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媽”的另一種讀法——狐狸，還是刺蝟？_風聞

【文/田雷   本文原刊於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東方學刊》】

一

兄弟我在耶魯的時候，也是見過虎媽的。

那時候，蔡美兒（Amy

Chua）教授還沒有虎媽的名號，不過也早就是名動學界的白富美。去美國之前，我就讀過她的書，出版於2002年的《起火的世界》（World on Fire）讓她一鳴驚人。雖然説是初次展示學術羽毛，蔡教授卻表現得虎虎生威。她在書中的觀點石破天驚，指責西方國家在後冷戰時代大搞制度輸出，卻弄得非西方國家和地區烽煙四起，結論是：自由市場民主非但不是歷史的終結，反而造成了一個“起火的世界（World on Fire）”。“9·11”恐怖襲擊，讓1989年後風生水起的歷史終結學派聲名掃地，卻讓蔡教授可以在書中大大方方地討論一個問題：“他們為什麼恨我們（Why they hate us）”。[1]等到2007年，當蔡教授出版她的第二本書《帝國之時代》時，我已經是她的粉絲。[2]

“虎媽”蔡美兒

作為粉絲，在耶魯那年沒能選修蔡教授的課，難免遺憾。記得她那年只開設一兩門研討國際商事交易的課程，即便要追星，面對這些非我專業的高大上課程，我也只有退避三舍。“2009年6月29日，我開始寫作這本書……書的前三分之二，只用去我不過八週的時間”，現在想來，當我在耶魯法學院院外的“牆街”同蔡教授偶遇時，她大概已經完成了自己的第三本書，就是2011年年初由企鵝出版社推出的《虎媽的戰歌》。[3]那時我已回國任教，還記得此書中文版幾乎是同期推出，蔡教授著述返鄉，這一次沒有一點兒“時差”——只是中文首版被修改為《我在美國做媽媽》，也許是出版社自作聰明，但卻弄巧成拙。《虎媽的戰歌》不僅一時洛陽紙貴，在商業上取得空前成果，更重要的是，它成功挑起一場關於中西育兒方式的大論戰，蔡美兒教授也由此名動天下，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都知道“虎媽”這個名號，雖然未必清楚，所謂的“the tiger mother”，原來是一位任教於耶魯法學院的華裔女性教授。

但時常讓我感到困惑的是，人們為虎媽買單，但並不為蔡美兒教授買賬。

《虎媽戰歌》

二

為什麼知識分子不喜歡虎媽，讀後隨手就是一個差評，曾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況明明是：一位華裔女子，出生在父母一代由菲律賓赴美的移民家庭，小時候還曾因講英語有口音而受到身邊同學歧視，現在卻成為耶魯法學院的講席教授，馴服了同在耶魯任教的憲法教授“虎爸”，她的兩個女兒，《虎媽的戰歌》裏的主角，先後從哈佛大學畢業，這種經過個人奮鬥而走向成功人生的故事，正如虎媽所講述的，不正是中國知識精英曾經趨之若鶩的美國夢嗎？若是如此的話，為什麼當虎媽活出我們的夢想時，我們反而覺得難以下嚥呢？為什麼我們可以空談一個夢想，但卻無力招架一個由此夢想所生成的現實呢？也許，蔡教授在書中表現得並不是那麼温良恭儉讓，反而虎得有些咄咄逼人，甚至不近情理， 但這原本就是蔡教授對虎媽角色的人設，理解了這一點，我們為何對這位成功人士如此苛責呢？説到底， 在很多方面，她只是比我們這些人做得更到位，説得更透徹，要是我們因此而對虎媽有所保留，豈不是五十步笑百步？

讓我先從《虎媽的戰歌》（以下簡稱“《戰歌》”）開始，再一本本給蔡美兒教授算算賬。《戰歌》之所以引爆全球書市，當然要歸功於它的姿態鮮明，走在政治“不正確”的路線上，卻還能如此理直氣壯。一個出版上的細節，也許主要是商業操作的手法，對這本書風行全球可以説功不可沒。在《戰歌》面市前夕，《華爾街日報》刊發了虎媽的頭條文章《為什麼中國媽媽更好？》[4]，這樣的觀點當年一拋出，全美一片譁然，由此引發的爭議成功地將隨即出版的《戰歌》推到輿論的風口。就如同現在要想方設法來它幾篇十萬加，才是商業成功的必由套路。同這篇先期放出的宣傳文相比，印在《戰歌》書封上的一段劇透文字，卻有意識地保持某種文化中立的姿態，讀起來只落個曖昧不明的印象：“這個故事，關係着一位母親、兩個女兒，以及她們的兩條狗。原本，故事意在講述，為什麼中國家長在養育孩子上要優於西方父母。但最終成書，它卻圍繞着一場文化之間的劇烈衝突，光榮的滋味轉瞬即逝，而我卻被13歲的女兒所挫敗。”

《戰歌》既然如此唱響，那麼母女之間的對抗就發生在文明衝突的語境內，要宣揚中國為人父母者的教養方式，蔡教授就要製造出中西之間非此即彼的對立，比方説，“西方父母尊重孩子們的個性，鼓勵他們追求發自內心的熱愛，支持他們的選擇……與之形成對照（by

contrast），中國式父母相信，保護孩子的最好辦法就是讓他們面對未來做好準備，讓他們發現自身之所能，為他們武裝上技能、工作習慣以及內在的自信”[5]。這種在中西方之間反覆不斷的“by

contrast”，正是支撐起《戰歌》情節不斷延伸以及矛盾激化的邏輯主線。在蔡教授筆下，虎媽的教育方式是一體兩面的，一方面刻畫着中國父母的家長作風，另一方面則是，非虎媽者，即西方父母也，這種為了衝突而衝突的中西臉譜刻畫，當然難以經得起硬社會科學的檢驗。書之將末，虎媽又一次挑逗西方讀者的神經：“我不願意屈從西式的社會規範，雖然政治正確，但卻是如此愚蠢，而且在歷史上也從未紮根……非要説，我認為美國國父們懷有中國的價值觀（America’s Founding Fathers had Chinese values）。”[6]凡是虎媽做派的，就都是中國的，虎媽之粗暴是如此刻意，在中西方之間亂點鴛鴦譜，西方讀者不反彈才怪！

但為何中國讀者也不買賬？現有一位耶魯法學院教授在西方兜售中國教育之道，何妨把虎媽也算在中國模式的陣營內，得來全不費功夫呢？為什麼非要説不呢？打量一下蔡教授，再讀一讀《戰歌》第四章“蔡氏家族（The Chuas）”，讀者大概會有發自內心的質疑或困惑：憑你也能叫中國媽媽？看這位蔡姓女士，出生在美國，父母及其家族都生活在菲律賓，要往前數好幾代，祖上才是中國東南沿海福建省的客家人，嫁了個猶太男人，生了兩個混血女兒，若是在西方也罷，蔡教授有着黃皮膚和黑眼睛，但《戰歌》漂洋過海來，面對中國讀者，虎媽何以主張我是一箇中國人，我之所為，就是中國育兒之道呢？

這個問題在這裏提出，並不是要刁難虎媽。想想看，《戰歌》在書封上即有開門見山的交待，本書的主角是“一位母親、兩個女兒，以及她們的兩條狗”，這裏的“兩條狗”是什麼鬼，要是問一下中國人，那麼他們必定會問，爸爸去哪兒啦？這種講故事的方法，真的是中國的嗎？還是首先要迎合這本書從一開始就要訴諸的西方讀者，因此不過是東方主義的又一次營銷而已？

若是繼續揣摩不滿者的心理，恐怕還不僅如此。追溯《戰歌》問世時，雖然只是短短七年之前，但虎媽的讀者當年就心態而言，卻仍停留在上一個時代的尾巴上。那些年，我們的中產階級父母正在樂此不疲地學習西式教育，以之安排自己的育兒之道，他們憎恨之所向，以及媒體火力所要全力絞殺的，正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基礎教育。據稱，這種以高考為最終檢驗標準的教育體制只會培養出高分的低能兒，家長要是有本事，就要讓自己的孩子逃離高考—到美國去！虎媽在中國的第一波讀者，基本上也就是這些做着美國夢的中國中產父母。他們唯某種西式教育理念馬首是瞻，正像模像樣地推行着以快樂為本的教育，也因此，虎媽戰歌唱得越響亮，讀者心裏也就越嘀咕，因為她在書中的每一次勝利都是對讀者三觀的一次打擊。

想一想《戰歌》的中文版：《我在美國做媽媽：耶魯法學院教授的育兒經》[7]，從“虎媽的戰歌”改為“我在美國做媽媽”，國內出版商做了用心良苦的改動，看似出入不大，但整本書的要旨卻被改頭換面，原本是在西方宣講中國媽媽的管教之道，中文版卻成為了美國精英的育兒經，虎媽的中國身份在中文版的書名中早已消失無蹤。據説蔡教授因此對這一版大為不滿，身為耶魯教授以及曾經的哈佛學子，她當然不願意看到自己被改頭換面，也不相信自己的作品非要被包裝成“哈佛女生”才能賣得動。但在商言商，《我在美國做媽媽》在2011年顯然更能打動人心，讓中產父母心甘情願地為之買單，看一看耶魯法學院的教授是如何（相夫）教女的。時至今日，我們也許可以説，《戰歌》這本書來得早了一些，現如今的中產父母都是“虎媽”了，他們當年對虎媽表示呵呵時，很難想到會有今天。《虎媽的戰歌》在中國是一本屬於2018年及以後的書，時間還給虎媽一個公道，而歷史的進程也讓曾自以為是的中產家長嚐到傷筋動骨的教訓。原來，他們從來沒有掌握文化的領導權，只是隨波飄搖的海草而已，不到十年的時間，他們就從快樂的素質教育理念消費者，被社會現實逼迫成中國的虎媽虎爸，那些當年向他們兜售快樂教育的人，現在轉而販賣焦慮，做的都是一本萬利的生意。

“我不忍心再欺哄，但願你聽得懂。”[8]

三

繼《虎媽的戰歌》在全世界起火之後，蔡美兒教授片刻沒有耽擱，2014年年初就同“虎爸”魯本菲爾德（Jed Rubenfeld）教授聯手，推出了《三件法寶》（The Triple Package）。這本書的副標題延續了蔡教授前兩本書的命題風格，用“how”引出問題，以此打開讀者的好奇心。《起火的世界》的問題是，“為什麼輸出自由市場民主，卻收穫種族仇恨和全球動盪”；《帝國之時代》則追問，“為什麼超級大國可以崛起至全球霸主，它們又因何衰落”；這一次，虎媽虎爸向讀者拋出問題，“為什麼三種看似不可能的特徵，卻解釋了文化團體在美國的成功和失敗”[9]。

原本，虎爸就並非《戰歌》裏唯唯諾諾的為人夫者，對女兒只講放任自由的為人父者，他在憲法學研究上成就斐然，此前也曾出版過兩本成功的小説《謀殺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Murder）和《死亡衝動》（The Death Instinct）。現在，虎爸以猶太人的身份加入“戰歌”，也就讓故事從一箇中國式家庭擴展至某些“文化團體（cultural groups）”。雖説《戰歌》的現象級成功難以復現，《三件法寶》作為“戰歌”之延續，還是讓虎媽在版税上賺了個盆滿缽滿。

這大概也能解釋為什麼虎媽的同行向來對她頗有微詞。他們心裏的潛台詞應當是這樣的：真正的學術書一定是為極少數人而寫的，往往曲高和寡，反過來説，商業上的成功只能證明作者的媚俗，不過是投大眾所好。簡言之，學術和市場不可兼得！一本接着一本，從《起火的世界》（2002年）、《帝國之時代》（2007年），到《虎媽的戰歌》（2011年）以及《三件法寶》（2014年），再算上2018年剛剛出版的《政治的部族》，這一路算下來，蔡教授保持着四年一本暢銷書的節奏，在學術界內外名利雙收，又不受論文發表和引證的考驗，怎能不讓人羨慕嫉妒恨呢？

如果一本本來算賬，蔡教授的寫作跨度可謂是令人歎為觀止：下筆千言，但每本書的主題相距又何止萬里。《起火的世界》是蔡教授的頭生子，嚴格説來，也只有這本書是她在所處領域的專業之作，厚積而後薄發。理解這本書的意義，首先應明確它不是“9·11”事件發生後臨時抱佛腳的應景之作，在飛機撞向“雙子塔”後，加入“政治正確”的洪流去反思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非但不需要橫眉冷對的勇氣，其實只是狐假虎威而已。《起火的世界》雖然出版於“9·11”事件一年後，但蔡教授的主要論點早在1998年就已經和盤托出，白紙黑字的論斷，可參見她發表於《耶魯法學雜誌》的長文《市場、民主和種族：邁向法律與發展的新範式》[10]。在書中，批判的武器從一開始就對準了冷戰後妄言歷史終結的觀察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先生當年可是鼓吹自由市場民主解決一切呢，著名寫手弗裏德曼甚至到2005年還出版了《世界是平的》，也同樣風靡全球了啊，對於這些很傻很天真的論調，如Elle雜誌（中文版為《世界時裝之苑》）的評論，蔡教授的這本書不亞於“一記響亮的耳光”。

為什麼在眾人皆醉的歷史進程中，蔡教授卻能獨自清醒，她之視野所及，又有什麼是弗裏德曼這些弄潮兒看不到的？《起火的世界》開篇，蔡美兒講述了發生在菲律賓蔡氏家族的一場悲劇，她的姑媽在家中被自己的司機謀殺，割喉致命，正是從這一場悲劇出發，蔡教授提出了貫穿全書的核心概念“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羣（market-dominant 

minorities）”——一個常見於非西方國家和地區的存在。任何社會，只要存在着這種少數羣體，那麼市場和民主之間就難免一場結構性的衝突。説得簡單些，自由市場偏愛少數人，甚至可能讓非我族類的外來者張開掠奪之手，聚斂起鉅額財富；而選舉民主一人一票，多數人説了算，結果就可能是土生土長的羣眾選出了一個操弄民粹情緒的政府。這樣的態勢一旦形成，要麼就是市場主宰民主，催生出所謂的裙帶資本主義，要麼就是民主摧毀市場，類似多數人的暴政，歇斯底里的羣眾將怒火發泄在經濟精英的身上，情勢必要時，甚至肉體消滅之。照理説，民主和市場都是啓蒙時代的好東西，但不受節制的市場，再加上沒有法治制衡的民主，就可能禍害一方，精英和民眾都逃無可逃。

《起火的世界》叫好又叫座，讓蔡教授在寫作的道路上有資本打開腦洞。公允地講，2007年的《帝國之時代》討論古今中西大國的興與衰，對蔡教授而言不算越界之作，尤其是在耶魯這個據説“除了不教法律，什麼都教（anything but law）”的法學院內，一個不會寫小説的憲法學家是演不好戲劇的（參見“虎爸”魯本菲爾德）。更何況，真正的學者向來都是問題導向的，活人難道還要被領域框死？！2007年前後，“9·11”後第六年，正是法學界有識之士開始呼籲在研究中重新帶回“帝國”之時，蔡教授不失時機加入了這場自帶流量的焦點討論。雖然有著名作家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Kaplan）和哈佛帝國學者奈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背書加持，但讀罷《帝國的時代》，我卻難掩失望。

兩相對比，《起火的世界》有多麼“政治不正確”，《帝國之時代》在學術場域的政治上就有多安全。

蔡教授上下五千年，只是為了説明一個道理：帝國如要崛起，制霸自身所知且所在的“世界”，成功的秘訣歸根到底是“寬容”，因為人才總是不拘一格而降於各地的，只有做到寬容，國家才能如磁鐵一樣吸引異邦人才，最終得“天下”英才而用之，則帝國興焉。但帝國崛起之路上以寬容為本，勢必包含着諸多政治部族的多元雜處，衝突的種子早已埋下。終有一天，“政治膠水”無法繼續黏合起雜多族羣的分歧，多元無法共存於一體，身份政治抬頭，每個政治部族都自以為是地追問“我們是誰”，文化內戰興起，帝國也就由此開始了盛極而衰的下坡路。簡言之，帝國之命運，成也寬容，敗也寬容。

這論題是如此庸常，甚至多少有些陳詞濫調，閲讀《起火的世界》時那種驚喜感，至此已經所剩無幾。但也要承認，就書論書，《帝國之時代》閲讀體驗並不差，首先是作者寫作水準有增無減，故事講得精彩紛呈，更重要的還在於，蔡教授對“寬容”下了一個非常寬容的定義，並不是非要平等尊重每一

個人，包括政治異見分子，才叫寬容（也許在她看來，這種寬容觀，本身就是生活在啓蒙時代之後自由主義的偏見），“在我運用這個概念時，寬容所指的僅僅是，讓極其不同的族羣在你的社會里生活、工作並且繁衍下去——即便只是出於工具或戰略的理由”，簡言之，只要允許百家爭鳴，而不是焚書坑儒，那就符合蔡教授的“寬容”尺度。如此一來，社會科學的書呆子也許認為是屬於選擇偏差的案例，卻構成了《帝國之時代》最骨骼清奇的章節。在專章討論“混血唐朝”作為“中國的黃金時代”時，蔡教授給西方讀者講述了一代女皇武則天及其科舉取士的國策，“女皇的創新標誌着中國歷史上的一次轉折點。 新確立的國家考試製度反映出全新的原則，也即政府官員應當僅僅根據教育和文學天賦而獲得招錄”[11]。 下一章，轉入討論成吉思汗，也許是蔡教授自己都覺得這腦洞開得大了些，所以不忘先修辭過渡一下：“請等一下——蒙古人是寬容的？”[12]但論斷卻沒有和稀泥：“成吉思汗推行着相當寬容的政策，即便以現代標準而言都是如此，更不必説與同時代統治者做比較了。”[13]無論以“寬容”作為帝國崛起之謎底的立論是否恰當，是否只是浮光掠影地理解帝國政治，蔡教授似乎沒有多加追問，當然也不是我們要關切的。總之，書是好書，也相當成功，這就已足夠。美中不足的是此書中文版先後經歷數個版本，但直到2016年仍將“Amy

Chua”忠實地譯成“艾米·蔡”，兩位譯者顯然是兩耳不聞窗外事，到了虎媽橫空出世的第五年，也對這位華裔的耶魯女教授沒有了解一下，哪怕只是問問百度。

跳過《虎媽的戰歌》，直接進入作為“戰歌”之番外篇的《三件法寶》。但這一次，夫妻合璧，琴瑟和鳴，卻未能延續“戰歌”的成功，也許《戰歌》之盛況，原本就是可一不可二。商業上的銷量難以摸清虛實，不過這本據兩位作者説“提供了一種看待成功之新方式”的書，用學術判準來看，實在寫得有些水，讓我開卷後幾度欲棄書而去。書之開篇，首先交待了美國夢破碎的歷史進程，“如果你是出生在1960年之後的美國人，那麼你的人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的父母是誰”[14]；但問題是，美國夢並非讓每個人都心碎，對於某些“文化羣體”來説，美國夢仍觸手可及。若是屬於這些族羣部落的成員，只要付出個人的奮鬥，就有很大可能走向人生的成功。為什麼美國夢偏愛某些“文化羣體”，這是《三件法寶》所要回答的問題。

哪些族羣呢？虎媽和虎爸就是當仁不讓的幸運兒，華裔和猶太裔的身份讓他們可以現身説法，繼續挖掘個人奮鬥和家族浮沉的歷史故事，再用文化人類學包裝一下呈獻給讀者。作者之身份就是最牢靠的擋箭牌，不會因看似“政治不正確”的立論而惹禍上身。無論如何，由少數族羣親口講述他們為什麼能，比起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告誡盎格魯–撒克遜白人不要忘本，要時刻牢記“我們是誰”，虎媽的基調在美國政治文化中算不上違規。這些成功族羣，無論是説與生俱來，還是在後天成長過程中習得，到底有哪些人無我有的文化特徵以及行為模式呢，虎媽虎爸反求諸己，總結出走向成功的“三件法寶”。 分別傳授如下：第一件被稱為“優越感（superiority complex）”，就是要相信自己所在的族羣是與眾不同、獨一無二的——我們不一樣；第二件是“不安全感（insecurity）”，按照作者的解釋，這是“一種不滿——關於你在社會中的價值或位置，懷有一種不確定的焦慮”，簡言之，明天不一定會更好，有可能更糟糕； 第三件法寶則是“衝動之控制（impulse  control）”，對人生要有長遠的規劃，不能任由一時興起的念頭而主宰自己的舉動，比如，不能因為今天的困難而放棄長久的目標。在定義這第三件法寶時，有一句非常魯本菲爾德教授的話：“活在當下，是現代性的律令，而那些可以控制衝動的人，不是活在當下的。”最終，三件法寶如果在某個羣體那裏集於一身，那麼身為這個羣體的人，既有力爭上游的動力（優越感+不安全感），又在面對困境時不輕言放棄，自覺堅持下去（優越感+衝動控制）。他們不是活在短促的當下，只尋求一時之滿足，為了明天會更好，他們甘願在今天吃更多的苦。這種風物長宜放眼量的人生態度，對中國人來説，實在太過稀鬆平常，畢竟三歲小孩都會背“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甚至是“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大概就是我讀《三件法寶》的感受，即便你們講的都對，那又怎樣呢（so what）？還不是聽過很多人生的道理，卻依然過不好這一生。

終於到了今年2月，虎媽在企鵝出版社推出了她的第五本書《政治的部族：團體衝動與民族之命運》，一如既往，我作為粉絲迫不及待地網購了這本新書。[15]

四

西諺有云：狐狸知道許多事，而刺蝟知道一件大事。經以賽亞·伯林之演繹，這句話成為人文社科學界盡人皆知的比喻，如果借這種兩分法提出我們的問題，那麼虎媽到底是狐狸，還是刺蝟呢？

種種跡象表明，虎媽分明是一個狐狸，顯而易見，她知道許多事。前述四本書，讀起來可謂下筆千言，彼此之間卻離題萬里。何不就此宣判她是一個機會主義的學者，在選題上慣於見風使舵。“9·11”之後談全球化和帝國政治；中國崛起的新時代轉而兜售中國文化，在西方的英文世界講述中國的故事；你看現在，她在新書中又開始討論政治的“部族主義”，就好像是在説，閃開，讓我來告訴你們，特朗普為什麼上台。每一步，蔡美兒教授都沒有落空，極其精準地踩到了時代的熱點，只談這一份敏鋭的商

業學術嗅覺，在法學界可以説是一時無二。即便同在一個屋檐下，虎爸魯本菲爾德教授兩次越界，就算不上那麼成功，若是按照文學作品的銷量級數，他那兩本小説只能説是不温不火——當然，這絲毫沒有影響我對魯本菲爾德的敬意，雖然他的《自由與時間：關於立憲自治的一種理論》連個平裝版都沒機會出，但以學術貢獻而論，仍是當代最具原創性的憲法理論。哈佛網紅教授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Sandel）也支持我的看法，他高度評價自己當年《正義》課上的助教，認為他的書“將重塑關於美國憲法及其在民主生活中之角色的討論”，結果雖然真沒做到，但學術評價説到底不能僅以成敗論英雄。[16]

不抱有任何對狐狸的敵意，我們可否思考另一種可能：在狐狸的表象下，虎媽有顆刺蝟的心，是一隻披着狐狸外衣的刺蝟。蔡教授選題上看似漂移，但在那個刺蝟的世界裏，反而存在着深層的連貫，是在一個大事上的連擊和交響？這麼提出問題，並非預設着只有刺蝟才是真學者（因此無意為虎媽辯護，她也無需我在此辯護），最終還是回到寫作本文的出發點，在中文世界裏，虎媽應該怎麼讀？若是確實存在着另一種讀法，那麼這種作為刺蝟的虎媽能否對我們有新的啓示，而不是感受五味雜陳卻報一聲“呵呵”了事？

虎媽的論述看似狐狸萬變，但卻有一個大問題隱匿在其中，由始至終一以貫之，我將之表述為：在全球化時代，多元社會內少數族羣的命運。橫看成嶺側成峯，一旦這個問題的線索浮現出來，我們可以發現一個不一樣的虎媽。再簡單複習一下，《起火的世界》作為虎媽的頭生子，她所提出的核心概念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羣”，正是這種羣體在非西方社會的普遍存在，才製造了自由市場和選舉民主之間的結構性衝突。在這本書後，雖然這個概念在蔡教授的筆下消失無蹤，但它所對應的那個實體始終是她的主角。

再想一下《帝國之時代》，之所以心思用盡，卻只能給出一個平淡無奇的結論，寬容乃帝國崛起之道，也因為少數族羣仍是蔡教授的着眼點。在這個刺蝟的世界中，《帝國之時代》其實構成了《起火的世界》的續篇，是在歷史縱深的維度上對“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羣”的追溯。一分為二，帝國如何崛起，講述的是少數族羣在以寬容立國的共同體內得以齊放爭鳴的歷史階段，而帝國之衰落，也就對應着帝國無法繼續寓雜多於一體，而這不正是一個“起火的世界”的歷史劇場版嗎？

“2009年6月29日，從俄羅斯返回的次日，我開始寫作這本書。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寫，也不知道這本書將以何收場”，如按蔡教授所言，從《虎媽的戰歌》到《三件法寶》，只能説是她寫作一次多少帶有偶然的跨界，要不是她和女兒在莫斯科紅場餐廳一時意氣的衝突，世上本無虎媽，而也許耶魯法學院多了一位在專業領域內深耕細作的法學家——在那個“要不是……”的時空裏，蔡教授寫了自己的第三本書，建構了一種新的規範性民主理論，以如何對待“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羣”為中心……但刺蝟的世界可沒有什麼純粹的偶然，都是一件大事的開花結果，具體地説，《虎媽的戰歌》和《三件法寶》都是“主導市場的少數羣體”這棵藤上結出的瓜。如果説《戰歌》還只是講述虎媽自己的故事，那麼《三件法寶》就已經破題，為什麼某些少數族羣可以主宰經濟市場的命脈，走向成功的人生。這兩本書，既可以當作育兒經和成功學來咀嚼，有心人也可以視為文化人類學的作品來翻翻。

只要我們把蔡教授的人生和學術貫通起來，那麼虎媽內心的刺蝟世界，説到底是一個“不忘初心”的動人故事。她之所以對少數族羣的命運如此關切，變着法兒地討論，就是因為她自己就出身於這種“政治部族”，進而“長大後我就成了你”。讀虎媽，我覺得她有時的喋喋不休反而是如此可愛，不止一次，

她講到父母初至美利堅餓其體膚的困苦歲月，在新英格蘭的冬天無錢支付暖氣費，只能裹緊棉被取暖，相同的情節在《帝國之時代》和《虎媽的戰歌》裏都出現過，甚至講得一字不差。也就是説，虎媽的立論以及她對整個世界的看法，都深深地紮根於她的“部族”出身。這也是虎媽為何如此喜歡講述她的家族故事，那個東南亞的塑料工業生產線，不時浮現在耶魯法學教授的筆下——不僅《虎媽的戰歌》和《三件法寶》，《起火的世界》講述全球化時代的世界秩序，卻開篇於蔡氏家族的悲劇，她在菲律賓的姑媽在家中被司機割喉，而《帝國之時代》筆下縱橫捭闔，開篇同樣是虎媽的家務事：“我想我的父母是典型的美國人。他和我母親都是華裔，但在菲律賓長大。他們孩童時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生活在日軍槍口下，直到麥克阿瑟將軍在1945年解放菲律賓。我父親還記得，他們手舞足蹈，奔跑在美軍吉普後，等着美國大兵扔出午餐肉的空罐子。”[17]

“人以羣分（Humans are tribal）”，蔡教授的新書《政治的部族》開篇做如是宣告，在此意義上， 我把這本書理解為虎媽的一次階段性理論總結，在前四本以不同的視角甚至文體切入“少數族羣”之後，新書終於給出了虎媽的“政治部族”理論。如果看到西方學界近年來關於身份政治的討論已成新熱點，遠的不必説，就看在知識界頗有風向標作用的福山先生，也將今年秋季推出他討論身份政治的新書——《身份：對尊嚴之需求以及仇恨的政治》[18]，那麼我們又很容易把虎媽的第五本書判定為一本跟風之作。 但如果説本文的討論想證明什麼，那就是虎媽到今日為止的全部論述實有一個貫通的線索：身份的政治，構成了她的刺蝟世界裏的那個大事。

也是在這一點上，這位華裔女性教授，反而要比大多數白人男性理論家更早地感知到後冷戰時代的

根本問題，並以自己所選擇的講述方式隱晦地表達出來。我們不能因為她獨具一格的表達方式，甚至商業上的成功，就否定虎媽也有自己的理論抱負。在她那個刺蝟的世界裏，虎媽反而要比見風使舵如福山者不知道高到哪裏去了。如她在新書內所言，再次回到了《起火的世界》裏的判斷，“在我們眼中，世界就是地域性的民族國家，陷於根本的意識形態鬥爭——資本主義vs.共產主義、民主vs.威權、‘自由世界’vs.‘邪惡軸心’。因我們意識形態稜鏡的遮蔽，我們一次又一次忽視了更為原生性的族羣身份，對於世界上數以十億計的人口來説，族羣身份才是最根本也最有意義的，引燃着世界各地的政治動盪。”[19]

讀虎媽時，有一些讀者會失望，尋理論而不遇，當他們習慣性地期待着社會契約、無知之幕或審議民主時，蔡教授筆下仍是姑媽遇害、女兒叛逆和妹妹患病—這就是虎媽表達自己思考的方式。我們當然可以認為她是淺嘗輒止的，但反過來説，知道如何適可而止，不正是一種美德嗎？每一個學者都有自 己的分工，吃哪一碗飯，是老天爺賞賜的，虎媽從一開始也沒有立志要做另一個布魯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或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但在那個刺蝟的世界裏，從《起火的世界》至今， 蔡教授關於政治族羣的論述，足以讓她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敏鋭的觀察家、評論家和思考者。

一如既往，我期待着她的新書，第六本書。

參考文獻：

 [1] Amy Chua, World on Fire: How Exporting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 Doubleday, 2002；此書中譯本的最新版本為：蔡美兒：《起火的世界：自由市場民主與種族仇恨、全球動盪》，劉懷昭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2] Amy Chua, Day of Empire: How hyperpowers Rise to Global Dominance - and Why They Fall, Doubleday, 2007.

[3] Amy Chua, 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 Penguin Press, 2011.

[4] Amy Chua, “Why Chinese Mothers Are Superi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8, 2011.

[5] Amy Chua, 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 Penguin Press, 2011, Chapter 11.

[6] Ibid., Coda.

[7] 蔡美兒：《我在美國做媽媽：耶魯法學院教授的育兒經》，張新華譯，中信出版社，2011 年版，此後修改為《虎媽戰歌》。

[8] 摘自歌曲《人間》的歌詞，林夕作詞，中島美雪作曲。

[9] Amy Chua & Jed Rubenfeld, The Triple Package: How Three Unlikely Traits Explain the Rise and Fall of Cultural Groups in America, Penguin Press, 2014.

[10] Amy Chua, “Markets, Democracy, and Ethnicity: Towarda New Paradigm for Lawand Development”,Yale Law Journal, Vol. 108, 1998, pp.1-108.

[11] Amy Chua, Day of Empire: How hyperpowers Rise to Global Dominance - and Why They Fall, Doubleday, 2007, p.74.

[12] Ibid., p.xxiii.

[13] Ibid., p.89.

[14] Amy Chua & Jed Rubenfeld, The Triple Package: How Three Unlikely Traits Explain the Rise and Fall of Cultural Groups in America,

Penguin Press, 2014, Chapter 1.

[15] Amy Chua, Political Tribes: Group Instinct and the Fate of Nations, Penguin Press, 2018.

[16] Jed Rubenfeld, Freedom and Time: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Self-Governmen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7] Amy Chua, Day of Empire: How hyper powers Rise to Global Dominance - and Why They Fall, Doubleday, 2007, p.xiii.

[18] 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8.

[19] Amy Chua, Political Tribes: Group Instinct and the Fate of Nations, Penguin Press, 2018, p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