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九死一生不退，這裏是我的祖國疆土_風聞

他們日復一日守着國土，在鮮有人至的地方生活，他們那份敬業、奉獻與務實，“在北上廣深等大城市的高樓大廈裏喝咖啡、品酒的人，很難體會得到。”

**在海上與他國人對峙，對他們來説，是祖國利益高於一切。**今天是國慶，讓我們對這個國家裏這些平凡的人們致敬。

“潭門鎮”這個詞，讓對話氛圍發生了微妙轉折。

如果説在此之前，李國強的談話風格以及內容是學術的，規整的，那麼在此之後，不由自主的情感色彩就填充了進來。他頻繁説到“我們”，我們漁民，我們漁場。

自1988年進入中國社科院工作以來，李國強的研究領域集中於中國的邊疆問題，對南海問題的關注和研究是他學術生涯的起初。海南省瓊海市的潭門鎮是他自90年代開始，一直保有聯絡跟蹤研究的地方，“久久不見久久見，常見常新。”

潭門鎮曾是一個漁村，現在成了一個小鎮，有一個繁忙的漁港碼頭——潭門港。因博鰲論壇而聲名鵲起的小鎮博鰲與其相鄰，同位於海南東部。這樣的對比，讓潭門鎮顯得有些落寞。但也不妨礙它在很多人心裏的神聖地位。

潭門鎮不大，有3萬多人口，這裏的人祖祖輩輩駕船遠行南沙捕魚，守望南海疆域。最早給南沙島礁取名的是潭門漁民，最早在南海長期從事經營開發活動的，也是潭門漁民。潭門漁民把南海視為“祖宗海”，他們是南海歷史最直接的見證者。

海南省瓊海市潭門中心漁港，船隻在碼頭避風。

潭門鎮的漁民是理解南海諸島（南海諸島原指西沙、中沙、南沙、東沙四沙羣島，由於東沙所涉較少，故多指另外的三沙）問題的樞紐。因為他們是極特殊的漁民，特殊在於作業方式獨特：作業的地點是珊瑚礁，哪裏有珊瑚礁，就奔向哪裏；不撒網捕魚，在珊瑚礁中的湖或邊緣地帶潛水作業；捕撈的海產品不以量，而是靠質取勝。潭門漁民捕撈的海蔘、鮑魚、鯊魚、海龜、玳瑁等海珍品（這些海洋生物有些現在已成為被保護的瀕危物種，但過去並不是）大都生活在珊瑚礁中。

要理解潭門鎮漁民為什麼選擇這種生存方式，需要了解南海的特殊性。一是南海比渤海、黃海、東海的海水透明度高，三沙一帶的最大海水透明度可達40 多米，在水面上就能看到水下40 多米深處有什麼。這是他們能在珊瑚礁中潛水捕撈海珍品的前提。再就是每年調轉方向的季風：冬天，東北風把他們的帆船送去三沙；夏天，西南風又把他們滿載而歸的帆船吹回潭門鎮。

潭門鎮漁民去三沙的珊瑚礁中潛水捕撈海珍品的商業行為，無意中把三沙拴到了中國的版圖上。他們用勞作，把南海中的曾母暗沙一帶牢牢守護在中國的版圖裏。

這兩者之間，是南北1600 多公里、東西幾百公里的海域。有學者認為，他們的功勳之大，不亞於張騫通西域。

根據《更路簿》的記載，在沒有導航儀之前，潭門鎮漁民已經在今天的三沙開闢了完整的交通體系：既有繁多的路線，又有集中的交通樞紐和核心活動區域，已經形成點、線、面結合的海上交通體系。正是潭門鎮漁民自古以來在南海地區的捕撈活動，在曾母暗沙一帶牢牢守住中國的版圖。

他們是守護中國版圖的功臣。

 《更路簿》是我國古代沿海漁民航海時用來記錄時間和里程的書。現存《更路簿》最早手抄本產生於明代，詳細地記錄了西沙羣島、南沙羣島、中沙羣島各島礁的名稱、詳細位置、航向和更數距離。

由於遠洋捕撈危險重重，海難頻發，潭門漁民有“父子不同船”的規矩，為的是漁家香火得以延續。鎮上大多數人家都有親屬死於三沙的海難，一些人家的後院裏還有“衣冠冢”（僅埋有死者的遺物）。

有人説，有潭門鎮是中國的幸運。這裏有“能看羅盤、望星象、辨海流”的真正的船長。這裏的漁民擁有海洋文明的核心精神：敢冒險、敢向陌生領域前進、敢衝破束縛，追求自由。這裏尚存一息海洋文明精神。           

李國強説他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不下幾十次地去海南，進“潭門鎮”，與當地漁民成為朋友。從他們身上，瞭解歷史，瞭解海洋文化，比如：兄弟公崇拜、祭海文化等。最重要的是，通過對比，他發現他們身上體現出來的精神氣質，相比內地人要充分得多。比如勤勞勇敢，吃苦耐勞。

每個漁民都是一部歷史，你看他們一個個曬得黑黝黝。他們心地善良，熱愛“祖宗海”，甚至有很強烈的主權意識。“他們認為只要我們在這個地方生產作業，就顯示我們在這個地方存在，這是我們的。”

1983年，潭門鎮漁民伍書光帶着幾個漁民，駕着一艘載重量只有9噸的小帆船前往南沙羣島。潭門鎮漁民以前在南沙羣島捕撈海珍品後，有到東南亞去出售的習慣。但自上世紀50年代中期起，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開始“排華”運動，與中國產生外交糾紛，大陸政府因此禁止漁民前往南沙羣島。

那一年，中國還沒有在南沙羣島建設一個島礁，還沒有一名戰士——直到1988年，大陸才在渚碧礁建立起第一代高腳屋，在永暑礁建立了觀察站。即使是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對南沙羣島的考察，也是在1984年才開始的。1983年的南沙羣島是什麼狀態？無人知曉。

所以，伍書光此舉重新拉開了中國大陸重返南沙羣島的序幕。

漁民身上有很多書本上學不來甚至沒有見到過的東西。而這些給李國強的研究提供了養分，同時糾正了以往研究當中的偏差。比如説李國強過去看《更路簿》時，上面記載説“大潭出航”。那麼大潭在什麼地方？

他到了潭門鎮，進了村子，當地漁民指給他看，説，“這就是大潭。”大潭是潭門港，海面寬闊。當李國強站在海邊時，聯想到當年出海的壯觀場景，有多少漁船從這個地方起航到西沙、南沙捕魚作業。當看到兄弟公崇拜時，又想到有多少先人葬身大海。

“這不是文學創作，這都是活生生的事實。是他們曾經的生活。”

無論學術研究，還是現實維權，《更路簿》都是重要的歷史證據，它是海南漁民南海航海作業的航行指南。一般來講只有船長有，船長手拿一個羅盤，再拿一個《更路簿》就可以闖南海了。李國強認為應該創建“更路簿學”，並在做具體工作。

當下，人們會説，潭門鎮漁民的使命已經完成了。他們和祖先用獨特的捕撈方式，用在海上九死一生的冒險，把遠在千里之外的西沙、中沙、南沙與中國連接起來。他們也用一條條記在心裏、記在《更路簿》上的航線，把西沙、中沙、南沙的一座座珊瑚礁與中國連接起來，這一條條航線是潭門鎮漁民用命連接起來的。

他們，讓人心生敬意。但另一方面，從祖先那裏繼承下來的傳統謀生方式，與現代社會的環保生態理念發生了尖鋭的衝突。

《中國國家地理》執行總編單之薔曾於2013年撰文説，“潭門鎮的漁民和他們的祖先，對中國貢獻之大，應當載入史冊，但如今他們默默無聞，生存窘迫。這使我想為他們做點什麼。”

李國強説這麼多年來，看着他們困惑、掙扎、糾結、轉型，“他們有大海一樣的胸懷。”

不僅是漁民，還有海上工作人員。

曾有海上執法的漁政工作人員跟李國強講自己的故事：十幾個兄弟隨時面臨着如果對方開槍開炮就葬身大海的危險。他問自己能不能擔得了這個責任？但是如果不往前衝意味着什麼？守土失職。這是我們祖國的領土，我退縮，跟甲午戰爭逃離戰場有什麼區別？只能痛下決心，帶領着兄弟們往前衝。

在海上與他國人對峙，對他們來説，是祖國利益高於一切。

據瞭解，海上執法的漁政工作人員的補貼在當時非常低，長年於海上生活，婚戀生活也會受到影響。李國強説自己不是決策者，是研究者，就是研究這些問題，希望能夠不斷完善制度，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現代化的水平。“為他們呼籲，呼籲怎樣才更合理地進行制度性安排，給予他們更好的保障。”

李國強有太多在中國邊疆、邊境工作人員的故事。他們日復一日守着國土，在鮮有人至的地方生活，他們那份敬業、奉獻與務實，“在北上廣深等大城市的高樓大廈裏喝咖啡、品酒的人，很難體會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