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格爾 | 包容性先鋒主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中國的未來 （下）_風聞

（上）請點這裏

2017年10月28日，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崔之元教授帶領的學術團隊對昂格爾教授進行了深度訪談，談話內容涉及到中共十九大的新方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中國的制度改革路徑。昂格爾認為在二次分配的基礎上需要進行供給側改革才能實現公平，十九大新方案的提出實際上是從當前困境入手對中國發展的重新定位，這種定位不能基於富裕經濟體的種種理念，而需要思想上的反叛來完成結構性改革的任務。

城市化路徑及政府治理體系的變革方向

Q

在中國，和您的祖國巴西一樣，存在着地區發展不均衡、城市和農村發展不均衡的嚴重現象。大量農民進入城市發展，在巴西許多大城市裏形成了貧民窟。而中國政府通過户籍制度等管理手段嚴格控制着農民融入城市，雖然各地也出台一些修補性的政策，譬如農民工積分入户措施等，然而，這類修補性政策反過來又強化了户籍制度這些導致城鄉分隔的舉措。您認為應當如何思考這種城市化進程中的難題？

A

這些問題的確無法同時加以解決，只能在發展進程中逐步地、漸進地予以處理。在各種處理方法中，有三個要素特別重要。第一，針對農村地區的大膽的社會發展方案。如果農村地區能夠一點一點地發展起來，包括那裏的社會保障，那麼這個發展起來的地區雖然還是農村而不是城市，但已經可以幫助人們衝破人為的城鄉分隔，可以開始促進人們在城鄉之間流動了；第二，隨着依賴於國家資源和經濟增長狀況的國家發展水平的提升，可以推動建立全社會普遍的權能原則。即每個人獲得不依賴於具體工作的基本社會保障。當然，這方面的投入還需要視經濟增長水平而定；第三，必需的措施是一國之內富裕地區向貧困地區的資源分配機制，如同需要有通過一系列財政轉移支付措施推動富國向窮國實施再分配的機制一樣。這裏的財政轉移支付措施不能是臨事而制的，因為臨事而制的措施易於成為政治上施惠以及腐敗的藉口。財政轉移支付必須在一般性的規則下進行，例如，根據國民收入總值確定財政轉移比例。

Q

您提出的各項創新都與您一直倡導的“共享式的偉大”相關，但是在中國地方政府，大多數情況下比較看重上層權威，上層則傾向於將“偉大”私人化而非使其共享。大多數公務員能有所作為的空間很有限，無力開展他們真正期望的實驗。這一組織差異與您提到的游擊隊與正規軍的差異也是一致的。進一步的問題是，如何才能變革官僚組織結構讓其有利於個人解放？對於想要生活得更有神性的公務員來説，您有什麼實用性建議嗎？

A

世界範圍內的國家能力建設方案有三種，第一種是盛行於19世紀的公共物品專業化供給與賢能政治模式，中國歷史上在這一國家能力建設模式下長期處於領先地位，這一模式今天依舊很重要。第二種方案是盛行於20世紀的行政效率模式，該模式通過邊沁和馬克思而條理化，其壓力機制既來自國家內部也來自國家外部，所以公共管理的活動不得不既受制於國家內部的評估，也受到與政府供給的公共服務利益相關的顧客的評估。持續性的評估令賢能政治變得更有效率。今天我們正處在第三種國家建設方案之下，即盛行於21世紀的實驗主義治理方案。總結來説，專業主義是19世紀的國家能力建設方案，效率至上是20世紀的國家能力建設方案，實驗主義是21世紀的國家能力建設方案。

我們需要結構性改革，但卻發現沒有現成的藍圖可以託付未來，因此不得不採取實驗的方式。實驗的最重要的領域之一就是公共服務供給。當今世界上一般的公共物品供給方式是福特主義行政管理模式。這裏，我所説的福特生產方式的類比，指的是官僚精英國家提供低質量的、標準化的公共服務供給模式。所謂的低質量的服務是指比能在市場上購買得到的同類型服務質量要低。表面看來，唯一能替代福特主義行政管理模式的方案是基於盈利的私有化公共服務供給模式。但是，依然存在另一種選項，它更有希望且在本世紀變得日益重要起來，那就是：國家提供最低程度的普遍化的標準性服務，國家維持現金流，同時幫助發展金融——對於未來而言，這是最複雜也最耗費成本的公共服務，我們可以稱之為“財政儲蓄”。但是在現金流與儲蓄之間存在廣闊的中間區域。國家與獨立的公民社會聯合，共同致力於實驗性與競爭性的公共服務供給，比如教育領域和醫療領域，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合作。這是提升公共服務質量的最優途徑。同時，這麼做還會有額外收益，那就是公民社會通過與國家合作提供公共服務能夠發展起獨立於國家的自組織能力。如果我們想要這樣一種公民社會，它們不僅僅是官僚制度的附庸，它們也在積極地創造自身，那麼通過公共服務供給，公民社會能夠培養人民，最終的產出不僅是橋樑、道路、工廠，也是公民本身。培育公民的工具是公共服務。公共服務應該由公民社會自己來共同設計。這是原則，這也是“共享的賦力”（shared empowerment）理念的實踐案例。我們必須放棄如下觀念，即國家的偉大必須以個人的渺小為代價。

現在讓我提一下與如下政治主題談話相關的哲學理念。有關秩序的原始觀念是，秩序是無政府的反面，所以我們認為要麼處在一種統一的剛性的命令控制結構下，要麼就是全面戰爭狀態。這其實是一種誤解。更高的對於秩序觀念的理解是“有組織的無政府狀態”（organized anarchy）。中國歷史上，精英們長期持有一種原始的秩序觀念，即秩序與無政府狀態是一種非此即彼的二分狀態，一放就亂。就像一座房子，如果剛性太強，要麼保持穩定，要麼受力超過極限轟然倒塌。這就是我所謂的對秩序原始觀念的理解，而更好地對秩序的理解應該是像一座能夠在風中搖曳，具有彈性，可以移動而不坍塌的建築。這要求一種對秩序更高層次的改革。我們對於國家政治的所有觀念都與此內涵有關，因為它模糊了秩序與無秩序之間的界限。

雖然聽起來像是個哲學概念，但它對我們的國家的確有實實在在的實踐影響。特別是對中國，領導人必須放棄對於衝突的擔憂和恐懼，因為沒有衝突，就沒有可供選擇的改革方案。讓我們以常用的一條經濟口號作為例子，該口號在國內外都很流行。許多人説中國必須放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轉向以內需為主的發展路徑，彷彿這一戰略轉移就是一條簡單的會計運算題，能夠被技術官僚精確地執行。但事實上，所謂的深化國內市場會涉及到不同的階級、部門和地區之間大量的再分配，本質上就是衝突性的，如果畏懼衝突就無法實現。這也是現在還沒完成這項變革的原因。衝突需要被制度化，不能被壓制，因為一旦被壓制，就無法成功變革。同樣的原理也適用於社會生活之中。這對於我們所討論的所有理念是有深遠影響的。它適用於制度，用制度來組織衝突，組織實驗，產生改革的替代性方案，因為沒有藍圖；它也適用於個人，因為個體所在的體制本該讓他們成為行動者而非被動的接受者——他們行動，想象，抵抗，實驗。他們是強大的，而非軟弱的，這就是一種不同的人格模式，更高的模式。

Q

正如您所説，如果想要克服週期性危機需要更多實驗主義治理的形式，這需要基層官僚提供更多信息在體制內呼籲才能實現，但是在中國體制內可能更難以發聲。您提到勞資關係中所面臨的問題在短期有兩種解決方案，如果組織能力足夠，就可以採取有組織的對抗，如果組織化程度不夠就採用法律保護，公務員也算是一種勞工，是否也適用於您所説的應用於勞工的兩種方案呢，或是説公務員是某種例外？

A

這是福特主義生產模式與後福特生產模式的區別。同樣的原理也適用於公共管理領域。就像我所説的軍隊的類比。游擊隊是一種優於傳統步兵師的軍事組織。因為步兵師沒能力開掘出類似游擊隊那樣對軍事科技或環境的應用潛力。但是比游擊隊更高的軍隊組織方式是同時保留住常規軍事組織所具有的，而游擊隊所不具有的大規模協調性與一致性特徵，這是軍隊的最高理想，也是公共管理的最高理想。

基本收入、教育的替代性方案與青年職業觀的塑造

Q

目前在中國也已興起一批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研究者和倡導者。您認為基本收入是一種供給側還是需求側的工具？

A

這在我們前面的話題中已經有所提及。我是基本收入這個理念的支持者，它應該成為每個公民資源和權能的一種基本保障，一筆普遍的社會遺產。不過基本有保障的收入只是諸多可能形式中的一個例子。還有許多其他的形式。例如，國家在每個小孩出生時為他/她建立一個儲蓄賬户，供其在創業或者成家或求學時使用。但是，任何此類制度都可以根據其存在的制度環境而有非常不同的意義。對於通常所謂的社會民主主義而言，沒有經濟供給側的方案，基本收入制度成為結構性改革的替代物。而對於我們正討論的那種方案來説，這類制度可以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部分。因為如我所説，徹底化的創新需要具備這樣一個條件，即確保個人不至於因周遭的持續創新變化而驚恐失措。他必須有所保障，不至於為了創新而永遠處於風險之中。與極少數人能從其家族繼承財產不同，這項制度保證每個人都能從國家那裏繼承少許的財產。

Q

為商學院的學生提供教育，您認為關鍵點是什麼？畢竟，他們是當前或者未來的商業領袖。

A

我並不認為存在着針對商學教育的特殊方案。我認為，根本問題就在於教育的一般特性。一般來説，首要任務不是從頂端開始，而是自下而上從初級教育做起，這是最為重要的。因此，我們可以再次回到這些理念構架的基本認識上來。我們需要三個主要的方案，即國家解放的三個主要方案。一是進步主義政治經濟學，關注知識經濟的實踐層面，包括金融和勞動制度的改革；二是教育的替代性方案；三是治理體系的重組，即一種有能力實施改革的高能民主。這是三個大的方案。經濟方案——我們已經加以描述了——的對應物就是教育的一種替代性方向。這種方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一個是教育的運作制度層面，一個是教育的具體內容，或者説教育所能傳遞的信息。這是教育學的悖論（the pedagogical paradox）。首先，關於教育的運作制度。在一個非常大而且非常不平等、通過分散化的權力加以組織的國家裏，基本任務、基本實踐要求是要兼顧按國家標準實施的投入和質量規定與地方對學校的實際管理。教育的目的是保證接受教育的年輕人，不依靠其偶然的出生也能獲得一定質量的教育。教育投入和質量標準一定需要是國家統一的，而實際管理則需要因地制宜。

為兼顧國家標準與地方管理，需要設置三個制度工具。首先是國家的評估體系，或者學校績效測評體系，不僅在學生中進行考核選優，而且在學校之間開展考核比較，以便於瞭解具體狀況以及如何實施改革；其次是從富裕地區向貧困地區再分配資源和人才的機制。在我所討論的規則之下，這些工作不是單個進行的，也是一種慈善救助；第三是選擇性干預的程序機制。當某個地方學校一再跌落到最低質量標準門檻時，應當有暫時接管這所學校、對它進行改革、重新考核的方法。這些是教育改革的實際層面。這些工作需要有機構來負責執行。不能僅依賴於政客、官僚和教育企業家多派人手。需要大量的教師參與行動，他們是國家的教育先鋒隊，他們應該成為國家解放方案的共同實施者。

我們再談另一個層面，教育的內容或者它能傳遞出的信息。分為一般教育與技術教育兩個方面。先説一般教育：第一，教育必須把培養思想能力或思想技能作為首要任務，而不是教授知識或內容。特別是綜合培養技能與想象力，即思想中充滿奇思妙想的部分、分析和綜合的能力。第二，由於這些能力不能真空地存在着，所以需要一定的教育內容。必須有選擇地進行百科全書式的拓展，圍繞這些方案系統展開或組織教案，但不是圍繞一本百科全書來組織教育。第三，應當倡導合作和社會性互動，即教師之間、學生之間、教師與學生之間、學校之間的合作，這是合作的主要意義。第四，我們前面已經説過，是思辨，即每一門課程都從相反的角度進行教學，這是促進思想解放的唯一方法。每門課程至少應該教授兩次。這種方法不會使學生陷入混亂。以上是一般教育的遠景。對於技術教育來説，必須聚焦於高端經濟中的技術教育，而不是傳統職業所要求的工作培訓和操作機器的技術。後者是德國過去的職業培訓模式，全世界都照搬過來。應該關注高端能力的培養，即那些既具有通用性又具備靈活性、既有實用又有抽象概括性的能力。在舊式的一般教育和技術教育模式中，一般教育與技術教育是完全不同的。在一個階級社會里，一般教育培養的精英，而技術教育培養的工匠。但是在我們的理念裏，一般教育與技術教育具有共同的特質，它們是一個連續體，因為技術教育理念只是一般教育理念的拓展。因此，我們在這種新的經濟社會生活中培養人民，培養有能力行動的思想。這是實驗主義的道德或者心理學維度，是實驗主義的徹底化和深入。這種方式不能容忍一個墨守成規的人格。它要求從一開始就培養一種高能的人格，崇尚反叛而不是服從。就此而言，這是教育的最根本的模糊性之所在：教育並非是為了使我們更有能力在既有的世界中活動，而是使我們更有能力去超越這個世界並且改變它。這是一種“賦力”（empowerment）的理念。這也是國家解放方案中最難以理解的部分。

上述方案的背景是一種國家規劃理念。一個糟糕的國家方案是使國家變得強盛而個人變得孱弱。這完全不可取。一種高能的集體自決的形式，只能是以我們自下而上地創建一種高能的人格為條件。創建這種高能人格的基本工具就是教育。我們知道，我們肯定會失敗，如果我們發覺自己只是墨守成規的服從於長輩的年輕大眾中的一員；而我們也知道，我們肯定會成功，如果我們創造出一種反抗被階級和收入決定了的地位的人羣。

Q

一個人在青年時期都有着偉大理想，但是卻因為制度等各方面的限制，使得我們逐漸沉浸於瑣碎。例如一個青年進入公務員系統，後來發現會受到這樣那樣的限制。如今全世界的青年，無論在中國、美國、巴西，似乎都有很強的焦慮感，他們面臨一個矛盾：從事工作更多的只是為了基本的生存，為了獲得麪包，與其改造周遭、改造世界的宏偉計劃，與“變革性的工作觀”漸行漸遠。那麼為了改變這種現狀，個人意志和社會制度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

A

這確實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需要從個人和制度兩個層面應對。更高級的政治、經濟制度環境應該讓人們“參與但不屈從”（engagement without surrender），人們可以參與到制度設計中，可以挑戰它，可以一點點地、一部分一部分地改變它。這就是實驗主義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但也就像你説的，現在整個世界離這種理想的標準還太遠。從時間的維度上講，等這個秩序建立起來，我們可能也都離世了。那麼答案是什麼呢？我們可以從個人的角度，去預設一種“參與但不屈從”的任務，我們應該既是這個社會的局內人，同時也是局外人。很普遍的情況是，一個人年輕的時候充滿理想和浪漫主義情懷，但一旦當他進入精英系統，他會斬斷此前所有的聯繫，不僅僅是斬斷其中比較危險的聯繫，更是斬斷他所有的過去。這就是所謂的“木乃伊化”。如果沒有局內人和局外人的這種張力存在，那麼其實我們已經在“死亡”了。而這也與“高能政治”相悖。

有時改造自己比改造國家還要困難。意志是有強大力量的，個人意志不能直接改變自己，但是意志可以間接改造自己，這種意志是把你置於一種狀態中，一種可能失敗和可能遺憾的環境裏，你要卸下自己的甲冑，這樣才會使變革成為可能。當然這種意志的實現也需要更為健全的社會環境，例如我們前面講到的無條件的普遍性的基本收入保障、培養思考能力的教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