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聞譚屑（三）：八旗和綠營戰鬥力的衰敗_風聞

《八旗兵的設置與組織》中提到：“入關以後，八旗兵以征服者自居，養尊處優，逐漸喪失了昔日驃悍粗獷的尚武風氣。驕惰腐化，使武備廢弛，整個機體便日益崩壞。儘管八旗兵的待遇優厚：清政府在北京城附近圈佔大量土地，作為八旗兵的壯丁地。又建立了正規的兵餉制度，餉銀已多於七、八品官的俸祿，但是壯丁地有限，而兵額卻不斷增加，旗人的生計越來越窘迫。選拔士兵，已非體健藝精者，而是生活困難者。結果在嘉慶年間，八旗兵雖有五十萬，但質素極劣，終為綠營所取代”，將八旗腐敗而為綠營所取代的時間下延至嘉慶年間，似非妥當。事實上，平定三藩時，八旗已不堪戰守，至嘉慶時期，非但八旗兵無用，綠營兵的戰鬥力也已大大衰落了。

傅宗懋認為：“八旗為清朝兵制之始，入關之始即賴以制勝。綠營戰功，以徵三藩時為最盛，當時用綠營兵至４０萬，雲貴多山地，每戰綠營步兵居前，旗兵繼之，所向輒捷，其後平定準部、回疆、金川鹹有功績。”（傅宗懋：《清代督撫職權演變之研析》，載《政治大學學報》第６期）傅氏以山地用兵故，為八旗譬解，有不通之處。如謂山地作戰，八旗之騎兵勁旅無用武之地，不得不借重綠營步兵，然則“平定準部、回疆、金川”，何以還是要靠綠營呢？可見八旗兵自平定三藩，已不堪用。

魏源在《聖武記》卷11中指出：“若夫金川之始，温福、阿桂皆奏言：滿兵一人費至綠營三人，不如止滿兵而多用綠營。川、楚之役，勒保亦言徵黑龍江一人可募鄉勇數十人，不如舍遠征而近募鄉勇”，這説明（乾隆）金川之役時，滿兵已不堪用；而至嘉慶年間川楚白蓮教事發時，用綠營已不如用鄉勇了。

嘉慶時，為鎮壓白蓮教起義，徵調了十六個省的兵力，其中，動用正規軍十一、二萬（即八旗、綠營，所謂國家經制之兵。當時全國總的兵額約八十多萬，其中八旗二十二萬多，綠營六十六萬多。可參見《清史稿》兵志），招募鄉勇數十萬。據《清史列傳》卷35《德楞泰傳》所載，德楞泰奏言：“（嘉慶）元年二月間，川省應募者，有三十七萬之多，陝、楚兩省亦復不少。川之嘉陵江，楚之鄖西，並三省邊界邊山各屬，其城卡隘台站，有兵力不敷防範者，不得不藉鄉勇為協護。”

可見，此役中事實上是以鄉勇為主力的，招募鄉勇之數遠遠超過國家正規軍的使用數目。而之所以用鄉勇而不用綠營兵，很大程度上即在於綠營腐敗，已無戰鬥力可言。

時八旗兵中所謂“京營勁旅”的健鋭、火器兩營，不堪一擊，不消去説。而綠營將帥，也非舊日可比。平定白蓮教之役中，八旗、綠營兵被打敗，甚至被覆軍殺將者，不在少數。《清史稿》列傳136《附論》載稱：“教匪之役，首尾十年，國史忠義傳所載副參以下戰歿至四百餘員，其專閫提鎮及羽林宿衞階列一二品者，且二十餘人。王文雄、朱射鬥，一時名將；穆克登布、施縉，亦號驍勇；惠倫、安祿，並貴胄俊才。倉猝摧僕，三軍氣熸。當寧為之震惻，旌卹特示優異；餘雖功過相參，要皆竭忠行間，殞身不顧。嗚呼，烈已！當日巖疆悍寇，軍事艱難，蓋可見雲。”

時人谷際歧曾上疏言及綠營兵不堪戰，但以玩寇為務，略謂：“行營到處，止以重兵自衞；裨弁有奮勇者，又無調度接應；甚至以‘賊’入他境，暫稱安息；由是兵無鬥志。川、楚傳言，有‘賊來不見官兵面，賊去官兵才出現’；又云：‘賊至兵無影，兵來賊沒蹤，可憐兵與賊，何日得相逢’。前年總督勒保至川，大張告示，痛責前任辨理之失，各省傳遍，是其明證。”（包世臣：《安吳四種》卷３６《齊民四術》，“給事中谷先生家傳”引谷際歧奏疏）

因此，説嘉慶年間八旗才由綠營取代，是不準確的。

現代學者多數也以為八旗的衰敗大約是在順康之間，而綠營的衰敗大約在乾隆中期以後。如鄭天挺在《清代的八旗和綠營兵》一文中，認為：“一六四四年滿清入關，軍隊作戰以八旗滿洲蒙古兵為主，漢軍和投降的漢兵只在次要地位，一六四六年以後漢軍與滿洲兵並重，一六五零年以後就以新舊漢軍為主了，八旗滿洲蒙古兵已成次要，這説明八旗滿洲蒙古兵的質量已逐漸較漢軍降低。一六五七年滿清皇帝公開承認；‘今八旗人民怠於武事，遂至軍旅隳蔽，不及曩時’（《清史稿》本紀5，順治十四年正月）。到了一六七三年，三藩事起，八旗兵（包括漢軍）差不多已不能作戰，滿清統治者只好利用漢人的綠旗兵，前後動員了四十萬人（《清史稿》兵志2，頁1），每次作戰，全是綠營步兵在前，八旗兵尾隨於後。但是沒有很久，綠營兵也和八旗兵一樣了，一六八七年，王鴻緒已經指出，‘綠旗提鎮，縱兵害民以及虛冒兵糧者，不一而足’（《清史稿》列傳58，王鴻緒傳，頁4）。”

台灣學者段昌國也認為：“最初幾年，白蓮教徒與官軍爭逐於鄉間，目的在爭取糧食補給與人力支援，後來勢力擴大，再加上和珅亂政的影響，白蓮教逐漸從鄉間蔓延開來，八旗、綠營相繼不敵。一直到嘉慶時，額勒登保訓練鄉勇，一邊堅壁清野，一邊寬赦脅從，才慢慢平定。”（段昌國：《中國近代史》，大中國圖書公司１９７５年版）

從平定大小金川至白蓮教之亂，相去不過二、三十年，綠營兵的戰力何以如此迅速地衰落下去呢？這或與乾隆年間大量將八旗官兵撥入綠營有關。以八旗官兵撥入綠營，一方面是為緩解八旗生齒日繁，餉不敷用的境況，另一方面也是為選拔善於騎射者，用為綠營之表率。可是從結果來看，除了稍紓旗人生計窘迫而外，並沒有得到理想的效果。相反地，卻是促使綠營逐漸腐化下去。因為初時原以為旗員的騎射技藝可作為綠營的表率，可實際上真正能夠按照規定安排營務者並不多。相反，自康熙時旗人中已養成的那種驕奢淫逸的風氣迄未稍煞，旗人入綠營不過“虛靡廉俸”，“諸事妄行”而已。“甚至以買妾為事……彼此效尤”，又出門“偷安坐轎”，日久天長，“馴致騎射生疏”。結果，連高宗自己也不得不感嘆“尚何足以（為）綠營標準乎？”（《清高宗實錄》）另外，八旗餉米優厚，綠營微薄；八旗軍功者“有應得世職”以造就後代，綠營則“不能得有世職”（《清高宗實錄》）以俯蓄子孫。雖説營兵是本土本地，但生活也不好過。由於八旗官兵的不斷擁入，影響到緣營的升遷之路，綠營內餘丁考補營兵也不容易。凡此種種，後果有二，一是助長其積極鑽營，一是助長其消極偷安、取巧油滑之風，腐蝕營武。綠營戰力之腐敗墮落，也不可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