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十個亞洲城市屬於未來，未來也屬於它們_風聞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Parag Khanna”，原文刊於世界經濟論壇東盟會議。

面向未來準備最充分的十個亞洲城市

我們的星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城市化邁進，社會、經濟及氣候等方面的巨大壓力隨之而來。如果説城市化的可持續性是21世紀最重要的挑戰之一，那麼亞洲就是決定人類能否成功的起點。亞洲城市人口尚不足其人口總數的一半，而相比之下，有82%的美國人和74%的歐洲人都早已在城市裏紮根。

亞洲正在經歷着人口大遷徙。西方人無法想象亞洲超大型城市（megacities）的規模：在西方，再大的大都市也很少超過1000萬居民，但在亞洲，巨無霸型的城市星羅棋佈，並在廣袤疆域上不斷蔓延，未來某些大都市甚至將容納超過6000萬人口。而目前的問題在於，亞洲是否已經做好迎接城市人口爆炸的準備？是否確保能從這個趨勢中獲益？

亞洲城市人口增速之快，令人頭暈目眩。據聯合國估算，到2026年，45億亞洲人當中將有一半以上居住在城市。其中有一部分人會湧入超大型城市——到2025年，世界上的超大型城市六成都在亞洲。儘管像東京、新德里、上海和達卡等大都市的擴張壯舉令人歎為觀止，但其實大多數亞洲人不會遷往這樣的超大型城市。事實上，很多大城市目前正面臨着人口縮減。

上海

實際上，亞洲城市化的主要推力來自農村人口向城市高速流動：在過去三十年裏，中國80%和印度尼西亞67%的城市人口增長都來自行政區劃調整，過去的農村被劃為城鎮。從總體統計，亞洲城市每週要迎來將近100萬新增人口，約佔全球總增量的三分之二。

在大部分情況下，亞洲城市的迅速擴張有利於城市居民。許多較大的城市正在變得越來越富裕，逐步鞏固了它們作為世界經濟新重心的地位。除了某些特例之外，大多數亞洲城市居民的整體生活質量得到了改善。

東京

但儘管如此，亞洲城市化仍然呈現出多種多樣、不均衡的趨勢，城市無序擴張、交通擁堵、失業、貧民窟等問題都湧現出來，阻礙城市化進程。大量的貧困以及集中化的劣勢依然存在，為亞洲釋放潛力戴上了沉重的枷鎖。亞洲只有正視人口結構、社會和環境等方面的挑戰，才能提前為未來的城市擴張及早做準備預案，防止落入“後視鏡陷阱”。

當然，亞洲各大城市之間也存在明顯差異。中國、日本等國家早已積累了必要的財富和容納能力，推出較完備的基礎設施、住房、公共事業和服務等配套措施，以應對未來五十年加速城市化進程。但並非一切都如此完美。許多中國城市臨近人口增長峯值，而很多日本城市人口已經停止增長，甚至有許多還出現了人口負增長。儘管中日兩國的城市人口較為富裕，但他們仍然面臨污染、水資源短缺、酷暑、城市服務不足、社區隔離及老齡化危機等挑戰。

南亞和東南亞國家的城市人口總量超過25億，這個數字甚至比中國總人口數還要高。到2050年，印度的城市人口會激增到4.16億（屆時中國新增城市人口數量為2.55億）。而新增城市人口最多的地方將是印尼、菲律賓、泰國和越南等國的二線城市。南亞和東南亞這兩個擁有大量年輕人口的地區將掀起亞洲下一輪增長浪潮。但是儘管它們的基礎設施相對完善，未來也將陸續推出大規模投資計劃，但社會及環境問題風險仍然在不斷累積醖釀。

首爾

那麼，在如此多元化的亞洲城市當中，究竟哪些為未來的準備更加充分呢? 我們根據地理位置、人口規模和人均財富這幾個因素將東亞、中亞、南亞和東南亞地區的部分城市進行集合分類，然後與它們現有的脆弱性和技術適應能力排名進行交叉比較。城市脆弱性是一項衡量城市在累積性氣候變化及擬人化風險下的暴露程度的綜合指數；而城市技術適應能力與其數字、實體和社會經濟資產的質量及覆蓋率相關。在我們的名單中排名靠前的城市更加靈活，為未來準備得更充分。

無論對城市主管部門、企業還是民間團體來説，建立城市靈活度的衡量指標都至關重要，因為它有助於預測及應對由技術變化帶來的破壞性影響。可以肯定的是，亞洲城市將在不遠的未來逐步實現勞動力自動化，工廠等傳統就業大户的人工崗位即將被取代。而這些問題會隨着農村地區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迅速自動化而激化。

要維持高就業率、繼續提升工資水平，向以數字互聯互通為基礎的城市服務經濟轉型至關重要，另一方面還需習得適應未來數字經濟的新技能。亞洲城市也需要應對來自各方的壓力，例如人口過多、不平等現象、保障缺失、環境問題等等，這些都是衡量城市可持續性的關鍵指標。

雅加達

亞洲城市千萬不要試圖去掩蓋那些看似與城市增長密不可分的外部性挑戰，譬如經濟適用房嚴重短缺、供水和衞生設備不足、空氣污染加劇、熱島效應、極端天氣等。

問題在於亞洲的城市是否有意願、有能力在滿足廣大新增人口對基礎設施的迫切需求的同時，通過利用新技術、減少碳排放達成一種平衡。更關鍵的是，它們能否迅速實現這種平衡？

意料之中的是，某些城市比其他城市為此做了更充分的準備。我們發現，中國的沿海發達城市例如上海、深圳和廣州等，儘管十分富裕，仍然面臨着系統性薄弱環節，包括水資源供應減少和海平面上升等。我們還發現，南亞的超大型城市例如卡拉奇、新德里、孟買、班加羅爾、海德拉巴、欽奈、加爾各答和達卡等，儘管正在成為主要的經濟中心，但在利用數字革命的總體能力方面遠遠落後於其他大城市。

馬尼拉

一些東南亞城市例如曼谷、吉隆坡、馬尼拉和雅加達等，擁有較為良好的技術儲備，但也面臨着高於平均水平的脆弱性風險。按照地理位置對城市進行分組能夠把握相近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概況，也有助於凸顯地區內和地區間相互學習和解決問題的潛力。

有相當多的證據表明，亞洲城市正在探索應對這些挑戰的亞洲方案。以上海為例，該城市一直面臨着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但它已展開雄心勃勃的計劃，朝着生產清潔能源和推廣電動汽車等目標進發。深圳正試圖通過新的建築法規、碳交易計劃和推廣電動汽車等途徑，在城市規模和宜居性之間尋找平衡。廣州因過度開發而飽受土地和水資源短缺之苦，如今已大幅減少佔用肥沃耕地的新建築規劃；從2012年至2016年，廣州的空氣污染程度減少了42%。這三個城市和其他許多城市正得益於中國的新環保法規，有效遏制了空氣、土地和水體受到的工業污染。

迪拜

南亞人口眾多的超大型城市面臨的挑戰比中國更大，而且更嚴峻的是這裏缺乏應對挑戰所必需的基礎設施、財政資源和政治意願。作為巴基斯坦的商業中心，卡拉奇一個城市的生產總值約佔該國GDP的三分之一，但數十年來由於政府疏於公用事業管理，固體垃圾和城市污水形成嚴重危機。巴基斯坦政府不久前才剛剛開始投資海水淡化和供水工程，以及建設綜合性公共交通系統以緩解城市擁堵。

印度的超大型城市也因糟糕的城市規劃和破舊的基礎設施（包括排水系統不足）而飽受詬病。孟買最近出台了新的分區法，增加保障性住房的儲量；而霧霾水平屢創新高的新德里正在增設公共交通並減少柴油車。新德里和金奈都存在嚴重的水資源短缺問題，目前金奈正通過新的水資源循環利用工程來解決這一問題。

印度的科技中心班加羅爾和海德拉巴發展速度過於迅猛，建築用地規劃存在不合理現象，導致許多自然棲息地和植被遭到破壞。如果不對基礎供水、衞生、公共交通和分佈式住房進行大規模投資，這些印度科技行業的新引擎將會熄火。

東南亞城市雖然正在迅速增長，但卻沒有相應增加投資來適應新的變化。馬尼拉採取的方法是利用可持續建築規範和物聯網技術，推動“新克拉克城”（New Clark City）等前國防和工業設施的快速改造。

由於過度抽取地下水，曼谷每年以3釐米的速度下沉，因此城市地基受到海平面上升（這也是雅加達面臨的嚴峻挑戰）和不定期水患的威脅。雅加達正在投資修建海堤阻隔不斷上漲的潮水，而曼谷則在努力改造陳舊的水利基礎設施，以提高效率和節約用水。

曼谷

縱覽亞洲各大城市的現狀，我們能從中發現一些殘酷的事實，並提出一些建設性的建議。

首先，儘管存在諸多關乎存亡的重大風險，亞洲居民並沒有放棄城市化。這意味着國家、地方和市政當局需要根據人口現狀制定長期規劃——賦予城市制定未來規劃所必需的自主權和自由裁量權。

其次，亞洲城市需要優先和着重考慮生態問題，才能抵禦自然環境的極端變化，為易受其影響的人羣提供保護。這需要確保新的項目得到公共和私人資源的支持，並建立更嚴格的規範措施來保障基礎設施建設的可持續性。

再次，亞洲城市在發展進程中需要採用更智能的技術。目前，綠色建築材料、3D打印施工方案、環境傳感器網絡、綜合性公交系統和可再生能源等技術，都在不斷降低成本。

這對我們來説絕對是個好消息，它意味着即便未來城市集羣的規模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可持續的城市創新也並非不可能實現。

Robert Muggah是巴西智庫伊加拉佩研究所和加拿大SecDev基金會聯合創始人

Parag Khanna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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