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根據地與作為“根據地”的中國_風聞

文/ 鄭克鄢

2018年10月1日，我們在一場正在進行的貿易戰之中，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9週年。

新中國成立至今的時間長度，已經超過了1922年成立、1991年解體的蘇聯。90年代以來，已經有無數的理論家剖析為何蘇聯解體，而新中國能夠在敵對勢力的圍追堵截中突圍。我們在此或許可以提供一個角度：在新中國宣告成立之前，中國共產黨人已經經過長時間的根據地鬥爭的醖釀，已經探索出了一套將民眾團結起來共同奮鬥的方法，而解放戰爭是將根據地探索出來的道路，推廣到全國。

與之相比，蘇俄革命並沒有漫長的根據地鬥爭的準備，而是通過一場城市起義，驟然取得成功。布爾什維克擁有理論，但這些理論並沒有經過充分的實踐經驗。因此，在隨後的治國過程之中，我們看到了諸多困難與曲折的發生。

然而我們需要承認中國革命對蘇俄革命的繼承性。當時的蘇聯是在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中開闢了一塊社會主義的根據地，這塊根據地，也是各國共產黨人的根據地，為各國共產黨人的探索提供經驗教訓。在根據地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不斷與蘇聯的經驗教訓對話，進而發展出了適合中國實際的革命道路。

事實上，“根據地”在中國本土“光榮的革命傳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提到：“中國各族人民……具有光榮革命傳統”）中源遠流長。武王伐紂，是以其治下的周作為其根據地；劉邦得天下，乃是以漢中為根據地；朱元璋逐元，乃是以集慶（今南京）為中心的區域為根據地。黃巢與李自成不始終如一地建設與鞏固根據地，最終都滅亡了。這一切的條件是，在前工業化的小農社會，僅僅佔據若干城市據點，是根本無法立足的，而要獲得穩定的財政-軍事基礎，就必須有相當大的地域與相應人口作為基礎。

而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國的革命道路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甚至發揮了比蘇俄革命更大的感召力。原因在於，中國革命是在一個工業極其落後、人口絕大多數為農民的國家發生的，而第三世界大多也是這種情況。因此，中國革命者奪取部分國土建立根據地，在上面實現治理方式的升級換代，進而奪取全國政權的經驗，也被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所汲取。

正是在根據地，共產黨人通過土地革命，打掉了橫亙在國家與農民之間的諸多剝削性的中間勢力，進而能夠直接提取農業剩餘，從事戰爭、政權建設、社會革命與公共事業（如教育、醫療、農田水利建設、婦女解放等等），使得中國的國家建設發生了巨大的飛躍。而這是中國的舊勢力做不到的事情。無論是清朝、北洋還是國民黨統治者，都只能依賴於許多剝削性的中間勢力與農民發生關係，其結果是財政汲取能力高度低下，在財政上不得不高度依賴於外國勢力，因此也不得不出讓大量利權給帝國主義列強。正是因為與農民緊密結合起來，打造出了全新的財政-軍事動員機制，共產黨人才敢於在1949年炮轟英國“紫石英”號，在一年之後出兵朝鮮，與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率領的“聯合國軍”鏖戰於朝鮮半島，為中國的大國地位奠定軍事聲望上的基礎。

正是在根據地，共產黨人發展出了“羣眾路線”，以保持自己的先進性。在敵強我弱的環境下，以鄉土為背景展開戰鬥，羣眾是革命者真正的衣食父母，革命者只有真正做到“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不斷回應羣眾的需求，才能夠保持羣眾對於革命堅定不移的支持。“軍民魚水一家人”是人民軍隊長期的常態。正是因為擁有這樣的根據地經驗，中國的革命者能比蘇聯的革命者更警惕官僚化的危險，並對這種危險作出回應。

新中國的成立之後，中國逐漸成為全球範圍內的一塊探尋人類新的發展道路的“根據地”。大量亞非拉國家，乃至發達國家的革命者與改革者，都湧向中國“取經”。比如説，中國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加速了美國黑人的解放進程；中國從精神和物質兩方面都大力支持越南的反對美帝的鬥爭。古巴游擊戰爭領袖切·格瓦拉來過中國，但周總理後來在提到他的時候，完全是用老師批評學生的口吻，認為格瓦拉在古巴之外搞的游擊戰是“盲動主義”，“脱離羣眾，沒有黨的領導”。德國公法學家施米特大概沒有讀過伍豪同志對格瓦拉的評價，但他憑藉自己的敏感，看到了中國的游擊戰與格瓦拉的游擊戰之間的不同——前者始終是以鄉土為基礎的，而後者卻脱離了鄉土，游擊隊員變成了“戰鬥的耶穌會士”。

​對中國作為全球革命策源地的定位，在70年代即不斷弱化。70年代初，毛澤東推動與美國搞好關係，使得中國有可能打開西方的大門，獲得後者的資金和技術。在這一前提下，中國在70年代末開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期。中國不再對外“輸出革命”。在80年代，中國迎來了地緣政治環境最好的一段時期，美國需要藉助中國來牽制蘇聯，而蘇聯在戈爾巴喬夫領導下開始改革，也改變了之前與中國的敵對關係。中國被美蘇雙方同時需要，因此也容易獲得各種先進技術，以至於“造不如買，買不如租”在當時的語境下看起來似乎相當合理。

然而，蘇聯的解體，劇烈改變了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美國原來依靠中國來牽制蘇聯，現在既然蘇聯消亡，中國就不再有以往的使用價值。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體系也已經不存在，中國直接面對美國的諸多壓力。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的回應就是進一步放低姿態，“韜光養晦”，對各種外部壓力虛與委蛇，但很少正面對抗。美國在冷戰之後的的自負，也使其忽視了中國所藴含着的巨大的潛能。於是，貿易上的“最惠國待遇”一續再續，到了2001年，美國最終放中國進了WTO的大門。

然而美國的統治者沒有預料到的是，一旦中國獲得廣闊而穩定的海外市場，中國的生產能力就加速釋放。在一段時間內，中國幾乎保持着每年兩位數的增長速度，迅速成長為製造業與貨物貿易第一大國。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牽累全球經濟，而中國釋放“四萬億”，起到了穩定世界經濟的作用。在認識到中國的力量之後，奧巴馬向中國提出了搞G2的設想。這個設想的本質就是將已經形成的中美之間的互補關係固定下來並延續下去，即中國生產中低端產品，降低美國民眾生活成本，同時購買美國國債；而美國為中國提供龐大的出口市場。然而，這一關係的固定化將意味着中國的產業將鎖定在中低端，而無法向高端升級。中國並沒有同意這一主張。於是，圍堵中國的措施悄然啓動——眾所周知，在奧巴馬任內，關於TPP的討論已經展開，而這在本質上就是一個圍堵中國計劃。

如果希拉里·克林頓當選，美國將會以一種多邊主義的方式展開對中國的遏制。但多數人沒有預料到，特朗普當選了。他公開宣佈，他不是一個全球主義者，而是一個“美國優先”的信徒。特朗普退出了TPP，對中國及美國的一系列盟友（日本、歐盟、加拿大……）均發動貿易戰，而中國不得不迎戰。中美貿易戰涉及的貿易額，是史詩級的，而且我們還看不到特朗普會在近期結束貿易戰的跡象。而這意味着，中國所經歷的，是冷戰結束以來另一次重大的國際環境變化。這是這一回，美國並非挾持一個國際體系強迫中國就範；毋寧説，美國自己就是現狀的挑戰者，是在試圖改變其窮數十年之功造就的國際體系。

因此，中國當下面臨着的，並不是一個密不通風的霸權體系的對於中國的壓制。這是一個具有開放性的歷史時機。繼續“韜光養晦”，尋求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已經不可能了，因為中國的體量已經大到掩蓋不住，同時，恰恰是美國當權者自己不滿意美國所造就的這個國際體系，因此，並沒有一個穩定的國際體系可供我們“融入”；但是，“走別人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以“多邊主義”名義捍衞美國所造就的國際體系，反對美國改變既有的規則，空間也是有限的。中國並沒有實力在不改變現有體系規則的前提下，接替美國的位置。美國在衝擊與修改既有的國際規則的時候，表現出“單邊主義”特徵，但是，一旦其成功迫使其盟友重新修訂結盟規則，到時候又可以重新舉起“國際規則”的旗幟，指責中國不守規則。霸權之所以是霸權，首先在於其掌握規則的創制權，因此始終能以立法者與規則的名義對他人發號施令。

因此，這是一個重新思考“作為根據地的中國”的時刻。如果説中國是一片根據地，那麼，這究竟是什麼東西的根據地？如果僅僅着眼於“崛起”，“走別人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似乎不失為一種可能性，但這樣中國就不會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根據地——根據地是是新生事物的母體，沒有對新生事物的嚮往和追求，就沒有根據地。

而如果中國追求在全球體系中成為新生事物的根據地，這必然意味着，這些新生事物需要中國的廣袤國土上，獲得自己的試驗空間。這就意味着，在方方面面尋求“與國際接軌”的氣氛中，需要通過反思認識到，所謂“國際”往往代表的是舊的事物，而新的事物的生長，不能通過與舊事物“接軌”的方式來完成。中國道路要做到“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十九大報告語），就需要更多的創新的努力。

從根據地走來的革命者們在革命建國之後，期待“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今日中國距離這一目標已經並不遙遠，但要接近與實現這一目標，仍然需要汲取革命者們當年的“根據地”經驗，辨別新事物與舊事物，從而為新事物的孕育與成長，打下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