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奇蹟密碼——混合經濟（四）_風聞

1·解密資料中新自由主義的CIA保駕護航

智利前總統阿連德率36人衞隊抵抗皮諾切特軍事政變

1976年9月21日上午9點多，美國華盛頓“大使街”馬薩諸塞大道2336號大樓樓下，一輛雪佛蘭轎車陡然爆炸，坐在車前排的司機勒特里爾雙腿被炸飛，當場死亡；駕駛副座就坐者其同事莫菲特女士，在被其坐後排的先生下車抱在懷裏幾分鐘後也氣絕身亡。

勒特里爾，智利外交家、政治家、經濟學家、學者，阿連德總統在任時，先後擔任智利外交部長、國防部長、內政部長以及智利駐美大使。

1971年7月份起，“科學馬克思”信徒阿連德總統將美國在智利公司的三大銅礦阿納康達、肯奈科特、塞羅以及美國ITT公司（美國國際電報電話公司）擁有的智利電話電報公司及其新建的整個電話網絡全部國有化，此舉徹底震怒了美國“智利特別委員會”，該委員會成員包括阿納康達礦業、普瑞納飼料、美國銀行、輝瑞化學等在智利擁有大宗投資的美國公司。

1973年9月11日，皮諾切特在CIA指使100萬美元資助之下，發動9·11軍事政變，在總統府打死阿連德總統之後建立智利軍政府，勒特里爾也於同時被捕。刺殺阿連德行動總協調人是基辛格。

1974年9月10日，勒特里爾關押一年之後被軍政府釋放，接着流亡委內瑞拉十五個月。因其曾任智利駐美大使，在美國有較強人脈，於1976年初前往美國華盛頓居住。

1976年8月，勒特里爾在美《國家》（ The Nation）雜誌發表批判“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旗手弗裏德曼之文，從經濟學層面對弗裏德曼的“震盪療法”（也稱休克療法）予以反駁，文中揭露了拉美及智利現狀：大多數人的經濟收入遭遇極大衰退，人民社會福利被徹底剝奪，與其相反只有與極少數人暴富就是弗裏德曼新自由主義自由經濟的本質面目。文章最終要求，弗裏德曼應為智利人民的經濟慘狀，智利國家41年的民主體制被摧毀承擔責任！

禍從口出，該文讓CIA對勒特里爾痛下殺手！

在此之前，已經有兩樁事讓CIA將勒特里爾視為眼中釘：

1976年5月，他跑到紐約聯合國總部去控訴智利對左派的迫害及去接近美國參議員弗蘭克.喬奇和眾議員哈林頓，痴人説夢般地期望他們能在國會提出：對CIA在推翻阿連德總統行動中的調查案。直至在《國家》雜誌批判剛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弗裏德曼之後，本文篇首的華盛頓馬薩諸塞大道汽車爆炸案隨即爆發。

米爾頓·弗裏德曼，美國當代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教授、新自由主義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之一，貨幣學派的代表人物。以主張自由經濟資本主義而聞名。然而，弗裏德曼1976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卻是他在消費分析、貨幣供應理論及歷史和穩定政策複雜性等範疇的貢獻。

1962年《資本主義與自由》這一自由市場經濟思想的經典之作的出版，弗裏德曼的新自由主義“先鋒”地位被奠定。冷戰期間，為打造抗擊庇隆阿根廷和卡斯特羅古巴的橋頭堡，芝加哥學派的年輕經濟學家們以“弗裏德曼狂”的熱情，把作為美國在拉美“後院”和最忠實的政經盟友的智利，當做了極力反對中央集權強調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的試驗田，弗裏德曼的學生和信徒們滿腔熱情地要把聖地亞哥建設成“南半球民主繁榮的燈塔”。

由此可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思想全球推廣伊始，就天然被賦予了意識形態擴張的政治基因。也正因此，弗裏德曼及其新自由主義成為CIA及美國最高國家機關不惜一切極力維護、容不得別人反對、詆譭和批判的聖域。

維護弗裏德曼這面新自由主義旗幟，既是維護其民主自由燈塔之光，也是維護美國跨國公司在全球的利益。為了這一切，CIA不顧勒特里爾揭露的絕大部分智利引入新自由主義經濟之後，年通話膨脹率達到1000%，人民陷於窮困潦倒現實，他們可以動用謀殺、顛覆反對派、培養恐怖分子、製造恐怖活動、販毒洗錢等一切人類所能想象或想象不到的手段。有關CIA在維護新自由主義全球推廣的其它反人類勾當，本文後續將逐步呈現。

勒特里爾一案由於CIA是在美國本土，尤其是在華盛頓動手，這徹底動了美國另一強力機構FBI的奶酪。因為自CIA成立以來，美國政府就把它FBI分類定位：CIA負責國外，FBI主內。而刺殺勒特里爾CIA並未與FBI有任何溝通，因此汽車爆炸案發生後，FBI全力出動，以查破恐怖襲擊案之力終於很快破案，追查到CIA頭上。兩者扯皮，最終由基辛格出面協調，掩息了此事。

可憐的阿連德總統及其一大批智利跟隨者，成為了弗裏德曼新自由主義的首批殉葬品。

米爾頓·弗裏德曼

2·新自由主義下拉美的週期性經濟危機魔咒

弗裏德曼新自由主義在智利1976年9·11軍事政變之後，美國派來包括弗裏德曼多位學生的近百名經濟學家，智利迎來新自由主義新時代。在上文《中國經濟奇蹟密碼——混合經濟》中提及的經濟殺手帕金斯就在此內，於此經受培訓、成長，也是以經濟學家面目出現。緊接着新自由主義在拉美及南美地區遍地開花，幾乎波及了除了古巴之外的所有地區國家。在這期間，CIA在南美控制的暗殺機構大禿鷹組織一路保駕護航，攻克一個又一個拉美及南美國家。該組織由CIA全權負責指導、訓練、組織和行動計劃。

受弗裏德曼的影響，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興起，已經在拉美地區遍地開花的弗裏德曼新自由主義，終於被推崇為美英兩國的主流經濟學，繼而開啓了向全球的推廣新階段，到1989年“華盛頓共識”之後，全球達到頂峯。在張五常到達香港之前的1980年，弗裏德曼就先一步到剛剛改革開放的中國，給北京的一些領導做過講座，後來張五常名氣大了，於1988年把弗裏德曼引薦給了當時的中共領導趙紫陽。

拉美地區普遍採用新自由主義之後，美國大量低息貸款的流入，使拉美國家對經濟形勢做出了難言正確的判斷，多國紛紛採取擴大公共開支(包括日常開支和公共投資)的政策，尤其是墨西哥等石油輸出國更是如此。

擴大公共開支刺激了國內總需求的上升，這帶來兩種不良後果：一是加劇了國內通貨膨脹，二是引起進口急劇擴張，貿易進口連年加大導致外貿逆差，只能靠外債來填補，從而對外債的依賴性越來越大。

流入拉美地區的資金中，美國私人銀行資金佔的比例急劇上升，這導致了資金輸入的不穩定。在流入拉美地區的外資中，美國私人銀行資本由1966～1970年期間的12%增加到1970年代末期的70%。截至1982年底，拉美地區的外債餘額超過3000億美元，其中80%屬欠私人銀行債務。1981年，國際石油價格下跌，國際私人銀行對這些國家的態度立即發生變化。國內許多人也看到形勢不妙而紛紛將資本向國外轉移，立即引起外匯儲備迅速下降。

1980年代拉丁美洲國家的普遍債務危機，使這一地區1980年代經濟出現了極低的增長，從人均產值的角度看是負增長。1981～1990年拉丁美洲經濟平均增長率僅為1.0%，人均年增長率為-1.0%。1982年8月，墨西哥因無力償還到期外債本息而誘發了一場席捲整個拉丁美洲的嚴重的債務危機。這場危機的爆發標誌着拉美地區經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經歷的漫長的增長期的結束，並引起持續的衰退，以致整個1980年代，從經濟增長的角度被看成為拉美地區“失去的十年”。

其實，縱觀拉美地區全面引進新自由主義1980年代至今，拉美失去的根本不止區區的十年，其引進新自由主義的年代恰好與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同步，至今也是四十年整，然而這四十年裏，拉美地區的經濟除了上世紀九十年代隨着一波美元的寬鬆，稍稍有點起色之外，整個拉美地區的經濟一直美元全球收割的週期之下，始終未能擺脱定期被剪羊毛的宿命，至今依然無法擺脱魔咒。

即使稍好一點的上世紀九十年代，整個拉美地區在多數國家出現恢復性增長的時期，到20世紀初，依然有4個國家（阿根廷、哥倫比亞、墨西哥和委內瑞拉）的貧困率高於1980年水平，2個國家（哥斯達黎加和洪都拉斯）維持了原有水平，整個拉美共有36%的家庭處於貧困狀態，同1994年持平，卻高於1980年的35%的比例！

最為致命的是弗裏德曼的新自由主義偏偏沒有反貧困的理論和方法，而且它強烈反對政府實施反貧困政策，它信奉的是涓滴理論，此理論認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並不給與貧困階層、弱勢羣體或貧困地區特別的優待，而是由優先發展起來的羣體或區域通過消費、就業等方面惠及貧困階層或地區，帶動其發展和富裕。

新自由主義在拉美的四十年全景展示，其實就是為了美國及西方的跨國公司如役全球的理論體系，根本上它是為了美元的全球霸權服務。它不僅不能解決貧困問題，反而是加劇兩極分化。例如，以墨西哥和阿根廷兩個國家為例，根據城市家庭計算的基尼係數，分別從80年代中期的改革前的0.47和0.41上升到90年代中期的0.54和0.49；拉美地區貧困人口由1994年的2.09億上升至2003年的2.27億。這就是新自由主義鼓吹私有化的本質。不拋棄新自由主義，不拋棄弗裏德曼，拉美地區的經濟問題，永遠無解！

進入21世紀之後，拉美地區在委內瑞拉查韋斯的帶動之下，有一批國家重新又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但是這又已是一條需要付出獻血和生命的道路，美國政府及CIA依然不會善罷甘休，即使像委內瑞拉國內經濟已經在美國政府的制裁處於崩潰之中，上個月針對委內瑞拉現總統馬杜羅的刺殺依然在實施！

玻利維亞總統胡安·埃沃·莫拉萊斯·艾瑪

拉美人民在覺醒！

2018年9月26日，聯合國安理會召開期間，出現了聯合國安理會上歷史上罕見的一幕，來自於玻利維亞的莫拉萊斯總統在發言中，怒批美國　：

“我在這裏坦率地告訴你們，美國對追求民主根本沒有興趣，美國只是要通過出錢在一些國家進行政權更迭，來培植他們可以信任的獨裁者。

美國根本不關心人權和公正。如果他們對這些有任何興趣的話，就會簽署國際上跟人權有關的協定，不會威脅國際刑事法庭的調查機制，不會提倡使用酷刑，不會離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更不會讓非法移民‘骨肉分離’將其關在籠子裏。

1953年美國資助、組織並實施了一場針對伊朗民主選舉產生政府的政變，在其後數十年中，美國一直支持着伊朗的獨裁政府，其允許伊朗的石油收益由跨國公司獲益。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79年的伊朗革命，從那以後，伊朗重新控制了自己的資源，但也成為了美國新的受害者。

玻利維亞義正言辭地駁斥美國對伊朗實施的單邊制裁，並譴責美國退出伊核協議。

美國應該為‘21世紀最惡劣的侵略行徑’負責，其中包括對伊拉克的軍事入侵、對利比亞的軍事幹預和對敍利亞的入侵等。”

3·俄羅斯及東歐熱情擁抱新自由主義的噩夢

俄羅斯前代總理葉戈爾·蓋達爾

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及整個東歐地區國家自發生政治劇變以來，宏觀經濟形勢多急劇惡化。俄羅斯年通貨膨脹概率率達到90%以上，預算赤字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5%，內債超過1萬億盧布，外債達1200多億美元，生產持續下降。波蘭更是神話，年通貨膨脹率達到2000%，財政赤字達4萬億茲羅提（當時1美元換6500茲羅提），外債400多億美元，2/3的國有大中型企業虧損，國民生產總值連年下降，市場極度蕭條，經濟狀況幾乎達到本世紀30年代初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水平。

遏制宏觀經濟繼續惡化的勢頭是這些國家的當務之急。因為沒有宏觀經濟的穩定，經濟轉軌就無從談起。在急迫的心情中，俄羅斯及波蘭等國家都以無比的熱情擁抱了新自由主義，相繼採用、引進了休克療法。

在俄羅斯，葉利欽於1991年11月任命了35歲的蓋達爾為代總理，蓋達爾在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傑弗裏·薩克斯的指點迷津之下，具體操刀實施休克療法。

蓋達爾用三步走完了休克療法的整個過程：

第一步、放開物價。

第二步棋，財政、貨幣“雙緊”政策與物價改革幾乎同步出台。

第三步棋是大規模推行私有化。

蓋達爾的三步休克療法，帶給俄羅斯國家和人民的是這樣的情況：

第一步物價放開之後，市場上只享受了三個月的好光景，到了1992年4月份，俄羅斯市場上出現的是，消費品價格比1991年12月上漲65倍。政府原想通過國營商店平抑物價，不料黑市商販與國營商店職工沆瀣一氣，將商品轉手倒賣，牟取暴利，政府的如意算盤落了空，市場秩序亂成一鍋粥。由於燃料、原料價格過早放開，企業生產成本驟增，到6月份，工業品批發價格上漲14倍，如此高價令買家望而生畏，消費市場持續低迷，需求不旺反過來抑制了供給，企業紛紛壓縮生產，市場供求進入了死循環。

第二步財政、貨幣“雙緊”政策與物價放開疊加造成了由於税負過重，企業生產進一步萎縮，失業人數激增，政府不得不加大救濟補貼和直接投資，財政赤字不降反升。緊縮信貸造成企業流動資金嚴重短缺，企業間相互拖欠，三角債日益嚴重。政府被迫放鬆銀根，1992年增發貨幣18萬億盧布，是1991年發行量的20倍。

第三步加快私有化國企蓋達爾最初採取的辦法是無償贈送。經有關專家評估，俄羅斯的國有財產總值的1/3約為1.5萬億盧布，剛好人口是1.5億，以前財產是大家的，現在分到個人，也要童叟無欺，人人有份。於是每個俄羅斯人領到一張1萬盧布的私有化證券，可以憑證自由購股。可是，到私有化正式啓動，已是1992年10月，時過境遷，此時的1萬盧布，只夠買一雙高檔皮鞋。由此，這個措施使大批國有企業落入特權階層和暴發户手中。

“休克療法”帶給俄羅斯整個國家的結果是國民經濟徹底沉入深淵，雖然因為改革失敗，蓋達爾1994年1月6日被迫辭職，但是這500天的休克所帶給俄羅斯的一直到2000年時，經濟都在低谷中掙扎。這就是一場災難，災難更深的影響是直至今日，俄羅斯依然沒有走出國民經濟中對於能源的高度依賴。

這一切，皆拜新自由主義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所賜！

回顧這段歷史，大部分俄羅斯人至今心痛至致，即使如強人普京，言及此時，也忍不住潸然淚下。有關這段歷史的解讀，汗牛充棟，此處筆者無意多言，在此梳理幾位在蘇聯時代就是異見分子、反共者們在蘇聯解體之後反思。

尤利婭·德魯寧娜，自由派女詩人。

1992年在極度失望中服安眠藥自殺。“八·一九事件”她曾在現場支持葉利欽三天，認為是“最幸福的三天”。遺信中她説：“我為什麼要走？我覺得，象我這樣一個不完善的人要留在這個可怕的、互相撕打的、為長着鐵爪的生意人創造的世界上，必須有可靠的後方才行。”她在遺詩中寫到“選擇死亡”是因為“我不能，我不願意看到/俄羅斯翻車顛覆”。

維亞切斯拉夫·康德拉季耶夫，自由派作家。作品例如：《鮑爾卡的道路》、《奧夫相尼科沃溝谷》、《在奧夫相尼科沃田野上》、《傷假》、《謝列扎羅沃大道》、《在斯列堅卡的會見》等。

1993年9月21日年在葉利欽發佈解散議會的第1 400號總統令的深夜，在書房中開槍自殺。

傑德科夫《共產黨人》編委和評論員。在青年時代受人道主義思潮影響，並以此作為人生目的。

蘇聯解體後，他的理想完全破滅，對新當權者“全面反對”，固辭不就文化部長之職。他發現國家正用新暴力殘酷鎮壓人民：“我不理解做一個恢復資本主義過程參與者的幸福”，葉利欽政府的經濟改革人民不認可，全面私有化造成嚴重後果，國有資產被侵吞，大發橫財的“新俄羅斯人”趾高氣揚，整個社會成了商人，投機分子、企業家、經紀人的天下。

在思想極度苦悶和貧病交迫下離世。

阿納託利·納烏莫維奇·雷巴科夫，蘇聯作家。寫反斯大林的小説《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而出名。此書出版成為當時的一個重大政治事件。

葉利欽等搞垮蘇聯讓他 “很難理解和不能饒恕”，他逝世前發表的最後一次談話裏，讚揚了30年代人們的勞動熱情，他説：

“當時人們得到的報酬很少，但忘我勞動，知道這是為了使自己的國家變得強盛起來，能抵禦外敵的侵略。”

“看不到斯大材為國家工業化做了許多事情是不對的，斯大林在相當短的時問內把一個落後的國家變成了當時的先進國家了之一。”

“衞國戰爭的勝利取得，是與斯大林的名字聯糸在一起的，這是不能迴避的事實。”

“現在最使我不安的，是我無法把我的想法告訴讀者----我感到特別痛心。”

謝爾蓋·巴甫洛維奇·扎雷金，《新世界》主編。搞垮蘇聯製造輿論方面的專家。

蘇聯解體後發表《生態小説》，描繪了蘇聯解體後的社會陰暗面。稱葉利欽、克拉夫丘克、舒什凱維奇為“三頭野牛”，他説：“面對發生的事情真誠感到自己有過錯，但又不知道錯在那裏。

亞歷山大·亞歷山大羅維奇·季諾維耶夫，著名哲學家。青少年時就仇恨斯大林，曾密謀殺害斯大林，養成了用怪話俏皮話譏諷現實的習慣。

20世紀70年代寫了《黑魊魊的天空》渲染生話的反常和荒誕，蘇聯當局極為惱怒。

1978年他到國外講學，被取消了國藉，成為一個政治流亡者。他出版了《戈爾巴喬夫主義》《災難性的改革》一書對戈氏改革進行了“全面否定”。

2012年在一次研討會上他説：

“我寫了30本分析什麼是共產主義的書，30本反對共產主義的書，但假如我知道這一切會有這樣的結果，我就永遠不會去寫這些書。”

“等到多少個世紀過去後，後代將懷着驚訝和讚賞的心情研究這個時代，作為一個處在極端困難下的國家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做了這麼多事情而驚歎不己。不錯，有過許多不好的東西，有過犯罪行為，錯誤和失望。但是這仍然是俄羅斯歷史上最偉大的時代，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現象之一。”

康斯但丁·麥法琪葉維奇·馬克西莫夫，曾任莫斯科蘇里科夫美術學院油畫系教授，前蘇聯斯大林文藝獎金獲得者，俄羅斯聯邦人民藝術家。後以強硬反共著稱。

解體之後後來他説“你可以讀一讀我的所有著作，我從末反對過俄羅斯，我反對的是意識形態（指共產主義思想）。我曾認為這是妨礙俄羅斯發展，妨礙它成為偉大強國的唯一重負，這是我巨大的悲劇性的錯誤，我到了老年深為此而感到悔恨。”

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蘇聯作家，1968年因作品《第一圈》無法在國內出版而在境外發表，被開除出作協，隨後獲得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著名持不同政見者。

1993年9-10月訪問西歐時嚴厲批評俄羅斯實行的經濟政策，認為是如此的草率混亂。在民主問題上實行的是“反民主”、“假民主”、“偽民主”。

回國後他到各地訪問實際接觸到解體後的俄羅斯，感受更深，在杜馬發言：

“現在俄羅斯走的是一條最曲折、最痛苦、最荒繆的道路。”

“在當今的俄羅斯沒有民主，主宰國家命運的是由過去共產黨上層精明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騙手段發了大財的暴發户，變成的150個到200個寡頭主宰。”

“俄羅斯發生的事是20世紀90年代的一場大災難。目前的俄羅斯社會是殘酷的、野蠻的、犯罪的社會”。

他的小説《轉折關頭》寫到：

“是斯大林使得整個國家開始向未來奔跑。”

“黨是我們的槓桿，是我們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

······

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

弗裏德曼的新自由主義在全球興起，也在全球大範圍內製造了經濟災難之際，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也已經到了從“摸着石頭過河”層面昇華的階段。

本文是中共十五大取道混合經濟時外部國際經濟環境全景縮影，下一篇續文全面分析中國混合經濟之路的前因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