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佳 | 信息資本主義與通訊地緣政治學_風聞

編者按

美國傳播學者丹·席勒（Dan

Schiller）是當代最重要的電信史專家，其《信息資本主義的興起與擴張》一書描述了十八世紀晚期以來全球信息資本主義權力格局的形成過程。本文作者認為此書最重要的啓發性貢獻是“

發現和認定國家力量在信息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的關鍵作用”。事實上，在圍繞網絡形成的信息資本主義滲透進人類社會生活每一個角落的今天，相比在信息地緣政治中談論單極霸權體系，應該同時將目光聚焦到葛蘭西式的霸權（領導權）概念。“在這個意義上，對信息帝國主義的超越，應該同時指向對信息資本主義的超越！”

本文原載於公眾號“讀書雜誌”，感謝其授權保馬發佈！

網絡與霸權：

信息通信的地緣政治學

文 | 王維佳

現代社會的信息通訊網絡一直存在兩副相互矛盾的歷史面孔：它既承載着眾多知識分子關於互聯互通、協同共進、自由交往的大同理想，也着實充當着統治、支配、殖民和剝削的強力工具。在漫長的現代化歷程中，從郵政、鐵路、電報電話到互聯網，這些凝結着各種複雜生產關係和權力要素的物質實體，不斷引發各種政治力量在世界舞台上競相追逐。通過將通訊網絡的發展放回到社會關係和地緣政治的變遷中，我們不僅可以擺脱那些對技術演進的烏托邦式幻想，更可以清晰地認識到，信息技術和通訊網絡發展的主導權在當下國際競爭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美國傳播學者丹·席勒（Dan Schiller）作為當代最重要的電信史專家，在其卓越的學術生涯中一直孜孜以求的，就是闡釋人類社會傳播網絡的政治經濟變革邏輯。《信息資本主義的興起與擴張》一書凝結了他在這一領域的最新探索。

《信息資本主義的興起與擴張：網絡與尼克松時代》，[美]丹·席勒著，翟秀鳳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從美國早期的郵政和電訊網絡發展，一直到金融危機之後的全球信息地緣政治學，在環環相扣的歷史演義中，席勒為我們展現了在爭奪通訊網絡主導權的艱難博弈中，國家、國際組織、通訊運營商、大型商業用户等影響信息網絡發展方向的關鍵力量如何相互促進或相互掣肘，並最終促成了全球信息資本主義的權力格局。

一

信息資本主義的興起要從新大陸的歷史説起。從十八世紀晚期開始，政府運營的郵政系統就在美國的早期發展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向西部開疆拓土、驅逐北美的原住居民、開展農產品貿易、挫敗歐洲的殖民計劃，這些拓展國家和資本生存空間的任務都離不開郵政網絡提供的服務。

當美國還是一個以初級產品的生產和貿易為主要經濟形態的社會時，傳播網絡這種需要高度組織化和大量資本、技術投入的行業很自然地由國家來投資和運營。而當十九世紀的內戰結束之後，美國迅速發展為一個工業和金融業佔支配地位的國家時，將信息傳播重新劃為一個私人資本的領地也就順理成章了。然而，將電報、電話、信息處理等行業的運營權交給私人資本，並不意味着國家本身退出了這些行業的發展，與此相反，如果離開美國政府的扶持，信息傳播產業不會在這個新興工業國家中取得如此快速的發展。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1891年的線路示意圖

**發現和認定國家力量在信息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的關鍵作用正是本書頗具啓發性的貢獻。**正如作者的概括，美國的傳播系統“一方面將排他性的優先地位賦予了資本主義的所有權和控制力，以及商業用户和商業用途，另一方面，這一系統也在形成過程中和根本意義上，依賴着美國政府”。

在“帝國”崛起的漫長歲月中，領土擴張所需的勘探測量、地圖製作、信息溝通，工業資本主義快速發展帶來的社會治理與社會控制需求，世界大戰和全球冷戰中的網絡通訊、數據處理、精密武器研發等都常常使美國政府成為專業信息處理設備和網絡服務的最大買家。政府在關鍵領域的採購和投資源源不斷地為私人資本主導的信息傳播業輸血，而國家組織和投資的技術研發則為信息處理和網絡通訊的技術升級和產業壯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一台電子計算機的設計初衷是用於火炮彈道計算

除了這些直接的培育，國家還不遺餘力地為傳播業的發展創造法律和制度環境。席勒的研究顯示，作為一個工業革命的後發國家，對先進技術的抄襲和竊取為美國信息科技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頗有意味的是，在美國最終發展為主要技術出口國的時候，它又轉而對發展中國家的盜版侵權大肆批評，幫助維護本國大型企業的海外利益。

然而，僅僅從服務性角色上來理解國家在信息傳播業中的作用還遠遠不夠，由於傳播網絡運營商和大型商業用户之間經常爆發供求關係上的矛盾爭端，國家還必須在壟斷、定價等關鍵問題上進行裁決：西聯電報公司對競爭對手的兼併、貝爾電話公司遭遇的反壟斷壓力、AT&T在擴張過程中遭遇的抵制，都離不開國家機關的決斷。這些決斷的依據絕不僅僅是形而上的公正原則，甚至也不是對利益集團實力對比的簡單回應，而總是凸顯出資本主義在整體上對長久發展的期許。在席勒梳理的電信史上，我們常常看到，為了扶植新生的商業∕科技力量，國家在很多時候會選擇接納商業用户的訴求，限制網絡運營商的發展，不允許傳播領域的行業利益阻礙整個國家資本主義向前邁進。這種着眼長遠的清晰意志和具體執行中的狡黠果斷打破了有關西方歷史中技術和市場自我進化的神話，也讓我們認識到，沒有什麼資本主義不是“國家的資本主義”。

**席勒的電信史研究向我們展示，美利堅的成長史就是一部國家力量和資本力量協同促進、逐步擴張的歷史，而信息傳播網絡正是這種在橫向地理空間中不斷延展的“強力意志”進行生產控制和社會控制的基礎性工具。**這就是為什麼在這幾百年的歷程中，資本主義必須打破任何試圖阻礙它對傳播網絡進行全盤操控的理念和機制，無論它是自由主義色彩的公共服務方案，還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平等主義方案，也無論它來自一國內部的新舊產業矛盾，還是來自國際間的爭霸競賽。

二

“天定命運”的道路自信指引着新大陸的國家資本主義逐漸發展壯大，到了“二戰”之後，美國已經成為世界上頭號工業強國。此時，美國的大型企業原本可以藉由戰後的優勢打破舊的殖民體系約束，搶佔全球發達經濟體中的主導位置，構建一個金字塔般的商品、技術傾銷網絡。然而，美國資本主義終究不是一架簡單的利潤機器，時勢的變化最終讓它做出了不同的戰略選擇。

“二戰”後遍佈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給持續數百年的文明等級體系和全球不平等制度帶來了巨大沖擊，這種來自外部的威脅使得一種帝國主義的“國際主義”共識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內部達成。美國果斷地做出眾多讓步，放緩了稱霸全球經濟的步伐，甚至主動幫助老牌殖民國家重建工業基礎，向冷戰前沿戰略要地的盟友單方面開放市場。在美國的國內經濟政策中，資本的侵略性也被相應削弱，擴大社會福利和強調公共服務的自由主義治理方案必須在國際時局的制約因素中來理解。

然而，後來的歷史發展證明，這一持續幾十年的讓步，只是美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一段插曲，一旦國際局勢改變，新的政治力量就會登上歷史舞台，推動資本主義迴歸單極擴張的正軌。尼克松總統任期前後，美國的內政外交開啓了重大戰略轉型，被抑制多年的資本力量開始獲得釋放。

1969年尼克松發表就職演講

席勒成書前在北大的系列演講最初即被命名為“網絡與尼克松時代”，足見他對這一時期傳播政策轉型的重視。他的研究表明，信息處理和網絡技術之所以在此時獲得快速發展，本身就是重重危機下的“政治選擇”。正是因為這一領域對於“秩序重建”具有重要意義，尼克松政府才迫不及待地與大型商業用户聯合起來，最終將信息傳播業從“偉大社會”的福利方案中“解救”出來。

首先，從尼克松時代開始，計算機、軟件等信息科技行業獲得了大量政策優待：政府的角色受到嚴重限制，企業幾乎不承擔任何社會福利責任，而以工程師為主要勞動力的科技企業也同時規避了傳統工會文化的影響。一旦這個產業領域發展壯大，美國的整體經濟結構和政治文化都將隨之變化。後來的歷史證明，這正是一個“非凡的歷史轉型”：圍繞網絡形成的數字資本主義如今正在滲透和攫取人類社會生活領域的每一個角落。新經濟和新科技讓後冷戰時代的美國主導了單極全球化秩序，卻也埋下了毀滅的隱患。實際上，圍繞二〇一六年美國大選出現的政治危機（硅谷科技企業、傳媒業、金融業等領域的職業知識階層與傳統工人階級之間的文化隔閡、政治疏離）正是幾十年前這場產業轉型的持續後果。

其次，計算機、軟件和互聯網領域的發展不僅本身成為一個規避社會矛盾的經濟增長點，它所帶來的通訊效率提高還對美國大型製造業企業的跨國發展至關重要。實現全球範圍內的業務外包意味着這些跨國企業不再需要承擔本國的高額勞動力成本，這使得發達經濟體中的產業工人在喪失了工作權利的同時，也喪失了政治權利。由此可見，數字資本主義對於經濟危機中的美國來説真是一舉多得的戰略選擇。

對於跨國資本來説，這種對企業自由權利的追求當然不會僅僅侷限在美國市場內部。如何以自身的利益為主導，設計和掌控一套覆蓋全球、標準統一的通訊網絡一直是美國參與全球傳播規制的核心訴求。實際上，從鐵路網、海底電纜、無線電傳輸一直到互聯網時代，對全球傳播網絡主導權的爭奪從來都是帝國主義的題中之意，只是在冷戰後期，全球通訊網絡的霸權主導者開始由美國來扮演，它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美國的國際通信系統”，即不僅實現統一標準下的全球網絡聯通，而且實現美國對這一聯通網絡的絕對主導。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的這一霸權目標面臨兩個方面的挑戰，一是與之競爭的資本主義國家不願輕易放棄這個經濟利益和戰略意義都十分重要的領域，他們在國際電信聯盟、國際通信衞星組織等協調機構中不斷挑戰美國的主導權；二是亞洲和非洲的新獨立國家與許多拉美國家一起致力於推動改變全球通信權利的不平等秩序。這突出反映在不結盟運動提出的“國際信息新秩序”訴求中。這些挑戰帶來了複雜的權力博弈，席勒指出：“尼克松一九六九年就職後的十年，標誌着通信和信息領域展開螺旋式地緣政治鬥爭的十年。”

這一競爭性局面一直延續到數字化網絡通訊的早期：標準不一的通訊協議、分而治之的區域網絡、互不兼容的計算設備、國家對數據主權的保護等使得普遍聯通和互操作性看似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然而，席勒的檔案研究發現，早在尼克松時代，美國就已經形成周密的數據網絡政策方案，其核心策略是“將私有線路作為越來越多的互操作企業網絡的基礎”，盡力滿足大型企業用户對計算機通信的需求，讓這些公司圍繞共同的目標緊密團結在一起，實現私有網絡的跨國擴張，並最終從物理網絡走向附着其上的協議和軟件，憑藉美國無與倫比的商業資源、數據資源和對外投資實力打破以國家為單位的區域保護力量，實現充分的自由化，最終統合全球數據網絡。在尼克松時代的政策指引下，經過國家和私營部門的並肩作戰，美國的骨幹網絡（NSFNET）逐漸擴散為一個覆蓋全球的互聯網，而這一網絡中關鍵政策的制定權基本上被美國壟斷。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隨着互聯網成為一個國際“基礎設施”，一系列以美國為主導的互聯網國際治理機制開始形成，互聯網也成為“全球化”時代資本自由流動的基石。

三

進入二十一世紀，數據網絡已經不是簡單地作為一種輔助性的傳播系統存在，而是高度介入了社會生活的每一個方面，成為經濟發展的引擎。然而，那些關於互聯網崛起帶來全球大同的意識形態鼓譟看起來既沒有解決資本主義的危機趨勢，也沒有超越信息地緣政治紛爭的格局。金融危機的陰影和一個多極數字資本主義的可能趨勢都讓“美式和平”的願景仍然難以實現。

席勒在本書中重點關注了數字化時代的信息地緣政治這個“硝煙瀰漫的戰場”。通過對美國、西歐、日本和金磚國家互聯網經濟發展狀況的分析，他再次強調了形塑數字資本主義的外部力量：“只有在政治的坩堝中，新型的技術能力才能被催化。”

在歐洲，新的監管框架對美國企業保持警惕並着眼於為歐洲資本開放更多空間。斯諾登事件所引發的數據主權和信息安全問題進一步加強了他們限制美國公司擴張的正當性。歐盟國家一方面要頂住美國政府和企業關於“保護主義”的批評，對谷歌、臉書、蘋果等公司頻繁發起訴訟、提高税收，另一方面也雄心勃勃地提出了振興歐洲數字化的行動計劃。在俄羅斯，消費者網絡蓬勃發展，本土搜索引擎和社交網絡牢牢佔據着壟斷地位，政府的科技政策和經濟政策都試圖讓這個國家的數字經濟在美國的軌道之外謀求發展。然而，相對較小的經濟體量和比較有限的文化輻射能力，還是限制了俄羅斯成為信息地緣政治戰場上的主要競爭者。

俄羅斯最大的社交網站VK

相比於歐盟和俄羅斯對數字經濟自主性的明確追求，美國核保護傘下的日本、“粉紅潮”已經退卻的南美、經濟總量有限且政治衝突不斷的南非，還有奉行親美路線的印度都難以對美國數字資本主義的霸權地位形成挑戰，雖然這些地區的本土企業也在網絡經濟的浪潮中獲得了不少利潤，政府也制定了各自的新經濟發展戰略，但是較高的主權不完備性最終將牽制他們成為獨立的競爭力量。

比較而言，中國的互聯網經濟發展是全球信息地緣政治中最引人矚目的一個部分。它不僅在吸引大量境外投資的同時避免了國外資本的控制，還“越來越成功地為本國企業保留了高增長的市場”。通過“互聯網+”計劃和“十三五規劃”，國家已經明確地將促進本國信息產業發展作為未來的戰略目標。此外，更讓美國感到沮喪和警惕的是中國公司正在努力向外推進市場。隨着“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中國的移動通訊服務商和通訊設備製造商已經大規模走向海外，並取得了卓越成就。

中國的發展會最終促成全球數字資本主義的多極發展嗎？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在發展中國家的一些見聞，二〇一六年在卡拉奇的中國移動分公司中，我目睹了數千名本地員工正在忙碌地運營着巴基斯坦用户量最大的4G網絡；二〇一七年在達累斯薩拉姆的四達時代分公司中，我聆聽了這家北京民營企業開拓非洲市場的壯志雄心，如今他們已在非洲三十多個國家開展了有線電視數據傳輸業務。如今，在世界各地，這樣的中國傳播企業不在少數。隨着更多的通訊運營商和設備提供商走向世界，以中國資本為依託的傳播網絡將對國際傳播格局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它會改變以往美國建構的信息資本主義模式，還是最終與數字資本主義的浪潮融為一體？

中國第一家規模境外擴張的電信運營商

**當今的信息地緣政治中，一個古羅馬式的單極霸權體系看來危機重重，人們談論更多的是修昔底德意義上的霸權競爭，但是卻往往忽視了葛蘭西式的霸權概念最初並不指向國家間的權力秩序，而是直指社會中的權力結構。**如今的數字網絡已經滲透在軍事、製造業、農業、金融、零售、物流、城市管理等所有關鍵的社會政治經濟領域。在主要國家內部，網絡化、智能化的信息傳播都已經成為發展的引擎。平台經濟所構築的“生態系統”、數據資源所形成的集聚效應、人工智能所預期的科技革命一方面讓大型互聯網企業成為經濟政策的焦點，掌握了大量的公共權力，另一方面卻加強了勞動力驅逐，擴大了貧富差距，製造了文化隔膜，在這個意義上，對信息帝國主義的超越，應該同時指向對信息資本主義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