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生於海盜，死於“海盜”？_風聞

    近半個月以來，瑞典這個國家在中國各大媒體上扮演着一個非常奇異的不堪角色。前天晚上，瑞典發行量最大的報紙《瑞典晚報》以帶有不少疑慮的口吻寫道，中國遊客在瑞典遭粗暴對待一事，逐漸升級到了兩國最高級別的外交糾紛。無疑，瑞典的央視SVT的孟浪之舉推波助瀾，火上澆油，對此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瑞典這個國家，對大多數我國國民來説，看起來那麼遠，卻很多時候有那麼近。

説它遠，一是因為在地理意義上，這個北大西洋小國距離華夏中土有十萬八千里，而且在個人生活和國家外交上，此國都較少進入國人的視野內，即便在那些熱衷談論國際政治的網友嘴邊，也往往都是美英法德俄日，若把“西方”各國做一個外交加權等級劃分，瑞典無疑應屬於次等級或更低的那一類；但反過來説他離我們近，那是因為在各路涉及社會福利的雞湯文學和“食材豐富”的新聞報道中，該國屢屢佔據C位，筆者中學時候看各類嚴肅雜誌，諸如“北歐國家如瑞典等是全球最接近實現共產主義的國家”之類的語詞並不罕見。再對照教科書對共產主義的描述入“物質生活極大豐富”等等，想必瑞典是人間天堂般的存在，應不會錯。

   偶像人設崩塌後的悲劇在於，那些原本屬於他的實錘性質的美德都會讓人覺得醜陋不堪。哪怕九分的真誠也會被剩下的一分虛偽吞噬掉。SVT辱華視頻放出後，再加上瑞典外交部的種種做派，不少國人對瑞典的種種美好頓時幻化為了憎惡，流着奶與蜜的糖果屋內原來有如此的骯髒不堪的一面。它正好應了北歐神話中那個頑仙之女現身，觀其前，美豔可人，相其後背則枵然空殼而已。

   即便如此，我們還是不能否認當今的瑞典這個國家無論從人民生活水平，政治清明度，醫療教育水平，科研創新能力等方面依然處在世界極為前列的位置，各大型跨國組織智庫和研究論壇在搞各類社會福祉排名時，瑞典都名列前茅，而且它的身前身後都是丹麥挪威芬蘭等鄰居們，所以，我們或許應該回答這麼一個問題，瑞典何以能如此發達？

    一般來講，涉及到某西方國家的發家史的時候，我們忘不了列舉他們的污行穢史，對內圈地、種族屠殺，對外販賣鴉片、黑奴，靠着長槍短炮欺壓弱小民族搞原始積累，仰仗不平等的血腥掠奪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再用人權和所謂的道義洗白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暴行……但瑞典貌似並不在這一類中。

   但是翻看我國自19世紀中期開始的苦難史，對我國人民犯下種種罪行的西方列強中找不到瑞典的名字，即便是組團寇邊的羣醜圖裏，比如八國聯軍或者聯合國軍，也沒有瑞典的身影。在非洲搞種族屠殺的西方列強中，連看似人畜無害的比利時荷蘭雙手都沾滿了罪惡的鮮血，但瑞典好像並沒有參與其中分贓。

    另一個通行的解釋路徑是瑞典是小國寡民，而且家裏有礦，靠賣礦加上世界大戰的聰明戰隊，沒有遭到戰火的侵襲，走了一條小清新綠茶婊翻身成貴妃的宮鬥路子。但這個解釋方式或許還有些問題，地廣人稀，礦產多，沒捱過炸，世界上200多個國家可不光是瑞典有這個條件，為啥他們沒能這麼發達？

     比如説，要論人口，蒙古國是瑞典的三分之一，礦產那可比瑞典豐富多了，而且也沒捱過炸，按道理這國即便不是特別發達，但日子應該過得很安康才對，但睜眼一看，外蒙的各方面都是一團糟，吃礦的好日子並沒有維持多久。

   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不但礦多，沒怎麼經歷戰爭損耗，而且土壤肥沃，農業條件比瑞典好多了，但社會的總體發展水平可差了一大截。

     這個話題不由得讓筆者想起來，著名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鮑姆直面“為何工業革命首先發生在英國而不是其他地區”這一難題，他一一列舉了市面上比較流行的解釋模式，分成ABCD等幾個因素，然後一一指出，這幾個因素可不光英國有，比如海岸線的長度，宗教因素，社會高層組織框架等等，到最後霍布斯鮑姆只能做一個否定性的排除法，然後找出英國在工業革命前最不同於其他各國的地方，恐怕就是國內自耕農的比例。但這是否足夠能觸發工業革命，也是大為可疑的。

    洞窺徼眇瑞典的發跡過程，我們決不能繞開他的歷史，哪怕是僅僅看他的近代史還是不夠的，必須要進一步上溯，從繁茂的枝葉順根莖，看能否把它的種子的狀茂還原一二分。

    超輕微的歷史包袱

    以前我們常説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時候總會冒出六個字，人口多底子薄，後面往往還要再加上五個字，歷史包袱重。以筆者對瑞典史淺薄的瞭解來看，他們的歷史包袱雖然比美國厚重很多，但和中英法德俄來説確實太輕了。

   筆者有點同情瑞典史的撰著者們，如何在寫完上古遺蹟之後再接着寫，是個大難題，這是個比一般的學術造假難度還大的活兒，有着大片的斷裂和空白。如果把現在的瑞典比成一個花甲之年的老人，他對自己的少年青春期時代經常處於失憶狀態，比如他會記不起到底幾歲開始遺精或長出喉結，只能留白。

    一般意義上的瑞典史開場的時候，華夏大地早已經過了五胡南下的華夷交融，即將開出隋唐盛世。換句話説，當隋煬帝坐着巨輪唱着歌南下繁華的揚州之時，瑞典人剛從地洞裏爬出來，準備到海上劫掠。至於孔孟時代的瑞典人到底是怎麼一個狀態，那就不怎麼知道了，考慮到當地嚴寒的氣候，他們應該不會選在在樹上築巢。

    但是如果你指着瑞典人的鼻子，説你們是一羣海盜的後代，他們可能面帶哂笑，內心卻也是不愉快的。如果遇到民族自尊心較強的瑞典人，他會説，什麼海盜？憑什麼污人清白，自由武士時代的豪情壯志怎麼能説是海盜？至於打家劫舍，那是挪威人的祖先乾的，不要把帽子扣在我們頭上。

   這個説法看似荒謬，其實並非沒有絲毫的道理。從公元七世紀末到10世紀末，這近300年的海盜時代，北歐三強瑞典挪威和丹麥就有了分家的趨勢，各搶各的。瑞典的海盜主要是往東發展，相對挪威來説較少劫掠歐洲大陸的豪強國家，所以原罪看起來少一些。比如維京這個詞現在和挪威高度關聯，瑞典人也順水推舟，提到維京海盜就指着西邊的鄰居。

瑞典海盜曾遠至巴格達

   瑞典人絕對不願意別人把自己的祖先形容為一羣野蠻流竄的海盜，而塗抹之以“中世紀的自由武士”，認為他們富有俠義精神，而且武德充沛倍受尊敬。瑞典的考古隊時不時會挖掘出不少的石碑，很多都是海盜時代記載“武士”們英勇事蹟的，但是再看波羅的海東海岸國家的歷史學家們記載，那就是另一番模樣了。瑞典海盜攻城略地的路線主要就是東渡波羅的海，跑到現在俄羅斯的最西端附近，途中遇到阿拉伯或者波斯的商船隊，那絕對是要打打秋風的。

    現在我們依然能從俄羅斯的很多地名中看到瑞典海盜的光輝遺產：xx格勒。俄羅斯很多斯拉夫化的地名，比如諾夫哥羅德的後綴grod，伏爾加格勒的grad其實都源自古瑞典語gråd，意思是xx之地。有意思的是，蘇聯佔了德國的柯尼斯堡之後，改名叫加里寧格勒，很多人説一個優雅的名字被一個糙名代替了，其實叫加里寧格勒是有復古味道的。

    歷史包袱輕的另一個顯著表徵是宗教氣氛淡薄。瑞典和挪威海盜到處肆虐的時候，歐洲大陸正處在中世紀最黑暗的時段，即便是最熱心為中世紀翻案的史學家，也必須得承認在中世紀的中後階段，有那麼一兩百年實在是乏善可陳，人的理性完全就是神學的婢女和奴隸。 但這個時候北歐的荒蠻成了羅馬教廷的一塊大飛地。

   公元845年，羅馬教廷在最接近北歐的據點漢堡出發，準備繼續北上，讓上帝的光輝也灑滿這塊“化外之地”，結果安思伽大主教雖然身懷唐玄奘般的傳道情懷，在瑞典的梅拉倫湖遭到土著貴族的百般羞辱，被打了兩耳光不説，還被怒斥：在斯堪的納維亞這片土地上，我們有太陽神、奧丁、豐收之神，耶和華算個毛？

奧丁大帝

   所以當16世紀中期路德宗北上傳播的時候，整個過程非常順利，而且路德宗非常契合當時瑞典人的那種俗世生活對來世禮儀從簡的風範，所以，該國並沒有像英國、法國和德國民族融合過程中摻雜了太多宗教教派紛爭的不利因素，幾乎沒有因為天主教vs新教的撕扯流過多少血。

    相應的，瑞典也看似神奇，卻理所當然地沒有踏足政教合一的陷阱和桎梏，要知道當年的英國亨利八世為了削弱教權殺的人頭滾滾。

   第三點，是瑞典從海盜時代一直保留着的強有力的鄉村自治性，給後來的19世紀政治改革的騰飛埋下了極為有利的伏筆。簡單來説，瑞典的君主政體從古到今一直保留，但基本上沒怎麼遭受過君主&共和的二元體制搖擺和撕扯。

哪怕是相對更保守的英國，也在克倫威爾時代有過短暫的血腥共和期，更別説法國了。學法國史，搞明白第x帝國和第x共和國是必修的常識。

18世紀早期開始推行的鄉村恩希夫特製度就是瑞典版的土改，讓農民有權把鬆散的土地合併起來，圈成大農田搞農村合作社，這樣在承認土地私有的前提下保證國家的税收汲取能力。我們來看看瑞典的自由納税小農在古斯塔夫·瓦薩時代的土地佔有規模。

瓦薩，上過瑞典500元的紙幣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才能知道瑞典為何在19世紀工業化大規模開展的前夜，就能輕而易舉地把王室逐漸趕出核心決策層，沒有費很大周折，很柔順地完成了君主立憲的改革。

人口體量與福利

還有一個因素是瑞典的人口。一國的體量和人口總數密切相關。

在這裏必須要指出來，瑞典可能是全世界最早搞人口統計的國家。在明朝萬曆年間，即16世紀末瑞典就開始普查人口數，當然也是為了備戰。1580年全國人口83萬左右（不算芬蘭新移民）。到1720年達到144萬，如果不是因為三十年戰爭，瑞典的人口增速還要快。因為恩希夫特製度和瑞俄大北方戰爭之後，瑞典外交逐漸向內，戰爭的參與度嚴重下降，所以19世紀中後期瑞典人口逐漸從300萬增長到400萬，1900年邁入20世紀門檻的時候，突破了500萬，這個數字基本上和挪威人口的總數差不多。

當20世紀初瑞典社民黨搞出社會福利體系時，他們所依存的當時就是這500多萬的人口。整個福利框架也是為這樣一個人口體量設計的。人民之家的口號和實施讓瑞典在1930年代的大蕭條中表現出眾，成為美國效仿“中間道路”的樣板，連凱恩斯都從瑞典那裏汲取了很多靈感。

但是隨着社民黨的光環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逐漸褪去，能衝鋒陷陣的老一輩有犧牲精神的瑞典優質工人逐漸走進歷史，新一代人卻只能顫顫巍巍地拾起接力棒。

説他們是垮掉的一代無疑太過誇大，但他們至少已經無法維繫黃金時代的社會治安狀況了。更別説自2011年以來，瑞典接納了差不多近55萬的難民（挪威十分之一的人口），剛剛突破1000萬人口大關的瑞典，它的社會福利制度走向也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上。

也許你問，1300多年前瑞典人為什麼這麼多人選擇去海上搶劫，做海盜？因為實在是餓的不行，為生計所困，酷寒之地農業生產條件本來就不怎麼樣。稍有自然災害或者瘟疫就餓殍滿地，温飽不能解決，就沒啥心思搞文化建設，吟詩作曲就更談不上了。

客死在瑞典的近代歐洲哲學之父——笛卡爾

所以缺文少質的瑞典史上，在17世紀中葉之前沒啥拿得出手的思想家，女王克里斯蒂娜曾經有意改變這個狀況，企圖從其他國家籠絡一批高級知識分子，連哄帶騙把大哲學家笛卡爾搞到了她的宮廷裏。結果笛卡爾被活活凍死在了瑞典：“我感覺我的血液都凍的不能流動了”，這也是一段美談，畢竟笛卡爾去瑞典的時候恰好趕上小冰川期，連大明都亡於嚴寒，一個哲學家被凍死也不算太離奇。

瑞典在《尼斯塔德合約》簽署之後喪失了波羅的海的產谷地，還好19世紀全國開始大規模種馬鈴薯，土豆救了瑞典人的命，這樣瑞典才徹底改變了海上搶劫，以派僱傭兵去法國英國等去賺外匯的尷尬局面。

復海盜時代之榮光

即便是1818年有統計瑞典全國60%的鐵礦都賣給英國，再加上工業革命需要的大批木材讓瑞典發了一筆橫財（沒有木材儲量，就沒有今天的宜家），但1860年代困苦的瑞典農民還是漂洋過海去了美國，到1900年，總數差不多有20多萬。

他們和德國移民一樣喜歡去中西部腹地建設“新瑞典”。

綜上所述，瑞典19世紀的福利制度的萌芽就和人口體量和資本主義世界大分工的位置有關。

那麼未來呢？就在不久前，8月底，瑞典全國火光沖天，匪盜橫行讓瑞典警界逡巡畏義，與當年他們在海上東西隳突何其相似；9月右翼政黨粉墨登場，也許我們正在見證一個新瑞典的誕生，一個始於海盜，或許也終於海盜的瑞典。

（版權所有，轉載請聯繫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