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終於不再被遺忘_風聞

最近幾年，成都逐漸成為一座明星城市，各種經濟與社會文化發展指標，領先於中國絕大多數大城市，很多人迷惑不解。

冰川思想庫研究員 | 任大剛**（本文轉自“冰川思享號”****，歡迎關注他們）**

智聯招聘網最近發佈《2018年大學生求職指南》。調研數據顯示，成都等新一線城市在2018級畢業生眼中，期望就業地比例和實際簽約地點比例，均位列最高。新華網四川報道，去年7月以來，成都吸引了來自全國30多個地區18.7萬名高學歷青年人才落户定居。

最近幾年，成都逐漸成為一座明星城市，各種經濟與社會文化發展指標，領先於中國絕大多數大城市，很多人迷惑不解。

不可否認，地方政府主導的“城市營銷”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不過如果沒有足夠的基礎，“城市營銷”這種主觀作為又能走多遠呢？

你不能理解劃入“西部”的失落

自李冰父子開鑿都江堰始，成都平原“水旱從人，不知饑饉”，被稱為天府之國。歷史上，被稱為天府之國的地方，不止成都平原一地，但這個稱號保留至今的，卻只有成都平原。

很多文獻把四川稱為“天府之國”，實際並不準確。

2009年，都江堰的控灌面積，由1949年的282萬畝躍升至1030萬畝。儘管如此，都江堰灌區所及，仍只限於四川盆地中西部地區7市（地）37縣（市、區），對更廣大的四川全省180餘個縣級地區來説，只是一小塊地方而已，大部分的地方，無法從都江堰水利工程獲得直接好處，農業生產條件並不比中國其他地方優越多少，遇到水旱災害，損失慘重。

因此之故，所謂天府之國，實際只是指都江堰灌區所及範圍的成都平原。

▲成都都江堰（圖/圖蟲創意）

農耕時代，中原王朝統治所及的範圍之內，除江南地區之外，很難找到一塊農業生產條件如此優越的地方。

唐宋時期，成都雖然不是中原王朝的政治中心，但中原王朝一旦有事，成都基本上是最重要的戰略支撐之一。蒙元和明末清初對成都的兩次摧毀，使成都沉寂數百年，清中後期，成都再次崛起，清末保路運動之所以能夠一舉摧毀清王朝的統治，原因並不複雜，就在於以成都為核心的四川財政，供養着雲貴西甘藏等小半個中國。

一直到抗戰時期，雖然陪都設在重慶，但就經濟和文化而言，成都卻是大後方的大後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面對美蘇戰略壓力，成都又成為三線建設的最重要的支點地帶，地位舉足輕重。

**但是改革開放以來，實際上時間還可以上溯到近代以來，中國的經濟版圖逐漸發生了很大傾斜，**東部地區依靠海洋文明，迅速超越內陸的農耕文明，標誌性事件，是1986年東、中、西部的劃分。

1986年3月，國家“七五”計劃提交六屆人大四次會議審議批准，在“七五計劃”中，首次把中國的經濟社會版圖劃分為東、中、西部和老少邊窮地區四塊。

▲2003年成都老街道國學巷舊照（圖/圖蟲創意）

這樣的劃分是有科學根據的。中國要走向世界，當然要擁抱海洋文明，而東部沿海有其靠近港澳台的地利之便和近代化的歷史和人文基礎，理應在改革開放中起到領頭羊的作用。東部地區事實上成為了中國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核心地帶。

而一向在心理距離自認為只是稍偏於中國核心的四川，被劃入西部地區與老少邊窮為伍，基本上就是邊陲之地的代名詞，文化心理上的落差可想而知。

在計劃經濟年代，這個劃分對四川和成都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你不再是一個被中央政府優先考慮的地區，你能發展什麼，你能得到什麼扶持，也不是你能決定得了的。你得服從統一安排。

**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從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四川經濟迅速落伍，成都逐漸成為一個普通的西部城市，**每年春節過後，人山人海逃難一樣的四川民工，拖家帶口，提着蛇皮袋聚集於成都的火車北站，等待在寒風裏準備外出，讓“天府之國”的美譽碎了一地。成都人、四川人，誰還有臉自稱自己的家鄉是“天府之國”？

各種經濟社會發展指標在不斷往後靠，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提出“西部大開發”之後很多年，也沒有剎住車。

災後重建的意外契機

21世紀初年，四川和成都仍然是一個容易被人遺忘的省份和城市，最熱門的招商引資排行榜上，沒有它的名字，世界500強和中國500強也不大會把它作為落腳點。

峨眉山、樂山大佛、都江堰、九寨溝、熊貓是它的標籤，這些標籤在上世紀80年代一度聞名於世，到21世紀已經屬於“吃老本”了。

圖/圖蟲創意

四川再次被人高度關注，是汶川大地震。

成都在整個抗震救災過程中，既是來自全國的物資和人員進出中轉站，也是信息中心和公共情緒集散地，它一瞬間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

一個不經意之間到來的事實是，改革開放到了2008年，中國經濟實力已經大幅躍升，擁有雄厚國力。地震後，20多個重災區市縣都有相應的省市對口援建，據2012年的統計，三年中，四川全省142個受災縣用於恢復重建和發展重建的資金達到了1.7萬億元。從GDP的增長曲線看，這三年是一種陡然的增長，也可以説是自1978年以來增長最快的時期。

汶川大地震之前，包括後來的災區在內，基礎設施，譬如公路橋樑鐵路等等，與東部地區相比，均比較落後破敗，供給嚴重不足，不僅路網不足，而且質量較差。

三年高標準的重建，實際上使四川，尤其是災區縣市的基礎設施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質量和水準不輸於東部地區，甚至有些地方還出現供給過剩的情況。

大地震是一場嚴重的災難，但同時也是一個契機，它一舉改善了四川在基礎設施方面的薄弱與落後，為經濟起飛奠定了良好基礎。

產業轉移的最大獲益者

2010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後，中國沿海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向東南亞和中國中西部地區發生轉移，敏感的中西部城市，譬如成都、重慶、西安、鄭州、合肥、武漢紛紛加大招商引資的力度。

成都在此輪承接產業轉移潮中的獨特優勢是：

第一，相對充裕的勞動力。

四川是勞務輸出大省，每年數百上千萬青壯年勞動力跨省流動謀生，經過一二十年的工業化現代化訓練，實際上在四川已經形成龐大的產業工人羣體，如果在家門口出現就業機會，那麼工資收入相對少一些，在實際花費可以減少的情況下，他們也願意在家門口就業，這些分佈於沿海和內陸其他省份的產業工人也願意迴流。

圖/圖蟲創意

2015年5月，《21世紀經濟報道》稱，2011年，在東莞厚街打工的覃先坤結束了19年的打工生涯，回到自己的家鄉——“中國打工仔第一鎮”的成都市金堂縣竹篙鎮天涯製鞋廠擔任車間主管。

覃先坤説，2011年天涯鞋廠開張前，計劃招100個工人，結果應聘人員有三四百人，一小時便招滿了。這家擁有200人的製鞋廠，百分之八九十的員工是從廣東回來。

到了2014年，整個金堂縣的外省外務工人數已經從2007年的17萬人鋭減到5萬人。

在四川的主政者眼中，像覃先坤這樣的農民工返鄉就業已經悄然成風，如果能夠藉此實現資本、技術、親情和精神迴歸，將“為四川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注入新動力”。

第二，更為完備的基礎設施。

在過去，航空運輸一直是貴族化的，但21世紀以來，航空運輸逐漸公交化了。成都雖然地處內陸深處，但是其雙流機場的客貨運輸量長期以來位居全國第四，2020年，成都將建成的第二機場，規模將僅次於北京新機場，成都也將成為繼北京、上海之後，國內第三個擁有雙機場的城市。非一線城市還有兩個機場的，成都是頭一個。

從陸地交通看，21世紀以來，中國高速公路網逐漸完備，2008年以後，連接中國大城市的高鐵網絡也逐漸形成，從成都出發到東部地區的北京上海廣州相繼開通高鐵，千古難題“蜀道難”基本不復存在。在四川省內，汶川大地震後投入的1.7萬億建設資金，使包括災區在內的基礎設施得到極大改善。

尤其是，21世紀以來互聯網的高速發展，使成都這樣的深處內陸的城市，陡然之間拆除了信息滯後的藩籬，至少在信息獲取上，不再滯後於中國的經濟中心和政治、文化中心，邊緣感逐漸消失。

城鄉一體化造就宜居的農村

一個大城市的吸引力，除了城市本身，還包括周邊的中小城市和鄉鎮農村。大城市是一副巨大的脊柱，周邊中小城市和鄉鎮農村是肋骨和血管神經。人在大城市生活到一定程度，需要外出“透氣”，以此提高生活質量。

2003年，成都開始在全國推行城鄉一體化，經過多年努力，成都周邊的小城鎮和農村風貌得到領先於全國的改善。

筆者曾經在2014年的春節參觀過一個實施城鄉一體化政策的村落——鶴鳴村。

該村位於成都市區西面，是都江堰灌區，也是傳統的大米和小麥主產區，也有一些經濟作物，一公里左右的村道連接着成都到青城山的成青快速路，往東三四十公里是成都主城區，往西一二十公里是青城山景區。

筆者是在成青快速路邊“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第一村”大招牌的指引下進入鶴鳴村的。穿過一段鄉村小道，一片或獨棟，或雙拼的別墅區呈現於眼前，頗有些異國情調。或許是春節的緣故，三三兩兩的居民聚在村頭，或聊天，或打麻將。

在村頭宣傳欄前的“規劃圖”上，筆者看到，該村所在的柳街鎮2008年3月3日代表成都市、都江堰市在鶴鳴村率先開展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這就是“第一村”的由來。按照規劃，全鎮將引進社會資金開展土地綜合整治，共規劃農民集中居住區22個，安置農户可達9260户，32375人，集中居住率為86%，節約集體建設用地指標約4840畝。鶴鳴村就是22個集中居住區之一。

▲成都鶴鳴村（圖/東方IC）

在宣傳欄上，筆者還看到“上海同濟規劃設計院都江堰分院”字樣，可知該居住小區的建設，不僅是土地確權的結果，也與災後重建有關。

村委會辦公樓裏沒有人。從辦公室的設置看，與傳統村委會有很大不同的，是設有“柳街城鄉產權服務中心”，提供產權交易服務；村衞生室也有所升級，提供三項免費服務：1.隨時提供健康諮詢，健康宣傳，健康行為干預治療；2.免費提供簽約居民的健康體檢，建立健康檔案；3.定期為老年人、慢性病人進行家庭訪視，健康行為指導及疾病管理。

在村級專項資金40萬元開支欄，筆者看到的開支項目包括：社會治安與綜合治理經費（有四名巡邏隊員），文化活動經費（有一名文化輔導員），社區運轉費用（包括業主委員會工作經費、路燈費、廣播維修，衞生保潔員一名），院落整治經費（如配套衞生費、獎勵金、增補三輪車、公示欄、垃圾箱、垃圾房），監控攝像經費。

需要説明的是，這筆40萬元的村級專項資金由市縣兩級財政承擔，用於由村（涉農社區）組織實施的農村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硬件建設和服務項目。到2017年，全成都市村級專項資金的最低標準將達到60萬元/村。有了這筆錢，才可以理解為什麼鶴鳴村的村容村貌乾淨整潔，居住小區的治安良好。

由於是專業機構的設計，鶴鳴村的居民樓佈局顯得錯落有致，曲徑通幽，院落之間的間距顯得從容。它不太像一些“新農村建設”，道路一通到底，房屋千篇一律，密密麻麻。由於外牆統一規劃，而不允許私自修改建築圖紙，使整個居住小區建築風格比較統一。筆者詢問當地住户，得知自來水、天然氣、光纖已經到户，也有自己的污水處理系統。

村裏基本上沒有草坪之類，代之以房前屋後種植的蔬菜，經詢問得知，除了小區居民的房前屋後，小區內比較大的公共地塊都分配給了每一户人家種上蔬菜，蔬菜長勢良好的地頭，還豎着“五優菜地”的牌子，並寫上菜地主人的名字，以示鼓勵。居民表示，這樣比較實用，可以降低生活成本。

在居住小區的另一個出口外，是一片新建的公共墓地，估計是土地整理後，村民將祖宗屍骨遷葬於此。再行一段，就是流轉出去的該村土地，一個大銘牌上寫着“鶴鳴村珍稀水果產業園”。

▲成都鶴鳴村（圖/東方IC）

再繞一段是鶴鳴村的鄉村酒店。酒店已經開業，不過還在大規模擴建。服務員見有車進來，迎上來。説明來意後，她熱情地帶着筆者參觀了客房和大餐廳，客房的大小和設施不比城裏四五星級酒店差，房費每晚在100-300元之間，餐廳裝修也比較豪華。詢問得知，酒店與鶴鳴村並無隸屬關係。

這當然是成都比較好的農村風貌，但其他農村地區，與之相比也不會差到哪裏去。以我的反覆觀察，成都農村的宜居程度和綠化程度，要比絕大部分的長三角地區農村要好。

中國多元文化的樣板

一般人不太會注意，成都是一個典型的移民城市。

明朝萬曆六年（1578年）的人口統計顯示，當時四川人口為310餘萬。但經明末張獻忠“剿四川”等清初戰亂和瘟疫，人口急劇減少，成都市區幾乎荒廢，已經出現狼蟲虎豹，成都之側的温江縣，只剩下32户人，其中男子31人，女性23人。“榛榛莽莽，如天地初闢”。

據清政府統計，康熙九年（1670年），四川承賦丁户25660丁户，以一丁户4-5口人計，此時四川應税人口大致在13萬，加上一些邊遠地區無法統計的人口，合計在50萬左右。

康熙十年（1671年），清廷准許各省貧民攜帶妻子兒女進入四川開墾土地。經過100餘年的“湖廣填四川”和自我繁衍，四川人口增長了30倍左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達到306萬人丁，約1500萬人口，而温江縣人口已經增加到14萬人。

**可以説，明末清初的戰亂，四川，包括成都，土籍人口消失殆盡，幾乎完全靠外來移民填充，人口才得以增加。**增加的人口，基本上來自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福建、廣東和陝西。

進入現代以來，移民仍然源源不斷進入成都。

《華西都市報》報道稱，抗戰時期，北方27所大學遷來成都，許多北方知識分子在成都結婚生子，成都的許多知識分子的上一輩、上兩輩都是北方移民。1940年華東和華中250家工廠遷入四川，到1944年工業企業增加到1萬多家，同時遷來的還有數十萬流動人口大軍。

抗戰結束後許多工廠學校又回遷，但人員並沒有完全回遷，他們留在了四川，建立家庭並繁衍後代，成為成都的老城民。

▲成都城，繁華的綢緞商鋪街的入口（圖/威廉·迪柏 攝於1945年）

1949年以後，幾十萬大軍雲集於西南，大批晉、豫、秦、魯、蘇的幹部雲集四川。如今活躍在成都的四五十歲的人有許多是南下幹部的後裔。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三線建設以成都為中心，上千家工廠和科研機構遷到這裏，使四川省（包括當時的重慶）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工業和科研大省。

**移民城市的最大特點，就是文化上的開放包容。**因此，成都是一個自由自在的城市，較少對外來者的警惕和歧視。

成都的另一個向度的文化多元，體現在其西部，與藏文化和羌文化比鄰，南部與彝文化比鄰，由此形成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中東部大城市基本沒有這個優勢，即便與西部大城市如重慶、西安相比，它的民族文化多元性也要濃郁一些。

如果説上海以中外文化融合成其為洋派文化，北京以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成其為中華文化，那麼成都就是地域與少數民族文化的融合成其為民間文化。

民間文化的特點高度親民，有錢有權的人有自己的玩法，窮人也有自己的玩法，富人和窮人可以共享一種玩法。這方面，最典型的是川菜。

川菜絕對是民間文化融合的產物。它既不像上海的西餐廳，時刻考驗人的腰包，也不像北京的滿漢全席，讓人坐立不安。川菜是一種窮人和富人可以安之若素地共享的一種飲食。

圖/圖蟲創意

恰逢生活觀念的改變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和本世紀初年，人口流動只有一個目的：謀生。人口流動的方向，基本上都是從內陸貧困地區流向沿海發達地區能夠提供工作崗位地方。

但是自從2010年產業轉移發生後，東西部城市的收入差距在縮小。

以成都與上海相比較為例。2010年，成都市2010年全部單位職工平均工資為30515元；同期，上海全市職工平均工資為46757元。到2017年，成都市城鎮全部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為65098元；同期，上海職工平均工資為85582元。尤其是，當上海的房價是成都的兩到三倍時，成都收入的性價比就更高了。

流動性最強的年輕勞動力選擇往哪裏流，已經不言而喻。

而且，在四川這個勞動力相對富裕的省份，最近兩年也出現了勞動力短缺問題，也就是説，成都不再是一個遍街都是無所事事的人的所謂“休閒城市”，該忙的人已經忙起來了。

同時，當中國人均GDP達到8000美元以上，温飽問題已經解決之後，人的需求會發生變化，工作的目的將不再只是限於謀生。

這幾年，年輕人中“吃貨”這個詞十分流行。

長期以來，中國人都處於缺吃少穿的狀態，人的生存難題解決後，人對過往生活的缺憾會有一種報復性的彌補，“吃貨”這個詞應運而生。

▲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外的建設巷，幾乎每家“網紅”小吃店門口都排起長隊（圖/圖蟲創意）

川菜作為一種移民文化的結晶，它的接受度在中國應該是最高的，因此，成都以其飲食，產生了其他城市極難具有的號召力。尤其是對年輕人而言，對川菜的喜愛，更容易使其喜歡上成都這座城市。

也是這十來年間，中國旅遊業獲得前所未有的蓬勃發展。

**成都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藴，除了本身是一座著名旅遊城市之外，同時也是西南地區首屈一指的旅遊集散地。**而且成都有一個其他絕大多數城市不具備的優勢是，它的鄉下的生活條件的優越程度，並不亞於一般城市。

成都平原是中國“農家樂”的發源地。中國很多地方也開發了農家樂，但多以吃飯為唯一目的，而成都平原的農家樂，除了提供高水平的餐飲，還兼有娛樂，休閒，園林欣賞等多重服務，所以一到週末，市民蜂擁出城，趕往鄉下農家樂休閒娛樂。

**文化的多元，也導致這座城市的文化產業異乎尋常的活躍。**單以音樂產業為例，2017年，成都音樂產業市場總收入突破 200 億元，演唱會票房位居全國第三。

演唱會的主要顧客就是年輕人，這種文化盛事對年輕人的吸引力，可想而知。

圖/圖蟲創意

成都為什麼吸引年輕人，可以找出很多理由，問每一個來到成都的年輕人為什麼喜歡成都，可能每個人回答都不一樣。有人為了它的古老，有人為了它的收入，有人為了它的美食，有人為了它的風景，有人為了它的生活方式，有人為了它的文化多元……

總之，沒有統一答案，但結果就是，年輕人蜂擁而入，為這座古老的城市帶來了很多意外的活力和利益。

老齡化的城市，如何降低人口平均年齡，除了多生孩子，吸引外來年輕人也是重要辦法。在這點上，成都利用其先天優勢和後天努力，一舉走在了很多城市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