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理論分析_風聞

先説結論：一個不同文明間的關係圖

解説：1：假設：世界是物質構成的。每個物質都是複雜的。每一個概念都是描述物質的一個特性，無法描述他的所有特性。

2：考慮問題的方法：採用物理學上的方法，任何一個理論都有自己的理論假設，在這些理論假設的基礎上，形成一些概念，然後通過邏輯推導不同概念之間的關係。構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以上過程是一個邏輯的過程，這個過程中可以通過是否和假設概念一致來看自己的推導對不對。

3：使用以上的假設和概念來解釋現實中的實際情況。看自己的推導是否和實際情況相一致，如果一致則説明自己的理論適合現實的實際，否則就不適合現實。

4：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説法，社會關係的基礎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因此，把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看成考察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的基本指標。如果這個不一致，則倆個文明有本質的區別。

5：現實的考察：現實生活中，人需要面對的關係很多：如剛出生時候與父母之間的血緣關係。和親戚之間的關係，和老師之間的關係，和愛人之間的關係，和朋友之間的關係，和商業夥伴之間的關係，和工作時候領導之間的關係，和社會上領導之間的關係等。在這些關係上，儒家抓住了血緣關係作為自己的基礎，自由主義抓住商業上的關係作為自己的基礎，印度抓住了和社會領導作為基礎，伊斯蘭抓住了兄弟關係作為自己的基礎。而馬克思主義是以勞動之間的關係作為基礎。不同的文明在不同的基礎上展開自己的理論體系。

6：在這個理論基礎上，各個文明給出了不同的概念，雖然這些概念在都在使用，但是核心概念不一樣。如：儒家的基本概念有家庭，家庭之間應該父慈子孝。家庭中各個成員都有自己的稱呼，如伯伯，叔叔，舅舅，姨父，姑父，這些人員在對個人的關係上有親疏不同。而在其他的文明中就沒有這些稱呼，如英語中只有一個uncle就表示了這些概念，也就是在這種文明中不需要區分這些關係。然後擴展到家族，家族是整個社會的基礎。然後是朝廷，而這個朝廷是屬於皇帝那個家族的，不屬於民族的。同樣對應的軍隊也是屬於皇帝的，不是一個國家的軍隊。

6：為什麼用西方的自由主義解釋中國的現實很困難，因為雙方在不同的假設和概念基礎上形成的理論，這樣就會看不明白對方為什麼這樣做，比如在清末平等的概念傳到中國，守舊的人就會認為父子之間怎麼會平等。

7：為什麼會使用儒家作為中國文明的代表，這是因為第一：儒家是2000年曆史中國國家統治的基本思想。二：其他的諸子百家都沒有儒家這樣形成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

按照傳統的理論對諸子百家的總結，實際上只有九家分別是：傳統上關於百家的劃分，最早源於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他在《論六家要旨》中，將百家首次劃分為：“陰陽、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後來，劉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馬談劃分的基礎上，增“縱橫、雜、農、小説”等為十家。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襲劉歆，並認為：“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後來，人們去“小説家”，將剩下的九家稱為“九流”。

　　自此，中國古代學術界都依從班固，百家就成了“九流”。今人呂思勉在《先秦學術概論》一書中再增“兵、醫”，認為：“故論先秦學術，實可分為陰陽、儒、墨、名、法、道、縱橫、雜、農、小説、兵、醫十二家也。”

　　曾邦哲《結構論》提出諸子百家及三教九流是早期的學科分類體系，儒家、法家、兵家、縱橫家等偏向政治軍事與倫理領域，墨家、道家、名家、醫家和農家等偏向自然工藝與邏輯等領域，還禪家、雜家、書畫家等則偏向人文藝術等領域，並且，西方近代科學發展所需的一些因素在中華文化已經萌芽，比如，儒家的社會倫理化（科學社會規範）、墨家的實踐經驗化（實驗技藝方法）、禪宗的概念澄清化（理論思維頓悟）和道家的系統邏輯模式（全息結構模型），以及一些技術發明的原型等。

　　在偏重政治軍事與倫理領域的四家中，兵家：主要是在戰爭的理論上，而縱橫家則偏重於國家外交關係上的，這倆個都偏重於實踐，在傳統的理論上是屬於術。而在道上則只有儒家和法家，偏重於社會的關係和國家的治理上。因此中國在治理國家上採取的：1道家的無為而治。2：法家的嚴刑峻法。3：儒家的仁義治天下。4：外儒內法。

對於個人的定義來説，有楊朱，但是楊朱的理論沒有流傳下來，只有在孟子中提到的一句一毛不拔，孟子批評他無君。還有墨家的博愛，就是對所有的人平等的愛，但是孟子批判他是無父。也就是沒有親情所在。法家的幾個主要人物李斯和韓非子都是儒家荀子的學生，而荀子是儒家，他和孟子最大的不同是人性本惡。孟子的是人性善。法家的思考是在人性惡的情況下，通過什麼樣的方法來治理這個國家。因此法家的法還有方法的意思。如早起法家的法，勢，術中的勢和術就是方法論，包括兩面三刀等説法。因此法家對於任何人之間的關係和國家的定義取自儒家。他只是在實現這種道的方法上的區別。法家強調嚴刑峻法。儒家強調的是教化，樹立榜樣的力量。

中國傳統的法家集大成者是韓非子，在他以前，法家已經有三派，各有自己的思想路線。一派以慎到為首。慎到與孟子同時，他以“勢”為政治和治術的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派以申不害(死於公元前337年)為首，申不害強調“術”是最重要的因素。再一派以商鞅(死於公元前338年)為首，商鞅又稱商君，最重視“法”。“勢”，指權力，權威；“法”，指法律，法制；“術”，指辦事、用人的方法和藝術。也就是政治手腕。韓非認為，這三者都是不可缺少的。他説：“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困。勢行教嚴逆而不違，……然後一行其法。”(《韓非子·八經》)明主像天，因為他依法行事，公正無私。明主又像鬼，因為他有用人之術，用了人，人還不知道是怎麼用的。這是術的妙用。他還有權威、極力以加強他的命令的力量。這是勢的作用。這三者“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子·定法》)。他總結的法家的三個法，術，勢。他主張以法治國、用術御臣、以勢制人，將法、術、勢三者有機結合到了一起，使法、術、勢成為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他們被稱為“法術之士”。

　　他們之所以稱為法術之士，是因為他們提出了治理大國的法術。這些法術把權力高度集中於國君一人之手。他們鼓吹的這些法術就是愚人也能懂會用。照他們所説，國君根本不需要是聖人或超人。只要忠實地執行他們的法術，哪怕是僅有中人之資也能治國、並且治得很好。還有些“法術之士”更進了一步，將他們的法術理論化，作出理論的表述，於是構成了法家的思想。

　　由此可見，把法家思想與法律和審判聯繫起來，是錯誤的。用現代的術語説，法家所講的是組織和領導的理論和方法。誰若想組織人民，充當領袖，誰就會發現法家的理論與實踐仍然很有教益。很有用處，但是有一條，就是他一定要願意走極權主義的路線。

　　在法家思想裏，也沒有階級的區別。在法律和君主面前人人平等。可是，法家不是把平民的行為標準提高到用禮的水平，而是把貴族的行為標準降低到用刑的水平，以至於將禮拋棄。只靠賞罰，一視同仁。

　　但是在這裏有一個人是例外的，就是王或則未來的——王太子。在商鞅變法中，太子嬴駟那年大概十四歲，年輕氣盛，受人利用。反對新法的人利用他的性格特點，挑唆他殺人，結果他就上當了，殺了很多人。商鞅在處理這件事的時候，考慮到太子尚未成年，所以按法令處理了他的監護人，即他的兩個老師公孫賈和嬴虔。公孫賈臉上刺字、嬴虔被割了鼻子。這樣太子犯法只能由其師傅待罪，太子傅是“替人受過”！還有曹操斷髮的故事，因為曹操的馬踏了田地，按照他定的法律應該要砍頭的，但是因為他是領導，所以只做了斷發。

　　有以上可以看到，中國傳統的法法律只是皇帝管理臣民的一個工具，皇帝和王是獨立在法律之外的，不具有對所有的人一視同人的力量。如果王是獨立在法律之外的，那麼，其他的官員和貴族也在找法律的空子，進而所有的人都盡力找法律的空子，不受法律管轄。

　　而在希臘確認為法律是對所有的人都有效的。就像陶片放逐上説的：雅典政治家阿里斯提德（Aristeides）就曾在放逐投票時，被一個目不識丁的公民請求代寫上阿氏自己的姓名投入票櫃，阿里斯提德問那人何以要放逐他，那人答道：“不為什麼，我甚至還不認識這個人；但是到處都稱呼他為‘公正之士’，我實在聽煩了”。 就像西方的諺語“法律無法保護平民，也就無法保護國王”

關於諸子百家的解讀，可以看他們的著作，如果沒有時間，可以聽易中天在百家講壇上講的《諸子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