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澤克：斯蒂夫·班農的布魯塞爾計劃威脅到了歐洲的自由主義遺產_風聞

在大規模移民和緊縮的持續爆發壓垮歐洲大陸的時候，美國極右翼發現了歐洲市場上的缺口。自由主義者要Hold住的話，就必須和激進左翼結盟。

（班農在羅馬，給“運動”打氣，他為幫助歐洲的右翼政黨而設計了這個組織，2018年9月22日。圖：Jabin Botsford/Getty Images）

最近，媒體廣泛報道，斯蒂夫·班農計劃建立一個小組來協調全歐洲的右翼民族主義民粹主義者。總部位於布魯塞爾的“運動”，和它的名稱一樣，將研究和寫作政策提議，進行民調，和分享在信息和數據目標上的專長。它已經僱傭了八十人，它的最終目標是，通過排擠自由主義共識，把它替換為我的國家優先的反移民的民族主義，而從根本上改變歐洲的政治風土。

當前，美國的公共輿論正執迷於所謂的，俄國佬對他們的選舉過程的干擾——但你想象一下，要是普京派誰來華盛頓幹班農在布魯塞爾乾的事情，會發生什麼？因此，在這裏，我們又遇到了那個古老的矛盾：不團結的分離主義勢力，更擅長建設他們的跨國單位，而不擅長於團結國際上的各方勢力。難怪自由主義的歐洲要慌了。

我們正在被這樣的觀念轟炸：在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自由主義的寶貴遺產——人權、民主和個體的自由——正在受到“法西斯主義的”民粹主義的爆炸式的崛起的威脅；我們應該竭盡全力抵禦這個威脅。在兩個層面上，我們應該堅決地拒斥這樣的觀念。首先，民粹主義不是彗星撞地球（就像約什卡·費舍爾在論川普時寫的那樣）；它更像是大地裂了一條縫，更像是從這樣的裂縫中緩慢湧出的岩漿——它是自由主義共識瓦解，和左翼在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上的無能造成的結果。因此，與民粹主義鬥爭的第一步，是批判地審視自由主義計劃本身的缺陷——因為民粹主義，正是此缺陷的症狀。

虛幻的自由意志

其次，也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危險在別處。對自由的，最危險的威脅，不是來自某個公然的威權主義的權力，相反，它發生在我們的不自由本身，被當作自由來經驗的時候。因為放任和自由選擇被拔高為最高的價值，所以，社會控制和支配，也就不能再以侵犯主體自由的面目出現了：它不得不喬裝為個體對“自由的”自己的經驗（並通過這樣的經驗來維持自身）。

喬裝為自由的不自由，有各種各樣的形式：當我們被剝奪全民醫保的時候，我們被告知，我們被賦予了一種新的，選擇（選擇我們的醫保提供者）的自由；當我們不能再以來長期的僱傭，而被迫定期——每隔幾年——尋找新的朝不保夕的工作的時候，我們被告知，我們獲得了重新發明自己、和發現潛藏在我們身上的出乎意料的創造潛能的機會；在我們不得不為我們的孩子的教育掏腰包的時候，我們被告知，現在，我們是“自我的企業家(entrepreneurs of the self)”了，我們是在像自由選擇如何投資自己佔有的（或借來的）資源——是投向教育呢，還是健康，又或是旅遊——的資本家一樣行動。

在被強加的“自由選擇”持續轟炸，被迫在我們在很大程度上説都沒有適當資質（或沒有足夠的信息）去決定的事情上做決定的我們，越來越多地覺得，自由是一個引起不可承受之焦慮的負擔。

而且，我們的大多數活動（和被動）現在已經被某個永遠在評估我們、不僅追蹤我們的行為，也追蹤我們的情感狀態的數字雲給記錄下來了；在我們在最大程度上經驗自己是“自由的”（在網上衝浪的時候，在網上，一切都是可能的），我們也被徹底地“外化”，被微妙地操縱了**。**

數字網絡給了“個人的就是政治的”這個舊口號以新的意義。而在這裏，至關重要的，還不是對我們的私密生活的控制：今天，一切，從交通到健康，從電到水，都是由某種數字監管來管制的。這也就是為什麼，今天，網絡是我們最重要的“公共物”(commons)，而為爭取對它的控制的鬥爭，則是今天唯一的鬥爭(The struggle today)。

現成的

我們的敵人，是私有化的、和國家控制的公共部門，公司（谷歌、臉書）和國家安全部門(NSA)的聯合。但是這個事實，就使傳統的自由主義的代議權概念變得不足了。所謂代議權，説的是公民把他們的一部分權力讓渡給國家，但這個讓渡，是建立在精確的條款（這個權利要受法律的限制，且它的行使，也應以精確的前提為限，因為從根本上説，人民依然是主權的來源，並且，在必要時可以通過決定撤回他們讓渡的權力，廢除主權）的基礎上的。簡而言之，國家及其權力，在這個契約中是次要方，這個契約的主要方（人民）可以隨時廢除或修改契約，這基本上，就和我們中的每個人可以隨意變更買賣東西的超市一樣。

自由主義和它主要的對手，即經典馬克思主義，都傾向於把國家化約為一個服從資本的再生產需要的，次要的機制。所以，他們也都低估了國家機器在經濟過程中扮演的主動角色。今天（也許，更甚於以往地）我們不應該把資本主義物神化為控制國家的大壞狼(Big Bad Wolf)：在經濟過程的核心，國家機器是主動的，它做的，遠不只是為資本再生產的法律和其他（教育的、生態的……）條件提供保障。

以多種不同的形式，國家比直接的經濟主體更主動——它會幫助經營失敗的銀行，它會支持特定的工業，它會下國防和其他設備的訂單——在美國，這種情況在今天比過去都要嚴重。大約百分之五十的生產，是以國家為中介的，而在一個世紀以前，這個百分比還在五到十之間。

老繩索[1]

在這裏，我們必須説得更具體一些：維持我們的社會及其控制機制運行的數字網絡，説到底，就是維持今天的權力的技術網格——這難道不是給了那個古老的，托洛斯基的想法（即，國家的關鍵不在於它的政治和文秘組織，而在於其技術服務）以新的力量嗎？結果，就像對托洛茨基來説，控制郵局、電力、鐵路等部門，是革命奪權的關鍵時刻那樣，今天，如果我們要破壞國家和資本的權力，難道“佔領”數字網格，不是絕對重要的嗎？

也就像托洛茨基要求動員一個小規模但訓練精良的，“由技術專家和以工程師為領袖的武裝團伙組成的，風暴一般的黨”來解決這個“技術問題”一樣，過去幾十年給我們的教訓，也正是，大眾的草根抗議（就像我們在西班牙和希臘看到的那樣）和組織良好的政治運動（有明確的政治遠見的政黨）都不夠。相反，我們還需要一個由投身的“工程師”（黑客，告密者……）組成的，組織為一個有組織的密謀團隊的小規模突擊部隊。其任務，將是“搶佔”數字網格，並把它從現在事實上控制着它的公司和國家機構手中奪走。

維基解密只是開始，我們的口號應該是毛主義的：百維基解密齊放。那些當權的人，那些控制着我們的數字公共物的人，在面對阿桑奇時的驚慌和狂怒，就是這樣的活動能打到他們痛處的證據。在這場戰鬥中，暗箭還會有很多——我們這邊，會遭到“受境外勢力滲透”（就像通過指控阿桑奇為普京服務來反對他的那場運動乾的那樣）的指控，但我們應該習慣於這樣的指控，並學着用利益來反擊，無情地挑撥離間，以實現把他們全部打倒的目的。列寧和托洛茨基不也被指控受德國佬和/或猶太銀行家資助嗎？至於對這樣的活動將擾亂我們社會的運轉並因此而危及數百萬人的生計的恐懼，我們應該牢牢記住：那些當權的人，已經有選擇地封閉數字網格，來孤立和遏制抗議了。的確，在大眾大規模地公開表達不滿的時候，他們採取的第一步永遠是，斷網，斷手機信號。

或者，用1968年的經典表述來説，為保護它的核心遺產，自由主義需要它的激進左翼兄弟的幫助。

[1] Old rope，相關的短語還有money for old rope，指代價很小，回報很大。

譯自Slavoj Zizek, “Steve Bannon’s Brussels plans threaten Europe’s liberal legacy”。

原載RT，https://www.rt.com/op-ed/439451-steve-bannon-europe-liber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