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常識：經濟增長平穩時税收增速快於經濟增長是好現象_風聞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金融與證券研究所所長吳曉求説，“中國上半年GDP6.9%的增長，但是税收速度14.4%，我對此非常恐慌，這個時候需要大幅度地減税，中國的營商環境變得越來越不好，特別是民營企業的商業環境。” 

        這段話明顯違背了經濟常識：

        6.9%的增速，是自2016年二季度中國經濟增速探底以來，持續穩定的經濟增長現象。

        這個增速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僅次於印度——印度央行上月29日發佈的年度報告維持之前作出的本財年7.4%的年度經濟增速——而中國在印度這樣經濟水平階段，經濟增長速度在10%左右。也就是説今天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並不慢，而是相對較快。

        與這個經濟增速相伴的是，規模以上企業利潤增速加快，社會就業保持在較好水平；國企槓桿率有所下降；同時通脹依然在相對温和水平上。這不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經濟發展狀況嗎？為什麼要【對此非常恐慌】？

        因為税收增速超過經濟增速，所以要【對此非常恐慌】？

        如果税收增長導致的是經濟增速放慢、社會就業狀況惡化，那當然應該【對此非常恐慌】，但不僅事實不是這樣，邏輯上也不可能出現這樣的現象。

        因為，經濟增速偏低，導致社會就業惡化的情況下，税收是不會增長的。這個邏輯，作為高級財經專業人士不應該不知道。

        税收增速超過經濟增速，説明經濟增長質量提高了，經濟中的附加值增大了，在保持勞動與資本的必要收入水平下，税收空間也增大了，於是税收增長速度超過了經濟增長速度。        

        公知們從西方意識形態教條出發，總是批判中國政府從社會經濟活動中分割了過多財富，使得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與民眾的收入減少了。

        儘管他們中的一些人也不否認，政府有較多的財富，會有利於對經濟的合理調整，從維持社會經濟的快速穩定發展的要求上説，是有利的。

        但是因為從心底裏就看不得政府好，所以不顧在這樣環境裏的實際效果，是中國民營企業的奇蹟般成長的同時，也伴隨着民眾收入水平的持續提高，就是要説中國政府攫取了過多的財富。

        國民經濟價值的構成，是由工資、利潤、税收三部分組成。

        簡單地從邏輯上分析，税收部分大了，工資與利潤部分就會小了。因此，公知們的這個民粹式忽悠很容易讓人們上當。

        一般的人不會明白，打工者只需要顧及自己的工資收入；資本家只需要顧及自己的資本利潤；政府卻不能只顧及自己的税收增長。

        因為税收增長如果壓低了資本的必要利潤空間，經濟就會呈萎縮趨勢，於是社會的就業問題就會嚴重起來，社會就可能出現越來越多的問題，經濟會進一步萎縮，結果會導致財政支出壓力增大、税收來源減少。

        這還是好的，如果進一步惡化，會導致社會動盪，危及政府的根本利益。所以，當經濟狀況不允許的時候，政府不但收不到更多的税，從自身的根本利益要求出發，還必然會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適當減税或者增大財政支出。這是不需要等到公雞叫，太陽就會按時升起的規律性現象。

        衡量政府在税收行為方面是否適當，不應該以税率水平、税收佔GDP的比重等等指標為依據，唯一的依據就是在這樣税收環境下，經濟增速與社會就業水平如何。而今天中國的經濟增速與社會就業水平都處於較好狀態。

        而不顧這兩個指標的表現，僅僅因為税收增速超過經濟增速，就【對此非常恐慌】，很明顯是站在資本家利益的角度產生的情緒表現。

        在政府、資本家、一般勞動者中間，資本家們是最可以肆無忌憚的。這個地方的利潤空間小了，他們可以把資本投到其他地方去。因此它只需要有合適的利潤空間，不會特別在意某個特定地區的社會是否穩定。

        一般勞動者則是最弱勢的一方。因為他們只能在既定的環境中謀生活。因此他們與政府一樣，需要所在地方的社會和平與穩定。

        而政府一方，則為了實現社會的持續和平與穩定，既必須維持一般勞動者的必要收入水平，又必須滿足資本的必要利潤空間要求。

        從這個分析我們可以知道，政府的收入能夠越多，就越能夠滿足社會各方面的需要。但是政府的收入水平，會受工資必要水平與利潤必要空間的限制，不可能想要多少就能夠實現多少。那麼税收增速較快就必然體現了經濟活動中税收空間的增大。也就是政府不過將應該收的税收到了。恐慌什麼呢？

        因為【這個時候需要大幅度地減税】，所以【對此非常恐慌】？

        為什麼【這個時候需要大幅度地減税】呢？

        中國經濟增速太慢了嗎？不是！

         社會就業狀況惡化了嗎？不是！

        企業利潤太低了嗎？也不是！

        因為【中國的營商環境變得越來越不好，特別是民營企業的商業環境。” 】

        真是這樣嗎？

       中國經濟從2016年二季度以來，實現了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態勢，根據李迅雷關於“灰色經濟”與民用電力增長數據的分析，今年中國未被計入統計口徑的灰色經濟規模增長特別快，也就可以推測説中國今年上半年的6.9%的增速低於實際經濟增長。顯然，這不應該是【營商環境變得越來越不好】的結果。

        同時，今年以來 規模以上企業利潤在增加，當然也否定了【中國的營商環境變得越來越不好】的論斷。

        那麼是不是【特別是民營企業的商業環境】惡化了呢？我們從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歷史來分析：

        1978年，按照當時的匯率1美元兑人民幣1.684，中國GDP2164億美元，美國22974億美元，中國不到美國的10%。顯然這是在人民幣匯率嚴重高估基礎上的數據。

        如果將美元對人民幣匯率提升四倍，也就是1美元兑人民幣約6.7，當年的中國GDP就只為500億美元多點，為美國的不到3%。但是2017年，中國GDP已經達到美國的70%！       

         1978年前，中國民營經濟幾乎完全空白，從1978年民營經濟從業人員數量只有14萬人這個指標分析，當時的民營經濟佔GDP比重應該不到1%。

        而到了2017年，民營經濟佔GDP比重已經超過了60%！經濟總規模超過7萬億美元。

        也就是説，即使將中國的國營與外資經濟規模剔除，只計算民營經濟部分，也是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GDP從只相當於美國的不到3%，上升到今天的相當於美國的70%，期間的經濟增長速度大約為美國的3倍多；

        那麼同期中國民營經濟規模從不到GDP的1%上升到超過60%，期間的民營經濟增長速度，也不會低於中國GDP增速的3倍。

        兩個三倍相乘，中國民營經濟這期間的增長速度就應該是美國經濟增速的9倍！

        如果説，中國【特別是民營企業的商業環境】【變得越來越不好】，中國的民營經濟能夠有如此輝煌的成長經歷嗎？

        當然，事實是近年來中國的民營經濟發展遇到了困難。但問題不在於中國特有的商業環境，而在於如下兩個原因：

        1、外部環境出現困難。具體的説，就是發達經濟體長期未能有明顯增長，尤其是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戰，導致國際市場有效需求不足，民營企業出口困難在增大；

        2、民營企業自身科技進步與產業升級進程緩慢，不能適應變化了的市場要求。我們看到凡是科技進步速度快的企業，不管是國營還是民營，都能夠很好地適應環境變化。當然大多數企業適應不了這樣的變化，這是經濟規律決定的現象。

        所以，民營企業困難的外因在國際環境，內因在企業自身。怪不到中國的商業環境上來。否則幾十年的中國民營經濟奇蹟怎麼來的呢？

        再給吳曉求們講一個經濟常識：在中國經濟增長依然較快、通脹在温和水平基礎上有了上揚的趨勢的環境下，再大規模減税，是會導致通脹惡化的。

        當然，吳曉求們之所以會不股事實與邏輯，片面渲染中國民營企業的困難，要求對民營企業大幅度減税，根子還在於對於國企的歧視。

        這又違背了一個經濟常識：一個國家的經濟快速增長，是離不開國企在經濟中的重大貢獻的。    

         國企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企業。它的本質目的不在於獲取財富，而在於根據市場情況靈活調節經濟運行。

        當市場或行業過熱的時候，它可以提高供應價格，實際上起到增税的作用，防止經濟或行業擴張過度；

         在某些因特殊情況而資源供不應求的行業，它可以相對低價供應資源，起到降低經濟或行業成本，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這時候它的實際作用就等於財政支出。

        自由派要説了，市場會自動調節經濟運行，為什麼要國企來做這個事情？

        在沒有政府與國企參與下的市場，經濟水平低的經濟體會讓國際壟斷資本居於操縱地位，使被操縱的經濟體成為經濟殖民地，只能成為國際壟斷資本的利潤來源。

        當世界經濟狀況好的時候，國際壟斷資本與所在國可以實現雙方共贏；世界經濟危機到來的時候，國際壟斷資本會及早脱身，把危害留給被操縱經濟體。

        當國際壟斷資本抽身的時候，沒有本國的資本能夠頂上去，經濟危機就會比發達國家更嚴重。而在危機面前能夠頂上去的資本只能是國家資本。因為這時候的民間資本也只會退避三舍。國家資本因為從政府的本質職能要求出發，必須要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國家資本從哪裏來，當然是從税收和國企經營收入中來。由於國企必須支撐經濟的平穩發展，所以在經濟或行業不好的時候，不能為自己的利潤要求提高價格或者裁減成本，那麼，當然就只能在經濟或行業好的時候，提高資源供給價格或者裁減經營成本。

        這裏所謂裁減經營成本，就是利用市場行情好的時候，適當提高資源供應價格、把一些非核心資產上市，提高國家資本效率。

        在發展中國家，國企還有一個重大作用，就是相對不顧成本的科技更新。即在超越本國市場要求的水平上，用民間資本不可能花費的成本，從國外引進或者模仿國際先進科技成果，實現科技更新的跨越式進步，為經濟發展的階段性進步要求儲備先進科技手段。

        這就是中國這幾十年經濟能夠持續快速發展的重要關鍵原因。

        經濟領域裏的自由派論者反對國企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所謂的產權界線不明確導致腐敗和低效率。

        這些人很明顯是對於西方股份制企業的現象故意失明。西方現代大型企業多為股份制公司。經理人也往往不是公司的所有者或者大股東。從這個角度説，也存在產權界線不明確的問題。因此在邏輯上同樣存在腐敗與低效率的可能。

        所以美國的克萊斯勒汽車公司也曾經因為效率問題瀕於破產境地。可見這不是國企獨有的問題。

        國企有沒有獨有的問題·？有！那就是他肩負着政府維護社會穩定的部分責任，不能像其他企業一樣完全根據市場要求作出有利於公司利潤的反應。

        比如當市場看壞，民間資本逃避風險的時候，國企不但要挺住，還可能要追加投資，以防止市場崩潰。他們因此向市場注入的有效需求，未必能給自己帶來利潤，卻是防止市場崩潰、維持市場資產價格和利潤空間的重要條件。

        這樣的行為，對於防止民營企業大規模破產、提升民間資本投資信心，起到不可代替的作用。

        那些盲目批判國企現象的人們，被民企經營者以為代表了他們的利益，其實沒有國企的作用，他們會死的很慘。

        印度沒有中國這麼多的國企。按理説那裏的民企應該經營的很好了。可是2012年，中國民企一年的出口額比印度整個出口額多出4700億美元！這説明印度的民企發展的遠不如中國的民企好。原因之一就在於中國的國企提供了中國經濟——當然包括民營經濟在內——發展所需要的重要條件。

       中國經濟幾十年的快速成長，伴隨的是民營經濟的更快成長。所以今天才會有眾多的民營企業在世界上展露頭角。沒有國企壟斷現象的很多國家比如印度，他的總體經濟規模都不如中國的民營經濟規模大。目前中國民營經濟規模比印度整個經濟規模大出兩倍有多。

        要知道一個國家的總體經濟規模中包括國營、民營、外資等部分。印度的總體經濟規模不如中國幾大經濟成分中的一個成分大，説明國企壟斷在中國沒有成為民營經濟增長的阻礙。相反的是助力。作為國企一部分的國有銀行當然更是這樣。

        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增速較快時期，也正是他們國企大發展的時候。當國企私有化以後，西方國家的經濟當然包括他們的私營經濟增速，就再也沒有快起來過。

        因為當經濟危機來臨的時候，有國企在私人資本躲避風險的時候力挺市場，才能夠保證就業的基本穩定、社會安定，才能夠向私營企業提供必要的有效需求，才能夠為私營企業提供必要的資源供給，才能夠維持市場的資產價格，防止私人資本大量破產，從而防止生產力的毀滅。

        因此，一個國家在有能力的時候，應該努力實現國企的做大做強，以儘可能的延長國企在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

        今天的中國還處於經濟成長中後期階段，還有着通過積極引進與模仿國際先進科技，促進生產力快速進步的空間。

        從上述分析我們知道，國企是國民經濟的中流砥柱，國企經濟的積累就是以後抗禦經濟危機的必須條件。所以現階段中國應該努力做強做大國企。

        所以我們國家應該在生產力進步快速的時期，通過在滿足市場資本必要利潤空間的基礎上，增加税收收入，支持國企發展。也就是説，經濟增長平穩時税收增速快於經濟增長是好現象，而不是應該【對此非常恐慌】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