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到哪, 國到哪: 修路搭橋如何塑造國族認同？_風聞

李志農/ 雲南大學

胡倩 /雲南大學

［導讀］2018年9月23日上午6點44分，由深圳北站開往香港西九龍站的G5711次高鐵列車正點發車，標誌着廣深港高鐵全線投入運營。一些人感嘆交通快捷、生活便利的同時，亦認為這次通車實際上發揮了通過交通道路強化國家和民族認同的作用，並進一步解讀為主流文化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對所謂“邊緣文化”的影響與塑造。本文作者認為，道路不僅是國家意志的表現, 也匯聚着百姓對於國家的認知和評判, 從更深層次意義上來説, 道路建設的效益會影響百姓對國家的認同程度。作者選取地處川滇藏交界處的奔子欄村為田野地點，探討了交通線與國家認同之間的可能關聯。文章原發於《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本文的田野點是地處川滇藏交界處的奔子欄村，坐落於“三江並流”的核心腹地金沙江畔，東與四川得榮縣瓦卡鎮隔江相望，滇藏公路(國道214) 穿村而過，距德欽縣城81公里，距香格里拉縣城103公里。村民利用地理位置優勢衍生出了農牧商相結合的多元生計方式，從茶馬古道時期到現代公路建設時期，村民的生活都與這條道路緊密相連，並且隨着道路等級的提升，這種聯繫愈發緊密。自1950年滇藏公路修建以來，道路的建設對村民的社會、文化和生活等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基於奔子欄村的田野調查，本文擬從道路、生計與國家認同相互關聯的視角出發，討論三者的邏輯關係，分析道路建設對國家認同的促進或削弱。

******▍******國家意志下的道路修築

據史料記載和考古發現證實，滇藏兩地交往歷史悠久。唐王朝時期，中央政府與吐蕃之間興起茶馬交易，清朝達到鼎盛。在茶馬互市的興盛下，位於滇川藏交界處的奔子欄村成為往來物資的中轉站，官方驛道和來往馬幫、客商為了基本生計而走出來的泥石小道構成了唐宋至民國時期滇藏間的基礎路網。滇藏公路的修建，意味着迪慶藏區開始有了現代公路，也使新生的國家力量沿着滇藏公路進入了西南民族地區。從修建之初的1950年至今，其形態和麪貌幾經轉變。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服務於政治軍事需要的國防之路，到計劃經濟時代主要用於調配資源的林、礦輸出之路，再到20世紀80年代以後雜糅了現代發展觀念和後現代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發展、生態之路，其修建目的幾經變遷。

(一) 國家邊防戰略之進藏通道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支援西藏的和平解放，國家決定搶修包括滇藏公路在內的進藏公路，完成全中國的統一大業。1950年8月，組建滇藏公路局，同年9月滇藏公路在大理動工，在一年之內便修通了大理至麗江中平接近300公里的道路，為西藏的和平解放提供了重要的物質保障。

1956年，四川、雲南藏區的舊封建貴族和奴隸主階層發動了武裝叛亂，為實現川滇藏邊的和平穩定，鞏固新生的國家政權，政府計劃搶修滇藏公路的延伸段——中平至中甸段、中甸至德欽段，以及德欽至鹽井段公路，並於1958年年底完工。1962年，印度軍隊因接壤領土邊界問題入侵中印邊境，雙方交戰，為保證從雲南派遣軍隊支持邊防戰爭，1967年7月國家再次開始滇藏公路的修建。到1973年10月，修好了德欽至西藏鹽井、鹽井至芒康的兩段公路，至此，滇藏公路全線通車，共長715公里。從修建歷史來看，滇藏公路的修築是分段進行的，並因國內和國際形勢的變化而時斷時續。

(二) 資源經濟戰略之資源通道

20世紀70年代，我國的政局已基本穩定，對於民族地區，中央出台了相關文件，強調結合地方實際情況建立相當規模的工業，以實現資源的流動與調撥。迪慶藏族自治州(以下簡稱迪慶州) 是雲南省的重點礦區和林區，尤其是位於其西北部的德欽縣，森林覆蓋面很廣，有高山松、雲南松、楊樹等多種樹木，境內的礦藏主要有石棉、石膏、鉻、金等。政府規劃迪慶州重點開發礦業和林業，以支援東部的工業生產，於1973年下半年掀開了對迪慶原始森林大規模採伐的序幕。

為將迪慶州的資源運輸出去，實現快速發展的目標，首要任務便是修築外運物資的道路。在林業工程隊的帶領下，工人們一邊修路一邊伐木採礦。以縣城所在地中心鎮為軸，德欽縣修通了通往境內各鄉鎮的林礦區公路。據記載，1972~1978年，奔子欄村修建的通往各神山的林區公路共計50公里，通往德欽石棉礦礦山的礦區公路近20公里。這些輔道將神山與滇藏公路連接起來，形成了依賴於林礦資源的經濟發展方式，成為特殊時期德欽縣的財政支柱，也因此一度被稱為“木頭財政”。但是許多村鎮附近的森林受到剃頭式的採伐，對生態環境造成巨大的破壞，乾旱、洪澇等自然災害頻發，並迅速危及長江中下游地區，給人們的生活造成了嚴重危害和巨大損失。

(三) 現代和後現代發展理念之生態、旅遊通道

基於盲目求發展而使生態環境受到毀滅性破壞的慘痛教訓，國家提出經濟發展與保護生態齊頭並進的可持續發展思路。從90年代開始，德欽縣開始尋求一條可持續的發展道路。迪慶州政府於1989年提出發展旅遊業，並於1997年打造了“香格里拉”品牌。奔子欄村作為香格里拉縣至德欽縣之間的必經之地，往來車輛都會在此停留歇息，而素有“歌舞之鄉”美稱的奔子欄村，以其濃郁的民族風情也吸引着很多遊客將其作為沿途景點，駐足體驗。

原本僅有的砂石道路無法承載不斷增加的運輸量，為解決日益嚴峻的運輸矛盾， 2002年迪慶州公路局規劃將香格里拉至德欽段僅有4.5米寬的砂石路面擴建為6~8米寬的柏油路。2010年初，迪慶州政府決定再次斥資37.5億元，將鋪設僅8年的四級柏油路提升為國家二級公路，於2016年正式全線通車。

回顧奔子欄村的道路史，從原來的馬幫之路變成具有現代意義的公路，從砂石公路變為柏油公路，道路等級的提升降低了自然地理屏障的阻隔作用，將原本分散的各個區域聯結為一個整體，也將奔子欄村在內的西南地區納入了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之中，不同歷史階段的道路發展共同凸顯了國家鞏固政權的政治意涵。在國家戰略之下，當地的公路交通得到了快速發展，交通運輸能力增強，市場和資本隨之進入，當地人的經濟生計、思想觀念、社會結構等多方面受到影響。

******▍******道路變遷下的生計變化

道路基礎設施作為一種國家主權和現代化的象徵，道路建設加速了人員、物資和文化的流動，道路的延伸和進入也會對地方原有的生計方式進行改造。縱觀奔子欄村近60年來的歷史，不僅是一部道路建設史，也是一部生計變遷史。公路的出現及發展給奔子欄村村民的生計方式帶來了明顯的影響，在原有傳統生計的基礎上，道路的變遷帶來了新的生計方式的拓展。

(一) 因路而生的多元生計

1. 伐木、運木

20世紀70年代初，為響應國家支援東部經濟建設的號召，雲南省迪慶州結合地方資源優勢，州屬三縣相繼成立木材公司，並從大理、麗江甚至其他更遠的地方抽調工人，拉開大規模採伐森林的序幕。相對於伐木來説，運輸木材的當地人較多，許多村民都自己買貨車去拉木材。1978年開始，迪慶州全面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並逐步放開政策，允許村民自辦客貨運輸，許多村民都買車發展個體運輸。據奔子欄村下社組的一位村民説：“當時光是下社組就有五六輛車在拉木料，那個時候拉木料很掙錢。”

2. 松茸採集

20世紀80年代初，日本發現松茸中含有抗癌成分，隨着日本對松茸的大量需求，松茸從過去不值錢的菌子一躍成為當地的熱銷產品。這一時期，我國從計劃經濟進入市場經濟時代，松茸得以遠銷日本和歐美市場。因為松茸保鮮質量要求高，政府在香格里拉縣修建機場，提升道路質量，以保證松茸能夠被快速運送至國內外市場。據奔子欄村習木貢村民小組的村民BI講：“當時只要去撿兩個月的收入，就夠一年的開銷了。”

3. 旅遊業及相關產業的發展

20世紀90年代以來，德欽縣結束了“木頭財政”，轉向發展生態環保的旅遊業。這一時期，國家加大了對滇藏公路改擴的資金投入。滇藏公路質量提升之後，遊客人數隨之增多，不僅直接帶動了旅遊業的發展，也促進了與旅遊業相配套的商業、運輸業和餐飲、住宿等相關產業的發展，旅遊業的收入已成為奔子欄村收入的一項重要支柱。在旅遊業快速發展的當下，客運服務業的需求也隨之產生。在奔子欄村新公路上可以看到許多“農客”——私人營運車輛，“農客”主要往返於奔子欄鎮和香格里拉縣城之間，也到奔子欄村附近的村落和東竹林寺、月亮灣等景點。

(二) 因路而變的生計特點

1. 歷時性變化

從傳統農業生產為主轉向以旅遊產業為主導的多元生計。傳統的農業種植一直是當地百姓最基本的生產方式。作為由滇入藏的咽喉之地，位置優勢為其商業、運輸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馬幫運輸和貿易曾是許多家庭的輔助生計。20世紀七八十年代林礦採伐、現代交通運輸成為一些家庭的輔助性收入。80年代末，松茸價格高漲，採集松茸開始成為百姓的主要經濟來源之一。90年代，國家為進一步縮小邊疆與內地的發展差距，汲取之前“以木頭換髮展”的生態教訓，鼓勵人們充分利用當地的自然資源發展生態旅遊。21世紀以來，旅遊業的快速發展帶動了奔子欄村的餐飲、酒店住宿、手工藝品加工和運輸業的發展，並逐漸替代農業，在當地百姓的生計中佔據更為重要的位置。從歷史維度來看，從修路至今的60多年裏，道路交通的發展使奔子欄村的生計結構更為多元，村民的日常生活與道路聯繫得越來越緊密。以道路為載體而進入的市場和現代化的觀念，使人們不再侷限於傳統的農業生產，經商、外出打工、蓋房出租、跑運輸的多元化生計隨之出現。

2. 共時性變化

改道後不同羣體生計方式的再調整。在奔子欄村，已基本形成了依賴於道路和以市場交換為主的生計模式。而滇藏公路在村內改道之後，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原來傳統的、封閉的生計模式和相對固化的資源和利益格局。面對新的道路和新的利益分配，地方社會的不同羣體有着不同的回應方式，大家都試圖從自身條件出發，期待在新的道路空間中佔有一席之地，以謀求最大的利益。改道涉及徵地，一些對土地依賴較大的村民失去土地之後，被迫在奔子欄村本地做零工，或者到香格里拉縣、德欽縣打工。一些原在家裏務農的人因土地徵用獲得大量賠償，自己買車跑運輸，在路邊蓋房出租、開店等。

總的來説，在滇藏公路的影響下，奔子欄村的生計方式不斷擴充和變化。雖然在人們的生活中農業生產仍然居於基礎地位，但是在當地收入比重中有所下降。經濟作物的引入使得當地的種植作物多樣化，依託道路的便捷性，與旅遊業為一體的商業、餐飲業、酒店住宿業，以及手工藝產品加工業等，和傳統農業共同構成了當地多元的生計模式。

******▍******道路建設與國家認同的動態演變

“認同” (Identity) 一詞，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的心理學概念，其含義是個體在社會中與某些個體聯繫起來，而與其他個體區分開來的自我意識。認同包含族羣認同、區域認同、國家認同等。其中，國家認同是“一個人確認自己屬於那個政治共同體，以及對自己所屬的政治共同體的期待”。國家認同有“認”與“不認”的性質之分和認同強弱的程度之分。它並不是單純的認同或者不認同，它是在內外因素影響之下而複雜變化的動態連續過程。族羣認同的“連續統”理論認為，“認同”並非一個單向度的自變量或因變量，而是一個歷史過程和認同體系。族羣成員或族羣內部各部分對族羣整體的認同實際是一段由許多代表不同認同狀態的點構成的線段，它以“完全認同”和“脱離與重構”作為線段的兩個端點。

從奔子欄村60年的道路建設史可以看到，滇藏公路在提升沿線百姓的國家認同方面有着重要而持續的意義，當地百姓對國家是認同的，但是認同度會因道路帶來的效益差別而在縱向的時間維度和橫向的階層維度裏有所不同。從歷史維度來看，不同時段修路帶來的不同效益直接影響了當地人對國家的理解和評價，也形塑了不同程度的國家認同。而從共時維度來看，不同的利益羣體或不同階層對國家有多種不同的聲音。在現實社會中，在奔子欄村的案例中，藏族民眾對國家的認同隨着具體的情境不斷變化，形成了對國家認同的“連續統”。

(一) 歷時維度下滇藏公路的建設與當地村民的雙向互動

根據國家在不同時期的築路目的，我們可以將其粗略劃分為三個歷史階段：國防邊防之路(1950~1970年) 、林礦資源輸出之路(1970~1990年) 、發展和生態之路(2000年至今) 。與此相對應，當地藏族村民對滇藏公路的認識也經歷了光明幸福翻身之路、林礦資源輸出並支援國家建設引發地區生態失衡之生態破壞之路、民族團結及惠民富民之路的變遷。

第一階段的國防邊防之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廣大藏族民眾仍然遭受封建農奴制的剝削，國家在迪慶州實施了和平協商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等一系列民主政策，使奔子欄藏族村民結束了農奴身份，翻身成為國家的主人。滇藏公路的建成，為解放西藏提供了保障。對於國家來説，這是一條穩定政局、鞏固政權的國防道路；對於普通民眾來説，修路能夠為國家的解放事業做出貢獻。因此，當地民眾對國家的道路建設有着極高的熱情，人人為修路而盡全力。堅韌不屈的解放軍和吃苦耐勞的修路工人進入當地，他們作為國家形象的代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當地村民對國家的認識，修路過程中國家重視當地的土地資源和生態環境的保護，也增加了國家在奔子欄村藏族民眾心中的信任度。路的修通加強了國家與西南邊疆的聯繫，修路過程中不同民族的互動增進了彼此間的感情。

第二階段的林礦資源輸出之路。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口號之下，對資源的開採成為國家發展經濟、實現現代化的主要方式。國家支持下的林礦開發，使包括奔子欄村在內的迪慶州資源得到了充分利用，在特殊時期支援了國家東部的經濟建設並形成了迪慶地區“以木頭換財政”的發展模式，一定程度上也為當地村民提供了新的生計方式。但是，對當地自然資源的過度索取造成了地方生態環境的破壞，乾旱、泥石流、洪澇等自然災害頻發，給人們的生活造成了嚴重危害和巨大損失。雖然不能將木材砍伐帶來的生態破壞直接歸因於修路，但是在村民的觀念裏，這條路從曾經的“翻身之路”變為了“吞噬環境的路”。國家在規劃林區時沒有注意到對水源林的保護，地方政府在組織砍伐時的無節制，直接影響到了他們對這條路的認識，進而影響到對國家的態度。雖然當地民眾對國家修路的目的是認同的，但這始終是一段無法抹去的記憶。

第三階段的惠民富民之路。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着松茸市場的擴大和交通日益便捷，收售松茸為奔子欄村村民增添了物質財富。進入21世紀，在新的築路理念下，國家和地方各級政府以修建“生態旅遊文化公路”為具體目標，繼續提升滇藏公路的等級，從根本上提升該公路的運輸能力，給沿線百姓的生存和發展帶來真正的實惠。滇藏公路的完善，為當地提供了巨大的商機，運輸業迅速發展，也推動了旅遊產業的發展。在奔子欄村村民的眼中，滇藏公路已逐漸褪去了早期的國防色彩，也不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生態破壞之路，而是民族團結、惠民富民的希望之路。

(二) 共時維度裏不同羣體對國家的認同程度

滇藏公路建設的不同效應會影響奔子欄村藏族民眾對國家的認同程度，而持不同立場的利益主體對國家的認識也會有所不同。2010年在奔子欄村開始的改道打破了奔子欄村原來的空間格局，同時，改道還涉及徵地賠款、房屋拆遷等問題，這些都會帶來資源、利益的再分配，進而影響到與村民利益直接相關的生計方式。

在改道之前，奔子欄村已基本形成較為固定的生計格局，在老路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商業格局。老路原來是香格里拉至德欽的唯一通道，改道之後絕大多數車輛都從新路上經過，老路失去了原先的區位優勢，逐漸走向衰落，原來在老路上依靠房屋出租、開店的人失去了營生方式或者被迫改變生計。

就村社區劃來説，相對於逐漸失去以老國道作為生計依傍的村民來説，另一些村民獲得了更多的發展機遇。道路對空間格局的重塑，使得發展資源在村民中重新分配，當地社會有了新的分層。從徵地中獲益最大的主要是獲賠償較多，或者在路邊剩有土地的村民，他們可以利用餘下的土地蓋房開店、出租或者用賠償款買車跑運輸、做生意等。改道使一部分人獲益，一部分人利益受損。這些不同利益羣體的多種聲音，不僅是對改道、徵地的看法，也隱含着對國家的不同認同程度。

此外，奔子欄村原本有很多開闊的水溝，農田灌溉便利，但因改道時施工單位未與村民協商，用塑料管道代替了原來的水溝，埋在公路下面，導致水溝難以清理，經常出現水管堵塞的問題，農業生產受到影響，這給與土地賴以為生的村民生活帶來嚴重的影響。無論是對普通民眾還是對地方文化精英的訪談，他們都對現在修路所導致的問題有一些説法，雖然大多説法均肯定國家政策好，但是認為中間的執行者沒有完全盡到責任。地方政府作為國家政策的執行者，政策的執行力度和執行效果會影響村民對國家的認同，這又會直接影響國家對邊疆民族地區的治理。

奔子欄村的築路歷史向我們展示了當地百姓對國家認知的動態過程, 這也啓示我們, 奔子欄村村民對國家的認識並不是一成不變的, 認同的強弱是與道路建設的效應密切相關的。

******▍******結語

如何處理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係，是多民族國家面臨的重要難題。因為“多樣化的族類羣體的形成及其族類羣體的自我認同，是國家認同問題形成的基礎和根源”。也即是説，民族認同是影響國家認同的重要因素。同時，“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存在價值共識和功能上的相互依賴關係，在社會實踐中可以和諧共存”。在邊疆多民族地區，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係往往並非一種清晰而確定的對稱關係，其關係更傾向於一種長期的競爭與博弈，彼此交織滲透，甚至互動匹配。由此，國家認同的建構，既有賴於公民個體建構自身的國家認同，也有賴於國家對各民族的國家認同的建構。

本文通過滇藏公路的個案研究，意在揭示道路作為國家與邊疆民族地區之間的媒介，國家如何通過修築道路不斷增強邊疆民族對國家的認同，而地方社會又如何通過道路來認識國家。探討滇藏公路建設與雲南藏區藏族國家認同建構的雙向互動關係，並對這一歷史過程進行檢視與反思，以期推動我國邊疆民族地區社會建設與國家認同建構的良性互動和發展。

回顧奔子欄村60年來的道路建設史，公路建設不僅連接了不同的地理空間，還連接了物流、人流，溝通了各民族間的感情，促進了奔子欄村村民對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認同。但我們仍不可忽視，道路建設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築路理念和代表的國家形象對當地村民的國家認同的動態匹配關係。也就是説，一方面，道路建設作為“國家地方化”的重要手段塑造着當地村民對國家的認同，另一方面，當地村民對國家的態度和感情也直接關係着藏區的發展和國家邊疆治理的成效。在當前大規模的築路行動及邊疆地區公共事業的建設中，我們應該將國家社會建設的優化與國家認同的深化有機結合，實現邊疆民族地區在社會建設事業優化與國家認同深化的雙向建構，這對構建我國和諧統一的多民族國傢俱有重要意義。

本文原載**《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原標題為****“道路、生計與國家認同——基於雲南藏區奔子欄村的調查”****，篇幅所限，內容有刪節，註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