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第一隻股票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摸魚小組（ID:moyuxiaozu）”    作者：摸魚小組張江羣眾

中國的股市，不管如今是何等悽慘，都是一個值得稱道的奇蹟，並且是一個在計劃經濟土壤中生根發芽的必然奇蹟。必然，是因為國民經濟發展一定會催生出證券交易市場，奇蹟，是因為在股票誕生之時，姓資還是姓社是最根本的意識形態問題，而股票這個資本主義產物實在難為當時的社會接納。

時值國慶，小組也趁着機會給大家講講故事，講講34年的證券大事件，看看股票這個“資本主義產物”，如何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感受時代的脈搏和資本的力量。

破冰

1984年是我們邁向市場經濟的一年，也是中國企業家的元年。

這一年，鄧小平南巡，“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奮勞動先富起來”的言論不亞於一聲春雷，震驚了國內和海外。

這一年，柳傳志40歲，剛拿着20萬成立了聯想的前身，其中14萬因為倒賣彩電被騙；張瑞敏剛被下放到海爾的前身出任廠長，離他大錘砸冰箱還有不到一年的時間；王石靠着倒賣雞飼料掙的300萬創立了萬科的前身，電器、飲料、服裝、手錶，泛着玉米味的他除了黃賭毒什麼都做；李經緯的東方魔水健力寶在洛杉磯奧運會一炮打響，尚未命名的三水健力寶星被發現才僅僅六年。

比這些年輕人更早的魯冠球、吳仁寶、何享健們的事業也在這一年步入正軌，萬向做着外國人的汽車零配件，搞起了內部職工入股，華西村總產值突破一億元，美的開始做起了空調。

這是何等傳奇閃耀的一年。

而最值得股民紀念的，莫過於飛樂音響第一次公開發行股票。

1984年8月15日《新民晚報》頭版

企業需要融資，尤其是民企，但民企和國企在銀行的信用水平有天然的差別。在那個年代，像音響這種在計劃外的企業，沒有一個部門能夠解決它成立所需的資金。在飛樂音響的首屆董事長秦其斌發愁資金的時候，“股票”這個新鮮的名詞蹦到了他的耳朵裏。

但那時的秦其斌並不清楚股票的真正意義，按他的理解，股票就是“國庫券”，是一種集資的憑證，跟借條差不多。但事實上股票象徵的是股權關係，公開發行股票就意味着將企業的資產出售給個人了，這在那個年代是無法想象的事。而據秦其斌回憶，當時“根本沒有意識到股份是關係到產權證明的東西，那個時候如果知道發行股票意味着搞產權多元化改革，估計我就沒膽子搞下去了。”

也幸好秦其斌對政治沒有那麼敏感。在那個還沒有證券交易所的年代，他只能找銀行代為發行，最後找上了工商銀行上海信託投資靜安分公司的經理黃貴顯。

別人不清楚股票是怎麼回事，銀行內部可清楚的很。黃貴顯為此立下軍令狀，做不好由他承擔責任，“證券市場拓荒者”的名號也由此而來。於是1984年1月1日才成立的工商銀行，在同年的11月18日，受飛樂音響委託，公開向社會發行股票一萬股，每股50元，佔總股本的10%，於當日被民眾搶購一空。

上市

有了小飛樂，就有了後來的延中實業、深寶安、北京天橋……有了股票就有了轉讓的需求，但當時深圳經濟特區證券公司還沒有成立，人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處説大家可以自己找對象轉讓，但在沒有第三方撮合的前提下，股東怎麼知道誰要買股票？黃貴顯他們在1985年曾籌劃過股票上市自由交易，但因時機尚未成熟，這一計劃最終以寫檢查收尾。

但一年後，上海市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成立，他們聽到了股票上市交易的需求，就寫了份報告上傳給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在胡瑞荃向其彙報後的第二天，人行上海市分行行長就開了會，直接要求9月份開辦股票交易業務。黃顯貴所在的靜安分公司也就因此改名靜安證券業務部，業務部就選在靜安寺旁邊的一家理髮店，接待客户的場地只有12平方米。

業務部門口這根電線杆曾被説風水不好

上交所是在1990年創立的，在這段時間，股票交易的工作都由這間小小的營業部承載。開業第一天，從小飛樂和延中動員來的三十來張股票全被買完了，沒一個人賣出。

雖然當時的股票交易量很小，但意見卻兩極分化的厲害，銀行擔心自身的存款會被股票吸走，理論上則認為這是資本主義道路，腐蝕工人階級。但對民眾而言，一部分在更遙遠的時代接觸過股票的老人，認為股票沒什麼不好，當做遺產還更好分配；年輕人則是出於逆反和嚐鮮的心理，想試試當老闆的感覺。

鄧小平向範爾霖贈送飛樂音響股票

同年，也就是1986年的11月，紐交所董事長範爾霖訪華，在與鄧小平的會面中，鄧小平做了一個非常有象徵意義的舉動，他向範爾霖贈送了一張“飛樂音響”的股票，範爾霖也因此成了當時“飛樂公司唯一的外國股東”。

範爾霖為了股票過户，特意趕到上海靜安證券營業部辦理手續和蓋章。在參觀了這個狹小的營業部後，範爾霖還用美國最初的股票交易作比較鼓勵黃顯貴，“要知道，美國最早開始股票交易是在華爾街邊上的梧桐樹下進行的。交易人要受日曬雨淋，你們現在的條件要比他們好多了。”

有外媒稱這是“國際上最大的證券商主席和最小的證券商握手”，

照片左起：黃貴顯、李祥瑞、範爾霖

在中國開放證券交易的初期，除了範爾霖，倫交所主席哥德森也來訪問過，英國女王的隨訪團也來參觀過，野村證券還因來訪無處停車被拖走了車子，但還是幫國內編寫證券教材、開展培訓班，這個培訓班是當時工行處級以上的幹部才能參加的。

只緣身在此山中，這個牽動國外無數目光的業務部在國內並不受待見，業務部創始人之一的胡瑞荃甚至接到過匿名電話，指責他要第二次當右派。更是有不少人説這是鼓勵人們投機，是想搞資本主義等等。

儘管爭議很多，但這個改革開放以來最早的股票轉讓還是搞起來了，靜安證券業務部甚至還編制了全國第一個股價指數——靜安平均股價指數，因上交所的成立，從100點上下躍升到了400點。股票的櫃枱交易量也在逐年擴大——1986年為115萬元，1987年為524萬元，1988年為890萬元，1989年為1454萬元，到了1990年成立上交所的時候已經達到了9926萬元！

拋開意識形態的意義不談，這時的股票只是承擔了融資的基礎作用，一切都在試探中前行。生在新時代、長在互聯網的一代人，並不瞭解“投機倒把”和“資本主義”在當時是何等嚴厲的指責，所以回看歷史，只會覺得疑惑，為什麼這種全世界都積極運作的工具推行起來會如此困難？

當一個人身處自己所在的時代浪潮中，他無從知曉下一道浪的方向，下一陣風又在哪裏吹起。身處證券市場萌芽階段的地方政府也遠沒有意識到，股市會在未來二十年如何平地波瀾，如何影響一個市、一個省的經濟發展和地位。

未完待續，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