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締港獨政黨容易，解決香港問題難_風聞

迴歸21年來第一次，香港取締了一個政治組織。9月24日，在三次延長申訴期之後第十天，特區政府刊憲（在指定媒體公佈），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根據《社團條例》第8(2)條，禁止“香港民族黨”在香港運作或繼續運作。

靴子終於落地。7月17日，李家超宣佈擬取締公開主張“香港獨立”的“香港民族黨”，這是自1997年香港迴歸後，港府首次引用相關條例。

李家超表示，收到警隊助理社團事務主任的建議，在迴歸後首次引用《社團條例》第8(2)條，基於“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的理由，考慮禁止香港民族黨繼續運作。原定在8月7日公示屆滿，就要實施決定；但保安局局長答應“香港民族黨”代表律師要求，三次延長申述期至9月14日。

被問到何謂“國家安全”時，李家超説《社團條例》有清楚解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及獨立自主”。

警方上門提供給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的文件，記錄了大量他過往的言論、香港民族黨曾印刷的刊物、曾出席的活動，比如創黨記者招待會、街站及多次到台灣出席活動等。文件還記載了助理事務主任的意見，列明香港民族黨如何涉及國家安全、應該如何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

到此香港成功完成了迴歸以來第一次封鎖禁令。

1 “香港民族黨”是個啥

香港“民族黨”成立於2016年3月，就在“旺角暴動”之後不久，是首個公開支持“香港獨立”的政黨。民族黨主張：香港於英殖時代逐漸形成獨特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促成港人在無意識中、客觀上成為一個民族。而自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以來，香港受內地的“殖民壓迫”，港人在“外來者入侵”下形成羣體意識，並進一步發展成民族意識。

民族黨以“民族自強，香港獨立”為目標，黨綱包括建立獨立和自由的“香港共和國”；捍衞港人利益；鞏固香港民族意識，確立香港公民定義；支持並參與一切有效民主抗爭；廢除未經港人授權的《基本法》，並由港人自行制訂香港“憲法”。

成立時，召集人陳浩天聲稱有黨員約30到50人，活躍成員大部分是大專學生（香港大專泛指高等教育），資金來源主要靠黨員捐獻。不少成員來自2014年成立的激進港獨組織“勇武連線”，標誌是一個手執斧頭的剪影，聲稱“必須勇武起義，以血汗改寫香港歷史，以血汗奮力獨立”。

陳浩天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曾考慮成為傳教士，他在大學時期的目標是在畢業後加入大型企業，負責管理培訓。在大學期間曾到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作交換生。

他自述本來並不熱衷於政治，看到不滿的政策也不會參政治活動，也沒有參與泛民主派所參與的七一大遊行等傳統活動。他首次參與的政治活動是2014年的“佔中”行動，“當時有一架貨車停在夏愨道，上面掛着一面五星紅旗，當時我身邊有的示威者説，燒了它啦﹗我當時想，我們爭取民主，同中國有什麼關係呢？”

後來，他開始認為香港政制改革需要向中央政府爭取，權力並不在香港政府，認為如此證明了香港與中國內地關係為“殖民地與宗主國”，繼而需要追求“港獨”。

2016年，陳浩天報名參加立法會新界西地方選舉，但拒絕簽署承諾擁護《基本法》的“確認書”。最終，因宣揚“港獨”、違反《基本法》及不符合立法會條例規定為由，裁定陳浩天的提名無效，令陳浩天成為首位因相關條例而被褫奪選舉資格的參選人。

嚴格來説香港沒有政黨，陳浩天的組織只是依據《公司條例》或《社團條例》登記為“公司”或“社團”，在此之前，《社團條例》從未用來規管政治團體，而是主要用於規管三合會，迴歸以來也沒有用此條例禁止任何社團運作的先例。

取締“港獨”政黨是一件小事兒，這個黨只是停留在“嘴炮”階段，談不上有什麼實質性的行動。而香港政府也不願把事情鬧得太大，直接引用了對付黑社會團體的條例解決麻煩。但“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港獨”這股原本不入流的思潮是如何興起、以至於能在香港紮根組黨呢？ 

2 邊緣流派如何坐大

1）隔閡和地域歧視

一般認為直接的原因來自內地與香港之間的文化隔閡，在交往中產生誤解。例如內地民赴港旅遊的過程中水客等行為可能令香港很多民眾不能接受，以及香港方面前後反覆的：“雙非孕婦”。

當然這是客套的説法，通俗點兒，這就是排外、地域歧視或者“地圖炮”。內地發達地區部分民眾看待來自非本地區的民眾也是一樣，上海和廣東尤其明顯。他們口中的“硬盤”“王德彪”也不見得比香港人口中的“蝗蟲”文明。實際上，內地互聯網上也時不時有 “滬獨”運動的呼聲——儘管上海本地人領的養老金已經要靠外來人口補上老齡化的缺口。

2）資本天堂 打工艱難

香港是一個徹底的資本主義地區，是全球化得益者，這裏增值税是零，對資本相當友善。但這也意味着香港的貧富差距巨大，相當一部分人被經濟發展甩下。

香港1971年基尼係數為0.430，2016年達0.539，創45年新高。（這不是説內地不高）。2015年香港貧窮家庭為46萬，較2011年上升6%。735萬人口中貧窮人口超過115萬人，約佔15.6%，這個貧富差距在發達經濟體算是非常高。所以，2011年“佔領華爾街”運動在香港得到熱切回應，“we are 99%”、反對資本主義的旗號在中環不斷舉起。

在參與“佔中”的香港年輕人看來，眼前有三座無可動搖的大山**：****“上樓”“上流”“上位”。**

上樓：

香港人均住房面積16平方米，有一半的房子少於47平方米，房價的中位數為家庭年收入（税前）中位數的18.1倍，全球最高，也就是説一箇中等家庭18年不吃不喝才能買47平方米的房子，年輕人和父母住在一起的情況越來越多。

高房價的同時，香港仍有66%的土地處在閒置狀態，只有7%的土地用於住房，所以香港的房屋狹小，“千尺豪宅”（90平方米）的説法讓內地很難理解香港的面積單位。

上流：

過去十幾二十年中，香港年輕人往上層流動越發困難，行業越來越窄，財經界幾乎再無新李嘉誠出現的可能。以前，香港有一半的勞動力可算做專業人士（醫生、會計師、律師等），現在已經下降到38%，但同時香港社會觀念階層意識森嚴，都市白領成為“活得像人”的基本標準。大多人感覺自己被社會拋離。

“上位”：

香港政治體制實際上是各行業頭面人物直接成為議會權貴，年輕人和底層基本無緣政治。

生活在壓力如此之大的社會，年輕人很容易偏激化。2016年3月，短短9天香港發生了7起學生跳樓輕生事件。NGO運作的“24小時預防自殺熱線”一週內接收到的30個青少年求助來電中，48.1%有自殺念頭或計劃。考慮到香港人口只相當於內地一個地級市，這個數字相當驚人。

香港青年的受教育水平不平衡，上大學學費很貴。2017年人口統計，接受中學或以上教育的1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有80%，但上過大學的只有22%。中學畢業後無法進入大學的這些青年進入社會後，在“不當白領沒出路”的氣氛中，他們完全看不到前途。

而年齡在20歲至29歲的全職青年，月薪中位數過去10年都維持在1萬港元（8000多人民幣）左右，大學生入職薪酬也多年停滯，扣除通脹率後薪酬實際在下跌。

平心而論，過去二十年中央也出台了不少惠港政策，但囿於香港的政治經濟結構，很難説底層人士和年輕人分享到多少紅利——如果內地人到香港買保險也算的話。所以香港新一代年輕人並未感受到迴歸紅利。

3）民粹主義浪潮

本土化、民主化是現代化過程中的正常現象，前面兩個因素也是發達國家民粹主義思潮興起的重要原因，導致傳統左右兩大政黨都被民粹搶走市場。香港也一樣，建制派影響縮小，傳統泛民分化出更激進的本土派，只有勁爆的觀點可以用來博出位。

香港本土主義和迴歸之前殖民政府製造恐慌有一定關係，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九七年之後的社會變化。特別是2003年反“23條立法”以及2007年左右一連串的城市規劃問題引起的本土社會運動，讓香港人意識到當下的社會並非自己想要的生活。但迷茫中，香港年輕人並不知道用什麼文化標誌來代表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刻意發掘香港的“獨特性”，於是才在最近幾年引發了 “港獨”傾向以至於打出港英時期龍獅旗的出現。

2012年立法會選舉，部分泛民政黨採納了本土路線政綱，例如公民黨選舉主題是“反對赤化、抗拒大陸化”，民主黨“少壯派”出走成立的新民主同盟更打着“本土優先”的旗號進入議會。

2014年，中央兩項舉措刺激了以爭取“雙普選” 為口號的“佔中”運動發生。但總體上，佔中和港獨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運動。曾經的統一旗手黃秋生，他支持學生的佔中運動，但強烈反對港獨。但是，很多內地媒體過於上綱上線，強行宣佈佔中就是港獨，這既是文化隔閡的結果，也進一步把香港內部矛盾上升為內地和香港的矛盾。

佔中失敗反而促成了“自主”及“港獨”思潮的流行，更導致一些以年輕為主體的自決組織成立。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中，新民主同盟持“守護本土”旗號，16人當中15人當選，成為大贏家。也有不少年輕的“傘兵”參選，取得不少票數。

2016年立法會選舉，本土派進一步擴大影響力，傳統泛民的老兵紛紛鎩羽，老將李卓人、何秀蘭、黃毓民及馮檢基連任失敗；高舉本土自決的羅冠聰、遊蕙禎、梁頌恆以及劉小麗高票當選。

一般認為香港政壇由原本傳統泛民及建制的二大派變成泛民、建制、本土三分天下。但由於立法會宣誓儀式的玩脱，到2016年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釋法。遊梁宣誓無效而被剝奪議員資格。2017年7月，梁國雄、姚松炎、羅冠聰及劉小麗四人也因宣誓問題被剝奪議員資格，本土派遭重創。

人大的第五次釋法，顯示中央決意斷絕港獨派之參政的途徑。2017年8月，13位反東北發展的抗爭者被判入獄，以及學聯及學民思潮（雙學）三子，ZYK、羅冠聰及黃之鋒也因重奪公民廣場案件，被判入獄，也是對本土運動的重大打擊。

近幾年香港選舉中不正常的投票取向，如此多的非典型的候選人當選，表明香港社會特別是選民呈現出不理性、民粹化的情緒。和美國特朗普當選、英國脱歐一樣，都是類似社會結構導致的類似民粹化趨勢，但在政黨政治競爭結構下，美歐民粹化存在制約力量和回擺效應。而香港社會實際上沒有政黨政治競爭機制，民粹化一旦形成，就會形成越打壓越有名望的惡性循環。

4）特區政府的失職

全球民粹主義思潮對香港的影響只是一個外部刺激因素，主要原因還是香港內部的階級隔閡，香港政府的治理能力受到質疑。而香港政府也的確有不少的問題，即便內地方面一再讓利，卻不能把利益變成底層人口的希望，以至於民粹土壤不斷擴張。

港英時代香港總督代表一個強勢政府，而立法局只是一個諮詢機構，其議員相當多由行政局議員兼任，只能提出意見。迴歸後，香港大體延續了行政主導的體制，同時沒有搞政黨政治，換了行政長官但不換政府裏面的人，實際上沿用了很多殖民地政府管理方式。

但這意味着公務員體系幾乎全是事務官，基本沒人懂得什麼是政治。曾有人評價“香港公務員只會當servant，不會當master”， 能把自己手頭的事情做的挺好，一旦有變化，大風大浪，立刻只會教條主義本本主義，一抓就死一放就亂。

所以，特區政府要麼全面向泛民派投降，要麼完全無正視泛民訴求中的合理部分。政策兩頭搖擺之下，特區政府和內地媒體合力，把港獨和泛民、佔中等標籤捆綁，讓香港的民粹化趨勢越來越不可收拾——這都是最近10年的事情，21世紀初，這幾個運動之間並無直接關聯。

當然，這也不全是特區政府的責任，中央政府缺乏明確的特區戰略也是原因這一。

3 到底誰的鍋？

在上面種種原因的作用下，雨傘運動後，香港本土派崛起，已是主流社會不可忽視的聲音，但獲得的支持度並未大幅上升。以2016年立法會選舉結果看來，大約本土派有15-17%的支持率。第二年支持度進一步下降，民調顯示只有11%。

民族黨的很多言論和行為是非常幼稚可笑的，包括陳浩天到香港外國記者會（FCC）作播“獨”演講，及去信美國總統特朗普要求“制裁”香港甚至中國等等。但如此中二的鬧劇組織，能夠掀起這麼一陣風波，除了“境外勢力”支持，被港府和中央太當回事兒也是一個原因。近來還有所謂“滬獨”組織在美國成立，需要被當回事兒麼？

人民日報海外版旗下“俠客島”公眾號曾發過一位港商講過的故事：他年輕的時候去香港滙豐大廈等朋友，突然內急想去上廁所，發現進廁所還需要“刷臉”：北歐白人用最好的，南歐白人用中等的，黃種人用最差的。而在更早期，香港人被英國人打、踢，錢財被強奪巧取也都是家常便飯——這些，才和“殖民暴政”沾得上邊。所以，習出訪英國獲最高禮遇，眾多老香港人才會激動得淚眼盈眶。他反問：如今年輕香港人，吃的是內地特供的新鮮蔬菜，喝的是全中國最乾淨的水，享受來內地上學、就業的優惠政策，怎麼反而不知感恩了？

俠客島發了如下感慨：

客觀説，目前“港獨”的主力是年輕人，也許是跟他們的經濟“獲得感”不強有關。香港確實在經濟方面存在一些問題，有部分年輕人無法分享到發展的紅利，就容易把一些社會矛盾或個人挫折，歸咎到“一國兩制”，給了“港獨”滋生的社會土壤。

俠客島終於體現了官方喉舌的底限水平，雖然並不常見。

本文自馬前卒工作室微信公號

作者：豆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