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荻 | 我們生活在新自由主義時代_風聞

編者按

今日推送文章《我們生活在新自由主義時代》。作為當代資本主義的理論、策略、乃至系統運作邏輯，新自由主義旨在服務於資本主義的運轉。當代資本主義的根本運行方式，是通過金融化加快資本流通以獲得利潤。但由於資本的投機傾向導致生產性投資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資本主義本身不可避免地面臨危機。資本主義應對生產性投資不足這一致命問題的方式，就是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外的國家和地區納入自身，引入競爭以壓低生產資源成本，進而維持自身的運行。因此，在資本主義體系的內部，新自由主義推動着資本的投機和財富的進一步集中，在外部，則以普世價值的姿態摧毀那些非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體系，使它們被吞併到全球資本主義之中。

這篇文章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盧荻老師一貫的立場：近年甚囂塵上的“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論，根本只是新自由主義的策略。資本主義的內在缺陷只能通過對資本主義本身的批判來克服。將希望訴諸新自由主義，無異於飲鴆止渴。

本文原載於《明報》2018年10月2日，保馬推送的是修訂增補版。感謝盧荻老師的大力支持。

文｜盧荻

“新自由主義”一詞，作為對全球化年代資本主義性質的概括，發端於拉丁美洲，在英語世界大約是自新世紀以來開始流行，至2008年金融危機在發達國家爆發並演化成世界範圍的經濟衰退，這個詞彙就成了公共空間的慣常用語。

這其中最有標誌意義的，是向來作為新自由主義論述的榜首批判對象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竟然在近年也使用這個詞彙，並且是貌似認真對待其批判意義來使用的，這反映了國際上輿論形勢的變化。與此同時，新自由主義一詞被用來批判西方建制之外的世界尤其是中國，猶如“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等標籤般，在近年來同樣是愈演愈烈，這個現象同樣是耐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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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共識”的台前幕後

據英國經濟學者Alfredo

Saad-Filho辨認，在學術文獻以至公共輿論中，新自由主義一詞可以從四個層面上理解：一是經濟學理論，以奧地利-芝加哥學派為代表，二是經濟政策，構成了聲名顯赫的華盛頓共識，三是壟斷資本的階級鬥爭戰略，代表者是美國里根政府和英國撒切爾政府等右翼建制的作為，四是當代資本主義的系統運作邏輯，表現為普遍的資本投機化和勞動非正式化、臨時工化。

這其中最清晰可辨的是經濟政策。所謂華盛頓共識，指的是美國財政部、IMF、世界銀行等“華盛頓建制”及其遍佈世界的附庸的三代政策信條，即：自1980年代初開始推行的市場和外貿自由化，自1980年代末開始推行的公共資產資源的私有化，以及自1990年代初開始推行的金融（尤其是對外金融）的自由化。

這些信條的核心是“市場原教旨主義”，不僅其經濟學基礎如是，就連IMF的官方文件也是以此自居和自豪。將這個立場表述得最為直白的是2000年秋季的《世界經濟展望》，該文件是作為對此前20年的全球化進程的總結，而這20年卻正是世界範圍的“發展失落，儘管普遍推行市場化改革”（這是世界銀行當時一篇論文的主題），這其中以前蘇聯集團國家的“休克蕭條”最為慘烈，以原先是“發展奇蹟”的東亞陷入金融和經濟危機最為觸目。

IMF對東亞危機的解釋是一如既往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斷言危機純是內部制度違反市場原則所致，所謂“裙帶資本主義”。這個解釋及其相應政策要求，甚至招致了華盛頓建制一度出現內部爭論、分裂，時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Joseph Stiglitz嚴厲批評IMF無視危機主要是源自世界市場的金融投機化。同樣的批評甚至還來自大名鼎鼎的Jeffrey Sachs，而此君卻是之前主導前蘇聯集團國家“休克療法”改革的首席顧問。只是，這些批評者始終無法撼動新自由主義信條和建制，當時Sachs早已是邊緣化了，而Stiglitz也在建制運作下被提前解除了在世界銀行的職位，掃地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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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

上述IMF以至整體華盛頓建制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自詡，並非純是認識或信仰使然，更根本是現實利益勾連，因而自是不會容忍任何異端的挑戰。事實上，大約是自上世紀末東亞危機時候起，有一個説法就成為建制批評者的最愛，這即所謂“華爾街-IMF-美國財政部綜合體”主宰了全球的政治經濟秩序。這個説法意味着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年代的世界資本主義存在着深層的邏輯一致性。

華盛頓共識的三代政策信條，歸根究底，是要使得所有的資產資源都變成可作金融交易，以利便資本流動追尋最高水平的利潤回報，這就是要系統推動經濟金融化。所以，自1990年代初期至今，金融化已經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的系統性運作邏輯，而金融霸權則佔據了當代資本主義體系的核心位置。

金融化，也即資本日益轉向投機活動，勢必擠壓生產性的長期投資。這種擠壓效應同時會加劇收入分配差距，壓抑消費增長。結果就是，當代資本主義具有走向系統性需求不足的內在傾向，從而引發經濟危機。與此同時，投機活動聚焦於分配利潤，而不是創造利潤，從而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總是首先在金融領域以金融不穩定、甚至金融崩潰的方式爆發。簡而言之，金融化的邏輯，就是導致它自身的不可持續。

然而詭異的是，在現實中，直到2007-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前，金融化確實是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解釋這一悖論的是“掠奪性積累”，也即通過覆蓋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來壓低生產性資源的成本，抵消生產性投資不足對資本積累的負面作用。全球化時代的資本積累的主要基礎，是將原來不屬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生產性資源納入其中，包括金融掠奪，以及將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吸納進來。這後一種積累途徑，表現為世界市場上勞動力供給的擴張速度快於勞動力需求的擴張速度，構成了所謂“逐底競爭”（即發展中國家競相削減勞動者權益以維持產業競爭力）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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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由選擇，還是別無選擇？

認識到新自由主義是世界資本主義的系統性運作邏輯，或至少在相當程度上具有這種性質，這對於理解上文所述的輿論形勢變化、華盛頓建制的政策信條演變、世界範圍的勞資對壘和各國的發展模式建構等等，都是必需。這其中有三點尤其值得深究。

一，IMF在2000年秋季《世界經濟展望》中承認全球化前20年世界發展失落，尤其是前蘇聯集團國家的“休克蕭條”遠離政策設定的預期、承諾，這種承認過失在隨後因應着實際經濟情況的起伏而時有浮現，至2016年旗艦刊物《金融與發展》的“新自由主義是否推銷過度了？”總結性文章可説是達到高峯。然而，這種承認不僅是很有限度，甚至有可能是為了掩護更根本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新信條，在新世紀至今，與華盛頓建制相聯的政策和經濟研究主題，諸如金融化的法律制度基礎、市場與憲政、殖民地制度遺產等等，終究也是為了服務上述的資本積累的系統性運作邏輯。

 二，對發展中國家而言，一旦（放棄革命而）決定改革開放、對接以至融入世界資本主義，就無法不面對作為後者的系統性運作邏輯的新自由主義的強制性，就不是簡單的政策信條能否、是否選擇問題。因此，縱使是獨立自主如中國，在直至今日的整個改革開放年代，其政治經濟變革路徑，始終是為世界強制性與尋求自主發展這兩種力量之間的競爭所主導。僅就經濟層面而言，在2008年之前主導的是“富士康模式”（勞動密集和低工資模式）與“黃金時代模式”（資本深化和高工資模式）的競爭，在2008年之後主導的是“金融投機化”與“生產性投資和創新”的競爭。

三，上文對新自由主義的闡釋，僅是聚焦於它的現實向度，即政策信條及其推行，並沒有涉及它的思想或意識形態向度。然而，既然新自由主義在當代世界資本主義具有系統意義，它的意識形態內涵也就往往包裝成普世價值來作為政治鼓動力量，極具魅惑作用。而按照上文的論述，落實下來的新自由主義卻往往是與價值本身相去甚遠，所謂“普世價值政治”實際上卻是社會發展失落和人道災難的代名詞。而正是這種缺陷使得政治鼓動者有機可乘，成事之前奢言道德政治，成事之後推卸責任，説失落和災難是現實的錯，不是意識形態的錯。

猶記得1990年代初，蘇聯集團崩潰，普世價值政治達到頂峯，當時波蘭、捷克、俄羅斯等國家的“理想主義改革派”對華盛頓共識無限信任，要不惜代價推動“休克療法”改革。而作為他們的老師和顧問的Jeffrey

Sachs卻是明白多了，明確指出這些政策的經濟學基礎嚴重欠缺，強要推行的話後果嚴重；但是，他自己卻還是倡導強行推行，理由是：工人階級遲早會意識到改革原來是要剝奪他們的權益，所以，要趁他們尚未醒悟之前，將改革推行至不可逆地步。

（本文載於《明報》2018年10月2日，之後稍有修改。）