以自行其是的“權利”，他們終於活得“像個人”了，自然會竭盡全力地反對一切對體制的破壞，當秦制下的官吏們不再三心二意，反抗的苗頭自然被扼殺在搖籃裏。

更有趣味的是，正如潁川郡的兒歌唱的：

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貧民百姓的仇恨目光有了具體的“責任人”承擔，而不再是幾十年前抽象的“秦吏”，乃至於秦朝，大漢朝的君王們終於可以睡個好覺了。

七

當然，得益於長期以來“得民心者得天下”或是“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的“造反定律”，很多人仍會質疑，如果漢初的大部分百姓活得比秦朝差，為什麼不造反？

事實上，對於主要承受賦役的另外80%的民眾來説，由於他們在秦末大亂的環境下都沒有跟從造反，屬於典型的“不好事者”****，自然在天下歸一之後更不會。

至於押錯了寶，投靠了項羽、田橫之類勢力的人物，其中知名的，自然處於被追捕、拉攏的對象，比如鍾離眛、季布，至於普通的將吏，則扔回田間，由分封的劉姓諸侯王們去擺弄，分散之後，也翻不了天。

等到了惠帝、呂后時代，三解在《漢高祖劉邦的貨幣戰爭》一文中寫到的“通貨膨脹”故事就成為整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