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聞譚屑(三):八旗和綠營戰鬥力的衰敗_風聞
严可复-不讲故事,一本正经说战史2018-09-27 11:59
《八旗兵的設置與組織》中提到:“入關以後,八旗兵以征服者自居,養尊處優,逐漸喪失了昔日驃悍粗獷的尚武風氣。驕惰腐化,使武備廢弛,整個機體便日益崩壞。儘管八旗兵的待遇優厚:清政府在北京城附近圈佔大量土地,作為八旗兵的壯丁地。又建立了正規的兵餉制度,餉銀已多於七、八品官的俸祿,但是壯丁地有限,而兵額卻不斷增加,旗人的生計越來越窘迫。選拔士兵,已非體健藝精者,而是生活困難者。結果在嘉慶年間,八旗兵雖有五十萬,但質素極劣,終為綠營所取代”,將八旗腐敗而為綠營所取代的時間下延至嘉慶年間,似非妥當。事實上,平定三藩時,八旗已不堪戰守,至嘉慶時期,非但八旗兵無用,綠營兵的戰鬥力也已大大衰落了。
傅宗懋認為:“八旗為清朝兵制之始,入關之始即賴以制勝。綠營戰功,以徵三藩時為最盛,當時用綠營兵至40萬,雲貴多山地,每戰綠營步兵居前,旗兵繼之,所向輒捷,其後平定準部、回疆、金川鹹有功績。”(傅宗懋:《清代督撫職權演變之研析》,載《政治大學學報》第6期)傅氏以山地用兵故,為八旗譬解,有不通之處。如謂山地作戰,八旗之騎兵勁旅無用武之地,不得不借重綠營步兵,然則“平定準部、回疆、金川”,何以還是要靠綠營呢?可見八旗兵自平定三藩,已不堪用。
魏源在《聖武記》卷11中指出:“若夫金川之始,温福、阿桂皆奏言:滿兵一人費至綠營三人,不如止滿兵而多用綠營。川、楚之役,勒保亦言徵黑龍江一人可募鄉勇數十人,不如舍遠征而近募鄉勇”,這説明(乾隆)金川之役時,滿兵已不堪用;而至嘉慶年間川楚白蓮教事發時,用綠營已不如用鄉勇了。
嘉慶時,為鎮壓白蓮教起義,徵調了十六個省的兵力,其中,動用正規軍十一、二萬(即八旗、綠營,所謂國家經制之兵。當時全國總的兵額約八十多萬,其中八旗二十二萬多,綠營六十六萬多。可參見《清史稿》兵志),招募鄉勇數十萬。據《清史列傳》卷35《德楞泰傳》所載,德楞泰奏言:“(嘉慶)元年二月間,川省應募者,有三十七萬之多,陝、楚兩省亦復不少。川之嘉陵江,楚之鄖西,並三省邊界邊山各屬,其城卡隘台站,有兵力不敷防範者,不得不藉鄉勇為協護。”
可見,此役中事實上是以鄉勇為主力的,招募鄉勇之數遠遠超過國家正規軍的使用數目。而之所以用鄉勇而不用綠營兵,很大程度上即在於綠營腐敗,已無戰鬥力可言。
時八旗兵中所謂“京營勁旅”的健鋭、火器兩營,不堪一擊,不消去説。而綠營將帥,也非舊日可比。平定白蓮教之役中,八旗、綠營兵被打敗,甚至被覆軍殺將者,不在少數。《清史稿》列傳136《附論》載稱:“教匪之役,首尾十年,國史忠義傳所載副參以下戰歿至四百餘員,其專閫提鎮及羽林宿衞階列一二品者,且二十餘人。王文雄、朱射鬥,一時名將;穆克登布、施縉,亦號驍勇;惠倫、安祿,並貴胄俊才。倉猝摧僕,三軍氣熸。當寧為之震惻,旌卹特示優異;餘雖功過相參,要皆竭忠行間,殞身不顧。嗚呼,烈已!當日巖疆悍寇,軍事艱難,蓋可見雲。”
時人谷際歧曾上疏言及綠營兵不堪戰,但以玩寇為務,略謂:“行營到處,止以重兵自衞;裨弁有奮勇者,又無調度接應;甚至以‘賊’入他境,暫稱安息;由是兵無鬥志。川、楚傳言,有‘賊來不見官兵面,賊去官兵才出現’;又云:‘賊至兵無影,兵來賊沒蹤,可憐兵與賊,何日得相逢’。前年總督勒保至川,大張告示,痛責前任辨理之失,各省傳遍,是其明證。”(包世臣:《安吳四種》卷36《齊民四術》,“給事中谷先生家傳”引谷際歧奏疏)
因此,説嘉慶年間八旗才由綠營取代,是不準確的。
現代學者多數也以為八旗的衰敗大約是在順康之間,而綠營的衰敗大約在乾隆中期以後。如鄭天挺在《清代的八旗和綠營兵》一文中,認為:“一六四四年滿清入關,軍隊作戰以八旗滿洲蒙古兵為主,漢軍和投降的漢兵只在次要地位,一六四六年以後漢軍與滿洲兵並重,一六五零年以後就以新舊漢軍為主了,八旗滿洲蒙古兵已成次要,這説明八旗滿洲蒙古兵的質量已逐漸較漢軍降低。一六五七年滿清皇帝公開承認;‘今八旗人民怠於武事,遂至軍旅隳蔽,不及曩時’(《清史稿》本紀5,順治十四年正月)。到了一六七三年,三藩事起,八旗兵(包括漢軍)差不多已不能作戰,滿清統治者只好利用漢人的綠旗兵,前後動員了四十萬人(《清史稿》兵志2,頁1),每次作戰,全是綠營步兵在前,八旗兵尾隨於後。但是沒有很久,綠營兵也和八旗兵一樣了,一六八七年,王鴻緒已經指出,‘綠旗提鎮,縱兵害民以及虛冒兵糧者,不一而足’(《清史稿》列傳58,王鴻緒傳,頁4)。”
台灣學者段昌國也認為:“最初幾年,白蓮教徒與官軍爭逐於鄉間,目的在爭取糧食補給與人力支援,後來勢力擴大,再加上和珅亂政的影響,白蓮教逐漸從鄉間蔓延開來,八旗、綠營相繼不敵。一直到嘉慶時,額勒登保訓練鄉勇,一邊堅壁清野,一邊寬赦脅從,才慢慢平定。”(段昌國:《中國近代史》,大中國圖書公司1975年版)
從平定大小金川至白蓮教之亂,相去不過二、三十年,綠營兵的戰力何以如此迅速地衰落下去呢?這或與乾隆年間大量將八旗官兵撥入綠營有關。以八旗官兵撥入綠營,一方面是為緩解八旗生齒日繁,餉不敷用的境況,另一方面也是為選拔善於騎射者,用為綠營之表率。可是從結果來看,除了稍紓旗人生計窘迫而外,並沒有得到理想的效果。相反地,卻是促使綠營逐漸腐化下去。因為初時原以為旗員的騎射技藝可作為綠營的表率,可實際上真正能夠按照規定安排營務者並不多。相反,自康熙時旗人中已養成的那種驕奢淫逸的風氣迄未稍煞,旗人入綠營不過“虛靡廉俸”,“諸事妄行”而已。“甚至以買妾為事……彼此效尤”,又出門“偷安坐轎”,日久天長,“馴致騎射生疏”。結果,連高宗自己也不得不感嘆“尚何足以(為)綠營標準乎?”(《清高宗實錄》)另外,八旗餉米優厚,綠營微薄;八旗軍功者“有應得世職”以造就後代,綠營則“不能得有世職”(《清高宗實錄》)以俯蓄子孫。雖説營兵是本土本地,但生活也不好過。由於八旗官兵的不斷擁入,影響到緣營的升遷之路,綠營內餘丁考補營兵也不容易。凡此種種,後果有二,一是助長其積極鑽營,一是助長其消極偷安、取巧油滑之風,腐蝕營武。綠營戰力之腐敗墮落,也不可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